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18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3 10:39:15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标签： 王佩英 ● 杨银波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院长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傅国涌、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被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国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国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独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极权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独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党，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党内改革派，要专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党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阶级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邓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国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国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国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附（一）：杨银波填词摇滚乐试听 1、《王佩英》：http://yyfc.iq123.com/play.aspx?reg_id=3469212&song_id=4978834 2、《为信念而死》：http://yyfc.iq123.com/play.aspx?reg_id=3469212&song_id=5313560 附（二）：赠送王佩英纪录片光碟与书籍 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与书籍《王佩英评传》，由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免费赠送社会各界。你须提供你的四项信息（姓名、电话、地址、邮编），并把这四项信息发送到：wangpeiyingbj@gmail.com,wpyzl@vip.sina.com。秘书组将通过邮局给你寄去纪录片和书籍，并欢迎你介绍朋友或有影响力的人士继续免费索取。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八年 （本文首发于2011年8月5日《民主中国》）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06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黄方毅：在王佩英女士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王佩英年谱 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三——最后的审判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二——邦无道，至死不变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一——“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讲真话的“疯子”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九——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八——幸福安定的生活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七——解放了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六——地下工作岁月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五——“我们回开封吧”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四——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二——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张大中：在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李锐：痛别陆钦侃老友 作者：李锐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来源日期：2011-8-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0 10:40:30 阅读量：25次 老同事、好朋友陆钦侃去世（2011年4月11日）了，享年98岁。 他的女儿早已将他的病情告诉了我，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很难过。陆老住院期间在危重病室，医院不让探视。4月15日在八宝山告别，我很想参加，但因为感冒，为老伴和陆老的女儿所劝阻。 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在水电系统工作前后11年，是我此生最长的工作岗位。从1952年转业水电系统结识陆老，我们相识、相交60年了，真是一生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 陆老是我主管水电建设的入门老师之一。他比我早两年上大学，是1936年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获得水利硕士学位，是名副其实能独立思考、具备真才实学的专家，绝不是随波逐流、逢迎上级的“科学家”。 1952年，我决心脱离坐而论道的工作，辞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以大学时学机械为由转业到工业部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转业不久，即偕陆钦侃出差闽、浙、苏、沪，时间达一月之久。一路上，我向钦侃求教水电建设知识，相互切磋，决心为中国水电建设做一番事业。此种至情，到老不衰。 我认识的老朋友、老同事中，浙江大学毕业的大都敢讲真话、能讲真话（这可能同校长竺可桢治校有关）。这样的人很多，水平也很高，陆老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遇事沉着冷静，认真负责到底，能坚持、有担当。 1982年我虽然离开了水电工作岗位，但关于三峡水电站的修建，仍旧关心。可以说，围绕中国的水电建设，我和陆老都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友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彼此了解，彼此尊重，有共同理想，有共同认知，尤其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1979年随能源代表团到巴西和美国参观考察，我邀陆老同行，详细了解两国水电发展的情况。 陆老一生，最值得大书特书之事是围绕三峡工程的所作所为。 早在1946年，陆钦侃就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派遣，赴美国垦务局，在坝工专家萨凡其等人的领导下，从事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一直从事我国的水电规划，任水电勘测设计总院的副总工程师。1988年，陆钦侃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拒绝在最后的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论证期间，他多次与其他人联合，或个人单独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建的理由。三峡工程上马以后，他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先后六次上书并发表文章，恳陈将三峡工程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挽救措施。在我代为上转的多次上书中，陆老都是上书的执笔人，名字排在第一位，其心可昭日月！ 一位“主建派”代表人物曾公开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我想，在这些人当中，我李锐可算一个，陆钦侃也受之无愧。 从围绕三峡工程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陆老是一位始终敢于独立思考，坚持自己意见的人。我觉得以陆钦侃为代表的一批水电老专家，从来埋头苦干，不事喧哗，不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追求的境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确是现在的年轻人应当学习的一种品格。 多年前，陆老80大寿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祝贺： 智乐河川不老翁， 水能利用永先锋。 西江石壁如何立， 四十年来不苟同。 就事业和为人而言，借用我国的古喻：陆钦侃和施嘉炀、黄万里、张昌龄、程学敏、王伊复等这一批老水利、水电专家一样，都不是风中杨柳，更不是墙上芦苇，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青松。 前段时间，一位忘年交的朋友给我送来一份《中国青年报》，上面发有一篇纪念陆钦侃的文章，题目《向良知和骨气致敬》。我想照抄照搬这句话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向良知和骨气致敬！ 向陆钦侃同志致敬！

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标签： 辛亥百年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辛亥百年，初夏时节，独坐书房，心潮翻腾，为什么一个历时267年的大帝国那么经不起风浪？自问自答，无遮无拦，只求自己信服。录下要点，公诸同好。 （一）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 问：百年前的辛亥，够热闹的。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的黄花岗烈士的壮举以后，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不愧为历史大转折。 袁：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为反对专制制度献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 应该如实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用高劳的笔名发表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较全面： “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灾，饥民遍地；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宜乎广州之变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继于后。……殆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翘然高举于禹域之内矣！”（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 至于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 据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军事袭击，一共用去57.98万元（当时它的财务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币计算）。其中黄花岗起义从1910年10月12日开始筹备，历时7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2万元，共达23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52～253页，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 这次起义，参加者170人，殉难86人。人数仅次于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战死百余人，被捕14人）；但这次死难的烈士很多是留学生和同盟会的中坚。而就后果来看，这个事件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 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 袁：革命当然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元勋。 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 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头一条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 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1840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 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 问：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是认识关。 1907年开始至1908年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1909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 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统治，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1909年10月13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澂（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 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同上，第615页。） 