汪丁丁

流萤穿过空庭 ——拉姆齐生平略述 汪丁丁 1903年2月出生，1930年1月死亡，享年26岁，首先并且毕生都以哲 学家的眼睛看世界，他是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在抽象思维方面无可匹 敌的朋友，他同时还是一位获得了凯恩斯和哈罗德极大尊重的经济学 家，一位被认为是在哥德尔之前对数学基础和数理逻辑有着卓而不群 思考的数学家，一位为求解一道难题而发明了至今仍吸引着数学家们 热情研究的“拉姆齐理论”但那道难题本身却被后来的数学家证明是 不可能求解的数学家。当这位天才人物死去的时候，另一位公认的天 才，哥德尔，1931年，以所谓“不完全性定理”改写了全部数学基 础，以致今天学者们纷纷推测假如拉姆齐多活哪怕两年，数学会不会 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哥德尔死于营养不良——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 他患有受迫害狂想症。拉姆齐死于黄疸症，或者死于黄疸症手术—— 他似乎一直患有肝病，他天生的宽容和豪爽或许缩短、或许延长了他 的生命。 如此才华横溢并且转瞬即逝的生命，究竟是后者导致了前者？还是 前者导致了后者？我尽可能彻底地搜集有关拉姆齐的资料，第一次是 在1999年冬季，第二次是现在，2004年春季。我两次试图仔细地阅读 与他有关的学术进展和试图理解他的思想脉络，未果。 任何讲述拉姆齐转瞬即逝的生命史的作者，都不得不提到他的全 名——弗兰克.普兰顿.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这是因为， 他还有一位至少在俗世比他更有名望的弟弟——迈克尔.拉姆齐，著名 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兄弟俩从小就情深谊厚，根据迈克尔的回忆，哥 哥的天资远远超过弟弟，但哥哥性情温厚，从未让弟弟产生过自卑 感。拉姆齐兄弟的父亲，A.S.拉姆齐，是剑桥大学数学教授，麦格达里 尼学院的主事— — 英国惯例以国王为大学校长和院长， 故主事 （Master）是事实上的院长，也叫做“常务副院长”。 经济学家们似乎习惯了从而不打算讨论这样一件思想史事实：许多 著名经济学家，例如米勒、凯恩斯、萨缪尔逊，其学术修养和洞察力 都来自家学渊源而较少来自正规学术训练。拉姆齐也是如此，作为长 子，他主要得益于父辈朋友们的熏陶。特别是，弗兰克从小就表现出 语言天赋，英语原本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语言，适合把复杂问题简 约成为“直截了当”的问题。不过，有一天，根据老拉姆齐的一位好 友的回忆，弗兰克走进父亲那位好友的私人书房，如平常一样地随 便，突然，他提到他应当学习德语，并询问怎样可以学会这门“思想 者的语言”。当时弗兰克还只是一个孩子，他父亲的好友从书架上抽 出一本“英德辞典”和一本德文语法书，又从另一书架上抽出德文原 版的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交给了弗兰克。 大约10天以后，弗兰克读完了马赫的著作，又走进父亲朋友的书 房，开始批评马赫，说他这里和那里的论证缺乏力度，某些论证甚至 是错误的，他宣称这是一部无法令人满意的著作。不久，弗兰克开始 了真正的德文阅读——他迷上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 过，我相信，从拉姆齐解决哲学和数学问题的思路判断，我相信他是 从马赫的著作里开始感受到詹姆士心理学基础上的实用主义哲学的重 大意义的。他的弟弟迈克尔回忆说，弗兰克对一切知识都有不可遏制 的兴趣，他甚至对现实政治也有自己的立场——中间偏左的政治立 场，不过，大体上可以说，弗兰克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哲学的和数学 的，虽然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开始对神秘主义表现出强烈兴趣。 拉姆齐被维特根斯坦迷住，他结束了少年时期，在17岁那年进入剑 桥三一学院读数学本科。剑桥的老师和学生们旋即就被这位性情温厚 喜欢放声大笑的同学迷住了——他的庞大身躯，他的与庞大身躯相称 的庞大知识领域，以及他表现出来的不可穷尽的庞大智力。以今天的 标准看，拉姆齐其实不算太高，6英尺3英寸，约合1.84米，顶着一颗巨 大的头颅。可是他的身材太粗壮，16英石，约合224磅，以致他在那幅 最著名的照片里看上去犹如一截椴木。 也是根据剑桥一位老师的回忆，经过长时间讨论和反复尝试，伦理 学家摩尔终于相信：维特根斯坦的德文著作《逻辑哲学论》是“不可 翻译”的。“不知是谁提议应当让拉姆齐试试。于是他们把他找来 了，…一旦拉姆齐和维特根斯坦坐在一块儿，事情立即变得很清楚，把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翻译成英文，是可能的。”1923年秋季，拉姆齐赢 得了剑桥三一学院数学三级考试第二级第一名——“Wrangler”，他动 身去维也纳拜访维特根斯坦。 从那儿，他在发回英国的信中这样描述维特根斯坦为保持纯粹思想 而选择的清苦生活：“维特根斯坦是维也纳郊区一所乡村学校的老 师，”——我记得，在维特根斯坦传记里，他是那所乡村学校的校 长，还为某件事情打了一位学生的脸，并且为此愧疚终生。不论如 何，“他非常贫困，至少，他保持着最俭朴的生活。他的小房间，四 壁粉白，一架木板床，一尊洗手池，一只小书桌，和一张硬椅。这 些，是他的全部摆设和家。我和他共进晚餐——其实是分享他的可怜 的晚饭——一份粗糙得难以下咽的面包，黄油和可可，甚至令人有些 不愉快。…他每天上午讲课到12点或1点，然后，下午，和我讨论他的 著作。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只讨论了他的80页著作的7页。他已经回答 了我的主要困惑，在过去一年多里，我始终无法解答这一困惑，以致 我最后绝望地放弃，并且认定维特根斯坦未必意识到他论证过程中的 这一不可克服的困难。” 从拉姆齐的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坚持澄清人类语言所包含的种种 谬误并最终认定语言无法清晰表述思想的思想者，他们的对话必定是 极端地困难的：“…每次都很可怕，当他问我：‘清楚了吗？’而我回 答：‘不清楚’。然后他说：‘他妈的，那我还得全部重讲一次，太 可怕了。’”如果是中国人、印度人、甚或是德国人和普通的英国 人，这样的重新解释就显得不那么可怕。只有当人们把多说的任何一 句话都视为“思想不纯”时，重新解释才变得那么可怕。