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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一胎罚130万,是抚养费还是创收?

作者: 陆 崕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浙江瑞安市塘下镇有对夫妇,因为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计生局罚了130万元。据瑞安计生部门介绍,《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法规政策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定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具体比例为,多生一胎的,按照2至4倍征收,夫妻双方加起来就是4到8倍。瑞安计生部门解释称,当地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现象较为严重,所以在处罚标准都往高的标准执行。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从1983年开始正式实施的,而实际上早在197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制定者的初衷,是藉此控制建国以来的人口过快增长,避免因人口急速膨胀而失去控制,人口数量过多导致资源和粮食紧张,以此优化人口结构,使社会发展走向良性轨道。 毫无疑问,这一政策的制定在当时是合适的也是迫切需要的。在过去的近三十余年中,它的出台,及时地为中国人口增长踩了刹车,对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取到了立竿见影的控制作用,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这一政策的号召下,无数的人们,从官员、工人、知识分子到农民无不积极响应,只生了一个孩子;而国家的计生部门,也是为了达到国家的这一整体理想,从上环、结扎,到准生登记,无不兢兢业业工作着。 然而总有少数的人,他们往往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看不到国家的需要,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超生过于麻木。他们并不认为因为自己多生了一个孩子国家的粮食就因此而不够吃,不觉得就因为自己多生了一个孩子,国家的土地没有了位子……因此他们敢于超生。 针对超生,国家也有处罚的政策。孩子出生前,国家要求计划生育政策深入每个公民的大脑;孩子出生后,既然人来到了这个世界,那么就应该让他得到保护地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超生的孩子出生后国家就因此束手无策。国家对超生已成既定事实的管理措施,其中很有力度的一条就是罚款,要求超生夫妇缴纳孩子的社会抚养费。 所以中国社会一直就有关于超生罚款的现象,也在某些程度上增加了超生者的经济负担,从而威慑了潜在的超生者,以儆效尤。对国家人口控制取到积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由于超生处罚标准是根据当地经济状况来执行的,各地方执行的标准不统一,而且即便是在同一地方,在处罚标准上也会存在就像上面这则消息说的,严厉的时候,就有往高的标准执行的情况。在这则新闻中,由于超生,抚养费夫妻双方加起来,低的标准是4倍当地居民人均收入,高的是8倍,如果这130万是按照8倍标准执行的话,那么4倍的标准则只要罚65万,这一下就多了65万。这必然让人产生疑问,这个标准既然没有明文确认是4倍还是8倍,那么当地计生部门这130万,除了他们所说的执行国家政策,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以国家政策的名义,故意往高的标准执行,多罚款以创收?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搞不同名目、用各种手段创收的报道屡见不鲜,这次浙江瑞安对超生一胎罚款130万巨款,处罚力度严厉得令人咂舌,数额也是史无前例,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讲,这都是一个巨额罚单,使人不得不怀疑这背后真实的动机。 而且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执行到如今,人口已得到有效控制,中国人口的发展进入稳定型增长阶段,计划生育政策有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已日益成为社会争议的话题,原因在于这项政策有它的适用性和时效性,它适用于人口增长不合理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时期。而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目前,不论是说计划生育已入人心,还是说人口增长实际现状,都可以说明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时代,严格死守这一政策的框框条条已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而且有的地方,比如近年来上海等地,如果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则允许他们生两胎,避免因政策过时而导致人口转为老龄化,走向另一个极端。 所以,浙江瑞安对超生一胎罚款130巨款不光是数额合不合理、标准有没有水分、背后有没有猫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今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到30年后的今天底还适不适用,合不合理,有没有过时,都是一个社会上反响强烈的问题,瑞安市政府凭什么就随随便便对人家超生一胎罚款130万?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陆 崕的最新更新: 情妇勒索海关副局长案显社会性溃败冰山一角 / 2012-06-02 11:31 / 评论数( 0 ) 官船南海逼退外国炮艇不必道谢 / 2012-05-29 23:50 / 评论数( 0 ) 马英九两岸新思维敢新到统一上来吗 ? / 2012-05-27 22:57 / 评论数( 1 ) 胡锦涛拒绝与野田首相举行双边会谈一箭多雕 / 2012-05-27 11:34 / 评论数( 1 ) 情况特殊与国际惯例扯着用揶揄了谁? / 2012-05-24 21:05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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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欧洲/经济: 北京要求央行等机构草拟紧急计划以防不测

