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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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李玉贞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 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8226；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 李玉贞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80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李玉贞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國历史，是一部中國人探求强国御侮之道、重塑民族尊严的历史。为此，中國人遭受许多挫折，走过不少弯路，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学费。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国运兴衰、民族荣辱的规律，其实就隐藏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或称第一款)中。 　　 一、《南京条约》第一条：被忽视的重要条款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双方在泊于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上签署停战协议，史称《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一共13条。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南京条约》是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见证。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南京条约》也有其复杂性。比如其第一条，中文本是这样表述的：“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这就是一条一直被忽视的重要条款。一般人未必看过《南京条约》原文，自然不可能引起重视，而专业的研究，如一部以65万字的宏大篇幅“对《南京条约》及附约的每一款项的来龙去脉进行逐次的考辨”的专著——《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一书(郭卫东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这一条也仅有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南京条约》第一款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然而，这一条难道真的仅仅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吗？ 　　以笔者愚见，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这一条款实际上隐藏着国运兴衰的规律，深刻领悟了这一条的内容，也就破解了国运兴衰的大秘密。历史曾经给了我们提示，却因为我们缺乏悟性而错失了机遇。 　　从表面上看，这一条款的前面部分——所谓的“永存和平”、“彼此友睦”只是套话，它看起来确实像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但是，它的后半部分“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却不简单。何谓“身家全安”？《南京条约》中文本的表述是模糊的。英文本《南京条约》第一条全文如下： 　　ARTICLE I. There shall henceforward be Peaceand Friendship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Britain and Ireland,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who 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other.   　　中文本的“身家全安”，在英文本中是“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这句英文的意思，是说人身(persons)和财产(property)要得到完全(full)的安全(security)和保护(protection)。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原来，它的意思是人身权(本文中所说的人身权主要是指人身安全的权利)和财产权要受到保护，而且这一点要由政府承诺并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一条的要义是，英国公民在中國，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由中方提供保障；同样，中國公民在英国，英国政府也承诺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平等的要求。 　　英国人将这样的内容列入《南京条约》第一条，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这一点，而这在英国方面早在1840年2月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确并确定下来了。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给侵华英军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与义律的训令的第3号附件——《对华条约草案》中是这样表述的：“第一条自今以往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中國皇帝陛下以及两方臣民之间和平敦睦，两方臣民各在对方疆土之内得享人身、财产之完全的保障与维护……”(《中國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60年8月版，第135页)除去中文翻译的表述差异，《对华条约草案》这一条与《南京条约》第一条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由此可见，英国方面对这一条是如何看重，是一定要在条约的第一条加以强调的。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却对这一条的深刻内涵完全没有领会。以钦差大臣耆英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将之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的原因，而负责翻译的人也根本不可能领会那几个看似简单的英文单词后面隐藏的重大历史奥秘。中英双方对这一条文的不同态度，刚好折射了两国的历史命运。英国人如此重视的内容，在中國人却几乎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持续到169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國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条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重大意义。 　　 二、人身权和财产权：现代文明的根基 　　英国人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南京条约》第一条，典型地反映了英国人的思维，这个思维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一个英国人极其引以为豪的历史传统。 　　英国对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甚至更早一些时候。1215年6月15日，一群英格兰贵族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块牧草地上迫使国王约翰在一份包含63个条款的文件上盖上王玺(历史学家认为约翰未在《大宪章》上签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会写字，但肯定盖过王玺)。这份被称为《大宪章》的文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甚至可以看作是英国宪政乃至世界各国宪政的母体。当然，仔细追究起来，《大宪章》虽是1215年签署的，但它不过是对旧时英格兰国王与贵族权利、义务的重申，因此《大宪章》的思想早已存在。《大宪章》的意义，是以条文的形式将这些权利、义务明确下来，将习惯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而这开启了制度化约束王权的新篇章。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36年写道：“这是超乎君王之上，甚至连君王也不可抗拒的一条法律。”