因为，对拉 姆齐和维特根斯坦而言，每一思想，尽管在日常语言里可以有许多种 表达方式，但只有一种是最清晰的，思想，就是找到这种清晰的表达 方式的过程。这意味着，一旦他们找到了各自思想的最清晰表达方 式，就不能放弃它。那么，重新解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寻求思想的 其他的表达方式，从而，意味着思想不纯和由此而来的可怕的折磨。 当然，如果维特根斯坦坚决不放弃最清晰的表达方式，那么他只好 “全部重讲一次”。 是什么问题如此困扰了数学家拉姆齐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梅洛 （H.D. Mellor）教授1978年2月主持了一个由英国广播公司为纪念拉姆 齐而制作的专题节目——他请来的嘉宾包括老数学家拉姆齐和分析哲 学家阿耶尔，在这一节目里，梅洛告诉我们，阅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所产生的那个困扰着拉姆齐的哲学问题涉及语言与真理的关系，这是 当时困扰着每一位重要哲学家的问题，也因此吸引着当时人类最出色 的头脑，例如哥德尔和塔尔斯基，又例如蒯因和阿耶尔。 具体而言，拉姆齐思考的问题是：数学真理因为什么而具有真理 性？逻辑学的真理，如维特根斯坦所论，是“同义反复”——两样东 西和另外两样东西构成四样东西，这是逻辑真理。如果我们都相信 “任何两样东西之间至少存在三十种差异”，那么，这一陈述很可能 是真的——经验真理，却肯定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真理，它不是同义 反复，它涉及真实世界的一些性质，这些性质必须通过体验被人们共 同认识到。还有一些命题，诸如“今天下雨或者今天不下雨”这类， 虽然是逻辑真理，却很少成为数学定理，因为它们包含的内容太平凡 了，以致没有数学家认为这些内容必须用数学语言重新加以表述。拉 姆齐认为，数学真理必须既是同义反复又涉及足够抽象的内容以致数 学成为清晰表述的唯一途径。 于是，1925年，22岁的拉姆齐在伦敦数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 “数学基础”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批评了罗素和怀特海的立 场。后者，通过《数学原理》，试图把数学简约成为逻辑学。拉姆齐 的贡献不在于独创新的门派，而在于改善已往的理论。哲学和数学都 属于这样的领域，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挥之不去，它们早已经被古人 提出来思考过，只不过，由于意义重大，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思考这 些问题。不同于艺术，这里，思想的任务不是创新而是改善——是传 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在传统的边缘创新。 拉姆齐是1921年被他的好友引荐给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那年他17 岁。拉姆齐17岁那年，凯恩斯31岁，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概率”的文 章，提出一种关于“概率”的新解释。凯恩斯对概率的这一新解释， 稍后便引起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注意，尤其是逻辑学家卡尔纳普，他认 为这是“归纳逻辑”的哲学基础，并于1950年就此发表了《概率的哲 学基础》。 一如既往地对一切事物持批判眼光的拉姆齐，不同意凯恩斯对概率 的解释。经过几年思考，他在剑桥大学道德科学俱乐部宣读了论文 “真理与概率”。那是1926年，拉姆齐23岁。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后来 的发展影响深远，因为它为1944年冯.诺意曼和摩根斯坦的名著《博弈 论与经济行为》提供了主观概率的哲学基础。作者们在这本著作里遵 循了与拉姆齐类似的思路，建立了风险决策的效用理论。今天，博弈 论完全改写了经济学教科书而且正在改写其他的社会科学教科书。我 相信，未来的思想史家或许会把1980－2000期间的社会科学的剧烈演 变称为“博弈论革命”。不过，我必须在这里停止，转而介绍拉姆齐 所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然后再回来讨论他的“真理与概率”。 受到罗素和皮尔士的影响，经过反复思考，拉姆齐写道：“实用主 义，我这样来概括它的实质，一句话的意义，是由它所意味着的各种 行动来定义的，即相信它所陈述的就意味着，根据各种因果关系的概 率，相应地采取各种行动的概率。” 如果我说，现在大概下雨了，那么，我需要带雨伞出门吗？从经济 学角度看，我是否采取这一行动依赖于这一行动究竟带给我什么样的 效用。或许，我正热躁难耐，打算在雨中狂奔。这样，不带雨伞是一 种理性的行动。詹姆士经常教导他的学生，实用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 就在于不断询问：一个概念或一项陈述，如果相信它不会带来任何行 动的改变，那么相信或不相信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实用主义哲学 而言，不导致任何实践的差异的两个陈述句是无差异的。 但是，拉姆齐在“真理与概率”里引出了经济学的看法：从语言到 行动，需要两方面的判断：（1）陈述所包含的真理，在多大程度上是 真实的，这就是概率问题。为了判断陈述甲所述的真实程度，我们不 仅需要检验陈述甲，而且还需要检验与陈述甲竞争的陈述乙、陈述 丙、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陈述的真实性。因为，概率的真义在于它是 分布在一系列事件上的不同可能性；（2）从各种陈述当中，并且在我 们所处的具体情境之内，根据已往的经验，我们作出判断，赋予每一 陈述与我们判断相符的真实程度。这之后，就需要考察各种陈述及其 真理性对于我们的行动的意义了。陈述甲所述或许以很高的概率是真 实的，但却未必对我们的行动最有意义。因为，由相信某一陈述而导 致的行动，其意义首先依赖于行动本身所导致的后果的意义，其次， 依赖于导致了行动的陈述的真实程度的意义。用概率语言说，就是行 动的效用与导致行动的概率的乘积。大致说来，这就是诺意曼和摩根 斯坦建立的预期效用函数的直观描写。 拉姆齐关于真理与概率的看法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引导他进一步提 出了关于“理论”的看法。