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阶段 2007年07月20日 12:53 本文来源于caijing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 | 注册财新网 　　 建立由劳动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劳动工资政策、由消费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对相应的政府部门实行彻底的职能转换与改组     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口学家所谓“人口红利耗竭”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由附图最上方的第二条垂直线即“对劳动力的需求”显示出来。因为，对应于这一垂直（短期）需求的，是向上弯曲并迅速攀升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且如附图所示，第三条需求曲线不再是垂直的而是由开放程度与国际市场决定的向下倾斜的需求。     在正常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这样迅速的供求关系变化及其变化方向的转变，被称为“发展的转折期”。中国的问题在于：首先，尚未确立与发展转折点相适应的制度；其次，尚未达成经济学的理论共识，以适应和指导这一转折期的政治经济政策。       首先应达成理论的共识。这一共识或许可以下列基本事实为前提：     （1）在2003年以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致表现出教科书经济学所谓“正常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特征。如附图最下方的“正常发展阶段”维度所示，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策略通常被称为“进口替代型”（拉丁美洲模式）以及“出口导向型”（东亚模式）；第二阶段的经济特征则可由“钱纳利－仙昆”统计分析与大国模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表达，内含于这一阶段的，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扩张的技术进口和国内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注意，附图同一维度内，正常的第三发展阶段以“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社会”为特征，伴随着（人口老化时期的）总量消费水平的攀升及真实物价的攀升；     （2）与正常发展阶段相适应或作为其核心驱动因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如附图“时间维度”所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公共财政支持下的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基础教育的普及；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在这一转折期内，由德鲁克和加尔布雷斯定义为“知识劳动者”或国内经济学家所谓的“高级蓝领”的收入水平，迅速攀升。注意，同一维度内，正常的第三发展阶段以福克斯定义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群；     （3）旨在为中国经济提供“人力资本”的两大部门——教育与医疗（或更广义的“公共卫生”），由于未能及时实施“体制转换”，因而无法提供或保养正常发展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所需的大批“知识劳动者”。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依存度仍在迅速攀升。     我认为，上述第（3）事实所列两方面的因素，诱发中国经济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可被称为“知识进口”的非正常发展阶段，否则我们将难以维持这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又由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因素，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应突然下降。于是，我们将不得不实行基于商品贸易顺差的“知识进口”策略。具体而言，就是进口国外知识密集型的劳务——高级管理服务、高级研发服务、高级医疗服务、高级教育服务、高级社会与其它咨询服务等等。根据我的观察，大约2003年以来，“知识进口”已经发生了。     另一方面，基于足够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尽管中国人口学家早就警告过，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高峰必定发生于2010年至2025年期间，但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群体的、政府职能的、政治体制的以及社会历史的诸多因素，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至今难以遵循正常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获取劳动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仍被“制度性地”维持在“兰尼斯－费景汉”模型所刻画的“制度工资”水平，即附图最上方维度内的绿色水平直线。     与此同时，具有极高国际贸易依存度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上述正常发展第二阶段，并产生了对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力（高级蓝领）的巨大需求，从而教育和医疗的真实价格迅速攀升。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家庭迅速丧失了支付其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的能力，从而丧失了进入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的资格。     普通劳动者的上述状况，直接造成了国内市场若干年以来的所谓“消费不振”，及由李实等人定义的“选择性贫困”家庭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在城市地区的蔓延。另一方面，包含了外资企业代表、民营企业家、高级管理者、政府官员、腐败份子及其家属等等成份的“高收入阶层”，在过去十年内培育了对进口商品和奢侈品的引人注目的需求。     以上两方面因素，使得 中国经济的总体需求表现出显著的“断裂”， 我称之为“制度性断裂”，由附图最下方的维度的两条绿色水平线表示——对应于“人口老龄化与知识社会”的消费水平的绿色直线仅代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另一绿色直线则代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整体消费，这两条绿色直线表达的，是两类相互隔绝的消费品市场及其价格水平，其一由进口物品组成，另一则由国内物品或“出口转内销”物品组成。     如果我们可能对上述各项看法达成经济学理论的共识，那么，相应地，我们就应提出可由劳动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劳动工资政策——包括真正的劳工组织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积极和切实有效的参与，我们还应提出可由消费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包括取消所谓“公立”教育和“公立”医院对市场的垄断和特权，以及对相应的政府部门实行彻底的职能转换与改组，应将其改组为可最大限度地被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对应于这两类服务的“社会政策委员会”。■ 作者为杂志学术顾问 下一篇： 何谓新闻敏感性 —丁丁新作转贴 请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同学阅读 同时研读奈特1942年的论文

当然，我更常翻译为“平庸之恶”，因为这是阿伦特的原意：这样的恶，源于“不思”，平庸的人不思，未必总是恶，有时候，例如纳粹时期，平庸之不思，是一种恶。还有一种平庸之恶的情形，参见我的博客左栏自写文本，那是我永远要思考的问题。阿伦特曾批评当时大部分犹太人配合纳粹迫害犹太人，平庸之恶，最初由此而来，为什么他们不反抗？这问题后来是，为什么他们不思考？最后，那个受审的德国人的名字，按照德国发音应是“艾赫曼”。顺便提及：这个周末的行为经济学，大约是最后一讲（周六和周日），我提供这学期课程的一种总结。 恶之平庸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5期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21日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 | 注册财新网 　　 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 刘瑜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下一篇： 丁丁2007年的一篇文章—今天见到财新网发表—再次发表

