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

　　 铁窗高墙，关山难越。12月才读到11月5日出版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上面有冯仑的文章：《牟其中》。 　　 骂挨得多了，特别是经历过两次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口诛笔伐之后，筋骨也强壮了许多。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在第三次平反的前夜，再泛起几片沉渣，也就无所谓了。 　　 第一次全社会口诛笔伐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因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人合写了《中国向何处去？》，触犯了天条。不但被抓进了看守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模仿批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模式，发文到生产大队一级，组织革命群众天天批判我。《四川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成都人民南路的展览馆（俗称万岁馆）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反革命罪证展览》，峨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专题片《除恶务尽》，在全国各影院公开放映，情势慰为壮观。 　　 第二次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距今不久，余波未熄。是我平生第三次坐牢，也就是目前这次牢狱之灾的背景音乐。 　　 第二次的规模与第一次相比，毫不逊色。据重庆一家报刊的文章报道，有几百家媒体、上千篇文章与书籍，对我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批判。第二次批判与第一次一样，是有人组织的。第一次是“四人帮”，第二次是《万言书》。不同的是，第一次参加批判的人是奉命行事，这一次卷入批判的媒体与文章作者，是遭人暗算，落入了有人设计好了的陷阱。其实，他们也是反对《万言书》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挑战的，俗称梁山兄弟打架——不打不相识。估计今后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个陷阱是“XX部老同志”设下的。 　　 第二次大批判的始作俑者是吴戈的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吴戈在牟其中入狱之后，洋洋自得地写了一本书——《＜首骗＞出笼的前前后后》。吴戈在书中写到：“我想到XX部一位老同志曾向我要过南德的资料去看，并要我写一个概况。所以我确定以XX部某位同志委托我写内参材料的名义进行采访和收集材料。” 　　 关于我与《万言书》的那场民营企业家是否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争论，不是本文的主旨。再说，中央当时已组织力量调查过了，结论是“都是一些人身攻击”，所以这里就不介绍了。如果有读者感兴趣，欢迎登录南德网站（网址：www.nandegroup.com，和夏宗伟在新浪实名注册的个人博客），我们已将今年9月24日《经济观察报》已发表的《1997：牟其中现象》和《万言书》中的有关材料，放到了那里。 　　 所以，骂挨得太多了，挨的超级大骂太多了，也就总结出了一套如何挨好骂的经验：“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让人去说吧。不然，早就血灌脑顶，气绝身亡了。 　　 但是，冯仑这次不同，他文章的要害既不是是非之争、毁誉之辩，也不是得失之论，而是一个有关真伪的道德问题。 　　 这就触及了他自己在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的道德底线。 　　 是非、毁誉、得失是可以争论的，惟独真伪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不然，天下就大乱了。所以，古往今来都把诚信认做道德的第一标准、做人的起码原则。 　　 恰恰是在这里，冯仑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我们先来看看冯仑在文章中的自我矛盾。 　　 冯仑在该文中称，1989年以后，他把一篇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的文章，帮牟其中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冯仑认为他此举为牟其中“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冯仑讲的这篇文章的准确标题是《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首发于1989年8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 　　 还是这个冯仑，还是在他自己写的同一篇文章中又写到：“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后面一个冯仑，戳穿了前一个冯仑的谎言。 　　 