他认为，理论，归根结蒂可以表述为一系 列的陈述句。而且，更重要的是，科学，作为理论，它的这一系列陈 述句是开放的，就好像儿童经常讲的那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 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这一叙 事永远不能完结，从而，听故事的人，也就是科学家们，通过他们所 接受的学术训练，持续地倾听这一叙事，并且参与叙事。我肯定，许 多读者都会意识到拉姆齐提出来的这一看法多么超前，多么现代或者 “后现代”。同样，读者也不难意识到，拉姆齐的这一思想与哥德尔 的思想多么接近。后者在1931年论证了的，仍然用这里的儿童故事表 述，是说：如果这个老和尚讲的故事要保持在逻辑上无矛盾，那么他 就必须永远讲下去不能结束。我们对任何“理论”的最低要求，是逻 辑上无矛盾。所以，能够让我们相信的任何理论，只要足够复杂，就 都是向未来开放的，永远处于演化和完善（或死亡）过程中的。 凯恩斯是剑桥真正地具有广阔包容性的学者，他不仅诚恳地欢迎拉 姆齐对他的概率理论的批评，而且大力推荐他成为国王学院最年轻的 成员——21岁，这使得拉姆齐成为剑桥历史上第二位没有国王学院的 学位而进入该学院的成员。今天，2004年3月14日，我在网上搜索剑桥 国王学院“成员名单”，发现其中不仅有刚刚毕业的博士，也有享誉 欧洲的教授，例如安东尼.吉登斯。 1930年，英国《经济学杂志》，当时世界的经济学研究最权威的核 心期刊，发表了主编凯恩斯悼念拉姆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从 拉姆齐读大学本科的时候起，生活在剑桥的经济学家们就习惯了用他 那锋利的逻辑和批判性思考的刀刃来试他们的各种理论。假如他只是 简单地发表赞同意见，我不敢说，他是否不会改变这种在思想的基础 层面发动的风暴演习，在那里，心灵试图追赶自己的尾巴，沿着道德 科学丛林里最高尚愉快的小径，在那里，理论与事实，直觉想象与实 践判断，以一种让人类智力感到舒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在这篇情深意切的悼念文章里，凯恩斯特别指出，拉姆齐虽然只发 表过两篇经济学论文——分别在他24岁和25岁时发表在《经济学杂 志》上，但其中第二篇论文，“一个关于储蓄的数学理论”，凯恩斯 相信，是“数理经济学领域有史以来发表过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这两篇文章，凯恩斯继续说，经济学家读起来固然非常吃力，但任何 一位经济学家都会赞赏它们显现出来的科学品质与美学品质的完满结 合。 凯恩斯素来以判断准确著称。拉姆齐关于最优储蓄率的文章，一直 到1970年代以后，才逐渐被经济学家们频繁引用，成为当代主流经济 学的经典文献。在中国，或许由于经济学家们不很熟悉动态优化问题 的数学工具，我发现，至今，拉姆齐的这篇论文也还没有获得足够广 泛的注意。而拉姆齐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对赋税理论的一个 贡献”，其主题刚刚开始提上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日程表，它 的理论意义，我从而相信，才刚刚开始呈现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小米勒，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 心问题，是国民财富——它的原因和导致它增长的政策。财富，小米 勒说，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人类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可是，财富是 什么呢？我认为提供了最清晰定义的，是美国19世纪末叶因发动“单 一税种”而名声鹊起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他把“财富”定义为：能 在未来减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资本和承诺。这样，古典经济学的 财富问题，可以表述为：一个民族或一个人，应当在什么样的原则指 导下，才可以沿时间轴最优地投入自己的努力以便在给定的总时间长 度内以最小的努力享受同样的效用水平？对这样一个常识问题的一个 形式化的版本，拉姆齐给出了解答，它简明优美：最优的努力必须是 这样一个过程，它在任何时刻都应当使得所积累的最后一单位财富的 效用刚好等于不获取这一单位财富而节省的努力的效用。 如果财富的唯一形式是“资本”，如果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产生了 消费品，又如果效用水平随所消费的消费品的增加而增加，但随所付 出的努力程度的增加而减少。那么，从拉姆齐的解答就很容易得到这 样的一个“黄金规律”：最优努力应当使效用的百分比增长率刚好按 照资本边际产出率递减，这一动态过程要么使效用的增长率最终递减 到零，要么停滞在资本边际产出率等于零的状态里。 很遗憾，上星期一，当我把上面的古典经济学问题当作习题交给我 在浙江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的助教时，他试图让我相信，这样一道 习题对大学本科生们将非常艰深，以致他们需要至少两个星期才可能 完成。这让我放弃了向这本刊物的读者们介绍拉姆齐的最优赋税理论 的企图。毕竟，凯恩斯说过，拉姆齐的这两篇文章，对经济学家来说 也是很难读的。 塞内卡说：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不在于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 么精彩。拉姆齐的人生，如同一只流萤穿过空庭，转瞬即逝，但多么 精彩啊！ 主要参考文献： D.H. Mellor，1978，1991，“better than the stars——a radio portrait of Frank Ramsey”，http://www.dar.cam.ac.uk。 D.H. Mellor，1998，“Ramsey, Frank Plumpton”，in E. Craig，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 Retrieved，March 13，2004，from http://www.rep.routledge.com/article/DD056SECT3。 J.J. O'Connor，and E.F.

