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

核心提示：一间小小电台引出的巨大问题。 原文： China seeks to silence dissent overseas 时间：2011.8.6 星期六 作者：Andrew Higgin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独家村”翻译 【图：2007年5月30日，印尼雅加达：一名法轮功活动家（右）在雅加达的中国驻印尼使馆门前进行的示威中展示一幅反华标语。上写：”对外国干预说不！” 图片来源：BAY ISMOYO/AFP/Getty Images】 印尼巴淡岛――四年前，在印度尼西亚的法轮功修炼者于巴淡岛建设起自己的广播电台后没多久，北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便递交给印尼政府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中国大使馆在信中谴责法轮功为”邪教”和”反华势力工具”，并要求印尼”密切关注此事”，并”采取措施”停止电台广播，以免影响印尼与中国的关系。 电台的编导Gatot Machali回忆说，他得到了泄露出来的这封信的复印件，并嘲笑中国的要求”太荒谬了”。 今天，这位51岁的法轮功练习者正在接受审判，罪名是非法广播。这是长久以来印尼政府对”希望之声”电台――这间没有牌照而通过广播播送流行音乐、新闻并热衷于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电台――进行查封的高峰。 尽管警察突击了他们的工作室，查封了广播器材并且将他们告上了法庭，这间小小的电台却还在坚持广播，它站在了一个巨大问题当中：崛起的、威权制的中国到底会如何运用它的影响力？同时别的国家，特别是像印尼这样的民主国家又将如何回应？ 在靠近新加坡的印尼小岛巴淡岛上进行庭审时，检察官通过三位法官组成了委员会向Machali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只需支付5800美元的罚款，就能得到一年的假释期――只要他遵纪守法并不再从事当局认为不合法的广播活动就能免于囹圄。 印尼和海外的媒体保护组织指责雅加达向北京的压力低头，印尼官方否认了这一说法。”我们绝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通讯局的广播主管Agnes Widiyanti说。 但根据去年在另一场庭审中展示的官方文件，当中国第一次勒令关闭”希望之声”，或称”新世纪广播”电台的时候，印尼的国家事务局和其他政府部门曾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检查并支持了中国的顾虑。 这份文件是由国家事务局的国家统一及政治理事会的律师呈上的，指明了Machali的广播电台”可能会干扰、和导致印尼-中国关系没有之前那么和谐。”因此，理事会的律师表示官方”从未给法轮功在巴淡岛或其它任何地区授予广播牌照。” Widiyanti说她从不知道还有这些审议。 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拒绝对示威发表意见，说他们不能探讨”内部文件。”发言人华宁（音）说中国”尊重印度尼西亚依据法律采取手段”取缔法轮功广播者。 北京时常对外国政府和组织施加压力，以此来压制它不喜欢的活动。这一趋势随着中国经济与外交力量的增加日趋明显。能引起中国的怒火的事数不胜数，从澳大利亚电影节放映北京不喜欢的影片，到法兰克福书展邀请了，随后又拒绝了北京不喜欢的作家，再到去年12月诺贝尔基金会授予被关押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和平奖，均在其列。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不想得的诺贝尔奖 国际评论：法轮功――政治的诱惑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

核心提示：在江泽民身体状况被海外广为报道的时候，一些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传言甚至迷信的报道也出现了。 原文： Jiang Zemin and Superstition 作者：Mu Chunshan 发表：2011年7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Linns翻译 【图：原文配图】 江泽民病重的消息已在外国媒体上被广为报道，然而，有些报道的来路不明，还有一些则简直可笑。 首先，我不知道某家通讯社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他们报道说，已经有决定说要在山东泰山顶上修一座大坟，还要建一尊纯金的塑像。 上述两项将花费约8800亿人民币（合1360亿美元），但这样一个数字实在不可信，尤其当考虑到它大约占该省去年全年GDP的五分之一，或许这家媒体把中国和北朝鲜混淆了。 在另一则”有趣的”报道中，新唐人电视台采用了一名法轮功成员的分析，他把江泽民病重的事与北京在暴雨后发生洪涝联系起来。此人声称江已转世变成了一只蛤蟆，北京最近的洪涝是这只蛤蟆在发脾气。看到新闻时间被用来播放这种”分析”，我既生气又不解，这似乎只会增加对法轮功的怨愤。 我赞成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我也认为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努力保证消息来源可靠。最不济，编辑也该有常识，不把闲言碎语当作事实来报道。 我能理解法轮功和一些外国人的”反中”之情，但他们的批评应建立在事实之上。如果新闻报道中有那么明显的错误，如果把迷信也当成消息来源，报道的可信度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中国，人们对江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些人觉得，江在位的13年里，中国成为了一个稳定的国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上升了。