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胡锡进： 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

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有三项： 一，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 二，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 三，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我们的理念和主张就是一句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   ( 博讯北京时间 2012 年 2 月 29 日 转载 ) 来源：参与作者：天安门母亲 （参与 2012 年 2 月 29 日讯） 各位人大代表、各位政协委员： 此次大会将是本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年任期的最后一次。 我们不希望把重新评价“六四”、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们始终认为，二十二年前的那场“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这决不是当年流血惨案的制造者邓小平、李鹏等人罔顾事实、违背民意所作出的“结论”能够一笔抹掉的。 在以往二十二年岁月里，国内外各界民众，包括我们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 89 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辞，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这是国人不可移易的责任，也是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要向国人偿还的一笔血债。 最近几年里，中国的当政者大肆宣扬“大国崛起”、“经济腾飞”、“ GDP 世界第二”。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六四”惨案的血迹已被谎言和欺骗抹掉了？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世界上扮演“大国主权立场”的主角了？中国有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都不过是极端缺乏自信的色厉内荏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国际社会的文明力量不能容忍一个镇压、虐待甚至屠杀本国民众的强权者逍遥法外。国家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人都不能躲在国家主权后面肆意侵犯人权。当年利比亚的卡扎菲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这位独裁者转眼间灰飞烟灭。什么道理？很简单：卡扎菲没有人性、不讲人权；他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现在叙利亚的阿萨德同样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他的下场也不会好。这些眼前发生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使中国的当政者以及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委员们警醒和深思吗？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这股全球化多元化浪潮中席卷向前，毫无退路。现代科学、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缩小了，民族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无论你是否心甘情愿，都不得不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今天，像中国、古巴、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多了。近期，连中国南边的“胞波”缅甸也在变。缅甸的昂山素季也要参加今年四月的国会补选。这就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 我们在此重提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离不开当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有三项：一，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二，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三，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我们的理念和主张就是一句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谋求“六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朝野双方的协商对话。这种协商对话应该是对等的、公开的、无先决条件的。我们不主张违背法治原则的所谓“私下了结”。作为二十二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始终怀有诚信和诚意，以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搞“暗箱操作”，不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如果各位代表、委员有诚心在最后一年任期内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热诚地期盼诸位能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中国政府与我们天安门母亲开始面对面对话，以求妥善解决“六四”问题。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 122 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共 28 人） 2012 ． 2 ． 29 ．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初识关光烈 　　据我所知，关光烈大约是在林彪身边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 　　关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野战部队调到中南军区机关的，但他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我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厅，给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彼此分住两个大院，又无工作交往，所以并不相识。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体部分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军队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陶铸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因他主要担负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所以军区党委的一般活动都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按传统党委工作由政治机关负责，关光烈被指定为军区党委秘书，负责通知开会和作会议记录。黄永胜决定开会，便由我通知关光烈，由他负责落实。开得最多的是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有时个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开一次，我与关光烈接触频密，彼此谈得比较投机，在那运动不断、动辄得咎的年代，不须互相戒备。 　　本文作者迟泽厚（左一）采访关光烈。迟泽厚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1953 年5 月由野战部队调中南军区（广州军区前身）司令部，1987年离休。 　　林彪和W秘书的一段插曲 　　关光烈于1959年1月调任林彪的秘书。这次调动纯属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话说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林彪几乎每年冬天都到广州过冬，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两个月以上。为此还给叶群在广州市政府安排了个副局长之职，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则在军区大院对面的八一小学随读。 　　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广州住了几天，林彪夫妇又去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区大院内的元帅府住了一段时间，新年过后回到广州，住在白云山军区鸡颈坑招待所一号楼。林彪当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位列第六，但由于他当时还在养病，中央对他并无明确分工，所以他只配了一名秘书。 　　