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

作者： 翟明磊  |  评论(2)  | 标签: 翟明磊 , 壹报 编者按：天气热，壹报主人改文学创作，发表旧诗一篇。 新闻联播（组诗） 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您们好，现在是新闻联播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有…… 奥运 奥运快来吧 奥运快过去吧 我坐在银行等一个朋友 ——你在这儿做啥 等人 ——我已经盯了你很久了 ——侬当心点,现在是奥运期间,侬想做啥 银行的保卫这么和我说话 我晃晃矿泉水瓶 喏这是汽油 我还没有选好打劫的时间 奥运快来吧 奥运快过去吧 警察叔叔 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 交给警察叔叔 小时候唱过这首歌的人杀了六个叔叔 从此歌谣浸在血水里 如同神奇事物展里的怪胎 五毛党 大毛是毛泽东 二毛是汉奸 三毛是流浪者 四毛是阿飞 五毛是网络评论员 他们是一家人。 汶川 上帝熄灯了 瓮安 大家来奸尸呀 西藏事件 对于我不是秘密 因为我曾梦到过 高原 机枪 溃散的人群 而我允许了 因为 害怕 我是打酱油的 我不是做俯卧撑的 我是打酱油的 那是血吗 酱油结作 我不是打酱油的 我是做俯卧撑的 三个之后 我气绝身亡 吐出酱油 朱坚强 今天 我们都是那头猪 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支持着他 我要看北京奥运电视直播 噢,噢 这个历史性时刻 呼,呼 中国人盼了一百年 中国盼了二千年 我盼了一年 眼看着就要出栏 我不能去死 我想到那些塌方的矿工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就吃起了煤块 这是中国经验 这是中国信念 耶—— 八月的北京,阳光灿烂 亚非拉人民齐欢唱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连猪都这么坚强 紧急插播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代表国家安全局通知大家 刚才那位播音员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已被就地免职,已被就地免职,请大家不要信谣造谣。 下面是新闻联播节目时间。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翟明磊的最新更新： 江雪：国企工人自杀，存折只剩4角6分钱 / 2010-08-19 13:43 / 评论数( 16 ) 中国猛博之十四 沙叶新：最后的舞台 / 2010-08-09 17:31 / 评论数( 14 ) 中国猛博：杨恒均博文选 / 2010-08-01 13:32 / 评论数( 3 ) 中国猛博之十三 杨恒均：我就是民主小贩 / 2010-08-01 13:25 / 评论数( 24 ) 翟明磊：坏天堂与好地狱 / 2010-06-01 15:01 / 评论数( 17 )

作者： 翟明磊  |  评论(0)  | 标签: 华商报 , 国企工人自杀 , 壹报 , 工人潘鸿强之死 , 江雪 , 潘鸿强 壹报发表此文，是因为符合壹报“欣然在野，哭歌民意”的报心，也让吹鼓手们所谓“盛世”留下一个见证。江雪是国内知名调查记者，是夫妻看黄碟被捕案的作者。深厚的人道关怀与法律专业素质是她特色。谢谢她对壹报的支持。真理部已禁止记者继续采访发表此事，此时，正是壹报要承担的时候。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他，是撑不住了。”……三名国企工人在抢救一位工友时，三人掏遍身上的钱，只有十二元……他曾拥有自己的房子又无力支付分期付款卖了……国企改制中他成为孤独者……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国企工人自杀，存折只剩4角6分钱 江雪 文 图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人生的“失败者”，其生前的彷徨困苦，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产业工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半个月前，耿邀请他来自己家新房坐坐，他也回绝了，说自己没时间。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车间的空气里是熟悉的机油味儿，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在天即将亮时发生。他用一把菜刀挥向自己的脖子，一地鲜血。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他说。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母亲是特级教师，父亲从部队离休。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生活总是离不开争执。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现场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工卡，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地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过得还算轻松。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的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了。2004年，同是车间工人的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为了生活，耿田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度过最难熬的几年，渐渐有了起色。如今，他们虽然不算富裕，但“和工厂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所有工资加起来，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元。作为朋友，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可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贷，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在耿田刚的印象里，潘鸿强也想过改变。