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六四事件”纪念日，“六四屠夫”李鹏签署生效了《国家安全法执行细则》。从那之后，“反革命”这个罪名就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迷惑性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 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一个大类，下面包含了若干具体的罪名（比如“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等等）。考虑到俺本人并不具有法学背景，就不点评了。直接给出相关的维基词条（参见下面的“★名词解释”章节）。 然后，俺又熬了好几个通宵，根据年份，整理了这份很长的名单。本来以为星期一就可以发出本文。没想到名单之长，大大超出俺的预期。所以拖到今天才发。 名单中除了列举“姓名、罪名、量刑”，还简述了此人被判“谋反罪”的【真正原因】。整理这份名单，主要想达到如下几个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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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在中新社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由于该社是中国宣传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瑜和最高领导层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她的友人，民主活动人士王军涛在一次声援高瑜的研讨会上透露，高瑜和中共高官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以及邓小平的女儿邓毛毛都有密切的联系。王军涛表示，邓毛毛甚至曾考虑让高瑜撰写评论邓小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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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笔会日前宣布授予中国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度“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作出回应，指称伊力哈木为“犯罪嫌犯”。...
阅读更多香港 — 据独立中文笔会内部消息，疑因准备出版流亡美国异见作家评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书籍而遭中国安全部门诱捕的香港晨钟书局的总编辑姚文田的家人，目前已经同意配合外界营救呼吁，并准备聘请律师介入。同时，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拟展开和协调外界的营救活动。 据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星期二报道，73岁的香港晨钟书局的创办人姚文田去年10月27日被安全部门通过其友人诱骗到深圳后，遭10多位便衣人员包围带走，11月初被正式逮捕，而当局至今没有披露拘捕姚文田的理由，但估计会以走私、逃税等经济罪名起诉。 报道说，深圳公安局拒绝回应媒体的查询。而姚文田的家人三个月来一直保持低调，希望争取“私下解决”，但渺无希望。 有报道说，自从2006年创办以来，晨钟书局出版过32本全部是涉及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其中包括2012年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作家余杰讽刺中共高层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河蟹大帝胡锦涛》。不过，近年来，姚文田经常来往中港两地也从未出事，因此，此次被拘捕不同寻常。 与姚文田有过七、八年合作关系的余杰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他和姚文田本人都受到过中国安全人员的警告和威胁，而此次姚文田被拘捕的重要原因应该是他们合作计划今年4月出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 余杰说，他的有关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初稿已经完成。他说，他一直与姚文田有联系，直到去年10月底，姚文田突然对他的电话和电邮不再做回应。余杰透露，香港的多数出版社都不敢出他的这本书，而姚文田愿意出。 余杰说：“11月中旬，姚太太才给我写信说姚先生在内地失去了自由。但是她说不太希望把这件事公开到媒体上，希望底下的渠道把他解救出来。作为朋友，我们也尊重他亲人的意见。南华早报报道后，我们这一帮曾在晨钟书局出版过书的作家和学者才决定起草一份签名信，进行呼吁。” 余杰还透露，据他所知，姚文田在被秘密关押期间，因为心脏病几次昏倒被送到医院救治。而在12月，姚太太在交给警方几万块后，得以见到姚文田一次。另外，姚太太向中联办写信，请求帮助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让姚文田回到香港，而中联办一直没有回应。 余杰表示，从近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香港的新闻和出版自由正不断受到侵害。 他说：“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残害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我相信这种恐惧日后将存在于每一个敢说真话的香港的媒体人和出版人身上。可以说，香港的新闻出版自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另外，独立中文笔会人员星期三下午告诉美国之音，该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星期三两次电话联系上姚文田的儿子姚勇战，希望家人配合外界的声援活动。姚勇战在八九民运期间曾是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常委，是六四事件中唯一被捕的香港学生。 消息说，姚勇战在表示愿意配合后，星期三下午终于说通他母亲也接受外界的声援，并寻求律师介入此案。 记者星期二联系上姚文田的太太，不过她表示不愿谈论此事。记者星期三下午几次拨打姚家电话，都是有人拿起电话后却无人回答。