路透社从接近中国发改委、中国央行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已明确下令相关机构做好应对希腊脱离欧元区的准备。据指出此举旨在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增加对流动热钱的控制,以及加速推出针对使经济稳定发展的措施等等。 据指出,来自中国发改委和中国央行等机构的内部消息说,中国政府要求相关部委拿出希腊一旦脱离欧元区后应该采取的应急措施建议,而且提出的越快越好。因为情况很紧急。 希腊在组阁失败后,正在举行新的立法大选。立法大选的结果应该在6月17日揭晓。欧元区各国目前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普遍感到担忧。希腊激进左派声称一旦当选,将废弃此前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撙节条约。法国经济部长莫斯科维奇星期天就此表示,如果希腊在新的立法大选结束后,新政府不能遵守此前达成的条约,那么,不能排除希腊会脱离欧元区的前景。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加重了中国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个月在国务院会议上表示,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正在加速。北京当局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支持经济增长的措施,据指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是1999年以来最缓慢的一次。 香港一家银行的负责人表示,北京当局要求银行每天拿出一份有关金融市场行情的报告。 不过,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表示,中国将继续在欧元区主权债务上投资。周小川同时要求欧元区加速改革,制止主权债务危机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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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台朝野立委对政府六四事件声明不同反应

台湾在野党立委批评政府针对六四事件的声明内容空泛,不过,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则表示,呼吁大陆提升人权有一定的意义。 *不痛不痒内容空泛* 台湾在野的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星期一在内政委员会当中表示,台湾政府针对六四事件23周年所发表的声明,只是行礼如仪、不痛不痒、内容空泛,应该对中国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 他说:“要求释放仍然被囚禁的六四示威人士,要供布事件死难者,要释放遭到拘捕的人,供布下落不明人士的数字,要停止骚扰抗议者及他们的家属。” 段宜康还指出,台湾应该站在血源接近的立场,真正的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让中国人民知道,中华民国政府和他们站在一起。 *民主人权存有差异* 台湾总统马英九针对六四事件的声明指出,大陆当局处理六四事件遗留的伤痛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这将有助于弥平历史伤口,拉近大陆当局和人民的距离,并改善国际形象。 马英九认为,如果大陆当局顺势而为,扩大政治参与、完善人权保护、善待异议人士,相信不仅能回应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也将有助于持久的政治稳定。马英九再次强调,两岸在民主人权方面仍然存有差异,这种差异将是两岸深度交往时必须克服的困难。 *审慎面对六四事件* 执政的国民党立委纪国栋在质询时表示,台湾政府应该审慎表达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否则可能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他说:“坦白讲,对那个事件,我们是痛心、同情,当然也支持真相大白的一天,可是过度凸显我们的立场和关怀,就两岸之间现在的氛围,其实不是很适当。” 纪国栋委员还指出,与其表达对六四事件的关注,不如先做好台商在大陆的权益保障比较实际。 *必要态度一定意义*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在答询时表示,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声明,是一种必要的态度,呼吁大陆提升人权有一定的意义。 她说:“其实总统提到要政治改革、民主改革,这是总统的高度,是一个有高度的看法,从陆委会角度,我们每年也要求供布真相,要平反。” 这场会议当中,在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提议下,全体官员和出席委员都针对六四事件23周年起立默哀1分钟。 除了台湾政府和国会对六四事件表达关注之外,台湾的人权团体也将在6月4号当天举行纪念晚会,旅居台湾的当年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都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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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如何对待’六四’与当前相关”

德媒认为, “六四”是中共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导致中国政改落后于社会现实,温家宝果真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光是在说漂亮话而已。 “天安门母亲的控诉” 《标准报》6月4日认为,天安门母亲们”对北京领导人的看法听起来痛苦而绝望”。 该报写道,”尽管各种迫害,这150 名控诉者不屈不挠、年复一年地向北京当局呼吁解决不公。他们在最新的公开信中呼吁即将换届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处理这个事件,不要像前任那样继续列为禁忌,’今日的执政者唯有救赎与弥补以往的罪错,除此以外别无它途。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这个团体成立于1995年,参与者都是六四死难者家属。2000年起被称作’天安门母亲’。创办人是前北京人民大学哲学讲师丁子霖(76岁),她17岁的儿子1989年6月4日前夜死于北京。天安门母亲渐渐聚集了150名亲属,他们向北京领导人提出3个要求:’真相、赔偿、问责’。 “多少人死于6月4日前夜,至今还是国家机密。尽管政府阻挠,经过艰难调查,这些母亲们至今得以记录203个死亡案例,有死者姓名、死亡地点等。丁子霖估计被杀害者逾千人。……” “中共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新苏黎世报》(6月2日)写道:”1989年长达1个半月的抗议血腥结束,迄今对中共而言依然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中共领导人都不允许讨论,因为他们知道,解放军向民众开枪、数百人死伤以及对抗议参与者和同情者的迫害,将党和人民分裂开来。官方的审查如此强有力,以至于相当多的中国年轻人对这个事件闻所未闻。每年围绕这个周年日,任何回忆的苗头都被安全部门镇压。据人权组织透露,今年也逮捕了大量异议人士。美国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报道说,当年的参与者还有少数人在狱中,几乎都患有精神类疾病。” 1989的后果 作者指出,如何对待”六四”问题”与当前有关”。”中国1989年的这场迅猛运动已经开始触及政治问题,被突然中断了。最迟从邓小平1992年初传奇般的南下深圳开始,重新推动了经济开放,却拒绝对天安门的暴力镇压进行清算,从而也最终给政治制度加上一层硬壳。 这个党只为一群只关心自己发迹飞升的腐败干部精英们的执政合法性服务。最近2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政治基础却远落后于媒体技术和社会现实。 “对阴暗历史缺乏清理、或极其片面的清理,刚好随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垮台再次让党摆脱不掉。此人采用毛派的方式实施有争议的政治方案,尤其是扩大自己的名声。 “在秋季从党的最高层退下来的官员中,温家宝是唯一的、至少间接指出这种危害并且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但是,如果真的像《金融时报》3月底报道的那样,他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呼吁公开处理天安门大屠杀而未果,就毕竟表明他不光是说漂亮话而已。” 摘译:林泉 责编:洪沙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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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烈,国新办和美國銀行家庫恩有什麽樣的“私交”?