他一直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大门。”耿田刚说。 　　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终日子越过越拮据。“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荡荡地，啥都没有。”耿田刚说。 　　而他又好面子。红白喜事，别人要掏二百，他咬咬牙，也要掏。“他爱充大头”，工友的妻子这样说。 　　而在朋友眼中，潘鸿强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心性强，在人跟前从不示弱。谁想在他跟前说风凉话，没门！”耿田刚说，虽然潘鸿强对人都很和气，脾气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这个在朋友眼中“很硬气”的男人，平时的爱好是和朋友们喝点酒。最常喝的是不到10元钱一瓶的太白。 　　今年春节，他们两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鸭。那次他看起来还算高兴。“多年没见他开心了！其实有啥开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车。去年，要分房了，本来是高兴的事，对他，倒成了灾难。买了一屁股债。”耿田刚叹息着。 　　 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不习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即使老院子已被厂里整体租了出去，曾经最熟悉的大杂院已变得陌生。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他俩一起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一个月的房租加上水电费是270元。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两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余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翻不过身来”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孤独者”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都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这个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老人很心疼这个外孙，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她有时心里会内疚。她也总是想起他的那些话，低低的无奈的声音：“我就生在这个工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像别的男人有车有房，我只能靠工资吃饭啊。”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 （特别说明：本文曾以《工人潘鸿强之死》为名发表在陕西《华商报》，壹报读者转载时请注明《华商报》版权。随后在网络上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说是潘鸿强吸毒，说他不会过日子，记者江雪继续采访当地派出所，证实所攻击的纯属造谣，其它媒体记者跟进时，受到真理部通知，不能采访发表，江雪经过修改补充后，将未删的原文发给壹报，壹报全文刊载）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翟明磊的最新更新： 中国猛博之十四 沙叶新：最后的舞台 / 2010-08-09 17:31 / 评论数( 14 ) 中国猛博：杨恒均博文选 / 2010-08-01 13:32 / 评论数( 3 ) 中国猛博之十三 杨恒均：我就是民主小贩 / 2010-08-01 13:25 / 评论数( 24 ) 翟明磊：坏天堂与好地狱 / 2010-06-01 15:01 / 评论数( 17 ) 中国猛博：吴稼祥——水手走出中南海 / 2010-05-18 02:08 / 评论数( 12 )

　　 　　1、批判《苦恋》 30年前，白桦的剧本《苦恋》及由其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曾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最终未能公映。 1981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读者批判《苦恋》的3封来信。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文章被数家报刊转载，并通过广播传播给千家万户。 　　 2、批判《将军，不能这样做》 将军，不能这样做  　　 　　作者：叶文福 　　　　　 　　历史，总是艰难地解答一个又一个新的课题而前进的。 　　据说，一位遭“xxx”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 　　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 　　竟下令拆掉幼儿园， 　　为自己盖楼房； 　　全部现代化设备， 　　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我…… 　　我说什么? 　　我怎么说?…… 　　你—— 　　是受人尊敬的前辈， 　　我是后之来者。 　　你我之间 　　隔着硝烟弥漫的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批评你—— 　　我从来， 　　没有想过。 　　因为 　　也许正是你 　　用抱着机关枪 　　向旧世界猛烈扫射的手。 　　把抽在我脊梁上的皮鞭 　　一把夺过—— 　　你把我搂在 　　满是血污 　　和热汗的胸前， 　　大滴的 　　泪水 　　砰然而落! 　　你抽泣着 　　摸着我 　　浑身的伤疤， 　　厚厚的嘴唇， 　　哆嗦着， 　　你说： 　　“孩子， 　　我们 　　解—— 　　放—— 　　了——” 　　 　　于是， 　　我赤着脚， 　　小小的脚丫 　　踩着你 　　又深又大的脚窝 　　走进了 　　新中国…… 　　不!将军——， 　　即使是这样， 　　我也要说， 　　我更应该说! 　　记得么?