学界早有定论，宪政的真谛乃是“限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權利。限制政府权力最关键的是限制最高权力，《大宪章》开启了制度化限制最高权力之门，所以它受到持久而热烈的尊崇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英国作家梅尔文·布莱格(MelvynBragg)将《大宪章》列为“改变世界的12本书”之一，并写有这样一段评论：“《大宪章》所受到的尊崇已经维持了近800年的光阴，且不但在英国，也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想要甩掉暴政、在法律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立国的其他各国中，奠定了民主和追求自由的宪法基础。如果说有一件文书，通过长时间的法律试用和它如神话般强而有力的影响，塑造出一个凡是自由男女尽皆向往的世界，那就是《大宪章》。它所得到的共鸣是超乎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梅尔文·布莱格著：《改变世界的12本书》，中华书局2010年8月版，第46页)1989年，法国在巴黎举行《人權宣言》颁布20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自豪地说，世界的人權产生在法国。当时有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在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顾外交礼节，马上站起来说，不对，人權产生在英国。撒切尔夫人说人權产生在英国，理由是充分的，就是因为英国早在1215年就签订了《大宪章》，确立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为两项最重要的人權的地位。而撒切尔夫人此举，更是传神地表现了英国人以《大宪章》为荣的情怀。法国人以《人權宣言》为荣，英国人以《大宪章》为荣，则更凸显世界文明主流的价值观乃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 　　《大宪章》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是第三十九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依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做出合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形式的损害。”该条确立了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其他形式的伤害等人身保护权，由此，英国国民的人身权利逐渐被确立起来。 　　《大宪章》第二十八条规定：“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该条规定对国王及其下属侵夺民财进行了约束，是对财产权的确认。 　　《大宪章》缚住了英国国王的手脚，在其签署后的数百年间，英国的国王们一再试图抛开这套绳索，而英国的贵族和平民则奋起抗争，一次次迫使英王重申《大宪章》的约定。据统计，在《大宪章》签署后的200年间，历代英王曾44次重申《大宪章》。可以说，英国宪政的发展史，就是英王和贵族、平民围绕着是否遵守《大宪章》而展开的斗争史。 　　约翰签署《大宪章》，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墨迹未干就拒不执行，好在他次年就去世了。其继任者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因年少而无力与贵族们相抗衡，但其成年后也渴望專制王权，不希望受《大宪章》的约束，因此多次与贵族发生冲突，直至兵戎相见，但最终是贵族的力量占了上风，议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英国议会的发展，是贵族、平民限制王权，特别是征税权的结果。 　　1628年，英王查理一世要求开征新税，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列数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过去限制国王征税权利的法律，强调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重申非经依法审判，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和剥夺财产及受到其他损害；规定海陆军队不得驻扎居民住宅，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自由人，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重申《大宪章》对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保护的规定。查理一世批准了这一请愿书，但无意真正执行它，当议会批准补助金后，查理一世下令解散议会，议会的抗争引爆了所谓的“资产階級革命”，结果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权利请愿书》的内容得到了重申和确认。经过“光荣革命”，英国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到18世纪王权彻底被限制，不再对议会权力形成挑战，英国宪政趋于成熟。 　　从13世纪到18世纪，英国从中世纪转型到近现代文明社会。英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志，就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有力的保护。人身权的保护，使人们避免未经依法审判即被逮捕、监禁和其他侵害，使生命安全获得保障。财产权的保护，可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和獨立，也可以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政府征税权力和财政收支预算的监督和控制，是人民约束政府权力的有效武器。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根基。 　　与英国相似，世界各国在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时刻，都选择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1789年的法国《人權宣言》，第七条为“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十七条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剥夺，私有财产只有在为公共利益且经合理补偿方可征用。 　　 三、产权保护：西方兴起的关键 　　关于财产权的保护，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促成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所在，这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共识。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权利，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的绝对支配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四种基本权利。产权在英文中写为propertyrights，而property就是财产，因此产权在核心意义上就是财产权，即“产权是以人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控制和处理财产的权利”。 　　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是保证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好的制度，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而市场经济的效率首先来自明晰的产权安排。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能够消除或减弱不确定性，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因而是最有效率的。 　　产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激励。一个社会必须刺激个人去从事那些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才能实现发展。要刺激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必须提供激励。良好界定的产权使人们将各自资产投入市场竞争以追求最大收益成为可能，对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良好的激励。