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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民主、人权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信念与社会价值观，也是美国自视为优于其他国家的道德高地。基于专制导致动乱，民主带来和平的国际政治逻辑，美国试图按照国内的民主治理模式塑造整个国际秩序，永续美国治下的霸权稳定，于是，对外输出民主、宣扬人权价值观成了美国锲而不舍的追求。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参与者众多，途径也多种多样。与政府派军队武力变更专制政权、非政府组织有意对目标国政权反对者进行援助不同，在海外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则体现的是一种既非军事刚性、又非NGO的商业输出模式。美国跨国公司一边在东道国投资做生意，一边又悄然地将美式民主价值观带入东道国，跨国公司这种主观意图不甚明显的柔性输出方式或许较母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强硬方式效果更好，也更难以被人察觉。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接触促变”的途径之一是参与培育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或阶层是任何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一国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西方政治学话语里，中产阶级一般被视为“民主的基石”。 然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产物”。美国跨国公司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和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起“促进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 　　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通过两种途径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其一是招聘、培训等内部方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出于本土化的需要，必须在当地雇用和培训一批能够在本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如会计、信息系统支持、管理咨询、金融服务、市场分析等) 的人。这些人构成了最早和最典型的中国中产阶层。他们被称为在外企上班的“白领一族”。在向中方雇员提供高收入和优厚的福利待遇方面，美国公司较欧、日公司更有吸引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培育中国中产阶层方面似乎较欧、日公司做得更为出色。其二是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方式催生国内一些行业中的新中产阶级，分化中国的“旧中产阶级”。跨国公司高薪的吸引，加上中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造成了人才的社会流动。“通过为社会和经济流动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跨国公司在中国正在帮助创造一个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群体”。“国有企业如果要留住他们的高级雇员并同外国企业竞争将不得不按照业绩付酬”。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国有企业也采纳美国跨国公司的绩效管理制，使用股权和红利来奖赏业绩突出的上层管理人员。跨国公司给中方雇员提供的高收入对国内一些行业产生示范效应。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如外贸、金融、房地产、旅游、电力、煤气、供水、邮电和烟草等在攀比心理的驱使下，纷纷调高行业内的工资标准。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已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0 %～120 % ，接近于跨国公司的水准。在这些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中产生了一批中国中产阶层队伍。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对类似于西方社会的“旧中产阶级”的私营个体业主和乡镇企业家构成挑战。一些私营与个体业主由于不堪市场竞争的重负，已经自动消亡或者只能以维持性经营的收入加入中下阶层的行列，如沃尔玛进入深圳已经对一些从事日用百货经营的业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另外的一些私营与个体业主，由于有较强的创业精神，再加上受到国家行业政策的保护，使得他们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如上海复星、深圳华为等已经成长为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而温州的乡镇企业也在全国率先突破“家族制”视角，走上了现代企业的发展道路。当然也有一些小业主仍然固守着中间水准的收入。在这个“旧中产阶级”两极分化的过程中，已经处于高收入阶层的那一部分为了与跨国公司争夺管理与专业人才，不得不开出与跨国公司中方雇员相当的薪水来吸引有识之士的加盟，近几年经常听到的某企业出年薪几十万聘请管理人员的新闻就是很好的证明。 　　美国跨国公司“触变”中国的途径之二是促进中国教育水平提高。 　　