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给刘晓波的第三封情书—— 但你们也要“买单”         晓波亲亲如晤： 先给你看一个故事。去年 2 月 5 日我因签署零八宪章和接受外媒采访而“喝茶”，当晚将此事告诉了美国哥哥大卫。第二天，他在邮件中写道：     小昭妹，当一个普通美国人，我还是很难体会到你的喝茶事。我一辈子只经过一次这类的事。可是，那次是我故意搞的。 1977年，我跟 300 个史丹福大学的同学示威，反对南非洲的种族隔离政府。我们要求大学不再投资在南非。我们占领一间房子，不肯散。静坐在那边，等警察拘捕我们。有的同学怕学校也会另外惩罚我们，把奖学金解除掉，甚至不给我们继续读书。可是我那天全心的支持我的同志们，不管学校和警察怎么做，我们还是要连在一起，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合理的要求。 那天，被拘捕，带着手铐，算是我一辈子最光荣的日子之一。后果？我们案子里，谁都认罪。要付＄ 50 罚款，可是不用坐牢。奖学金还是能够有。可是，最重要的后果是每一个报纸，媒体机构都报道这条大新闻—— 300 个大学生被拘捕！到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留意到南非的问题。我相信，从那天开始，不少的美国人突然留意到这个很重要，很可恶的事。     晓波，先搁下大卫的陈年旧事。我再讲一个新故事给你听。 去年 9 月，我在重庆老家（近郊一座小城市）。那天去南坪办完事，乘公交车回家。还有十分钟就到家的时候，堵车了。那条路是新修的宽阔大道，平常基本不堵车的。听说是有人在“堵路”。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急于回家吃中饭。堵在路上没奈何，下车去看看。 往前走了一段，见二十多个男女老少排成一线，将公路拦腰截断。来往车辆都被堵住，望不见头尾。边上散着十来个警察。有个三十左右的女人，显然是带头堵路的，正和警察争吵。我凑上去旁听。 事情是这样的：昨晚有个男人骑摩托车，被一家单位的汽车撞死了。当晚，死者家属要求赔偿，那家单位本来答应，“但是直到半夜两点多钟都没送来。我们找交警队，找区政府，都把我们当球一样踢来踢去……”女人愤怒地说。 堵路的地点就在撞人单位的门外。单位大门紧闭，不晓得有没有领导出来。 警察们态度很好，百般劝解，劝家属不要堵在路中间，影响交通。“事情会给你们解决的，”一个年轻警察说，“但你们也要为此买单。” 我心中一动。这警察有水平。 晓波，故事讲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告诉你吧，我对“买单”二字深有共鸣。 死者家属的遭遇令人同情，这种事在中国的发生率也很高。他们有权抗议。但他们采用了违法的方式——聚众堵塞交通。 围观的乘客，大部分都同情死者家属，但，不满：“跟我们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影响我们呢？” 被堵在路上的，总有几千乘客。一不曾作为肇事司机撞死人，二不曾作为肇事者单位拖延支付赔偿金，三不曾作为执法部门互相推诿。何辜？为什么要侵犯我们的通行权，耽误我们的宝贵时间？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死者家属的行为，毫无疑问违犯了《治安处罚法》，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也就是那个警察说的 “买单”。至于是否情节严重到违犯《刑法》，要看堵路时间的长短、被堵车辆的多少、是否并有其它违法行为。 死者家属巴不得闹得越大越好，被堵的车越多越好，要是惊动了市领导，问题更有解决的希望。我们这些受连累的乘客可就惨了。我还好，只是要回家吃饭而已，多饿一阵也罢了；如果谁有急事，或者要去赶火车赶飞机，那真是要急死人的。 我很想看到底。但，肚子饿可以坚持，上厕所可就没法坚持了。那段公路旁边没店铺也没公厕，我只好离开。往前走了一大段路，绕过被堵的车辆，转乘小巴回了家。 晓波，这件事我当时没在网上披露。“堵路”肯定具备新闻性，若是立刻放到网上，会引关注的。但我向来稳妥。事情正在发生过程中，官民双方都比较平静，最好别插手。媒体乃是双刃剑，外界的关注可能促使事情尽快解决，也可能反而扩大事态、难以收场。 其实，警察当场就可将堵路的家属们强制带离车行道。但警察对这种事也头疼，一般不轻易“强制 ” 。如果一直堵下去，那就只好出手。因我没看到底，不知最后“强制”没。 第二天我才听说，死者家属是我一个亲戚的牌友。我问亲戚：“后来这件事怎么解决的？”她回答：“怎么解决的？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由此可知，此事已得到妥善解决。心里只留一个悬念：不知堵路的家属是否“买单”？ 晓波，现在咱们回到大卫哥哥的故事。他是被美国警方正式拘捕，跟我的“喝茶”有本质区别。