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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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她的友人清晰描述的情景﹕2013年10月初的某个下午，当她们在刘霞那门禁森严、便衣警察不时巡逻的（公寓社区）海淀区玉渊潭南路9号院楼下呼唤刘霞时，她或许因听到而打开寓所窗户，站在窗前，遥望。 友人向她招手并大声地问她：晓波怎么样？ 她在哭，她回答﹕晓波是我们家情况最好的了。然后，她望着被挡在住宅大门外无法上楼的友人们啜泣。 这简洁却令人心碎的回答， 其中饱含太多的讯息 。作为当今世界最着名的政治犯刘晓波妻子的刘霞，自 2010年5月26日，刘晓波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被移送至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后，每月一次，刘霞再度开始从北京至锦州监狱五百公里的往返之行。每月下旬，刘霞由警车”护送”、偶尔以火车包厢式”看管”，在警方的”陪同”下完成这月复一月的探夫之旅。每次，只能与丈夫相聚半个小时。 就我们所知，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前的近两年囚禁中，刘霞和刘晓波在会面开始时还能相互拥抱，甚至可以隔着桌子拉着手在狱警监视中对话。可在近三年中，刘霞虽仍能每月探监一次，但过程受到警方严密的监控，狱警愈发频繁地中断他们的对话。除了问候及询问刘晓波的身体状况外，夫妻间已不能说更多，多数时间，他们只能彼此凝视对方。 两年多来，刘霞一直无法当面交她写给丈夫的信，之后，她转托律师代交亦遭狱方拒绝。近三个月以来，甚至连律师申请会见刘晓波也遭拦阻。一年前的一次探监中，当刘霞想告知曾是文学批评家的丈夫，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她刚说出”莫言”两个字，狱警就切断了他们的谈话。所以，在狱中的刘晓波，既不知道莫言获奖，也不知一直供予刘霞生活开销、并负责传递刘霞及刘晓波有限狱中讯息的妻弟刘晖，已于2013年8月16日，被加之以商业”诈骗罪”，判处了和自己一样长的十一年刑期。 而刘霞被”国家”特许的每週一次由警车接送与父母及兄弟的聚餐，亦因弟弟入狱而变得残缺。近半年来，她除了要面对年迈的父母，还要安慰跟自己一样受到丈夫入狱十一年遽变打击的弟媳。 刘霞患上了冠心病，且心绞痛不断发作，但她不能自由就医，无法得知自己的病况，更谈不上必要的治疗。令人堪忧的是，她失去了进食的愿望，不单是食欲消退，而是厌食，她仅能依靠书籍、香烟和红酒，聊以打发孤独无尽的时光。 2013年6月，北京警方正式通知刘霞，她不能在中国举办任何个人摄影和绘画展览。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画的二十多幅油画，只能秘密地搁置在友人处。她家中的电话及她的手机早已被切断，她也不能上网收发电邮。她目前能做的，或许仅仅是一次次地站在春、夏、秋、冬的寓所窗前，盼着再一次看到朋友在楼下和她招手。 刘晓波博士迄今已三次入狱，另有一次被国家以”监视居住”名义羁押八个月。 最近的一次自2008年12月8日始，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再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早在1998年，刘霞就曾以痛彻骨髓的诗句隐喻着前往东北大连探望再次入狱的刘晓波的经历： 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 呜咽地辗过我的身体 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2013年4月23日，刘霞因获准旁听她弟弟被起诉的法庭审讯而获数小时短暂的自由，那天，她昭告世人：”如果别人说我自由了，告诉他们，我没有自由。” 自2013年6月迄今，因为被长期软禁在家， 刘霞的精神和身体渐至可承受的极限 ；她正在失去描述自己状况的能力。 我们迄今唯一可以看到的刘霞影像，来自一段她为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而制作的录影讲话。2010年9月29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为刘晓波自由而呼吁”活动中，这一录影讲话曾向逾千名听众播放。当时，射光灯聚焦在刘霞那面无表情的苍白面容上，她的声音低沉、缓慢，会场上静得令人窒息，与会者缄默。刘霞最后的一段话令人潸然泪下︰ 在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8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300多封信，他给我写了二、三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刘霞的处境令人极度担忧。但她的不幸很容易被只关注着她身陷囹圄丈夫的国际社会所忽略。 而由于患上了重度忧郁症 ，她开始渐失生活下去的意志。这一切，让我们怀疑她能否等到刘晓波出狱的那一天。 她需要这个世界伸出手来搭救她。 我们郑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还刘霞以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接听电话的自由，接发传真、上网及收发电邮的自由，外出购物的自由，去餐馆吃饭的自由，随时探访父母及会见友人的自由，选择医生就医的自由，与丈夫相互阅读对方信件的自由，以及，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举办摄影展及画展的自由。 刘霞不是政治犯，她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请不懈地在每一个可能和中国政府会谈、见面、互访的场合，吁请中国政府立刻还给刘霞基本的公民权利。 我们也吁求世人，尽一切可能关注她，为她呼吁，直到她自由！ 作者： 贝岭，流亡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彼特·英格隆德（Peter Englund），瑞典文学院院士，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 （ Permanent Secretary of the Swedish Academy） 佩尔·韦斯特伯格（Per Wästberg），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笔会荣誉会长（President of the Nobel Committee for Literature,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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