经济增长带来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成员形成“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从而“促进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在一家美国公司中拥有一份成功职业的机会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中产生了波动和影响”。“对于那些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在一家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工作，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称心的工作。其结果是，美国公司正在吸引中国社会中‘最好的最有前途的成员’”。 　　在西方社会，“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视角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他整个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教育一度成为西方社会旧中产阶级和下层人员提升为新中产阶级的机器，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大学、学院甚至高中，都能够为他们提升下一代的社会地位，实现成为新中产阶级其中一员的梦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曾一度流行“读书无用论”。知识经济的兴起，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读书才有出路”逐渐取代“读书无用论”。美国等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进入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教育的重要性。跨国公司对中方雇员的教育要求一般都承袭了在母国的要求，另外又加上了对外语、计算机、公共关系等各方面能力的要求， 因此，能够被跨国公司聘用为中方雇员的，均具有较高的天赋以及良好的教育背景。跨国公司也通过在中国设立奖学金激励中国学子勤奋学习，让少数出类拔萃者成为跨国公司所需要的人才。如埃克森公司在复旦大学设立“埃克森奖学金”。跨国公司的这种公益性质的助学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高校的学研风气。跨国公司对中方雇员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的的强调，促使中国渴望成为“白领阶层”的年轻学子勤奋学习，通过得到跨国公司的录用而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他们的成功又会造成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使更多的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子女送入质量上乘的教育机构，用中方雇员这一“社会示范群体”教导子女勤奋学习，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一批批智商高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子进入跨国公司，并随后得到培训，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反过来讲，跨国公司如此重视人才的智商及受教育程度，从侧面促进了中国社会读书好学风气的形成，也有助于教育条件的改善与教育水平的提高。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的方式之三是通过公司企业文化管理、产品营销和信息技术开发塑造中国员工、消费者价值观念。 　　在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工作的中方雇员是最易受到美式民主价值观熏陶的群体。日常的企业文化管理客观上成了美国跨国公司向中国员工传播个人主义、平等、法治等民主价值观的经常性渠道。 　　美国跨国公司按照员工的业绩支付报酬，“通过建立在功绩制基础之上的雇佣、解雇和晋升，跨国公司给它们的工人灌输着个人业绩和能力最为紧要的思想”。这种功绩制激发了员工渴求名望的心理。对个人业绩的强调使中方员工将个人业绩与个人价值等同，使他们“渴望晋升，追求工作的变化与冒险，看重将自己的设想应用于工作的自由度，看轻公司提供的环境条件，表现出个人主义意识增强的一面”； 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合作意识与爱国意识减弱的趋势”。 除用功绩制激励员工追求个人成功外，美国公司还通过提供培训帮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例如，上海惠普公司每年都由上级为下级制定一份事业发展计划，对员工今后几年的事业进展提出建议，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才能，这种“人本管理”力求将已被现代技术“异化”了的员工重新“同化”到工作中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跨国公司的功绩制和培训塑造了中方员工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美国跨国公司工作，中方员工也耳濡目染美国企业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好的下属服从和尊敬老板。老板作决定、发布命令，老板照管下属。而在当代西方的管理实践中，老板和下属之间有着更多的对话、冲突、挑战权威和分享决策。一位在美国跨国公司中国雇员说：“美国公司中同事和老板之间的关系要好得多。在这里，我可以真正展现自我和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这是因为在美国公司中环境更加开放。你同你的老板可以交朋友；你一点不用怕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学会大胆地发表意见和说出我们所想的”。