江还创造了一个先例，他将权力转交给胡锦涛，在这个执政党的历史上，高层领导人权力的和平交接，这还是第一次。同时，退体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些的确是一些不寻常的成就。 但如前述，也有些人对江则没那么认同，他们认为，举例来说，当中俄签署边境条约时，他轻易放弃了部分中国领土。同时，还有些人说他有点太爱出风头了。 然而，不管人们观点如何，他们的看法都应基于事实，而不是迷信。 相关阅读： CNN 江泽民逝世纯属谣言 2000年 新闻60分节目 华莱士采访江泽民 文字版 视频下载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原文：http://goo.gl/BsvA4 作者 雅尼克 中国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于4月三日在北京机场“被”失踪之后，引起全球舆论的极大关注。不仅欧美各国政府反应迅速，相继发表正式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欧洲议会、国际人权团体，文化与艺术团体，包括世界各大博物馆也均参与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的行动。艾未未的失踪，在中国国内、港澳台也激起了强大反弹。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艾未未的遭遇以及声援艾未未的全球性动员程度超过了对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被判刑所激起的反响。 之所以讲艾未未被失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就艾未未的去向给出正式的说明。这也正是自阿拉伯世界掀起茉莉花革命浪潮以来，滕彪、唐吉田、江天勇等几十名律师的命运。不过，官方媒体抹黑艾未未的宣传攻势实际上已经承认艾未未的失踪乃是政府所为。 艾未未是世界知名的大艺术家，艾未未被抓之后世界的强烈反应就是明证。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艾未未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知道仍然采取行动，显然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艾未未是中国公民社会结出的灿烂果实 艾未未被抓当然不是由于其艺术活动，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艾未未以其著名艺术家之身，以艺术与语言为表达手段，为弱小者伸张正义，为受害者争取权益，为公民社会扩展空间。相对于由于起草08宪章而被判十一年监禁的刘晓波，艾未未的定位只能是一位有良心、敢真言的艺术家。他没有系统的政治论述，也非政治异议人士。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敢于呼喊、敢于实践公民权利的当代豪杰。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抓捕艾未未，因为艾未未代表的至多是中国成长艰难的公民社会，而非在政治权力领域里同政府较量。 那么，中国政府又为何要对这样一位艺术家下手呢？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一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俨然君临中国大地，这即是政府给民众打开经济发展的空间，经商创业的路敞开着，但是政治空间则是党的独霸天下。于是，任何人，只要在政治领域挑战权力，无一例外均会遭到镇压。长期以来，政府与社会似乎也大致遵循这一默契。众多的民运人士包括刘晓波的被捕，都可以用这一逻辑来加以解释。在这一新的社会契约的隙缝中，中国公民社会从无到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会。二十年来，中国律师阶层的成长，媒体人独立意识的确立，以互联网为言论阵地的公民社会的觉醒等因素，也间接得益于这一社会默契。从某种意义上，艾未未本人未尝不是这一公民社会发展所结出的灿烂果实。在此前，律师、记者等各类维权人士，虽然被重重打压，但相对于政治异议人士来说，界线仍然是分明的。即使是如高智晟律师被失踪事件，也可以从他本人直接介入法轮功事件，从而越过了共产党的红线来加以解释。 向公民社会宣战 然而，艾未未事件却打破了这一社会与官方的契约。艾未未事件标志着一种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官方越过政治的红线，将政治的禁区向公民社会领域扩展。而这一转折的背景既是今年初起于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浪潮，也是官方对封禁互联网破功的自觉意识。茉莉花革命给中国当局的警示是：仅仅防范公开的政治异议人士不足以防止丢掉政权，在公民社会喷薄欲出的今天的中国，公民、法制、律师、网络等均是专制政权的大敌。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被抓的虽是艺术大师艾未未，但目标则是整个公民社会、网络空间的活跃分子，是对公民社会的某种宣战。这也解释了为何艾未未事件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只要你自觉是公民社会的一份子，有捍卫公民权利，争取言论自由之心，有匡扶社会正义，维护弱小之志，你就会从艾未未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艾未未的遭遇感同身受。