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其与罗伯斯·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总结近代西方世界兴起时有一个简洁有力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包括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金融体制、财税制度等，其核心是产权保护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就不可能促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近代西方世界就不可能变得强大——强大到拥有对西方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支配力量。 　　历史实践比理论推演更有说服力。“西方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组成部分。仅就西欧各国——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来说，其历史命运就很不一样。在近代世界竞争中，英国、荷兰是两个成功的国家，由于“已确立的产权提供了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的刺激，并将资源导向发明和创新的活动”(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第1版，第169页)，因而在近代获得成功，荷兰在17世纪是世界头号强国，而18、19世纪则是英国称雄世界。相对来说，法国、西班牙在近代则是两个不成功的国家，情况与英国、荷兰相反。 　　法国的失败是由议会失去对国王权力的控制引起的。法国在14世纪初也发展出了与英国议会相似的“三级会议”。但是，与英国议会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不同，法国的“三级会议”后来实际上名存实亡，失去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其起因，是战争的需要。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法国国王要求“三级会议”允许其征收特别税(交易税、盐税等)。“三级会议”希望尽快取得对英战争的胜利，结束法国的社会动荡，所以同意了法国国王的要求。1439年，“三级会议”决定，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批准而征收新税。但是随着紧急形势的过去，征税权却随着法国国王权力的扩张而被延续下来，脱离了“三级会议”的控制。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三级会议”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最后爆发了大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夺回这项权力。 　　由于法国国王的征税权失控，法国的私人产权不像英国那样受到保护。为了保障税收，法国国王向行会转让某项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因为需要行会以交纳稳定的税金作为回报)，行会则试图利用垄断保护地方市场免受外部竞争，其结果是垄断加强，而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抑制，导致贸易受阻、生产性经济活动下降。此外，法国还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享受免税的特权阶层和保守的官僚队伍，他们不仅消耗税收，还成为法国政治结构中的顽固力量，阻碍了社会变革。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西方世界的优势是通过工业革命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法国，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许多人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由技术进步——纺织机器的改良和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推动的，的确，技术进步对工业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作用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更重要的问题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需要条件的，这里面不能不提到英国的专利制度。实际上，专利保护制度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非常大，因为技术发明如果不能被推广则对社会不会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而发明的推广需要企业家的投资，企业家的投资只有在获利机会较大、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要降低风险、增加获利机会，就需要对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使在一定时间内(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为14年)能够通过垄断该技术而获利。工业革命的两项关键性技术，阿克莱特的纺织机专利申请于1769年7月获准，瓦特的蒸汽机专利证书于1784年4月拿到。专利是一种知识产权，是产权的一部分。因此，推动工业革命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技术后面的产权保护制度。 　　1835年一位英国作家写道：“英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阿克莱特和瓦特的功劳比纳尔逊和威灵顿更大。”纳尔逊指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的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Nelson)海军上将，他在1805年10月指挥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战胜法国、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威灵顿指威灵顿公爵(firstDukeofWellington)，是他指挥英国陆军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这两位都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英国人认为“阿克莱特和瓦特的功劳比纳尔逊和威灵顿更大”，但阿克莱特和瓦特能够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却有赖于包括英国专利制度在内的产权保护制度。 　　英国的产权保护制度，依赖于从《大宪章》开始的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宪政制度。英国经过“光荣革命”，“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限制皇权、司法獨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獨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最终，“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四、中國经验：回归现代文明还是自创新路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839年，中英双方因鸦片问题而产生了碰撞和冲突。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18日发布禁烟文告，责令外国鸦片贩子三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由于鸦片贩子不配合，21日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饮食供应，迫其就范。到25日，大部分烟贩屈服，只有英国人仍然坚持。在林则徐下了最后通牒后，28日他们终于屈服，同意交出鸦片，但拒签保证书。 　　从中國人的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做法完全正当，中國有权这么处理鸦片贩子。林则徐提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也完全合乎大清官方的思维方式和通常做法。但是，英国人却强烈抗议。英国人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注重程序，是英美普通法的传统。基于“正义需要一个严格的程序来实现”的信条，在英美法系国家，审判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又严格的程序过程，无论是从法官的选任到陪审团成员的选择，一直到法庭上辩护双方的激烈争辩，都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认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的审判才是正义的。