长期以来我一直支持谷歌，我喜欢谷歌的创造性和学术性。可惜，自从最近邮箱（免费的）8GB用满，9月15日开始升级（年费5美元）到20GB邮箱之后，我的信箱里每天充斥了许多色情垃圾邮件。删除工作实在太累，不删除，十分讨厌，如苍蝇般飞来飞去。于是，我试着建立自己的过滤器，结果发现，百分之百的垃圾邮件，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香港，因为都是繁体字。这样，我开始质疑谷歌邮箱服务的正当性。我试图写信给谷歌管理者，但找不到任何信箱地址。一家如谷歌这样品牌的公司，居然要屈服于香港那样的色情文化？每日与这类垃圾邮件斗争，今天是9月25日，十天了，我决定放弃谷歌，改用更文明的信箱。以上文字，是我的反谷歌声明。自明日起，我拒绝谷歌信箱服务。请朋友们改用北京大学的信箱地址与我联系。汪丁丁，2010年9月25日。 下一篇： 为实验班教学找到我这篇文章－－－流萤穿过空庭

凡是对生活和社会的基本问题有所关注的年轻人，都该追随自己心灵的诉求来阅读。作者：汪丁丁 发布于：2010-9-5 来自：IT经理世界 如果读者已经读了我在1月5日专栏推荐的四本书（附于文末），那么，请沿着人类和社会演化过程的视角，进入如下稍许深入的阅读：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赵月瑟译，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第1版） 大约在1895年，杜威受聘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和心理学系任教。米德曾在哈佛大学与鲁一士研读黑格尔哲学，又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研读实验心理学，在芝加哥大学，他是杜威的助教和挚友。与杜威一样，米德深研心理学和社会哲学。第一个聘期结束时，杜威向芝加哥大学校长提出的他继续任教的首要条件是，聘米德为哲学系和社会学系的教授。自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兴起，至今不衰。米德论学犹如颜回，他的思想只存活在芝加哥学派的口语传统里，不留文字。米德1931年去世。他的学生们收集了米德课程的学生笔记和讲稿并结集出版，本书便是其中一本。这本书，多年来我在教学中引述最多。中译者赵月瑟认为，米德不应被简单地冠以“行为学大师”的头衔，而应被视为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人。在企业界工作的青年人，他们的心灵和自我，对“企业”这一特定社会形态已有所体验，或许也曾为生活意义的逐渐消失而苦闷，读米德这本书，可感觉更亲切。         斯塔斯《批评的希腊哲学史》 （庆泽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这是斯塔斯（W. T. Stace）在大约1919年至1920年期间的讲义。斯塔斯1949年任美国哲学会长，以《神话与哲学》名世。他是读者更熟悉的罗尔斯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相比，斯塔斯是更好的哲学家。斯塔斯介绍的希腊哲学史，脉络最为清晰，唯一可与媲美的，是贯穿在书中由他撰写的批评。庆泽彭的译笔不仅流畅而且深刻，这是1930年出版的中译本，今天读来毫无陌生之感。         克里希那穆提《面对危机中的世界》 （依妮译，长安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这本书被我确定为“新经典”。这位作者的魅力，不仅吸引着与他同时代的思想者和灵魂探索者，也注定了要吸引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者和灵魂探索者。这是克里希那穆提晚年的演讲集，据我推测，应是他最后的演讲集。本书封面的上半部是作者正在讲话的画像，下面写着：“这个时代最锋利纯粹的生命的教诲”。对我而言，关于这本书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向读者介绍它的内容。我反复阅读这本书，将感受写在页边，标出那些震撼我心灵的句子——用钢笔、彩笔和铅笔，以致它现在看上去已经很旧了。但我仍将它放在身边，当我旅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要随身携带的书就是这一本。在我主持的行为金融学实验班“指导阅读”课程里，我曾要求全体同学阅读这本书并撰写读书笔记。从我收到的学生笔记，我知道，这些同学如我一样地被这位老人的话语深切地感动了。他是1986年辞世的。从各类英文版的克里希那穆提演讲录，我知道，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演讲，至少有三篇，是1985年至1986年的。那一年，他90岁。          杨-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刘北成 刘晓鸥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阿伦特，这位如此杰出的女性思想家，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暧昧关系，还因为她将“平庸”与“邪恶”联系起来，批判了“因平庸而邪恶”的生活。她始终是我最喜爱的女性政治哲学家。不仅如此，她辞世后，以她命名的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海勒教授，也是我喜爱的女性政治哲学家。这本书的作者是阿伦特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指导的博士生，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她的导师去世。遵循着导师的思想，她撰写了《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和这本书。为什么阿伦特对我们活着的人仍然重要？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着甚至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恶，和更少的宽恕。从几十亿英里之外拍摄的地球，只是茫茫宇宙里的一颗尘埃，它承载着的人类文明却至今不能在浩瀚的宇宙里寻得另一类似的文明，它如此渺小和脆弱，又如此不寻常，它维系自己的命运于一个自称为“人类”的物种，尤其依赖于这一物种是否有能力克服它内在的恶的倾向。   丁丁为企业界年轻人推荐的好书，第一部分，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10年1月 朋友们希望我为目前在企业界工作但愿意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年轻人推荐一些“学院派”之外的好书。为什么一定要选学院派以外的书呢？或许因为近年来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失职，或许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学术类读物多数缺乏学术品味，又或许因为前些年“大学扩招”使得优秀学生更难遇到优秀教师从而他们更愿意在毕业之后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 而且，事情往往如此，年轻人在毕业之后才真正有了机会思考人生并由此而发生了真正的阅读兴趣。