译注：本文为Ashild Kolas和Monika P. Thowsen 2005年出版的On the Margins of Tibet: Culture Survival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第六章。该书基于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的中国西藏文化研究项目。该项目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Studies, INS)的合作。从1998年夏天到2000年5月间，Ashild先后访问了云南、甘肃、四川和青海的所有藏族自治州。以这些现场调查为基础，她著作了此书，主要讨论了这些边缘藏区的宗教信仰、藏语教育和文化生活情况。第六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调查的发现，讨论和分析这些结果。虽然这些调查发生在2000年，但是十年之后，调查的一些发现和建议对目前的藏区仍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正如作者在书中第一章讨论到，Tibet一词在学术上通常区分为政治西藏和文化西藏。在本书中讲到的Tibet和Tibetan都是指文化西藏范围，我统一翻译为西藏。但是在中国政府语境内，西藏一词仅指西藏自治区范围，大概等同于政治西藏，例如，文中引用的中国政府发布的《西藏的文化发展》白皮书中，仅涉及了西藏自治区内的文化发展情况。 同样需要指出，Ashild这本书仅覆盖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省藏区。实际中，四省藏区的情况和西藏自治区的情况不同，某些情况下甚至很不一样。所以，本文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并不能简单地外推到所有藏区。今年刚刚发表的美国参议院职员代表团西藏访问报道也涉及这些内容，描述了各地藏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 – 译者：David Peng 西藏文化的生存状态如何？我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最少能够定量或定性地确定一些围绕西藏文化定义的争议，以及研究这一定义的主要问题。然而，即使对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没有明晰的答案：例如，多少座寺院得以重建？多少藏族学生能够在学校学习藏语？由此，要想对西藏文化生活下一个定性的结论，就变得更加困难。为了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他人的工作，他们已在相关课题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们也就西藏文化议题与中国境内外藏人展开了多场讨论。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宣称，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例如，什么促使人们重建寺院？教育系统怎样影响藏族学生？人们怎么理解他们读到的藏语诗歌或新闻报道？又怎么理解他们参与的文化事件？ 如我们在前言中所述，在人类学及相关领域，学者们对于文化的概念仍存在很大分歧。在这一争论中，一些学者批评文化这一术语本身，他们倾向于质疑传统文化是否确实存在，纯文化和元文化可能的涵义，文化能否在社会变化中保持不变，如果能够，需要何种条件。变化不再被视作与文化矛盾，而是文化重建与文化复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此我们可以理解文化的概念。学者们同时指出，文化的概念对于人们理解自身，解释他们的信仰 、仪式和风俗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拯救文化一词已成为当地人和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工具，他们据此保持其民族认同活力，寻求民族自治或自决。当我们讨论当前西藏文化存亡的情形时，必须考虑这一重要因素。 西藏活动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其他藏族难民代表强烈批评中国政府，谴责中国当局残酷催毁西藏文化，在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政策。中国官方媒体反击这些指责，发表了西藏文化在共产党治下发展和繁荣的大量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发表了有关西藏文化发展的白皮书，西藏流亡政府随后予以回应，这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反映了对于西藏文化命运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回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中方的白皮书称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迈入了崭新的时代，西藏文化从此结束了为少数上层封建僧侣贵族所垄断的历史，成为西藏全体人民继承和发展的共同文化遗产。＂ 1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回应中，民主改革标志着一场劫难，西藏从此成为＂文化废墟，甚至连藏语言的存亡都成问题。＂  2 现实当然不象双方在上面描述的那样非白即黑。一方面，民主改革没什么好庆祝的，这场运动可能是近代西藏历史最大的一场悲剧。另一方面，将当前的西藏描述为文化废墟同样是不正确的，这对很多藏人太不公平：他们供奉所有，重建宗教场所，或支持在学校教授藏语，或积极投身于当代西藏文学艺术。事实上，在今日藏区，文化重建活动在多个重要的领域内生机勃勃。 