显然，这位中方员工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公司的开放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形成员工的平等意识。 　　法治观念是美国民主文化的基本内容。美国大公司在中国投资签约时在法律条文上做过细致的工作，目的是保证合同的执行处处有法可依。他们比较习惯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把健全的法律体系看做是一个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它们把法律的齐备看得远比税收优惠重要，因为它们认为经济上的优惠没有限度，而且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的条件。它们对自己的竞争力很自信，但需要法律做监督和保证，以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正常的市场机制。中国各地税务部门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共同评价是比较守法，它们的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照会计准则办事，不搞歪门邪道，当然合法避税，搞价格转移等是跨国公司的通常做法，但它们一般不超过法律范围去做违法的事情。美国跨国公司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态度和行为促进了中方员工法治观念的形成，使中方员工“更愿意遵纪守法和偏好明确的指令”。 　　信息分享、信任、协同工作是美国跨国公司实行民主管理的标志，这有助于培育中方员工处事的民主观念。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强调信息分享和协同工作的重要性。跨国公司之所以鼓励这种行为，是因为它对于决策最优化和运作有效性必不可少。现代公司是在信息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兴旺发达起来的。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必须按照分享信息和团队工作的要求设计组织和培训员工。员工们不得不相互信任，一起工作，分享信息，并就设计更新他们的产品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任何不这么做的公司都不可能保持竞争力。 　　美国跨国公司“文化输出”的另一个对象是中国消费者。跨国公司的产品营销、技术开发影响了中国消费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中国的“美国化”现象。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美国化”充斥在我们周围。在都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广告及产品。在电脑上，我们所通用的工作平台是美国微软公司的中文视窗，最通用的文字处理器是美国微软的中文WORD，其他重要的软件也大多来自美国。今天的中国孩子“吃的是麦当劳，喝的是可口可乐，玩的是美国游戏，看的是美国大片，听的是美国音乐，说的是美式英语。在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传统神话，只有唐老鸭、变形金刚、侏罗纪、狮子王之类的文化符号”。以上还只是一些表面性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价值也成为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追求的价值，从而使这些中国人的心灵开始“美国化”。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都成为许多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美国成为众多中国人向往的目标，成为人们心中的“天堂”。 　　当麦当劳公司于90年代中期在北京开店时，它还被大多数中国人视为花钱的旅游点：除非你参观了紫禁城、转完了天安门广场和在“金拱”店就餐，否则，你就没有真正到过北京。许多从乡下来的游客端着大麦克盒、可口杯和餐巾纸回家，以此作为自己跟随大流的证明。工人阶级的北京市民也省钱带孩子上麦当劳，在孩子大口咀嚼汉堡包时守在旁边。父母亲想让其孩子“接触”中国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讲，麦当劳是通往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的重要站点。人类学家严云香观察，在20年的时间里，麦当劳给中国带来了消费革命，美国式的生日聚会深受孩子们喜欢，通过自己点餐，自己动手，有助于培养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特别是3-13岁“小皇帝”独立办事的自我意识。温馨、舒适、干净卫生的环境使消费者体验到了中产阶级的享受。 　　在信息时代，也许最能让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体验到美国个人主义、平等、自由价值观的是美国跨国公司开发出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及提供的相关产品和服务。IBM、苹果公司开发出的个人电脑与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操作系统“软硬结合”，为中国用户“发展个人随时随地的写作、整理并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了工具。Google、雅虎和微软（通过MSN）提供的搜索服务、电子邮箱和网上讨论版，满足了中国用户在网上平等搜索信息、相互交流信息和“自主结社”的需要。通过利用美国公司开发出来的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不必去图书馆、电影院也可自由地上网搜索知识，自主进行研究、编辑、选择娱乐和寻找志趣相投的人群和社团。 