作者： 翟明磊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中国猛博之十四 沙叶新：最后的舞台 独立知识分子的启蒙博客 沙叶新，生于1939年，剧作家，现居上海。 博客名：“沙叶新 博客专栏” 可能是最年长的热门博客。沙老晚年越发进步，用博客告诉年青人历史的见证与思索，更以幽默、智慧见长。他的众多话剧被禁，但这位独立知识分子巧妙地用博客上演了一出更为动人的好戏，戏名就叫——《不为权力写作》。 遇到沙叶新就象打开了春天的窗户，迎面而来的是清新的春雨和春鸟的喧嚣。 “我叫沙叶新。人家不叫我沙叶新，叫我‘少十斤’。什么是‘少十斤’？‘少十斤’就是‘沙叶新’三个字的右半边。所以我这个人没多少份量的。去掉一半，才少了十斤，那我整个一个人就只有二十斤。（笑声，掌声）右边‘少十斤’，那左边呢？就不好意思说了，叫‘亲三口’（笑声、鼓掌）。从名字上看出来，我这个人一是没份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浅薄之至。二是待人还算亲切，一见面就亲你三口。当然不好乱亲。” 这是他东南大学讲座时开场白。 连名片也充满了笑声。“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 他的书斋名叫“善作剧楼”。 沙叶新爱说笑话，更爱说真话，他是个爱说话的人。 2001年，他被指定参加全国作协代表大会。临行前夫人抛下一道死令，“叶新，到北京你千万不要说话，千万不要发言。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沙叶新笑了，“我一定认认真真地把会开得跟没开一样。” 小组会议上，一位上海作家第一个发言：“哎呀，部长你来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亲切。至今我还记得你在离开市委的那天告别会上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作风，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坐在身边的沙叶新对这个作家说：“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沙叶新忍不住了。 “我这次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声、鼓掌）。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笑声）。……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笑声）？……我反对把‘三个代表’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因为‘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党员讲的。而作协是群众性文学组织，你怎么能要求金庸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写武侠小说呢？（笑声、鼓掌）不是荒唐吗？……” 当然，沙叶新后来再没有被邀请参加全国作协大会。 沙叶新是一个冲动的人，当他得知南京一位五岁的女孩因上不起学而自杀，泪如雨下，立即让女儿带着一千元交给孩子家长，让两个同样失学的姐姐上学。这样的事，沙叶新做了许多，却连夫人都不知道…… 沙叶新的身上除了谈笑风生的活泼，更有刚强激烈。他一生中只与别人发生过两次争吵。一次是在小吃店不小心将汤汁滴到一位食客衣服上，沙连连道歉。食客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沙沉默良久，一下子掐住食客脖子抵在墙根…… 2003年，沙叶新写出了长文《宣传文化》，这是四九年之后第一篇向中宣部与专制宣传制度开炮的文章，沙系统揭示了洗脑宣传的内幕与实质。在网络上轰动一时。于是有一天来了一位“朋友”： “我这次是奉命而来的。上面要我来给你打招呼，叫你到此为止，别再写下去了。”沙叶新问：“如果不到此为止呢？”朋友回答：“对你不利。” 沙叶新当即正色道：“假如威胁我、迫害我，我将以死抗争。” 沙叶新又接连写出了《腐败文化》、《检讨文化》、《表态文化》的系列长文。在2006年长达16000千字的《腐败文化》中，沙叶新愤怒写道：“见过腐败，但是没有见过这么腐败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并不顾危险指出周正毅案有后台。（当时陈良宇尚未双规） 这系列文章被网民们评为“被利益收买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中仅剩的道德良心。”“沙先生写出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真话。” 这是沙叶新第一次见识网络传播的力量。 当年沙叶新曾被政府称为“党的作家，党的人”。 他写过《边疆新苗》等一系列革命话剧。 最让他痛苦的是他与姚文元的艺术争论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年仅二十三岁的他被批判。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他的剧本《边疆新苗》本是一部歌颂上山下乡知青的“遵命文学”，也仅仅因为讲究了一点艺术真实，没有完全将英雄写成高大全，而被一再批判，沙叶新不服，写下了七页为自己辩护的抗议书，最后因为怕永远失去写作机会与影响夫人入党而撕毁了，含泪写下屈辱的检讨，骂自己是资产阶级分子。 1974年3月21日上午，上海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这天妻子在医院临产，沙叶新不能请假陪在身边，不能告诉妻子被批的消息。批判会让沙叶新刻骨铭心，差点神经失常。 沙叶新屈服了，重新写作了领导要求的剧本。 “那时，我写的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文学。” “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够格，我是个工具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螺丝钉型的知识分子。