不论如何，凡是对生活和社会的基本问题有所关注的年轻人，根据我的经验，他们的正规教育很可能剥夺了他们追随自己心灵诉求的阅读兴趣，为弥补这一损失，我为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些书，依顺序阅读，可成为他们思考基本问题的引导： 尼尔·舒宾（Neil Shubin）《你是怎么来的：35亿年的人体之旅》 （李晓洁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英文标题是“your inner fish”（你身体里的鱼）。因为，人类和灵长目的早期演化，源于较早阶段的哺乳动物。后者的早期演化则源于脊椎动物。而脊椎动物的早期演化，源于水陆两栖动物和更早阶段的有骨鱼。晚近的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皮质中央沟两侧运动与感觉中枢的最初扩张，开始于远古猴类的“眼-手”协调能力的发展。也因此，现代智人和直立人的先祖，被称为“Homo Habilis”——意思是“灵巧的手”，我喜欢译作“手人”。手人活跃在大约400万年前至250万年前，许多年之后，目前找到的最早的石器工具，是大约220万年前的，而火的使用，更晚至160万年前。 舒宾这本书的核心议题是：人的手怎样从鱼的翅演化而来。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富于启发性，它诱导我们思考人类脑演化的鱼类起源。对普通读者而言，了解人体和人脑以往35亿年的演化史，是他们了解200亿年宇宙史和45亿年地球史的开始或延伸。你当然知道“时间简史”多么畅销，你当然不愿意对“时间”一无所知，所以，你或许也愿意继续你的阅读，从时间简史，延伸到人和鱼的简史。 奥菲克（Haim Ofek）《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 （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我在北京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课程中已多次引述过这本书，几年前，我和朋友们还在杭州的枫林晚书店以这本书为主题进行了专场研讨。也有年轻朋友以这本书为主题撰写了一篇足够长的论文。这本书承接着上一本书的主题，将阅读延伸到人类社会内部。事实上，奥菲克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交换创造了人”，更确切一些，交换极大地激发了大脑皮层的扩张，从而可以说，交换创造了人脑的现代结构。最初的交换并不是工具或产品的交换，而是火种与石器的交换，发生在大约150万年前。依照我这份书目的顺序读了第一本书的朋友们将会很容易同意： 奥菲克的观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更符合考古学和脑科学的看法。许多读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发现了这本书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性。 塔勒布（Nasim Taleb）《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 （万丹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本书刚出版就被《经济学家》杂志列入了“年度最佳商业书籍”。作者是华尔街的新传奇式人物，靠了诸如“9·11”这样绝对不可预知的重大事件获取暴利，平时则喜欢躲在咖啡馆里读哲学和写作诸如《随机致富的傻瓜》和《黑天鹅》这样的畅销书。他的文学造诣不亚于他的哲学修养，这位来自黎巴嫩屈指可数的权贵家族的年轻人，在巴黎接受过最优秀的人文主义教育，然后转入“数理金融学”。我更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充分流畅地表述了我深信不疑却难以表述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与“历史是一系列断层”这样一种福柯式的看法类似，塔勒布论证，历史是由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构成的。 鲍尔（Philip Ball）《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 （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本书译者暴永宁是科学领域的专家，已有许多经典译著，故而这一中译本是令人放心的。这本书的阅读，接着《黑天鹅》，可使读者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主题，2008年7月13日我在《东方早报》关于《黑天鹅》的书评里介绍了一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下一篇： 我的反谷歌声明

教养何以缺失 我们之所以有分寸感，是因为每个人的右耳上方接近太阳穴的位置，及时形成了一个“公正旁观者的声音”，对我们的每一行为都有所评论。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0-10-5 来自：IT经理世界 我们周围相当常见自闭症儿童——极少说话且恐惧社交，并且在大学校园里也相当常见患有社交恐惧症的高材生——儿童自闭症在青年时期的（有所缓解的）对应现象。何以如此？ 总而言之，教养的最基础部分，形成于我们生命的早期，与我们的情感方式密切相关，是温暖的而非冷漠的知识，它让我们能够感受更私己和亲切的历史。家庭教育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养的普遍缺失。 为了深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区分旨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与旨在塑造行为的“教养”。 罗素把知识依照来源分为三类：其一，直接知识，由亲身体验所得；其二，间接知识，由他人转述所得；其三，内省知识，由反思前述两类知识所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依照长期记忆的特征，知识又可分为三类：其一，暖的知识，与场景记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历史感”的基础，也因此被称为暖的记忆；其二，冷的知识，与语义记忆联系在一起。语义记忆普遍见于动物界，它使行为主体能够在一系列感官信号之间建立行为联系，典型地表现为语言交往并因此得名，与暖记忆相对而言，它被称为冷的记忆；其三，隐秘知识，与内隐记忆联系在一起。生命个体能够习得的知识，一般与基因表达方式很相近，绝大部分是以“身体”方式保存的，通常不被意识到，很难存取，故而被博兰尼名为隐秘知识。 教养不同于教育。前者更多的是暖的知识（场景记忆），而后者更多的是冷的知识（语义记忆）。暖的知识，绝大部分是在我们生命早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的，与我们的情感方式密切相关。 社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场景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被这一任务激活的脑区与场景记忆的脑区几乎完全重合（首先是颞叶前端，尤其是右侧颞极，与前额叶交汇之处，其次是包括海马区在内的颞叶中回结构）。最近两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女教授 Rebecca Saxe 研究发现：如果我们错过了3岁至5岁这一宝贵的“时间窗口”，统计而言，我们将无法形成关于他人判断的判断。如果不能形成他心理论脑机制（人类儿童在3～5岁期间形成的判断他人所信是否可信的脑机制），则任何一项可称为“社会认知”的任务，对行为主体而言就都是不可能的了。 