网站聊天室、讨论版、BBS、MSN社群等为网民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讨论、结社、信息共享的公共领域。QQ、MSN、泡泡、摄像头等产品或服务为网友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实时、语音和可视的便利，从而使虚拟的网络世界更增添了几乎逼真。“社区开发软件运动”则满足了电脑技术爱好者创造欲望，使他们通过下载和改进源代码体验到自我实现的快感。博客/播客、个人网站、网络游戏等让中国网民体验到一种自我实现、自由、参与、平等的感觉。“随着个人上传以及写作的工具越来越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他们的上传经验中获得积极反馈，我敢肯定地说每一个大的机构或者是等级结构都将会感受到冲击”。 　　由上观之，美国计算机和网络公司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和产品成了美国政治文化“外溢”、渗透的强有力工具，对此，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不同于工业化产品，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大量信息，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由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大部分资料的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据有关组织估计，美国目前拥有的数据库占全球的70％以上，加上美国一直在把它的有关法律、人权、技术标准贴上国际化的标签，通过互联网强加给别的国家，互联网潜在的‘美国化’影响已对一些国家社会、政治、法律等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客观上使中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络的控制力下降，国家权力被削弱已不可避免，也为美国大肆利用跨国公司开发出的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了工具。鉴于互联网在文化渗透方面的功效，美国政要特别强调互联网在促进“中国民主化”中的价值。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演讲时就宣称，“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表示，如今中国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伴随信息的是民主意识，虽然无法预测中国确立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但信息加上人们对自主生活的愿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美国前总统布什也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从这一系列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美国政治人物的心目中，网络已然成为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工具。

    难忘那台破旧录音机     “你一个来自中国贫困农村最底层、最边缘、最草根的人，怎么就成了立志要进入大众主流视野的摇滚歌手？”在27岁签约公益歌手以后，两年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直接的质问。摇滚乐其实与出身无关，与贫富无关，只与灵魂相连。29年的坎坷人生路，充满了无数的艰辛、挣扎、奋斗、怒放和不妥协，这样一个我，就拥有这样的灵魂。去年和今年两次到香港，两次都获悉香港社会运动中各种人群齐声高唱Beyond乐队的歌，联想到Beyond乐队的草根出身、追求正义、抗衡主流，且具备世界人文关怀精神，几乎成了香港自由火炬的代表，回过头来我再重新面对传统农村农民的孩子向摇滚歌手挺进的问题，感慨尤深，忆起往事点点滴滴，不由得黯然泪下。     我的童年，可能比更多同龄人的精神资源更显枯竭，更感孤独，亦更为早熟。如今回想起来，音乐的最初启蒙，其实来自八叔家的那台破旧录音机。八叔的少年时代，有两个热爱听歌的朋友，他们三人如同死党，会些霹雳舞，也常带来一盘盘磁带。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在荒凉落寞的山顶瓦房，八叔都会将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大，即使爷爷数次痛骂也未有收敛。我第一次走进他房间听的第一盘磁带，是1989年童安格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听的第一首歌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年我六岁，刚上小学。虽然什么也听不懂，但八叔和他的两个死党边听边唱，眉头紧皱，表情哀怨，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我。     此后，当同龄人都在弹珠子、滚铁环、鞭陀螺的时候，我却总趁八叔不在，悄悄溜进他的房间，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小，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各种歌曲。仅那时所听的印象较深的，就有83年出来的蔡琴《你的眼神》、陈百强《偏偏喜欢你》，84年出来的苏芮《酒干倘卖无》，85年出来的齐秦《狼》、群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86年出来的谭咏麟《朋友》、张国荣《当年情》，87出来的达明一派《石头记》，88年出来的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89年出来的陈慧娴《千千阕歌》、陈百强《一生何求》……1989年之于我，对六四大屠杀毫不知情，只模糊记得从北京打工回来的人描述北京的护城河里全是血水，广场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平日沉浸的，更多是音乐。