我们再作最善意的假设，冯仑在1989年9月于海南遇到南德职工汪兆京之前，已在向牟其中暗送秋波了，或者冯仑只是发生了记忆上的错误？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大段故事，我不讲出来，今天冯仑也不可能知道。 　　 《中国青年报》文章内容是讲南德对“八九风波”的态度的，但其中背后也包含有该报当时的副总编，在“八九风波”期间与牟其中合作，劝学生离开广场，避免流血冲突的一些往事。 　　 牟其中为改革开放在四川两次坐牢之后，直奔中国改革的圣地北京。当时举目无亲的牟其中，只得投亲靠友，争取在京城立足。 　　 那位副总编，原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后在《中国青年报》成都站工作。作为四川人的牟其中，自然与他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投亲靠友的牟其中到京后，自然经常往《中国青年报》跑，也常去东坝河副总编家中拜访。 　　 “八九风波”期间，牟其中经常与这位副总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比较一致。牟其中奔走呼号，劝学生离开广场，为避免流血冲突所采取的行动，副总编也了解，其中也有他的主意。当时牟其中写了一篇文章，谈了自己的观点，向广场上的学生预警了可能的危险。副总编都发排了，但却被不同意见的同事们撤了下来。 　　 广场事件结束后，副总编建议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让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了解在情绪化最激动的时刻，在民间，也还存在一丝微弱的理智。 　　 但在当时，这个题目太敏感，还是拿不准是否能发。副总编先是在京城主流媒体总编每周一次的聚餐会上吹风，有人又去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副总编安排了一名年纪非常之小的记者来南德取了些文字材料。不久，这篇报道出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名叫冯仑的人。给自己头上装饰完光环之后，冯仑开始妖魔化牟其中了。 　　 冯仑文章称，牟其中以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的身份给邓小平祝寿，他大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有没有给小平同志祝寿之举，我的确没一点印象了。但对小平同志砥柱中流、无私无畏的伟大品格，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如果当年真有祝寿之举，今天的我，还甚感欣慰：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做人要讲良心。但我当时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劳改释放犯了呢？ 　　 第一次进看守所，被关押四年半，于1979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的工作组，到万县将我们释放。虽然内定是死刑，还没宣判。工作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让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第二次进的是收容所，被收容审查一年。当时中央书记处有人背着小平同志发文件，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万县（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那位负责人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又把我抓了起来。《新华社》、《经济日报》发了内参。小平同志纠正了在经济领域反自由化的错误。胡启立、姚依林等同志对我又作了批示：“打集体、压个体是‘左’的表现，要查处。”国务院办公厅又派人到了万县，我又自由了。为此，《人民日报》在1985年2月发了评论文章：《医治“左”的顽症》。据《人民日报》群工部的同志对牟其中讲，评论是按胡耀邦同志的长篇批示写成的。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中央党校有一个机构正在搜集、研究文革中各阶层与“四人帮”斗争的材料，《四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被当作民间自发反“四人帮”的典型收入的。这位负责人的弟弟就在这个小组之中。看守所、收容所、监狱，是不同的法制概念，作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还是应该要有点法律常识的。既然是劳改犯，必然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动辄用拳头说话的莽汉。 　　 冯仑文章中说，牟其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 　　 冯仑呈现在不明就里的读者面前的牟其中，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流氓、劳改犯了。但冯仑玩的是危险的游戏。