暖的知识，要求“亲子教育”，尤其要求母亲的直接参与。形成他心理论脑机制的时间窗口——3岁至5岁，也是最依赖母亲的社会交往时期。最依赖母亲，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儿童的社会交往范围必须足够小，以致儿童不会因远离母亲照顾而产生恐惧感。很遗憾，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中国儿童是“隔代养育的”，虽然母亲的母亲有更多时间来照顾母亲的孩子，但统计而言她们只与孩子分享1/4的共同基因，于是决定性地不能如母亲那样激活孩子的情感脑区。 教养的基础内容，若按章炳麟先生《小学略说》阐述朱熹所信，是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此处可引述王应麟《三字经》注释如下： “养正之谓何？谓能教也。人非圣人，岂能生知。非亲不育，非教弗成。有子而不教，则昧其天赋之良，悖理纵欲，日迁于不善矣。教之何如？古者，妇人有娠，坐不偏，卧不侧，立不跛倚，行不乱步，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常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此未生之胎教也。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勿使娇声；能行，使知四方上下；能揖，教以礼让尊亲；此阿保母氏之教也。至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教之文，此父师之教也。” 据我观察，在“洒扫、应对、进退”这一类社交活动中，儿童学会的是一种“分寸感”，亦即斯密《道德情操论》表述的“合宜性”（古儒所谓“义”）——基于人类的同情共感能力而养成的关于想象中的一位公正旁观者对我在任一特定场合的行为是否恰当的判断的判断能力（基于我们判断他人所信是否可信的能力）。又基于脑科学家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之所以有分寸感，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右耳上方接近太阳穴的位置，及时形成了一个“公正旁观者的声音”，这声音在我们的每一行为中都有所评论，或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孟子所谓“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何以不虑而知？正是因为有了内置于右耳上方的“公正旁观者的声音”。 下一篇： 丁丁—继续为企业界年轻人推荐好书 2010年9月《IT经理世界》

我通常等候新世纪周刊出版之后才发表我的文章，这一次不知道情况，因为我在夏威夷度假，但我估计已经出版了。下面贴出的，是12月、11月和10月的新书推荐，希望读者感受到这几篇文章表达的当代关注。中国怎么了？官僚政治病入膏肓了吗？官僚政治若与既得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超过两代人的时间，就无法救治了。否则，它就还可能如西方社会的官僚化那样，还算不得无药可救。   新世纪周刊荐书2010年12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l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 译，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在“导言”中，作者引述福柯的自述：“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这篇导言还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催生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创建者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儿子（第一章），在他内心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获胜。对一位中国读者而言更有兴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发生的各种“游离”——理论游离开了实践、哲学游离开了科学、理性批判游离开了对理性的拯救、理论工作游离开了研究所。作为批判理论的大本营，批判与自我批判这一思想路径是否注定要从最初目标游离开去？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史问题。这部学派传记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阿多诺的突然死亡（他在讲坛上受到几名女学生的侮辱之后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就是阿多诺亲自指导的博士生了（他已同意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不论如何，这样的资格可让读者放心地阅读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中译本的最后一项或许不是微不足道的特征是，售价98元（两卷本）。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大陆的书价正迅速追赶香港的书价。 l  理查德.威尔金森 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两位流行病学的专家，根据学院派经济学家熟悉的近年发表的统计数据，写了一本大众极容易读懂的畅销书，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平等不仅与弱势群体的福利密切相关而且与弱势群体所在的社会全体人民的精神健康密切相关。也因此，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直译）“在精神层面上”，副标题是（直译）“为什么平等是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好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写给大众的，为此，作者特别写了“关于图的说明”（解释统计数据的散点图和回归直线的涵义）。核心的论据是：在收入极不平等的国家，全人口平均患心理疾病的概率，是收入相对而言最平等的那些国家的五倍。这是统计关系，它要求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令人信服的社会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样的统计关系。 l  保罗.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罗家伦译，郭光东勘校，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本小册子的作者，1913-1919期间任美国驻华公使，如谢泳在导读里指出的那样，他是一名美国人，在中国逗留了数年就看出来中国人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其实享有许多优势（而许多当代中国人却至今看不出来或不承认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出于何种目的，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这本小册子呢？