在农业技术跟两千年前没什么区别，我每学期开学都要写减免学费申请书的那个年代，听听歌也会觉得好受些。     1989年的秋天，我在八叔的抽屉里，意外找到两盘令我无比震撼的磁带：一盘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收录了八首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血性的大陆男人的粗砺嗓音，也是第一次从大陆人的歌里听到了无数个“我”，而不是“我们”；另一盘是Beyond乐队的《Beyond IV》，收录了十首歌，其中《真的爱你》就像一股强劲的电流把我击中，那种大气磅礴又流行对味的感觉，黄家驹无人可以替代的沙哑高亢且真性情的演唱，彻底把我征服，就像身体会有与大脑不同的“想法”一样，这个声音在改变我。小小年纪，记不住词，但喜欢上学放学背着书包旁若无人地一路哼着走。那时学校教的歌，除了《拼音字母歌》外，尽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一类，略为抒情的，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了。     居然如此美妙而劲爆     八叔和两个死党是“买磁带狂”，他们在农村平日以捕泥鳅黄鳝维生，拿到农贸市场上卖，留些零用钱来买衣服、买摩丝、买磁带，花样翻新，品种繁多。到我八岁时，已经写得一些文字，遂抄录了大量歌词，厚厚几本。那时对繁体字已不陌生，对粤语歌也越来越习惯。由于常听常抄，对歌手的背景也越来越感兴趣，然而农村找不到什么娱乐杂志，只有到镇上买海报，八叔常把各个明星海报贴得满屋都是。有一天，他带来一张残疾人的海报，指着海报上的人对我说：“这个人的歌不错。”他激动得把新买的磁带放进录音机，传来这样的歌声：“你那张略带着一点点颓废的脸孔，轻薄的嘴唇含着一千个谎言……”     这个残疾人就是郑智化。他的这首《堕落天使》，是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一年以后，当《水手》、《星星点灯》风靡大陆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还很自豪地告诉同学：“我比你们早知道他一年。”当同学们高声齐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我却念念不忘他的这首《堕落天使》，听到“是你攻陷别人，还是别人攻陷你最后的防线”时，脸颊发热。这是一首写给妓女的歌，郑智化明显带着同情和不忍的情愫，而我知道这世界上有妓女这回事，并且妓女值得让人如此怜悯地看待，就是从《堕落天使》开始。原来，写妓女的歌也能如此震撼人心，那些爱来爱去的歌反而越来越不适应我的胃口。     在我九岁那年，从录音机里我听到了两首更震人心魄的歌：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和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八叔和两个死党疯狂摆动身躯，愤怒而兴奋。黑豹的愤怒宣泄，Beyond的淋漓呼喊，刺激得我也跟着点点头，打打拍子，混身滚烫。这是从来没有的想要挣脱释放的冲动，而这股冲动来自后来我迷恋至今的精神家园：摇滚。到了我的青年时代，我才听懂这两首歌的时代背景，一首是六四之后针对全面禁锢的各项政策的歇斯底里的反抗爆发，一首是向反对种族主义的南非精神领袖曼德拉致敬。当时这个坐了27年牢的政治犯被宣布无条件释放，“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世上，居然有如此美妙而劲爆的歌曲，去表达如此厚重大气的主题！     摇滚乐可能承载一切     年岁越长，那时的银波不但在听歌、抄词、哼歌，也试着在录音机里录下自己的声音。由于声音稚嫩，不敢唱摇滚，就录些当时听的港台流行歌，像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张洪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潘美辰《我想有个家》、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等。我的声带在14岁以前偏女声，音高，即使95年张信哲的《宽容》，副歌部分持续在a2、b2徘徊，也很容易唱上去，也特别喜欢原调唱女歌（譬如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至今练歌也尽量选择女歌，不降调。变声期以后有段时间比较痛苦，一直在练高音，但基本维持在c3。由c3突破到稳定的d3，已经是27岁以后的事情，到这时才基本形成定型的摇滚嗓，唱任何歌曲都是独有的摇滚唱腔。     整个少年时代我听的英文歌不多（虽然一直在当英语科代表），在变声期到来之前一直是以流行为主、摇滚为辅。14岁那年，我用自己的奖学金买了平生第一台随身听，此时八叔已到苏州打工，家里留下的大量磁带被我带到学校，下课或睡觉时大多在听歌和哼唱中度过。父母当时尚在广东农场打工（10岁时父母就已赴外省打工，到20岁才实现家人团聚，我是真正的农村留守少儿），能陪伴我的，只有音乐。这一年，凭借着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英语竞赛的机会，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从乡镇踏入城市，下车的刹那，望见那么多高楼大厦，顿感时空错乱。我立志，今后一定要考到城里来。1998年，梦想实现，我进入城里的重点高中，后来参加文学社，写杂文、小说、诗歌，但与喜爱文字相比，我更钟情于摇滚乐，到最后就只热爱摇滚乐。而这，始于一个偶然。     那天我如往常一样，想到各个地摊买书，胡适、李敖、柏杨、龙应台，选的都是最便宜的盗版。突然，书摊旁卖磁带的地方，一盘磁带上的宣传语吸引了我，“中国第一支最有代表性的重金属风格摇滚乐队”，封面上是四个表情庄严的硬汉，长发飘逸，而歌名更是堪称大气，《梦回唐朝》、《太阳》、《飞翔鸟》、《世纪末之梦》……而且居然还有一首《国际歌》。我赶紧付钱买下，装入随身听，播放键刚按下，人就在大街上静止了，仿佛从这个时代一下穿越到盛世唐朝，历史的大门砰然打开，万千景象历历在目，“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主唱丁武的京腔式宣念，高亢而富有振颤性的歌声，字字句句都充满诗意和哲理性的歌词，编排复杂的和弦，各种超长的solo（独奏曲），每一个鼓点都入心入肺，那时的银波简直是惊呆了。     