首先，藏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佛教界内外恢复宗教生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二十年间，藏族民众重建了数千座藏传佛教和苯教寺院及其他宗教场所；如果考虑到这些寺庙是以前在数个世纪中陆续建成的，这一成就令人惊羡。藏族人民为了这些重建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理应得到承认，尤其当我们考虑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绝大多数藏族人民参与到这些复兴项目中，这不仅仅应被理解为宗教复兴，这也是藏族身分认同的复兴。 其次，藏族知识分子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保护和发展书面藏语，尤其致力于保护藏族文学遗产。出版是这一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之一，一些藏族经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被收入藏语文教科书，介绍给新一代藏族学生。过去，在民主改革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当局采取抑制藏语的政策。但此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我们所见，中国出版了大量藏语文学作品，建立了一个批准新词汇的系统，藏语甚至完成了计算机化。 第三，企业家和当地文化工作者们为旅游市场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产品，传承西藏文化传统。如果说西藏文化正越来越多地引起许多藏区干部的兴趣，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凸显的市场潜力。旅游业方兴未艾，当地藏人也同样非常热情地参与其中，获取经济收益。这已经影响了他们对西藏文化的意识。 最后，基于一些主要传统文化符号，城市藏族青年正在形成他们自己的现代藏族身份认同，并通过一些媒介如流行音乐和视觉艺术表达这一认同，从而创建了一种藏族城市亚文化。这些新的文化产品，以磁带、VCD的形式出现在大多数城镇市场，在藏族青年中尤其流行。当我们在藏区坐车长途旅行时，我们注意到当地司机中最流行的音乐磁带都是藏族歌手演唱的藏族流行歌曲，尽管多数是中文歌词。 3 这些歌曲在藏族青年中极度流行，常常描述西藏自然风光，或展现西藏文化相关主题，或寻找藏族身份认同。在一些文化节日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新旧两种表达方式–商业和非商业，现代的，原生态民俗，和传统的–如此，几代藏人共同庆祝和复兴西藏文化。 从负面来看，投身于这四类文化重建工作中的藏人和一些困难作斗争，进退两难。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了藏人在信仰和推进宗教时面临的困难。其主要观点是，尽管存在限制，政府也未给予支持，藏人仍然完成了寺院重建，宗教仪式和教育也得以恢复。证据表明，政府不仅规定僧尼和寺院重建的数量，甚至试图控制进修佛学的僧人数量，考试制度，以及寺院的财政事务。 4 政府还制定政策，影响活佛认定和宗教仪式。尽管中国当局投入大量资源，保护和重印古老的佛教文献，他们同时批评藏传佛教徒每日修行和信仰是落后的迷信活动。近年来，政府试图控制寺院和尼庵的新运动（特别是爱国教育运动），给宗教信仰自由带来很大威胁。1980年代的宗教复兴实际上已经中止，有理由担心，未来会有更多宗教信仰方面的限制。 第四章指出，藏语作家和出版社面临着自由出版的问题。大多数藏语出版物夹杂着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词藻。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市场化给藏语出版带来了新的困难。随着书刊杂志包括课本的价格上涨，藏语文学作品更难到达许多潜在读者。不用说，如果人们买不起书刊杂志，是否有藏语版也没什么意义。同样，如果人们无法使用计算机或电视，有无藏文软件或是否有卫星转播的藏语电视节目也无关紧要。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藏语出版物的主题相当有限。非小说类藏语书籍集中在人文方面，少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这可能解释，为什么许多藏族青年觉得汉语出版物比藏语书更有意思。 藏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生命力取决于教育系统。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解释，许多藏族儿童根本不上学，大批儿童没有机会学习母语。而在藏族只占人口少数的地区尤其如此。有迹象显示，由于迁入移民、市场化、经费不足，以及教育政策实际上减少了双语教育的数量，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藏语教育者们表达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 如果我们把中国境内藏人面临的问题与印度次大陆的流亡藏人（后者也是权力受限的少数族群）对比，我们有些有趣的发现。因为英语是印度社会的通用语，多年以来，英语是流亡藏人定居点内学校的主要语言。很难从印度政府获得许可，将西藏学校的教学语言从英语改为藏语。自1985年始，西藏儿童村运营的小学开始用藏语教学，而其他西藏小学一直等到1994年；当年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最终获得批准，允许其下属的所有学校在一到五年级使用藏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六年级则继续使用英语。