多年奔走革命而屡遭失败之后，孙中山在1903-1906期间撰写并于1917年发表了“民权初步”，以为《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在这本小册子里，孙中山指出，现代社会建设的第一目标应是“公民”行为习惯之借助于由简入繁的一套议事规则而养成。1921年，中国最广泛的一次民主化运动如火如荼，蒋梦麟先生为罗家伦的中译本作序呼吁：“我很希望我国教育家，把这本书给中学和师范学校的青年作研究公民学的资料，使他们知道平民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知识与情趣： l  普塔斯瓦马哈《萨缪尔森与现代经济学基础》，曲亮 陈宇峰 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萨缪尔森是2009年接近结束时去世的，享年94岁。他是经济学家公认的天才经济学家（另一位是尚健在的阿罗）。这本书的很及时，它为初入经济学门径的读者综述且重新表述了萨缪尔森毕生的研究工作和重要贡献，由于很细致，所以篇幅也较大，中译本总共308页，远比诺贝尔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的学术介绍长得多。 l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休谟这本书的中译本其实在1990年发表过，现在这一版，是再版或重印，不过由于国内出版界目前流行的风气，版权页赫然标明“第1版第1次印刷”。根据哲学家陈波的报告，在最近一次西方各国哲学家的调查问卷中，休谟以最高票当选为“千年一遇的哲学家”。读者在进入休谟政治学说之前，应熟悉他的道德学说。休谟指出，人类的幸福感只能有三类来源，其一是基于诸如知足常乐这样的内心品质的幸福感，其二是基于诸如美貌与健康这类身体品质的幸福感，其三是基于财富占有的幸福感。显然，以上三类幸福感的来源，只有第三类是可以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的。于是，休谟得到一项基本的社会运行原理：产权关系的确立与稳定性，是任何人类社会的幸福及其增长的基础。现在，读者，请你阅读休谟这本小册子里表述的政治见解吧。     新世纪周刊荐书 2010年11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       戈登.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柏克、郑景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位作者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他从未试图取得学士学位），之后，被美国国务院派往中国天津成为一名外交官（一则广为人知的传闻说他出生在中国），在此期间，他不仅对官僚政治的日常运作有了深切体验，而且目睹了内战颠覆旧政权的最后阶段。中国旧政权倾覆后他在香港的美国总领馆“大陆”处就职，并于“韩战”期间就职于南韩的美国使馆政治处。这些早期经历或许决定了塔洛克的学术风格。1962年，他与布坎南合著的《一致的计算》发表，从此他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他在芝加哥大学只听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此后，他仍频繁变换研究领域并以对各领域的传统智慧提出难以被忽略的挑战著称于学术界。今天，人们认为阻碍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塔洛克的主要理由是：他的学术贡献大部分是批判性的，换句话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学派（主流学派通常承担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他也参与一些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例如他发起成立了国际性的“生物经济学”学会，至今担任着名誉主席。顺便提及，根据熟悉Tullock的朋友们关于他的姓的英文发音，“塔洛克”应译“图洛克”。 ·       王浩《超越分析哲学：尽显我们所知领域的本相》，徐英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我们先后推荐过逻辑学家王浩的两种著作（《歌德尔》和《逻辑之旅》），现在推荐给读者的，是王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1986年），他是1995年辞世的。此后，1996年他的另一部作品《逻辑之旅》出版并于2009年有了中译本。为了展现他设想的对分析哲学的超越之可能性，王浩首先需要展现给读者的是分析哲学的思想史，从罗素开始，中经维特根斯坦，卡尔那普和蒯因（王浩的老师），这样几章之后，是最后的一章“元哲学思考”。以王浩的风格，他撰写的这几位哲学家的年表，以及索引和文献目录，占用了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百页篇幅。在最后这一章的开篇，王浩提出了这样一种确实十分诱惑我们的想法：“有这么一种颇有诱惑力的想法：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揭示不同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家各自所具有的思想预设，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它们（或他们）各自的界限，以及相对于特定环境而言的相对性。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够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办法，??甚至是一种对于不同的哲学主流及其不同变异形式的富有启发性的纵览。”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一看法与王浩的数学和逻辑学知识结构密切相关。然后，在这一章，我们可以见到中译文的一个常识性的谬误——将“李约瑟”译作了“尼德汉”。不论如何，如果你愿意沿着王浩先生毕生坚持探索的在分析哲学的严谨逻辑和中国哲学的伦理思辨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形成的这一思想路径继续前行，那么你是这本书的当然读者，尽管这样的读者数量极少。   知识与情趣： ·       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唐利国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本小册子的日文原版是在1992年，它的作者自述，从本科生时代就被汉代画像石描绘公元前1世纪至2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所吸引。根据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种类繁多的神像，1974年，他发表了《汉代的鬼神世界》。眼下的这本通俗读物，缘起于解答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观看汉代画像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了何种原因或理由，它们被用于装饰地下宫室和墓前祠堂呢？中国古代思想和日常生活，被记录于简帛金石甲骨。但简帛不易保存，故金石和甲骨保存着主要的古代信息。龟甲文和铜器铭文造价很高，不宜记录日常生活。