你有没从大卫的故事联想到六四？告诉你，我当初一听大卫的故事，立刻联想。 1977 年史丹福大学的学生们，跟 1989 年北京的大学生们一样热血涌动。所不同的是，大卫和他的同学有“买单意识”，而北京的大学生没有。 大卫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的法律后果，并且乖乖地承担后果。 他们有权示威，但 “占领房子”就违法了。史丹福大学是私立高校，房子是校方财产，美国法律咱也略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岂容你想占领就占领；大学是教学场所，有正常的秩序，不是想干啥就可干啥的。 晓波，毕竟我未曾去过美国，也不熟悉美国的法律条文和案例，为谨慎起见，特发邮件请教美国华人寻正：“如果史丹福的学生在校园里示威，占领了一间房子，是否违法？” 寻正回答如下：   要看占领什么样的房子，占领了做什么。可能违法，也可能不违法。比如占一间教室，这间教室没有特别用途，那就不违法；但如果破坏了教学秩序，就违法了。违法并不标志警察就会采取行动，在示威性事件中，警察的第一职责是保护公共安全，其次才是执法。美国警察要受民众制约，仅仅执法二字不足以保护他们，他们要考虑政治上的适当性，很多地方的警察局长是公选的，如果暴力使用不当，马上就可能下台，其他由民选官员任命的警察局长也一样。 民众犯罪，政府有公诉部门，而公诉部门并不针对所有的潜在犯罪行为采取行动，因为不是他们来定罪，定罪的人是 Peers ，同等地位的普通人，在美国，如果杀人犯赢得了陪审团的同情，一样地可以无罪释放，因此，公诉部门只会针对有把握的犯罪行为采取行动。 长话短说，警察有着很有限的临时拘捕权，他们如果滥用这个权力，只会踢掉自己的饭碗，而得到民众同情的示威者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伤——随后的审判中，他们即使犯罪，也很容易被陪审团原谅，因此，警察不会采取过激行动，以免让场面不可收拾。警察在不采取行动会引发公共安全事件时，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否则又会因失职而掉饭碗。   寻正的回答我并非完全同意，比如“ 如果杀人犯赢得了陪审团的同情，一样可以无罪释放”，我就不同意。但与本文无关，以后再说。 他最后这段话，正和我前文所述在重庆“堵路”事件中警察的反应大致相当。我很欣慰堵路事件和平解决，更欣慰重庆警察提醒堵路家属“你们也要为此买单”。 咱们再来看史丹福大学的大卫和同学们。他们选择了用违法的方式来抗议，事先知道会被逮捕。他们坦然接受警察的拘捕，并且全都认罪。初衷就是想以“ 300 个大学生被捕”的新闻来引起公众对南非种族问题的关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国，啊哟不得了，警察会被大义凛然的正义人士斥为“政府的走狗”，警察的执法行为会被正义人士定性为“镇压学生运动”！…… 六四运动前后一个多月，其间发生的违法行为数不胜数。我至今没听到有几个人用法律来衡量当初学生和其他民众的行为，只看到他们形容“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只看到他们痛骂中共政府的违法镇压和冷酷屠杀。 公权力一方的罪过，人们揭露、批判已多，无需我再赘言。但是一枚硬币有两面。民众这方呢？真的那么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合乎法律？ 如果摈除对政府的偏见与敌意，以无情的眼光来审视历史，我想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政府并非学运一开始就打算大开杀戒的。最后的血腥结局，是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守法律的官和不守法律的民，双方共同将局势推进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称之为“合谋”。 定居海外的芦笛，在《 三论柴玲是导致大批民众死难的原因之一》提到：   为了让大家看个明白，我把诸事件按时间顺序列出来： 学生占领广场 ── 军委决定武力清场／政府下戒严令 ── 军队入城 ── 市民堵军车 ── 军队开枪 上面诸事件中，我无法准确确定先后顺序的只有 “ 下戒严令 ” 和 “ 武力清场 ” 这两桩，但这对我的论证并无实质影响。 明眼人一眼就能 看出来，以上诸事件不但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而且前事是后事的原因。只要把其中任何一个事件拿去，则最后那件事就不会发生。最主要的是，如果把 “ 学生占领广场 ” 这件事一拿去，则后面的一系列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了。因此，无庸讳言，学生顽固占据广场，就是最后军队开枪射杀民众的初始原因。   