从唐朝乐队开始，我深切感受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摇滚乐可能承载一切你想表达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博大，多么深邃，多么悠远，多么沉重，多么尖锐，多么难言，这一切都能通过编曲配器，通过高超唱功，淋漓尽致地诠释。我最开始有了想做属于自己的摇滚乐的念头，就是从听到这盘实际上92年就出版过的专辑开始的。唐朝乐队的歌词功底，也激励着我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修养和思想根基，由此我一再执着于文字与音乐世界的统一。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尤其在写诗的时候我更感觉是在涌出一首首摇滚乐。那时，但凡能找到的正版或盗版的摇滚乐磁带，那怕饿饭两天也要买下来。尽管当时的许多乐队和歌手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但正是这些歌曲使我感到精力最旺盛的人生阶段从来没有虚度，摇滚乐对我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一本书。     摇滚乐不应该是小众     被不少朋友所知的是，我高中二年级刚一结束，就以尖子生身份提出退学。后来在湖南旁听大学时，与一帮聚集在琴行周围的摇滚乐队交往甚密，并开始了最原始的演出。到广州后，因结识与摇滚圈颇为熟悉的邱大立（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华语金曲奖、金榕树奖评委）等人，更近一步见识到摇滚份子的真实生态。还记得相遇一位让我感动莫名的30多岁的男人，仅仅为了能够听懂日本摇滚乐在唱什么，他居然跑到中山大学去专门学习日语。而那些以贩卖打口碟维生的青年，亦纷纷赠送我不少只有通过他们的渠道才搞得到的独立音乐CD。摇滚乐一直陪伴着彷徨挣扎的我，从广州的番禺、天河，到重庆的农村、厦门的打工者聚集地，再到如今的重庆主城，由来如此。这些年，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摇滚创作人与不同的音乐类型，直到自己踏上签约歌手的道路，面临着原创作品的类型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摇滚，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正宗Rock N’ Roll。     显然，我所期待的作品受个人独立思想主宰，因来自底层，必定有相当部分将会反映农民、工人的真实生存状况，他们的呼喊，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都会在摇滚乐里体现。而当今这个时代的种种重大命题，诸如自由，人权，环保，还有青年一代的悲哀与希望，绝望与反抗，沉默与爆发，我都会去着力其中。摇滚乐之所以成为摇滚乐，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丧失其批判、悲悯、自省的本质。这绝不是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穿着挑战眼球的花衣，或者滥交、吸毒、辱骂、打人就能证明的。我坚持认定，摇滚乐从这个世界上产生的第一刻起，就是促进社会变革和人心革新的武器，就像夜叉乐队在《中国摇滚》里呐喊的：“你说摇滚会害人民，我说摇滚会救苍生！”这种使命，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早已成为一股永远激昂奔腾的血液。     摇滚乐应该是健康、正义、真情、动人的，应该辐射到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心中，而绝不应该是小众或自我安慰。它有词、有曲，有配合良好的乐器演奏，并且在我的观点里，摇滚乐必须要有非常优秀的唱功来体现。由于多年来听的摇滚乐越来越多，门类不一，流派繁杂，因此面对大多数我所热爱的类型时，我都会首先站在主唱者的角度，试想如果由我来重新演绎，或许又是另一番效果。好在自己有一副音域宽广、变化多端的摇滚嗓，音色可亮可暗，可薄可厚，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力和乐感较强，具备对歌曲的识别能力和重新演绎的可能性。老实说，别人的任何一首作品在我这里都不会是尽善尽美，我总能找到其短处。仅拿一项来说，歌词如果是一大堆形容词的堆砌，我多半很难提得起兴趣。我更钟情于让创作具有画面感和细节，演唱的高低起伏也必须做到层次分明。     挽回独立音乐人的尊严     基于这些年与摇滚乐打的各种交道，总算理清了它的起源、演化、分支、流派，熟悉了它的大部分历史及各时期的主要代表作。通观起来，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歌曲，终究有其特定内涵，当时空转变，这些歌曲如果不仅仅当作回忆，而是要诠释出新的内涵来，又需要一番新的研究。就像当年《血染的风采》这样的官方作品，董文华口中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而梅艳芳口中就是六四运动。你的作品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人所理解，属于非线性传播，而要做到在各个时期都可以被不同诠释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就要做到覆盖广泛，句句透心，对于原唱的要求必须是技高一等，无人替代。最有资格说这话的，是创作者本身。受国家版权法影响，尤其是音著协在中国权力无边，我也想通了，今后一般不接受除我之外任何人作词、作曲，且原唱一定是我，免得今后参加演出或出专辑时，被音著协在各地的马仔找麻烦。     踏上这条摇滚路，最应该感谢的是两年前参加声乐形体的专业训练，声乐部分是从美声开始练习的。当时仅仅是作为分赛区决赛选手的赛前练习，音乐治疗师、音乐学院教师、舞师、媒体人都来了。越到以后，我越能切身感受到这种练习对今后打下的根基乃是如此重要。