自以为已经把牟其中关进了牢里，牟其中有口难辩，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冯仑错了。今天的监狱，虽然森严、严格，但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不但可以看书、读报，还可以研究著述。武汉几个监狱中，都有不断出版研究成果的。有一个人，还出版了几本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我自然就可以通过我的诉讼代理人公布真相了。冯仑仓皇出逃南德时，正如冯仑文中所言，南德在羊坊店15号的军博大院租了两层办公。一层为设备层（半地下室），一层为地平面一层。冯仑出逃之后不到两个月，南德鸟枪换炮，搬到了永定路21号，整整一个大院，有主楼、配楼、设备房，但就是没有地下室。南德的飞机业务即将成功之时，代理南德与俄罗斯签定外贸合同的那家北京国营公司，策划南德分管飞机业务的经理曹立国将样品偷走，即可撇开其代理身份，变为主体。这家公司不需要文件，因为文件都是他们出面签定之后，再将副本交南德存档的。所以，南德不可能因为“相关文件”与曹立国发生冲突。 　　 曹立国窃走样品之后，送到了这家国营公司。南德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了案。以后派出所送回了被窃走的样品。曹立国行窃之后逃走，南德的有关人员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此人，如何能将其“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相信随当年与曹立国一同离开南德的几个年青人，目前还尚在人世，也一定能看见此文。若你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被捆起来了，甚至被煽了一耳光、被打了一拳，被推搡了一下，总之，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就请站出来为冯仑作证。 　　 再来看看我这位莽和尚鲁智深当年是如何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在香山，有两位南德员工与人发生过斗殴，一拳打得人骨折，被警察收容审查。但此人不是牟其中，是当时在南德工作的两名警卫。他们的名字叫吕会臣、杨建森。这两名警卫自己相约游香山后，乘植物园到苹果园的公交车返回南德宿舍楼。由于他们操的都是外地口音，衣着平平，乡土味很浓，于是有人欺侮他们，要他们让坐。警卫不从，此人就动粗，想不到这两位貌不惊人的乡巴佬原系训练有素的中南海贴身警卫。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答：“没打，是他打我，我只用手挡了一下，想不到他的手就断了。” 　　 收容之后，经调查，最后决定调解。条件是动手的这名警卫付医药费和误工经济损失三万余元。警卫自然赔不出来。我知道之后，让南德保卫处送了张支票过去，领回了人。后来此人对我感激得不得了。 　　 我曾经一拳打得一个流氓缝了五针（也许更多，至今也不清楚），但不是在香山，也不是为了抢凳子，是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八一路，时间是1985年。当时南德还在重庆。一天晚上，我、夏宗琼与南德职工肖元生三个人去八一路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火锅。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了，一些社会痼疾又沉渣泛起。重庆的一些商贩有了几个钱，常常包养一名卖笑女招摇于茶楼酒肆。夏宗琼有几分姿色，又好打扮，火锅店老板把她当作卖笑女了。开始则言语轻佻，继之动手动脚。我忍无可忍，大声斥责。他竟然把我当成嫖客，说要机会均等。一怒之下，我一拳过去，他血流满面，双方扭打了起来。幸好旁边就是较场口派出所。经值班民警询问，老板如实交待，被训斥教育。但面颊挨了一拳，血流满面，警察让我掏出5元作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老板自理。是3针、5针还是8针，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冯仑爱人小王，年青漂亮，穿着也很新潮。若小王遭遇流氓，被人调戏，不知冯仑这位自诩为“传统士大夫精神享受”的人，能否仍能谦谦有礼地施教于流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我相信，冯仑也会一怒为红颜的。土匪化、流氓化牟其中之后，该来展示冯仑这位男子汉笑到最后的胜利风采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686.html

　　 道德源于拉丁语“莫里斯”，意为风习习惯。引申其意，则有规则，规范，行为品质好坏，善恶评价等意义。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关自觉认识和行为选择的结果。与意识形态相比，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广泛的社会性。阶级性这里就不说了，以往讲得太多太多。 　　 这里只说社会性。由于道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政治，法律，可以通过强制或暴力手段让被统治者接受。道德不能强制，它必须造成舆论，并化为人们的内心信仰，才能最终实现生活中的规范作用。因此。在有阶级社会，道德的实践决定了即使统治者的道德也必须赋予超阶级意志和全社会的外观，而且，一定要接纳某些全民性内容。