芦笛当时已移民海外，是在电视上全程旁观的。他写过很多六四相关文章，见解深刻。我真希望六四参与者们也能像芦笛那样静下心来反思历史，可惜，太少。 六四学生“占领广场”，和美国学生占领史丹福大学一间房子，非常相似，只是规模迥异。我打赌，中国学生们不会想到占领天安门广场是违法的，他们只想到“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在要求民主”、“我们没有使用暴力”。 史丹福的学生们也没使用暴力，却被警察拘捕了，乖乖戴上手铐，乖乖交出 50 美元罚款。六四的学生们会这么乖吗？他们向往美国的民主，但他们不知道，民主是靠法治来维持的，法律既是用来约束政府的，也是用来约束民众的。 从占领广场开始，学生就没撤过，视公共场所为私宅，扰乱了公共秩序，侵犯了其他人的通行权和休闲权，甚至自建“纠察队”盘查路人、私设层层关卡……至于“号召市民堵军车”，我只能说这些学生太卑鄙无耻，自己做事却要别人去担危险。 学生似乎从没想过法律问题，只想到“爱国有理，爱国无罪”。 这期间，政府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没有人遵守。连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政府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都无法办到。常言道“远来是客”，做主人的总该礼貌些，但这些年轻的主人们视天安门为自己的地盘，怕的是一旦丢弃就夺不回来。 晓波，我当时在重庆郊区一所中学读书，完全不曾参与六四，仅仅从报纸和周末回家的电视上看到一点点。最初我同情学生，后来看局势太乱，转而站在政府一边。我跟同学说： “ 如果我是国家领导人，我也会——”当时我伸出右臂，做了个用力往下压的动作，“我会使用铁腕，先把事情平息下去。其它的以后再来慢慢商量。” 当年我不明真相，年纪尚幼。如今我年也不小，真相已明。无数次想过这问题，最后，我这个民主人士、异议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冷冷地在心里说：我会使用铁腕，先把事情平息下去，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其它的以后再慢慢商量。 当学生们最初占领了广场，无论如何劝不退，我将下令拘捕他们。 晓波，我想很多人会大吃一惊： ——唐小昭，你比 李鹏还要狠！ ——当然。 ——李鹏最初也没下令拘捕学生。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抓他们？ ——他们违了法。 我的“铁腕”就是法律。执法如山，令出必行。该抓就抓，岂会手软。 我“狠”吗？不。你看看美国警察拘捕我的大卫哥哥，就知道为什么我不狠了。依法执法，何“狠”之有？ 再看看芦笛所列的那个公式，“ 学生占领广场”乃是其后所有事情的起因。我铁腕一出，先从这一点截断，“前因”之不存，“后果”之焉附？出手越早，越容易控制事态，不致恶化扩大化。我以法律来震慑，先声夺人。其后学生们若要继续“运动”，行为自会收敛，不敢逾越法律雷池。 李鹏错就错在起初手太软，最后心太狠。 李鹏的六四日记我当然得到了，还没看（他文学水平太差，通篇“党式语言”，我翻了几页就不耐烦，先搁着），不知他如何为自己辩解。 其实我对李鹏也充满同情。所谓“ 4.26 社论”糟糕之极。李鹏这 20 后的脑子，哪能跟我这 70 后相比？他们从小浸淫的就是这一套，只会这一套。 而学生们也拿不出新的一套。一看“政府定性”就吓个半死、怒火冲天，全然不知“法律”，不知道若要定自己的罪须凭法律作依据，不是一个“社论”就可以秋后算账的。结果越闹越大。 晓波，我前面说到我会一开始就下令拘捕占领广场的学生，由此促使局势好转，其实是大话。就算以今日之我，去做二十一年前的总理，也无法控制局势。违法的学生太多了，又不肯像大卫哥哥那样束手就擒，北京警力能有多少，哪里抓得过来？若是他们再向我喊几句响彻云霄的口号：“爱国无罪！民主无罪！”“正义在我们这边！”“妈妈，我们没错！”我只好气个半死。——想到这点，我也对李鹏充满同情。 学生们正义在身，理直气壮、气壮山河。李鹏的 426 社论把他们吓不住，赵紫阳和阎明复的好言相劝把他们劝不住，简直软硬不吃。非得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可。政府若是专制皇帝，学生便如太上皇。 政府偏偏又不想答应。一来利益冲突太激烈，学生要谁下台就下台，谁能甘心？二来么，这种局势下答应了，真如胁迫，政府以后实难做。 正是这样的局势下，开始调集军队……后面的我就不说了，众所周知。 晓波，说起六四我就情绪不稳，但总是忍不住思考它。我觉得，把所有责任推到政府头上，是不公正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合谋”而致。若说政府不知道反省，那么，当年参与的学生和非学生们，有几个人反省过？ 