  2011年12月4日下午的新政治经济学第十讲，我们结合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要叙述，讨论奈特的“社会过程”理论（下面第一图），并以社会主义各国的实验体制来演示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下面第二图）。    下一篇： 转贴刘瑜 —banality of evil

     论虎妈和狼爸教育 在发展机会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里，父母应努力为孩子寻找接受个性化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盲目追求考试成绩最高。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1-12-2 字号  增加   减小 分享 文章打印 0    推荐一下 不论可能造成怎样严重的长远后果，美籍华人“虎妈”的教育，据说成功了。随后，与国内其他喜赶时髦的杂志一样，《家庭》杂志又发表了一个“狼爸”教育案例，在父亲的棍棒之下，四子女当中的三人考入北京大学，另一人正在“走向”中央音乐学院。 教育方法是否正确，实质在于“权威”指示的努力方向是否正确。在孩子眼中，父母或多或少总是有权威的。不过，父母或多或少意识到，让孩子遵从自己的权威并非在一切领域都对孩子有益。例如“教育”领域。因为，教育是否成功或是否正确，从来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标准。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父母若非专家，怎可预知百年之后自己的教育成果是否成功或正确？以棍棒为依据的权威，怎可论证考取北京大学就是教育的成功或正确？人格的扭曲，知识结构的偏差，因在权威指示的单一方向上的盲目努力而错过各种其他技能与核心价值的学习窗口而导致的心智缺陷，所有这些可能的后果，难道棍棒权威可以有正确的判断？教育真如此简单，为何我们举目望去，世界各国均自承教育失败而不敢自称教育成功？ 我提醒读者注意这一事实：各国教育的通例，是失败而非成功。为什么？首先，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间有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由此引发的决策错误，恐怕只有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和由此引发决策错误的严重后果，可相提并论。其次，不同于医疗，教育是否成功，需要等待几十年至上百年才见分晓。在这样的长期预测中，教育者很难判断受教者未来生活方式的重大变迁及相应地不得不有重大改变的教育。第三，也可能是最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教育者很难预知受教者将来的人生经历，而正是受教者人生经历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应是个性化的。孔子遵循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至今仍是教育者应当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 已有的许多心理学测验和最新发表的几份脑科学研究报告，共同论证了下面这一事实：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例如，统计而言，孩子们智商测验分数的差异，大约60%可由他们父母及祖父母的智商测验分数得到解释。基于同卵双胞胎样本和收养儿童样本的统计分析结论与此相同，在最新出版的《社会经济学手册》第一章里有更多的介绍。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假设孩子们由遗传因素而分为两类——更适合学习与考试的和不适合学习与考试的，并且假设父母不借助正规教育便不能断定自己的孩子属于哪一类。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家斯宾塞年轻时写过一篇论文，将正规教育视为一种“筛选”过程，而不是学习知识或学习如何学习知识的过程。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较低成本获得文凭，故而当行为达到均衡时，那些学习能力不强的学生要么根本不进入获取文凭的过程，要么获取较差大学的文凭。这样，劳动力市场可根据“文凭”信号配置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实现帕累托效率。 若孩子由遗传决定了不是学习和考试的材料，那么，他即使能够承受棍棒的磨难考取名校，仍难以在名校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名列前茅，此时，他会非常难以承受自己的失败，可能抑郁或自杀了结一生。 若由遗传决定，孩子原本就是学习和考试的上等材料，那么，对父母而言，有远比“棍棒”更有效的激发孩子努力的方法，即“奖励”。因为，单纯依靠棍棒，对智力很高的孩子而言，极易激发逆反情绪，于是极大降低教育成功的概率。智力很高的孩子为获得同等奖励付出的努力，必定低于其他由遗传决定而学习和考试能力更差的孩子。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更加重要的是，父母应努力为这样的孩子寻找接受个性化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盲目追求考试成绩最高。 比较复杂的情形是，在发展机会的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里，属于弱势群体的家庭，仍以很高概率获得智力程度较高的孩子。此时，若父母依照强势群体的方法教育孩子，由于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极大限制，这些父母很可能，如马克思早已预言的那样，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新一代的弱势群体成员。故而，我们应帮助弱势群体的家庭寻求突破，尤其是突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体制。 所谓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按照韦伯论证过的官僚的“努力最小化”行为模式，意味着教育管理者们不愿意付出“得不偿失”的努力去帮助那些来自弱势群体的孩子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教育资源。这是中国社会的事实，与教育有关的各类资源正迅速地被固定为各种易于管理的指标。与官僚化的指标体系完全一致，孩子们的简历迅速变得复杂和冗长，充满各种昂贵补习班的考试成绩。 如果不能尽快破除官僚化的教育体制，我们的教育将成为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 下一篇： 新政治经济学第十讲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