这种观念后面的逻辑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否则政府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任意和武断的，个人的权利无法保障。而“人即正法”，未经合法审判、未定犯罪轻重就被处死，显然有违英国人看重的程序正义的原则，所以他们不可能按此要求签署保证书。从更深层次去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被剥夺生命，这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从《大宪章》以来就形成的传统。而“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做法明显与之冲突，所以英国人是不能接受这种做法的。由于英国人拒签保证书，林则徐围困商馆、断绝饮食，这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以政府的名义担保，让英商交出鸦片，这又涉及在华英国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问题，为日后中英冲突埋下隐患。 　　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实颇为复杂，绝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这里姑置不论。我们所需深究的，是英国人将“shallenjoyfullsecurityandprotectionfortheirpersonsandproperty”这一句话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上的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后面的重要历史启示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國人寻求自强之道，但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偏差——其中最大的认识偏差就是看重“船坚炮利”之类的科学技术，而对制度的关键作用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制度建设要以保障和促进个人權利(特别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为旨归缺乏认识。 　　如果以汤因比的文明观来看，晚清以来的自强运动，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是追求器物层的现代化；甲午战争失败促使反思，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追求制度层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追求国民精神层的现代化。五四以后的中國一度迷失，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提“四个现代化”，但显然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仍是偏重于器物层的现代化，对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现代化重视不够；在制度层的现代化方面，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促成了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仍有许多路要走。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的萌生、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民众权利的扩展。英国的政治权力，从大趋势看，自1215年以后，逐渐从国王手中转到议会手中；议会有贵族院(上院)和平民院(下院)之分，通过议会改革，政治权力逐渐从上院转移到下院。在选举权方面，从一小部分人享有选举权，到逐步放宽选民的财产限制，到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到妇女享有选举权，直到18岁即享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可以看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演变，其实就是政治权力逐渐下移，或者说政治权力逐渐由民众掌握、民众权利不断扩展的过程。可以说，社会的进步，终极的体现是普通民众权利的扩展。民众权利的扩展是社会良序发展的根基，如果历史发展有规律，那么这可以说是第一规律。凡是循此规律者，社会必会健康发展；与此规律背道而行，社会发展必遭挫折。 　　观察中國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可以验证这一规律。60年分成了较明显的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世界文明发展经验——社会进步首先要保护民众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造成的。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有“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階級和民族资产階級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的表述，这至少说明那时是承认私有财产权的。但随着社會主義改造的进行，私有财产权逐渐被剥夺，及至养一二只鸡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包括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可以设想，如果私有财产权不被剥夺，这样的惨剧是不可能发生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其基本经验就是重新回到承认和尊重产权的道路上来，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到2004年修宪将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到2007年通过《物权法》，中國经济成长中的健康因素，无不与产权保护密切相关。历史经验早已昭示，市场经济的成熟要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为基础，不保护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公民人身权利方面，前30年由于没有公民人身权利保护的制度化力量，导致很多人受到伤害甚至因此遭难，改革开放之后，痛定思痛，重建法制，但离真正的法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追究当前中國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发现还是人身权、财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由于财产权保护不力，地方政府强行侵占、剥夺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时有发生，已引发社会的深重担忧和强烈不满；许多人对财产安全不放心，将财产转移海外，造成资产大量外流；城市居民房屋被拆迁、农村居民土地被征用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自焚、流血的悲剧因此不断上演。在人身安全方面，尽管2003年的孙志刚案促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但近年因媒体披露而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在派出所、看守所、收容所遭遇“非正常死亡”的死法还是触目惊心，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洗脸死、摔跤死、喝水死、骷髅死、针刺死、激动死、鞋带自缢死等等耸人听闻的名目，这些实际上都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体现。归结起来说，当前中國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都是公民权利没有保障而引起的。 　　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中國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遵循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扩展民众的权利，中國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经验或模式；而解决当前社会存留的问题，中國也要回归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通过保障和扩展民众的权利使社会得以良序发展。 　　来源: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作者:洪振快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