相比而言，汉代的画像石，更适用于描写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婚丧、百工劳作、节庆戏耍、衣食起居、鸟兽花草、人物肖像以至于道德文章。前汉去西周不远，且儒家未占主流。民间尤其如此，黄老儒法阴阳五行。于是画像石记录的，更真实而广泛。 ·       张佛泉《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张佛泉（葆桓）先生，1907年生，1993年卒，燕京大学毕业并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国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经胡适推荐聘为北京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又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这部作品，是葆桓先生发表过的文章的辑录，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以时政评论为主，中篇是权利学说的阐述，下篇则为自由与人权的经典言说。     新世纪周刊荐书 2010年10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和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韦伯的这部作品，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作品之一（至少可排列在前十五位之内），却很遗憾地被仓促翻译成中文并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广泛的批评。于是，若干年艰辛劳作之后，我们有了这一新的译本。为表达我们对这一译本的尊重，我们在这里原文抄录译者的告白：“面对韦伯严肃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大陆读者对翻译文本的质感语感要求，《经济与社会》这部经典理应有一个还算交代得过去的重译本。我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中度过了五年多来的每一个工作日。我尽力了……。”韦伯这部作品的第二卷——我们在这一栏目里推荐过的第一卷阎克文的译本出版于2010年1月——对中国读者的意义在于，它以人类社会各种类型的官僚政治为主题，由德意志民族产生的众多优秀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一颗社会科学头脑整合为一套宏伟叙事，在这颗头脑主导了社会科学传统几乎一百年的时候，来到官僚政治的东方故乡，中国，恰值中国政治体制百年变革的某一短暂停滞期，于是，它不可避免地期待着中国读者的阅读、思考和行动。 2.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这位作者，从周代先祖的故乡，带着他的考古工作经验，1990年赴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转赴美国并于200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教授。根据许倬云先生为这部中译本写的序言，我们知道，李峰教授兼通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铜器铭文，是难得的“三赶一”的功夫。国内学界硕果仅存的李零教授，有这样的功夫。故而，出版者邀他写了推荐语：“西周史的考察是一门结合着文献、文字、考古、历史多方面的研究，李峰先生对各方面的材料有充分利用，资料翔实，又有理论分析，是其突出特点。”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与中国官僚政治传统有密切关系，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中国官僚政治，始于西周，完备于秦汉。我们的这一判断，从李峰教授这部著作里，得到了坚实的支持。   知识与情趣： 1.       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储智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因激烈反战而遭到英国公众的疏远，尽管那时他已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这样的经历让他醒悟到原始人性的现代涵义，为什么维持群体内部的合作必须以对群体外部敌人的恐惧为前提？随着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寻找值得公众恐惧的外部敌人的努力变得越来越艰难，此时统治的合法性必须以发动战争为基础吗？人类社会，随着它的规模扩张，是否可能同时保持秩序的权威和个人创造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英国政府允许罗素从美国返回英国。此时，他已不再年轻和激进，他刚刚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使他在公众当中重新享有盛誉。1948年，英国广播公司创立“里斯讲座”系列，罗素首讲，主题是：把进步所必须的那种程度的个人主动性和生存所必须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是否可能？政治哲学家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主题。事实上，正是在这里，罗素发表的见解，与哈耶克晚年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发表的见解十分相似。罗素的语言远比哈耶克通俗，也因此而失去了一部分深入探究的思想能力。不过，罗素发表这番言论的年代与哈耶克的相比，早了整整四十年。 2.       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与罗素在《权威与个人》里描述的人类社会官僚化的大趋势及可能出路恰成互补的当代描述，是蒂利的这部作品。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半世纪前已确立了学术声望的作者依旧勤奋地研读最新的网络社会科学专著，例如Duncan Watts 2004年发表的综述文章“网络社会新科学”和华裔女学者兰达（她和布坎南的合作者图洛克一起创建了社会生物学学会）关于东南亚华人成功社团的研究报告。我们为何信任？例如，“我会对你孩子的教育负责”（可是学校失败了）、“请把你毕生的储蓄交给我投资吧”（可是不断出现金融黑幕）、“服用我开给你的药剂”（可是医院失败了）、“请让我们为你的房屋装修”（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轻易信任诸如此类的承诺，不是吗？但我们为何信任？学术界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蒂利不再将信任视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态度，借鉴了最近几年流行的“内生社会网络”研究成果，他将信任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格雷夫，他认为信任网络不仅在远古社会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代社会仍自发涌现并与权威政府争夺政治合法性资源。 下一篇： 丁丁近作—教养何以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