我没有独立人格，我没有精神，我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党叫写啥就写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名为听话，实为帮凶，至少是为了自保。” 文革终于过去了。 在八十年代，他写出了《陈毅市长》，一时好评如潮，朝野称赞，然而当沙叶新写出了第一部独立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讲述一位骗子冒充高干子弟如鱼得水处处开绿灯的故事，观众反响热烈而被禁演时，他感到了边界。但他不愿再屈服了，他要写出自己心中的剧本。 《假如我是真的》在禁演后, 反对此戏声音很大，当时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这个剧本，胡耀邦出于保护沙，提出让沙叶新多听取不同意见，进行修改。沙叶新认为这是变相的禁戏，写了反驳文章《扯“淡”》，认为这将把中国话剧扯入淡季。并提出不能修改，要修改也要按沙叶新我的意思修改。 85年，沙叶新要入党，反对势力很大。市委统战部知识分子处向胡耀邦申请，胡耀邦批示，“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入党三天后，新华社报道沙叶新的全国头版通稿，用了大标题《党的作家，党的人》。 沙叶新说：“我终于找回了自己脑袋。我终于觉得自己开始象知识分子了。” 然而他的舞台却越来越小。 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幸遇先生蔡》（讲蔡元培的故事）、《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是因为那个屁》等许多剧本，被沙叶新自己称为“我把它们都看作是我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精神反思、灵魂拷问和我关注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成果。”，都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禁演。 国内不行，连香港都受限。 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投资拍摄沙叶新《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关方面知道了，立即请嘉禾老板饮茶聊天，劝其撤资，终于使得该片胎死腹中， 沙叶新成为中国被禁剧目最多的当代剧作家。 2006年12月19日，沙叶新在朋友帮助下，在博客中国开设博客，成为中国最年长的知名博客之一。在这时他已经六十七岁了。 在博客中，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舞台。 他告诉人们当年的红灯记是如何成为拷打反革命的伴奏音乐。戴厚英如何从一个狂热的左棍变成真正的女人。上海文革时负责人徐景贤晚年的觉醒，余秋雨文革的真实面孔。 他想告诉年轻人，这是不应忘却的历史。 他觉得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欠下的债，他要告诉人们他的经验。 在《尘埃落定话红灯》后他作小诗一首。 尘埃落定为言早， 文革阴魂又甚嚣。 样板声中君切记： 有人一直在磨刀！ 当西藏叛乱与奥运火炬沸沸扬扬，“爱国青年”抵制家乐福时，沙叶新写道： “文革中参加过无数次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各国反动派’以及支持‘亚非拉’的游－行－示－威活动……当时也是激情满怀，总以为自己‘真理在握’，现在呢？好惭愧，因为上当受骗了。现在的年轻朋友非常爱国，非常希望祖国强大，我非常高兴，真的高兴！但我不希望现在的年轻朋友重复我们过去的错误。” 他的幽默的语调，极具戏剧性的行文。恰好符合了博客带有表演性、戏剧性的互动的媒体特征。沙叶新非常注意读者的感受，在戏剧中，一段话如何引起观众的适当情绪，他是看重并研究的，这种技巧他也带到了博客中。与许多博客的博客写作不同，沙叶新的博文每篇都是字斟句酌。《在香港学习温家宝讲话》出奇不意，打动了读者。营造了具有戏剧的气场。《我曾是个结巴》在一片笑声中讲述社会性语言障碍的成因。《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则更象一部迷你轻喜剧。 他重新找回了一个剧作家最重要的舞台感觉，也重新找到了观众。 一系列的危险与监听跟踪，他都碰到了，甚至有留下遗书的想法。 而博客的读者给了他不放弃的力量。“看到其他很多网站网民的跟帖，那么多热情的鼓励，真让我羞愧我的退缩和软弱，哪怕只是一时的退缩和软弱。如果我退缩了，当了逃兵；软弱了，做了懦夫，那我太对不起支持我的网民和读者，对不起这苦难的民族，对不起这多灾的土地。那是罪过，那是背叛！” 2006年11月沙叶新加入中文独立笔会。开始了更为自在的写作。 他成为上海少数的独立知识分子，他批评上海文人“在文人面前说说官府的腐败，也很激扬；在官府面前说说文人的异端，也无忌讳。但他们绝不愿意在官府面前骂官府，也绝不愿意在文人面前骂文人。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 而他的博文完全没有躲避的技巧。“这是天下相率为伪的时代。”沙先生痛惜“那是知识分子又一次心灵沉沦的时刻。”所以他要发言，他要还债！ 2008年4月1日，沙叶新被查出胃癌晚期，切除四分之三，身体迅速削瘦下去。他渐渐没有力气写出完整的博文了，但他还是坚持转贴，并写作按语。在三鹿事件中，他的按语有力打动了网民：“这个制度还值得信任吗？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谁的心不在颤抖？真是烂到根子上了……” 沙叶新，他要笑着战死在最后的舞台，博客舞台。大家一起来打排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