即全民性，社会性，民族性。 　　 比如“孝”，这是封建社会 一个基本道德规范，在家不能做孝子，在外不能做忠臣，为了提倡忠，必须讲究孝，二者相通，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等诸多道德之核心。这是一面，事情有另一面。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组织的细胞，都要由血缘的纽带。因此无论在哪个社会，无论哪个阶级，都有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的需要，并使其成为道德规范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否则，整个社会就没法维持下去。 　　 比如“义”，这也是个道德规范，它包括社会各种类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如夫妻，兄弟，朋友，主仆，内涵极为复杂，更要具体分析。“义”何解?答曰：“性而宜之谓之义”。有奴仆为主效命之义;有邻里危难相扶之义，有舍己为人之义。这些义反映了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不是孤立的，平行的，上下对应的关系。它是在又联系又矛盾的交织扭缠状态中存在。所以，我们对德行的认识，不能只看思想倾向，不看直观的可感的形象。这里，我讲一个直观的可感的形象。 　　 杜月笙，都说他是上海大亨，流氓。我想讲两个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章士钊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南下去了上海，没有人聘他做教授。他的本行，他留学英国，学习非常出色的，主修正值和法律，兼修逻辑，“逻辑”这两个字是章士钊的翻译。他挂牌，没有生意，非常冷落，但是章先生很会享受，才多欲多，章士钊就是欲多，这个时候杜月笙施予援手，聘他为私人律师，给他每个月一千块，霎时律师事务所极红火，迅速扩张，他每月收入过万，手下帮办，有二十多个。大家对他投靠杜月笙有所非议，章士钊自己也说：“我现在就是吃流氓饭的。”这个细节里面的“义”，耐人寻味。 　　 我还想讲杜月笙和孟小冬。很多人都希望我写梅兰芳，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绝对会写。1949年，杜月笙携全家从上海到了香港，他很清楚，他不能到台湾，到台湾他会倒霉，他也不能留在大陆，知道共产党早晚会找他清算。香港，也不是他久留之地，于是杜月笙决定全家移民法国。一天在客厅里，杜月笙说，我们要去法国，法国气候好，宜于养病。当时算了算一共要办27张护照，这个时候孟小冬在旁边说一句：“我跟您去，您说我是您的使唤丫头还是您的女朋友呢?”出言极轻，却有雷霆之势。你们没听懂，杜老板听懂了：“办护照的事情暂停，赶快把我跟阿冬的婚事办了。”杜家人全傻了，他俩很快结婚，于是孟小冬成为杜月笙的五姨太。 　　 又转年了，到了1951年，法国没去成，为什么?杜月笙的病加重了，不是8月1日就是8月2日，我记不清楚了，杜月笙还是清楚自己的病快不行了，他第一件事情叫来大女儿杜美如，从香港汇丰银行拿回一包东西，杜月笙打开，里面全是借条，跟他借的最少的是5000美元。朋友们，40年代，5000美元。跟他借的最多的是500根最重的那种金条，叫“大黄鱼”。。借款人全是国民党军政要员。杜月笙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撕掉，女儿非常不解，问为什么?他说：“不愿意你们去要钱，我不想让你们在我死后去打官司。”这叫杜月笙。 　　 到了8月7日，杜月笙开始安排后事，叫他的秘书开三份遗嘱，其中一份是关于财产的，有现钞，有债卷，有不动产，遗嘱立完以后，他让人取了一个包，里面是10万美元，然后按照杜家“先外后内”的原则当场分钱。分到孟小冬，1万。孟小冬脱口而出：“这点钱，怎么够花?”杜家人当时就有耳语：“你还不是老头子慌忙给你办婚事，你要是丫头，2000你都别想。”然后散了，各自拿钱回去。这个时候杜月笙把一个徒弟叫进来，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个口袋，里面有7000美元现钞，点了4000，他跟那个徒弟说，你给妈咪。妈咪就是指孟小冬。他说：“最苦的是妈咪。”十天以后，杜月笙死了。那个时候他应该64岁。我觉得杜月笙非常值得拍成电影，值得我们去思考。现在的人都很实用，趋炎附势，人心险恶，看到街头的人快死了，也不帮一把。杜月笙是混蛋，杜月笙是流氓大亨，杜月笙不是人，但是在他的故事当中，有没有我们可以思考的东西?传统道德里究竟有没有我们可以继承的东西，请诸位和我一起深思。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465.html

　　 2012年3月10日，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在上海逝世后，媒体相继推出报道，他的名字前面的身份是“经学大家”、“最后的经学家”，还有一些写成了“经济学家”。 　　 “不是经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学史专家。”在朱门弟子、复旦历史系兼职副教授廖梅看来，怀念朱维铮的过程，也是普及经学史常识的过程。 　　 “朱先生是坚持中国启蒙精神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他敢于挑战时下尊孔复古的逆流，令本人感佩无已。”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唁电里说。 　　 “造神运动，似可休矣” 　　 朱维铮师从周予同——这位曾在“五四”运动中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史学家对当时北洋政府提倡的“读经”颇为反感，1920年代开始把经学拉下神坛，变为历史研究对象，创立中国经学史这一现代学科。在这之前，经学“只能信仰，不能怀疑”。一为思想信仰，一为学术研究，“这是经学和经学史的区别。”廖梅告知南方周末记者。 　　 “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朱维铮延续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进一步考证理清孔子“变形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述“学随术变”：经学会按照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对经学经典的解读，不是经学家说了算，而是皇帝说了算。 　　 所以看到有人在电视上讲孔子和《论语》，不顾经学的历史变迁，朱维铮就很恼火：即使“子曰”全部可信，“拿它作为惟一依据将孔子捧上天或按下地，都是令人惊异的。” 　　 因为孔子，朱维铮近年招来的争议不少。他也略有耳闻，“据说网上骂得最凶。” 　　 2007年，朱维铮在一次演说中重提孔子是私生子出身，外间炸开了锅。 　　 其实他在1982年的《孔子思想体系》中已考证过。从司马迁、郑玄，到周予同、费孝通都相信孔子是私生子，“我不想抵赖，我说的就是我说的；但不是我的发明，这也是事实。” 　　 朱维铮也质疑“孔子后裔”的血统问题。据他考证，“孔子如果有家谱，后两代已经是很难讲了，从孔融以后已经断了三次。” 　　 批评孔子学院，朱维铮也不留情面：“放一点中国的录像片，有点中国的小玩意儿，有点所谓中国文化的歌舞——人家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东西。” 　　 “朱先生强调经学在传统中国所担负的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说统治学术的功能，不论从学术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都是极有价值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在3月19日出版的《文汇报》撰文称。 　　 “现在阿猫阿狗都可以是大师。”近年被朱维铮“从天上请回地下”的“大师”，还有不少： 　　 2007年，他批于丹“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2008年11月，浙江举办纪念“一代儒宗”马一浮125周年国际研讨会。朱维铮称“所拟尊马调门高得吓人”，认为“没有必要动用国帑将他树立为乡邦圣贤”，“对马一浮的造神运动，似可休矣”。 　　 2009年，对于晚年摘掉自己“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的季羡林，朱维铮一方面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直言“他有一些方面是被官方捧出来的”。 　　 2011年，朱维铮在上海电视台《大师》珍藏版DVD的序言里批评“假大师”时写道：“对知识分子以左中右划线，把会揣摩、善附会等，当作人文社会学科是否为己服务的尺度，赏以高位，歆以重利，以致欺世盗名的假大师层出不穷。我们的教科文卫当局，普遍面临诚信的缺失，表彰假大师，阻遏人们对学术骗子文化流氓的揭露批评，无疑是一大原因。” 　　 朱维铮夫人王桂芬有次说他“目中无人”，朱维铮说：“我在考虑要写的东西，考虑我的事情。看着我瞪着眼在那里走路，其实我什么都看不见。” 　　 “研究历史的人，要是不讲历史事实，那就完了蛋。如果你乱说，我就要指出。”2011年在复旦的最后一堂课上，朱维铮讲：“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有思想自由。你有乱说的自由，我就有纠正你的自由。” 　　 “学随术变”，遗毒匪浅。朱维铮认为“文革”以后，大学里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还是在复旦的最后一堂课上，他说：“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 　　 动物是真的，不会听你摆布 　　 王桂芬说，朱维铮最大的遗憾是《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两本书没有最后出版。“他说要再给两年时间，再写上二三十篇文章，就心满意足了。” 　　 这位历史学家留下《走出中世纪》正续编、《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重读近代史》、《壶里春秋》等著述，看起来不多，有人揣测，“或许后来为声名所累，不敢轻易出手”。 　　 葛兆光不这么看。他撰文称，“现在有大部头著作的人多得很，可是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他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的整理者的工作。” 　　 经历过1980年代“文化热”的人，不会不记得朱维铮参与主持的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正是通过这套丛书被引进到中国大陆。对于这股文化史研究热潮，朱维铮有开山之功。 　　 “他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将来会在学术史上被反复提及，他整理的那些资料集会被很多学术研究者反复使用。”葛兆光说。 　　 这些资料集，也包括朱维铮主持翻译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最早提出编订、耗时多年的《徐光启全集》等。 　　 不过，“写出来的大部头不是给读者看，是给专家学者看的。”朱维铮一次对《大师》栏目总编导王韧说。 　　 朱维铮被普通上海市民认识，是因为上了电视——他至少为《大师》栏目做了二十多个采访。连邮递员都能认出他来，这让他很高兴：“这让一个普通老百姓知道，一个稀奇古怪的教授到底在干什么。” 　　 2006年，《大师》栏目邀朱维铮担任学术顾问，第一期《马相伯》的第一个镜头就在朱维铮的家里开拍。王韧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开头。”此后五六年里，制作组一旦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打过去请教”。 　　 《大师》栏目至今已制作超过150集，从马相伯开始，讲述了蔡元培、陈寅恪、丰子恺、马寅初、陈望道、童第周等人的故事。据说，朱维铮近年最看重的就是这套对1840年以来的重要文化人物进行解读的电视纪录片。 　　 “做《大师》，不要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朱维铮跟《大师》编导们说。尽管他对马一浮评价不高，但仍认为可以做，“还其作为人间学者的本色”。王韧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他给朱维铮提了5个问题。节目播出日期已排好，一直没有音讯，制作组等得焦急。两天后早上7点，王韧收到这5个问题的答案，27页纸的传真——朱维铮重读了马一浮数种遗著，光是对流传甚广的“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说，朱维铮就作了详尽考证，证明是出自《马一浮传略》的谬说。 　　 后来他们做《大师》，“歌功颂德的小尾巴”也都没了。 　　 王韧回忆，朱维铮生前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一类的纪录片，“动物是真的，不会听你摆布”。 　　 最后一课 　　 “他说这是最后一堂课，学生都等着。”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夫人劝刚接受放疗回家的朱维铮不要去讲课，未遂，又劝他捎上氧气袋——上课是在没有电梯的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朱维铮当时已是肺癌晚期，在家靠吗啡止痛，爬楼必须吸氧。朱维铮拒绝，“不能让学生看到我吸氧。”临走前沾了点水，把头发略作梳理。 　　 “那天很冷，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提前半小时到了教室旁边的休息室。”当时在现场拍摄这最后一课的王韧回忆。 　　 2010年朱维铮一共带了16个各个年级的博士生。“学生研究的方向不一样，他每一段历史都要搞得清楚才能指导好。”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晞主攻医学史，她告知南方周末记者，朱维铮对中国医学史的认识和研究，“基本上鲜为人知”，“他提出只有不断探索人体生理、病理中医学，才能弥补中国中世纪知识体系重人文、轻自然而造成的一个空白。” 　　 朱维铮更在意的是“普及”。2008年起，他为本科学生开设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2010年夏，发现肺部出现问题，此后一年零七个多月，他在肺科医院、肿瘤医院、中山医院、新华医院四家“轮班住”。不过，朱维铮还是跟学生承诺：至少授课三次，最后一课亲自讲。 　　 这“最后一课”也是朱维铮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将近两小时的课程临近末了，他对教室里二百多位复旦师生说，要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 　　 “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这还不是中华民族主义者，而是大汉族主义者； 　　 “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 　　 “第三，恐怕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现在的许多认知，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停留在孔夫子的时代。有的时候，连林则徐、连李鸿章他们的认知都没有达到。” 　　 朱维铮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仍在病床上修订新版《音调未定的传统》。此前书稿已校对七遍，但出版社在目录上调整篇目，却没改每一卷的小标题，“完全是一个错版”。书出版后才拿回给朱维铮看，“他恼火得要命，要求撤回重印。”王桂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离世前书稿已校对近三分之二，“稿子就扣在那儿了，没想到突然会出现呼吸衰竭”。 　　 来源: 南方周末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3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