到如今，我已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具备了做原创摇滚乐的基本能力，但受限于个人财力和大环境的不良状况，我决定尽量不做被一辈子牵着鼻子走的商业签约歌手，只做独立音乐人，亦即：至少将词、曲、唱的部分牢牢掌握于自己手中，独立创作。在编曲、配器、后期处理的过程中，才与人合作。这种方式，能将制作成本降到极限，又不至于被同行和版权部门找麻烦。至于规模不小的推广行动，由专业公司来做，我本人不因此而谋得任何利益，除非是商演。即使在商演中，不出意外的话，我也不会再唱别人任何一首歌，我的意识与版权法的精神相通，那就是如果我要唱别人的歌，就必须事先获得这首歌的词作者、曲作者的亲自授权。     直到自己开始创作纯原创摇滚乐，才知道在创作一首歌的背后有多么艰辛，非当事人难以体会其中滋味。看惯了观众在各KTV、会所、酒吧对歌曲种种不敬的我，曾经对此痛心疾首，所谓“艺人”，大多数根本得不到大众真正发自内心的理解与敬重，他们像是玩偶，很难再找得到100%的真诚与尊严，歌曲的原真性也由此模糊不清。这就像我与东方歌舞团一位男高音歌手聊天时他说的那样：“一般的演出，我有十分功力只发挥两三分就够了，酬劳就这么点，我干嘛那么拼命？”我不赞同。无论任何歌曲，只要我唱，一定会全情投入，那怕没有观众在旁也一样。独立音乐人与艺人的区别，恐怕在此。我想重新赢得不尊重音乐的那些人最起码的敬重，挽回尊严。当今后的人们在各KTV、会所、酒吧点唱我的歌时，我希望看到人们在那几分钟里突然停止了划拳摇骰，停止了面无表情，被不由自主地带入到摇滚乐之中，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影子，多一些爱和信心，多一些热和力量。     我没有任何包装，没有任何资助，所拥有的，是不平坦的人生，是不屈服的思想，是天生属于摇滚乐的歌喉，是理解我表达意向的少数合作的音乐人。拥有这些，在这个需要有声音但声音却被普遍压抑的时代，已经足够。路是我选的，我挺我自己。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奥地利《标准报》认为北京领导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改革走向包容性的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国，要么执政精英贪得无厌导致国家崩溃，后者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该报6月24日的文章认为，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新著《国家因何衰落》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无懈可击的答案”：国家衰落的原因是”‘政治的愚蠢’，执政精英只顾自己好处的国家是注定要贫困下去，至少经济停滞。 “只有建立了一个必须照顾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治结构，在多元社会里，才会有促进各方、从而也富有成效的经济行为。” 文章作者认为此书也提供了一个”相当实用的解释模式”，可以解答”中国将怎样继续下去？”这样一个”当前的主要问题”。 该报写道：”有的专制政府仍然有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感，提供许多经济自由，既不中饱自己的私囊，也不中饱某个寡头政治群体的私囊。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有些人这样来看今天的中国，至少中国领导人这样自我宣称。 “现在，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很多人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糟糕的连带副产品，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一个国家是可以经受得住少许腐败的，看一眼奥地利的例子就很清楚。但当企业失去明智投资的刺激时，腐败便会对增长起强大的阻碍作用。” 作者指出：”这幅图景最近因强大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垮台而受到损坏，结果表明，薄熙来夫妇多年来积累的财富可能不止百万，而是几十亿。具有如此规模的腐败，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有两种可能来解读北京领导人何以让薄熙来垮台：要么领导人认识到此案已经超出了极限，中国务必得走另外一条道路，即朝着包容性的保护产权和适度腐败的经济秩序方向。 “这条路只有在政治上少有压迫性质，而且国家日益从经济中脱离出来才行得通。温家宝的一些表态加强了这种看法。” 北京领导人的两种选择 作者举出的第二种可能是，如果只是因为薄熙来太贪婪而没有让其它”太子党”分享多少才让他垮台，”那么中国的处境不妙”。”因为所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剥削制度，其增长是通过动员劳动力以及用贷款投资取得的。由于这两种战略的能力都已穷尽，增长会在今后几年越来越疲软，中国就不会超出一个较好的新工业化国家水平。 “那么其世界政治实力就会缩水，国内的紧张就会增加，直到帝国的崩溃。这方面不乏历史的先例。” 作者断言：”人们只能希望中国走上第一条道路，成为自由的、即使还不是完善的民主世界大国。第二种选择会是一场灾难，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是世界的灾难。 “第三条道路是，中国通过保持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经济继续增长并且最终超越美国。但此路行不通，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已令人信服地对此做出论述。第三条道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乐观的命题。” “中国的技术胜利之日” 针对”神九”载人宇航和”蛟龙”深海潜水，《明镜周刊》（6月24日）称，”2012年6月24日会作为中国的技术胜利之日载入华夏史册。这个国家同时在两个领域公开显示其能力，在极高之处和很深之处。” “北京不是要破记录和比速度，而是要系统地扩大自己的能力，并且在宣传上尽可能地充分利用。”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