《明鏡月刊》任知晴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中的名言,如今用在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和美國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這對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身上,竟顯得很貼切。雖然“喝彩體”般宣傳中共光榮偉大正確的革命目標如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越來越難忽悠人,但他們都心知肚明,這並不一影響他們因個人和家人間利益的捆綁而更加矢志不渝的並肩“二人轉”。 2005年5月,一本名為《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書,因為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在世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傳記而備受關注,作者庫恩也因此在中國一夜成名。 實際上,庫恩是大陸官方早就欽定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1989年3月,庫恩就應當時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請第一次來到中國,成為中國國家部委科研機構的改革、資料重組的顧問。 後來成為庫恩公司重要一員的朱亞當當時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派遣,成為其翻譯。在朱亞當的印象中,那時的庫恩對中國並不熱情,甚至在趙紫陽會見外國顧問時,庫恩也沒去參加,甚至在中國“大吵大鬧”過。 “庫恩是個乒乓球迷,”朱亞當回憶說,“他最感興趣的是和國家隊隊員打一場乒乓球賽。” 庫恩 當朱亞當表示有外事紀律時,庫恩開始大吵大鬧:“我來給你們國家當顧問,一分錢沒要,飛機票錢還是我出的,你作為一個年輕人,為什麼連這點風險都不敢冒?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像你這樣,中國還有什麼未來?” 在庫恩的激將法下,朱亞當偷偷安排了庫恩和八一隊一名隊員進行比賽。“如果不是庫恩當時將了我一軍,我也不會冒這個風險,”朱亞當說,“我們後來也不會成為朋友。” 1989年之後,朱亞當赴美留學。畢業後,來到庫恩的公司工作。經過幾年的歷練,朱亞當在庫恩的日內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裡擔任亞太部經理。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由此結成了一對闖蕩中國的“黃金搭檔”。庫恩的優勢是有錢懂美國並對中國“親善”;而中共體制內出身的朱亞當則諳熟中國國情和政治邏輯。 庫恩曾經表示,他在中國有兩個最重要的人,一個是宋健,另一個就是朱亞當。而輿論則認為他在中國有兩個“貴人”,一個是宋健,另外一個就是江澤民。 雖然朱亞當的記憶裡庫恩一開始對中國並不熱情,但2005年在北京推介自己新書時,庫恩卻說自己一到中國“就被深深吸引”。16年來,“平均每年會來中國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國就會感到特別興奮”。 對於自己出版江傳的原因,庫恩說:“我在這裡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這裡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著。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有時讓我感到沮喪和憤慨!而江澤民是我瞭解中國的載體,他的生平體現了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日本侵華戰爭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近80年跨度。我就是通過他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歷史,並告訴世界是歷史造就了中國的今天。”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庫恩在中國經商的同時,就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科技部、原國家經貿委等許多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和合作。中國政府也給予他“中國綠卡”。 庫恩談到,寫《江澤民傳》緣起2000年9月。“看了哥倫比亞電視網《60分鐘》專訪江澤民的節目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瞭解如何膚淺,我開始想要瞭解中國近代史,用一種新的方式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讀者。”於是,他決定通過寫《江澤民傳》折射20世紀中國的時代變遷。 “以前西方介紹中國的書大多是反映中國政治鬥爭的,除了講中國的政治鬥爭就沒有別的。”庫恩說,他熱愛中國。他要跟“反華公司”對著幹。他提出寫江傳也是出於這樣的背景。不過,這一寫作計劃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熱情支持,有報道稱這與北京方面不謀而合。 傳記作家葉永烈曾在《亞洲週刊》曾譔寫“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另外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說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拼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葉永烈寫道:從Y先生的談話中,我明白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采訪全然不同。 不少評論據此認為,中共早就有出版江傳的想法,庫恩只不過是見風使舵,順水推舟而已。(《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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