妖精妖怪一个妈。官民双方极其相似。 对比 1977 年史丹福学生抗议事件，我只能感叹，中国政府遇到的不是美国学生，中国学生遇到的也不是美国政府。蛮横的中国政府遇到蛮横的中国学生，冲突一再升级。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斗气”。终在枪声中落幕，成为双方永恒的痛。 “谁料到爱国会爱成这样？”一个六四幸存者说。 我在网上看到这句话时，心中无限悲悯。 晓波，我没有见过六四。从网上看来的言语，诸如： “ 甚至北京的小偷们也发起了罢工，以停止盗窃来支持我们的运动。 事实真相是，‘六四’镇压之前，表面上看，人很多，好像很乱，实则学生和市民都很平和，民事纠纷比平常还少，交通事故也极少，连小偷都比平常的少。”简直一个黄金时代。 但我不相信。并非我不相信小偷罢工、纠纷和事故减少，而是我不相信它的美好。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当时的北京，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除了狂热的参与者之外，其他人的生活、工作、学习，都是大受影响的。 去年十二月，我在上海与一位朋友吃饭。她六十多岁，越剧迷，与政治无涉。上海 1989 年也闹得很厉害，她旁观过，持同情态度。我问她： “那时候的社会秩序怎么样？乱不乱？” 她侧头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没有文革乱！” 我大为惊讶。完全没想到，她会将六四与文革作类比。那么，社会秩序之“乱”，看来超过我的想象，不然她不会联想到文革。 没有文革乱。这真是一个讽刺。 晓波，在智商、情商、财商之外，我要不遗余力提倡另一个：法商。中国人的法商普遍偏低，可是我们正在进行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以后要建设民主制度的中国，缺乏法商怎么行？ 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唉，你在牢里风平浪静，外边的世界却故事多多。 赵连海你知道吗？他是结石宝宝的家长，创办“结石宝宝之家”网站，带头维权。去年参与李蕊蕊强奸案的抗议，被以涉嫌 “寻衅滋事罪”逮捕。纯属 冤案一桩，对他的维权打击报复而已。 今年 3 月 30 日上午，赵连海案在北京大兴法院开庭，很多网友去抗议。我当然没去。以下是从网上收集的，网友在现场用手机发的推，描述庭审结束后的情景。   屠夫吴淦：“估计庭审要结束，门内外加强聚集警力和穿迷彩服不明身份人员。” 老虎庙：“警戒突然升级，突然增加十几个迷彩服帮法警，场面再次紧蹦。” 老虎庙：“赵连海乘坐的警车正准备离开法院。” 滕彪：“载赵连海的警车要从大门出，众喊口号。” hz0497 ：“囚车在法院内绕圈，网友们狂奔在西、北两个大门间，围追堵截。人们高喊：赵连海无罪！释放赵连海！” 滕彪：“警车从正门，西门没有出去。群情激愤。” june197433 ：“大家堵住门口，喊赵连海无罪，警车无法出来。” Mayachina ：“围观对峙中，虽然无法改变审判结果，但我们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 杨立才：“警察在正门左侧人群中间拉起一道警戒线。法院的车被吓得在围墙内两个门之间徘徊，已经 20 多分钟了。” 杨立才：“法院的车忽然冲向西门，大家飞奔过去。” 杨立才：“西门没人，车一溜烟跑掉了，象贼一样。” 屠夫吴淦：“大家看到赵连海坐警车离开法院，大喊：释放赵连海，赵连海无罪！”   晓波，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些话有何感想。而我，看到网友对囚车“围追堵截”时，不由大惊：你们疯了？ 第一，围追堵截正在行驶的车辆，对车上的人、车下的人，都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是车祸。 第二，莫非他们不知道这行为是违法的？如果其他人不知道，至少滕彪该知道， 滕彪 是法学博士、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 说起滕彪，我先讲点题外话。某次滕彪在推特上说：“ 胡佳是我见过的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而不是之一）……”我说：“此言忒也夸张，不该出自律师之口。”他说：“我除了是一个律师，还是一个诗人。” 我坐在电脑前忍不住笑。滕彪不知道，就这么两句对话，我便将他从“民主中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中剔除掉了。 我认为律师和医生都应该“冷血”，这是他们的职业所要求的。冷静、理性，不动感情。任何病人躺到手术台上，在医生眼中都只是一个生物体，倘若生爱憎，极易出事故。西方国家的法院门口常有正义女神雕塑，正义女神为啥蒙着双眼？