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 看看他们提出的宪政入门的三条路径吧： “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杆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该行立宪政体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2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简明扼要，切实可行。 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执掌最高权力的“圣上”，他们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 1908年8月27日，预备立宪进行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体现了统治集团所谓宪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 “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宪法大纲》，《光绪朝东华录》总597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版。） 以此为指导思想，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 第二关，看行动。 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个省的谘议局成立（新疆省延期开办），同时开议，尽管仍是咨询性的机构，但它是选举产生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开端。翌年9月23日，钦选、民选议员各98人的全国性的资政院正式成立。民选议员是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这些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省以下要成立议事会。这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 渐进的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 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 1.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很不完备和运转不灵的腐朽官僚机构。 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官制改革从1906年开始，就讨论得很热闹，大家翘首以望。4月27日黄花岗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信心。十天后（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等于一盆冷水泼下来！ 看看历史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 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 “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饬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 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 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 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1910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1月16日，第一次请愿。 6月16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10月25日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1911年）开设国会。其他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10月22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 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救亡呼唤启蒙。 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 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1910年12月23日的圣旨指示：“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 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直隶总督即于1911年1月7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9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 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满族统治者统治260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 “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61页，国史馆1996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 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 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退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 事情是从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的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5月20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盛宣怀、端方致王人文电》，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43页，中华书局1863年北京版。）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了将近三十年，闹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1889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列强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修的，年均544公里，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1912～1927年修了3422公里，年均214公里。1928～1937年，包括东北，共修7996公里，年均800公里，但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40～70%的暴利行业。1903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后者创办于1904年1月，1907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1910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这个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年转为商办。1908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350万两，亏损285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110万两。 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则交白卷。 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员断送掉了。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 “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页。） 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 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 “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 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 “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 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 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 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 9月1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 1.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 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 “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54～1555页，国史馆印行，1996年台北县新店市。） 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第三，不能冷静对待少数人的极端意见，抓人、杀人，导致全面的武装起义。 民众认识不可能划一，在群众运动高潮中必然出现一些激烈意见。四川保路运动中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9月5日，有人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的入口处，派发传单：《川人自保之商榷书》。这份传单号召“保护官长”、“维持治安”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的同时，提出由各州县议事会集议，责成城市自治机构——城区的董事会代收租税；“昼夜加工，制造枪炮”；“练国民军”；“边险地方建筑炮台”和发展“实业及教育”等主张。（同上，第1557～1559页。）赵尔丰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一份宣布四川独立的宣言，保路运动是“阴图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69页。） 这样的过度解读，加上他听信保路会“定谋于本月十六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宣布独立”（《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64页。）的谣言，导致一场血染街头的大惨剧。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该署督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著赵尔丰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四川人为埋葬大清帝国建立了丰功伟绩。 历时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回归法治、和平解决的机遇。只知统治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四）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 问：专制政权本性难移，它的覆没是无可挽回的。 袁：世界上专制统治转型成功的也不罕见。大清帝国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有清一代十个皇帝，除宣统小儿和慈禧罩着的同治皇帝外，没有荒淫的昏君。它开疆扩土，留下一份一千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版图。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族迅速汉化，施政的成败得失，大体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仁政和专制兼而有之。清朝特色的仁政是“深仁厚泽，永不加赋”；专制则是坚决维护三纲，制造空前残酷的文字狱！ 其坍塌的基本原因，说到底是统治阶层的认知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太大。进入20世纪以后，执掌最高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仍然是宗法专制体系的俘虏，在一呼百诺的军机处辅佐下指挥一切。而在世界现代文明浸润下，民间社会日益强大，社会精英和一部分大臣，包括部分满族大臣和皇族，已认同民主、法治。通过法治和民主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解决社会矛盾已成为他们的共识，而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统治臣民，用严惩首恶、分化胁从的办法去处理与民间的矛盾。先进的民间与落后的统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是这个大帝国迅速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 人们说，只要湖广总督瑞澂或后来应召出山的袁世凯之中的一个切实卖命，局势会大不一样。须知瑞澂是18督抚上书请开国会、推行宪政的领头人；而在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体制下几乎丢了老命的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认真推行三权分立的新政支柱，会忠实辅翼这样的专制皇朝吗？思想差距是这个末世王朝分崩离析的最深层的原因。 从1911年10月29日开始，多数省份已宣布独立，大势已去，躲在紫禁城中的寡头，才批准民主机构——资政院的请求：开放（下转91页）（上接85页）党禁，大赦政治犯，颁布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真正的宪法，实行宪政。三天后（11月2日）颁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以中规中矩的现代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昭告天下。但是，来得太晚了，统治核心的公信力完全破产了，庄严的承诺，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废纸。他们的垮台不足惜，重建稳定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历程，那么漫长，那么沉重，那才是中国人心头难于抚平的创伤！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4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