这是因为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西藏学校教授的课程必须得到该国政府认可的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例如，在印度的西藏中学，使用印度国家教研培训委员会出版的英文版教材。这些教科书基于新德里的中学教育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大纲。 5 过去十年间，西藏流亡政府开发了一个藏语现代化项目，发明一些有关现代科技和仪器的新术语，努力强化藏语在流亡社区内的角色。但很显然的是，做为一名在他国避难的难民，藏语的使用受到生存压力的威胁。正如中国藏人从中文中借用词汇那样，印度的青年藏人越来越多地从印地语和英语中借用词汇。 6 在第五章中，我们讨论了游客和旅游相关市场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依靠西藏这个符号，作为其产品的特色，无论这一产品是旅游目的地还是音像制品。这一趋势代表着西藏文化的不断商品化，该趋势也许无法避免，但却绝不是毫无问题。如我们在书中定义，文化是自然竞争不断重构的产物。这意味着，当不同的人为某一原因定义和促进某一特定的身份认同，文化表达随之而变。按照对文化的这一理解，很难讨论文化表达的纯粹性。但是，我们能说的是，随着西藏这一名词日趋市场化，西藏文化表达的经济角色也在发生改变。这一变化不仅能在中国观察到，它也发生在印度尼泊尔藏人定居点这样更大的范围内。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异族文化商品化这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 7 对于开发旅游的本地社区而言，西藏文化的理解意味着什么？目前回答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但很明显，这一进程在未来数年将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主力。 城市藏族青年正试图形成世俗化藏族身份认同，他们同样面临一些困境。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积极进行这些尝试，却发现自己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他们试图改变藏族身份认同的努力可以得到当局的支持，当局希望推动一个现代世俗化、拥护社会主义的西藏概念。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接受政府支持，他们又会面临西藏传统主义者的批评，后者认为藏族身份认同无需改变，现代主义者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西藏传统。某些西藏流亡文化机构看起来为了既得利益，保护某一特定范畴的真正的西藏文化。克莱尔・哈里斯(Clare Harris)在她关于视觉艺术的书中，描述流亡藏人社区的代表认为他们有责任保护真正的西藏文化–即1959年达赖喇嘛及第一批难民逃离西藏之前。 8 流亡藏人常常将1959年看作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哈里斯指出，他们认为，在1959年之前接受训练的藏族艺术家更＂纯粹＂。同时，流亡藏人期望艺术家们应该忠实于古老的佛教传统艺术，而不应搞新的绘画风格试验。 9 类似地，西藏流亡政府代表批评中国境内的藏族青年，认为他们背离了真正的西藏文化。他们声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培育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版西藏文化，一个非藏非汉的校园文化： 中国政府批判西藏传统文化是封建领主文化，兜售新的社会主义西藏文化。尽管他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灌输这种校园文化，这一文化完全脱离西藏社会现实。这种空洞的校园文化知识能够让一位藏人在中国政府治下成为一名诗人、作家、翻译、记者或政府职员，但是却不可能允许他／她进一步发展西藏文化。 10 这类批评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谁有权定义西藏文化？它无疑未能认识到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当代藏族青年面对的挑战；他们处境微妙，力图创立新的世俗藏族身份，同时既不攻击宗教或传统价值观，也不无谓地颂扬共产主义。流亡藏人反对西藏世俗化的概念，认为在此西藏文化在中国存亡之际，只有自己在保护西藏文化；这一观点与中国藏族青年的想法相抵触，甚至已形成意识形态的分割。文化保护和现代化孰轻孰重，这样对立的观点之争不仅出现在流亡社区，同时也出现在中国境内的藏族中间。某种程度上，这些讨论是由中国文化和民族政策框架提供的文化表达的特定条件形成的。当中国当局干涉宗教事务，限制某些而鼓励另外一些文化表达，这些行为明显影响藏人如何定义其文化，如何寻求保存和重建西藏概念。 保护和发展 按上面的文化定义，西藏文化处于竞争之中；但它是在中国政府提供的特定条件中协商而成，并受到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换言之，当藏族努力维护和现代化西藏文化，他们的行为也回应着中国当局设定的这些条件，无论是去适应还是反对它们。因此，有人也许提出，在发展现代西藏概念表达的过程中，西藏文化是按照中国条款而不是西藏条款进行竞争和重构。 在中国，少数民族通常被描述为落后民族，需要中央政府帮助其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观点是，少数民族中广泛的宗教信仰是前进的绊脚石；往好处说，是需要克服的困难。除了这种意识形态观点，共产党也害怕藏传佛教的崛起成为藏族分裂主义的焦点。