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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院爱李昌奎，不爱药家鑫？ 作者：席韬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0:32:07 阅读量：30次 “为什么法院爱李昌奎，不爱药家鑫”是斯伟江律师在评论李昌奎案中的一句话，笔者词穷，借来一用。

斯伟江：法院的仁心当以仁术贯之 作者：斯伟江 来源：凤凰网评论 来源日期：2011-7-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4 9:22:56 阅读量：52次 据报道，2009年5月16日，云南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将其3岁的弟弟活活摔死。其后，李昌奎在四川投案自首。这次不被死者家属认可的自首，最终成为他的“免死金牌”。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此案后，改判李昌奎死缓。 舆论喧哗之后，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田成有认为：“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但这样的情绪对于国家法律而言，应冷静。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田院长最后说，“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说实话，从田院长的讲话看，这是一个有学养和独立思考的法官，同时，也是存有仁心的人。记得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其母告知)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也常求其死也。”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能不判死刑的，尽量不判。当然，这里面的求，是要看死囚是否有法定理由，有法定情节，可以从轻不判死刑。我国刑法规定自首可以从轻。对于死刑犯来说，可以从轻，未必表示一定就可以判死缓。药家鑫也是自首，一样是死刑。相当于国外，多重谋杀，可以判处多次死刑，但命只有一条，虽然可以从轻，但是，罪犯还得死，因为罪孽太重，自首不足以轻到死缓。 李昌奎是否该判死刑，本来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法治国家，法官判了，民众虽有质疑，只是会质疑法官的判决不合理，但不会质疑到法官、法院的操守。在中国，一旦出这样的质疑，民众必定质疑法官是否被买通。因此，田院长说：“说真心话，我不是为李昌奎个人说情，李昌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作为一个执法者就案件本身而谈，判决也不是经过一个人出来的，是经过27名高院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而来的。”言下之意，谁能买通27个审委会委员。 民众的质疑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国司法腐败非常严重。审委会机制中也有主导人。本案撇开司法腐败，法院的裁量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和药家鑫案一样，李昌奎的情节非常恶劣，两条人命，和药家鑫案一样，同样杀人灭口，相比之下，李还有强奸，且摔死3岁小孩，两个死者的青春都没有展开，就如此残酷地凋谢，显然，比药家鑫的犯罪情节更恶劣，如果说，李昌奎的自首救了他的命，那么为什么情节还要轻的药家鑫，自首救不了命? 社会公众的情绪确实可能不冷静，法官也确实需要独立、冷静，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但是，社会舆论冷静不冷静和社会舆论批评是否正确，在逻辑上是无关的。法院这个判决，和其他死刑判决是否是同一法律标准，是民众关心的焦点。 从目前法院公布的信息看，显然不足以打消公众的质疑。法官的自由裁量，也是有逻辑、有分析的裁量，所谓慎杀、少杀的原则都没错，关键是你是如何得出李昌奎的自首足以轻到死缓的理由，在判决理由无法说服法律人、公众之前，所谓民众不冷静的说法不是借口。其实，法律对于受害人家属也一样需要交代，这种交代不光是赔钱，关键是公众。如果说，慎杀、少杀是基于一种仁心，那么，法律同样要对受害人家属一个公平，两边都仁心，才是真正的法律。这其中需要仁术，就是公开、合理、标准统一。 从这个角度看，李昌奎的判决仍值得商榷。民众整体的情绪是无法统计的，有冷静的，也有狂热的，有理智的，也有冲动的，这些都不影响法院理智的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判? 仁者爱人，为什么法院爱李昌奎，不爱药家鑫?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7日以7-2的投票结果裁决，禁止儿童购买和租借暴力视频游戏属于违宪。这一裁决是针对加州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或租借暴力视频游戏的规定而作出的。最高法院的决议是，尽管有人投诉称这种流行且不断变化的技术产品容易让孩子出现类似的野蛮行为，但政府无权“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代表大法官多数的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说：“毫无疑问，州政府拥有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立法权。但这不包括一个不受约束的、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的权力。” 虽然对案件只有同意和不同意这两种表决，但9位大法官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在具体了解这4种观点之前，有必要知道，自由言论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方面：一个是，个人有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是，个人有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就这个具体案例来说，也就是，商家有将视频游戏出售给任何人的自由，而任何人，包括未成年者，都有购买视频游戏的自由。这两种自由在法官的解释中都涉及到了，但侧重有所不同。 由大法官斯科利亚代表的大多数意见（由斯科利亚表述）是，认为暴力视频游戏会对未成年游戏者造成重大伤害和暴力行为影响，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如果有一些影响，视频游戏与其他媒介也并没有显著差别。加州法院所依据的是安德森博士(Dr. Craig Anderson)和其他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些研究至今没有被任何法院采用。而且，面前视频游戏业有自愿设定的限制等级制度，可以让家长决定是否允许子女购买或使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对所有言论形式必须一视同仁：“阅读但丁当然要比玩‘殊死战斗’游戏来的有文化，有利于智育，但是，文化和知识的差别并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差别。残忍暴力的电玩、庸俗的电视节目、低劣的小说和杂志，这些东西，就自由言论来说，与但丁的《神曲》并没有什么不同。” 大法官阿利托（Samual Alito）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同意大多数的决议，但另外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阿利托表示，新技术对儿童成长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在还不清楚，在暴力视频里玩杀人游戏与在文学作品中阅读暴力描写可能是不同的，但越来越逼真的暴力游戏令人担忧。暴力视频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在考量视频游戏在今天显现出来的特征时，必须考量到那些已经出售了的暴力视频游戏”；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是，“有些视频游戏的暴力确实骇人听闻”。这个补充立场的要义是，尽管视频游戏的暴力是个问题，但宪法对自由言论的规定使得政府没有充分理由来管制视频游戏，这就像对待“低俗”一样，低俗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低俗，而在于政府有没有管制低俗言论的充分理由。 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认为加州的禁令应该受到支持。他是一位以进步观点著称的法官，他认为，视频游戏是一种新技术，200多年前的第一修正案已经不能适应于这种新的交际形式，因此，应该以对待特殊案件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案子，在裁断时既要考虑到言论自由的益处，又要考虑到管制和规范的益处，在这二者中权衡利弊、加以协调。布雷耶的看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第一修正案的范围。 倾向保守的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自己反对决议作出解释说，“决议与第一修正案（制定时）原初的公共理解不符”。他认为，建国之父们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儿童拥有绝对的权威，父母有责任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指导，因此必须坚持，商家不经过父母同意，将视频游戏直接出售给未成年者，这是与宪法原来的用意不符的。他要求限制的是未成年者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而商家有责任不破坏这种限制。 最高法院对暴力视频游案的裁决又一次引起美国公众对如何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争论。这个案子令人瞩目的不只是裁决的最后结果，而是大法官们对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和运用说明，其中的法理依据构成了他们对美国当今“自由言论”的理解，也必将会帮助美国民众更好地理解宪政法治下的个人自由。这也就是罗马共和时期西塞罗所说的，好的法律对公民所能产生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