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义， 不受任何先入为住的偏见左右 。 OK ，回到赵连海案。我很想问问那些网友：你们想劫囚车么？如果不想，那就让开，让囚车出门。 判决赵连海有罪无罪、该不该释放，那是本案法官的事情，跟押送犯罪嫌疑人的警察无关。车上的警察此时只有一个职责：将犯罪嫌疑人迅速平安送回看守所。无论他们多么同情赵连海，他们都无权释放赵连海，或者停下车来让网友跟赵连海握手言欢。何必为难警察？为甚阻挠执行公务？ 刘晓原是我的“法师”（法律方面的老师，哈哈）。为写此信，在 QQ 上向他请教： “庭审完毕，囚车带着犯罪嫌疑人要离开法院，一些人在法院院子里‘围追堵截’囚车不让离开，警察可以怎么做？” 我没告诉他这是赵连海案，怕他产生先入为主的同情。 刘晓原回答：“涉嫌妨害公务罪。” OK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建议网友以后行动时，随身携带法律小册子。 另外，友情提示：警察押送犯罪嫌疑人，好像是带枪的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第九条：“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十二）劫夺在押人犯、罪犯的。” 我猜，这些网友没胆子、也没意愿劫囚车。但警察未必能猜到。 警察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职业，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事件，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当他们开动囚车，要将犯罪嫌疑人押送回看守所，忽见一群人跑过来围追堵截，因此判断这群人是要劫囚车，你不能不说他们的判断没有道理。至于围追堵截囚车算不算“暴力行为”，我真的不晓得，你们还是去问滕彪吧， 他可能晓得。 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民主好，恐怕网友们没想过，在美国，谁敢“围追堵截”囚车？叫你让开你不让，说开枪就是真开枪。 切不可视法律为儿戏。囚车不是堵着玩儿的。 唉，晓波，这些网友其实都是聪明人，也知道斗争中须有法律意识。单独一个时绝对脑子灵清，坏就坏在人太多。人多势众，往往就忘了法律。 倘若忘了法律，第一自己要“买单”，第二跟民主诉求相背离。 咱们与专制作斗争，依仗的是什么？无非法律与正义。前述围追堵截中， 有个网友说：“我们是正义的。”我心里想：未必！—— 如果你离开了法律，正义同时也离开了你。 我非常喜欢那个重庆警察说的话： “但你们也要为此买单。” 在这个 case 中，因为警察也知道赵连海是冤案，官方违法在先，所以在网友面前气不壮。但，毕竟，“围追堵截”是相当危险的行为，可一而不可再。 算网友们运气好，没遇到我这个比李鹏还狠的唐小昭。倘若我是现场的警察头子，一声令下，将围追堵截囚车的人通通拘捕，戴上手铐，拉到警署，一个一个录口供，末了每人罚款 50 美元，我还做好事，跟学校说别扣你们奖学金了。你们当然会骂我镇压维权人士的正义行为，我就扮个鬼脸： “嘘！你们要向我的大卫哥哥学习，向史丹福大学的学生们看齐。” 中国的现实是，公权力缺乏约束，公职人员的违法率远远超过普通民众。咱们要逼迫他们守法。如果我们自己也不守，可怎么去逼官方呢？那不成了“大哥不说二哥，大家都差不多”？     好了晓波，这封信已太长，不写了。 其实这种内容不是写给你看的，是给在监狱之外、正在维权或争取民主的网友们看的。有“法商”并不保证不进监狱（如你，如赵连海），但可以减少进监狱的风险。咱们的中国不仅需要民主体制，还需要与民主体制相符合的“人”。 信又超重了，我又得多贴一张邮票。虽然明知此信不能到晓波手，我还是会寄出。   在此向拦截我信件的狱警提两个要求： 第一，希望你们将我所有信件保存好，待晓波出狱时交给他。信一旦寄出，便属刘晓波的私人财产，你们不可以侵犯人家财产权的哦。（物质信件的所有权属晓波，文字内容的版权属我。我的“法商”可高了，嘻嘻。） 第二，狱警先生既然要拆我的信件，就请好好阅读，若能对你有所启迪，也不枉我辛苦写一场。（私心盼望将狱警先生争取为我的忠实读者。给我个面子行不行啊？）   现在撇开狱警，回到晓波身上。 晓波，我爱你。 你未曾犯法而入狱，买了不该买的单。这个单我切切记下了，将来要去找应该买的人来买，且，加上利息。 等你出牢笼。我相信你不用坐满 11 年的牢。将来无论他们以何种理由将你提前释放，你都要立刻出来，不要斗气。 风物长宜放眼量。来日方长。                                     （签名）小昭                              2010 年 7 月 27 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