在1982年19号文件中，党仍然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繁荣，宗教将会逐渐消亡。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藏区佛教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更加昌盛。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其他宗教身上也很明显，例如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全国范围内加紧控制宗教制度，包括藏区。与上面引述的文件相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局多次对宗教社团使用武力，在藏传佛教寺院尼庵推行爱国教育，以遏制＂分裂主义＂；1999年起开始镇压法轮功。 经济发展真的会和宗教复兴相冲突吗？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许多人实际上回到宗教和精神领域，寻找人生深层意义。一些人在藏传佛教中找到了人生意义，部分人还捐助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尼庵的修复。当局把宗教复兴看作威胁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它提供了现政权意识形态的精神替代品。然而，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无法用武力和意识形态压力改变。这只会使许多藏人对政府政策更加反感，强化宗教作为藏族身份标志的作用。此外，只要中国当局以政治目的干涉宗教事务，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就不足为奇。 无论中国当局是否继续其宗教运动，当地藏族社区将不得不考虑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庵中合适的僧尼人数。中国当局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影响佛教人员的数量：增加藏区学校经费，降低学杂费，修改中小学科目，使之更符合藏人的基本教育需求。 11 对各年级学生推广藏语教学，提供更广泛的课程选择，给所有藏族儿童提供学习藏语的机会。这些措施不仅给送子女去寺院的父母一个好的替代机会，而且也使得公共教育更有吸引力，保证藏语未来的活力，改善藏族处理本民族事务的能力。 中国当局已做出种种努力，将西藏文化非佛教化，只要不是积极的大范围世俗文化表达，大体上也开绿灯。这只能理解为有意世俗化西藏文化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一致，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有害的社会力量；按照现代化观念，我们要和迷信落后作斗争，以实现进步和科学发展。藏语明显只用于出版一些特定范畴艺术和人文类图书，尤其是一般广泛称为西藏文化研究的领域。自然科学方面的藏语图书少之又少。在大专院校内用藏语教学的课程也反映了同样的偏见。如此，藏语与中国当局努力推进的发展毫不相关，希望投身于经济发展的藏族只能用汉语学习。这不仅仅影响藏语的生命力，也给藏区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 将西藏文化描述为草原文化形象与中国共产党视之为人民世俗文化的观点完全吻合。然而，这一形象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世俗化的西藏概念。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化生存不仅仅是庆祝传统节日，出版藏语诗歌，转播民族歌舞，它的涵意远甚于此。尽管藏族青年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藏语和佛教生活的复兴对西藏文化的存亡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土地权利和环境恶化问题可能更为关键。 中国法律保护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权力，支持少数民族自治的原则。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自治地区的实际权力，现实很不一样，也不那么光明。不幸的是，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对自然资源没有绝对权力，甚至对生长于斯的土地也无权做决定。 如果藏族有机会管理自己的资源，他们可能也不会守着传统生活方式一成不变，但他们会在保护和发展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为了子孙后代，他们需要可持续发展，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 注解 1 .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 ，第17页 2 . 西藏流亡政府信息和国际关系办公室， Destru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 3 . 最著名的藏族艺术家是亚东，他于1995年获得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成为全国明星。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买到亚东的多盘音乐磁带，我们的印象是，我们遇到的每位藏族青年都知道这些歌曲。 4 . Makley, “ Gendered Practices ,” 61-95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