这位秘书姓W，来自上海警备区，主要负责收收文件，管管林彪的日常生活，基本是个行政秘书。1958年在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我曾同他打过一次交道，印象一般。林彪身边没有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但有人向林彪反映，在海南时，这位W秘书同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员有些轻佻表现。 　　林彪历来沉默寡言，秘书的事情都是交由叶群来管，但这次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他把W秘书叫来，提示他最近“有些轻浮的苗头”，希望他多加检点。 　　应该说，林彪的讲话还是很有分寸的：第一，他用“轻浮”而不用“轻佻”，问题的性质便有所不同；第二，只是“苗头”，还未成为事实。 　　不料，这位秘书的反应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们都深感震惊和不解，他忽然高声喊道：“你诬蔑！” 　　林彪完全没有料到，他这个当年的百万大军统帅竟会遭到一个小秘书的顶撞，他愣了一下，便气急败坏地大声申斥：“你，你还不接受教育，你走吧，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了！” 　　哪知道，这位秘书又回敬了一句让林彪怎么也想不到的话：“你不是国防部长，你没有这个权力！” 　　林彪完全被气昏了，几十年来，在党内军内，哪有人敢对他如此放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手指着W秘书：“你，你，你快走！” 　　林彪和W秘书的高声争吵，惊动了一号楼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纷纷跑来。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临时派来的保卫干部陈维纲把W秘书拉出楼外，批评了他，并赶紧向上汇报。 　　叶群在安慰了一阵子气得发昏的林彪之后，也向军区首长通报情况。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是政委刘兴元。在向刘兴元简要通报了情况之后，她提出要军区为林彪选调一位秘书。刘兴元不敢怠慢，指示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立即把几个最拔尖的秘书的档案给叶群送去，供她挑选，其中就有关光烈的档案。他的档案一下子被叶群看中。然后是面试。关光烈一表人才，面目和善，精明干练，知识面广，既有机关工作经验，又当过连指导员，熟悉基层情况；而且他来自127师，这是全军历史最老的一支部队，其前身是叶挺独立团，战功赫赫，号称铁军，林彪早年也在这支部队。林彪、叶群都很满意。关光烈就这样被选中，当了林彪元帅的秘书。 　　他一干就是将近七年。开头将近一年，还是只有他一个秘书。1959年9月，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接替在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元帅，兼任国防部长。关光烈一次对我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从庐山回到北京，一进毛家湾，就发现胡同里增加了很多便衣警卫。当了国防部长，这待遇就大不一样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林办”成立起来了，陆续调来了多名秘书。“林办”主任自然非叶群莫属，关光烈则成了“林办”秘书们的头儿。 　　1965年，关光烈找了个理由，要求下部队工作，林彪、叶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广州军区，被分配到127师任副政委，3年后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师所在的43军奉命移驻河南洛阳地区，改隶武汉军区。 　　陷入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 　　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师政委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很多领导都对他看好之时，一场政治上的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1971年9月8日，正在军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关光烈从离开“林办”之后，就不再与之联系，他离开已经多年，而且这样的召见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干什么？但是，他不能问。 他报告了军政委王文德，王文德虽然也感到有些蹊跷，但是，副统帅召见，不能不去。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林立果向关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许多要求，什么从127师调喷火器，调40火箭筒，弄100套陆军制服……关光烈都一一托辞拒绝。 　　过了两天，林立果见他仍然一点也不配合，万般无奈，只好叫人给他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把他送上火车，放他去了。他刚回到部队，“九一三”事件便发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级干部一样，在开始一段时间，对此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这次进京情况。他不讲，其他人，包括军的领导，自然也不会问，这是规矩。 　　一人做事一人当 　　终于有一天，43军领导接到上级通知：要127师师长张万年和关光烈一起到郑州去，说是参加重要会议。 　　到了郑州，才知道是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以武汉军区政委的身份和他们个别谈话。刘建勋先同张万年谈，谈的时间不长，不知道谈了什么。和关光烈谈，便告诉他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后，乘飞机叛国外逃，要关光烈详细交代他到北京参加了什么活动，接受了林彪什么指示。关光烈都照实讲了。但刘建勋总觉得他还隐瞒了什么，一再要他打消顾虑，老实交代。刘建勋还特别对张万年的态度与动向极为关切，再三询问关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况透露给张。关光烈说：“我连自己的老婆都没告诉，我能告诉他吗？”这才不再问了。 　　在同我谈起此事时，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顺竿爬，乱说，害人。” 　　关进秦城 　　不久，关光烈被转送北京。负责“九一三”专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他谈了几次之后，认为他把事情都讲清了，纪登奎要关光烈安下心来，因为牵涉到这个案子的不止他一个人，要找个适当时机宣布将他和其他一些有关人员一起解脱。他被安排住在西山亚洲疗养院，对他的管理相当宽松，居住条件和伙食也都不错。他一心想早些返回部队，早些与家人团聚。却不料，以后竟再也没有消息。 　　打倒了“四人帮”，关光烈心想，前几年可能是受到了“四人帮”的干扰，这回他的问题该解决了。哪里想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被强行押送到秦城监狱，一下子“升级”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这意外的沉重打击，让关光烈陷入绝望、迷惘，各种疾病也向他袭来，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关了一段时间，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他的下落，要求探监，得到批准。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秦城。当关光烈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两个孩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个形容枯槁的老人与他们印象中的父亲联系起来。他们怯生生地低声问母亲：“这是爸爸吗？”这位妈妈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她该怎么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呢？ 　　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同伙” 　　中共中央新班子于1980年10月宣布，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北京负责审判两个集团的“主犯”，还有内定的60名“同伙”，则交由这些人原来所在的大单位发落。关光烈被送回武汉军区，他在这个名单中位列第44。 　　关光烈被告知：他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活动，罪恶重大，将在近期依法对他进行宣判。 　　1981年1月，在北京“两案”宣判之后，武汉军区机关也开大会对关光烈进行宣判。在通知关光烈准备参加宣判时，关光烈知道可能有一个给他戴手铐出庭和宣判后打开手铐的程式，他严肃地对办案人员人讲：“我是什么问题你们都知道，我的为人你们也知道，你们若是叫我戴铐子出庭，到时候可别怪我叫你们难堪！”关光烈果然没有戴手铐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问关光烈：为什么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说：“因为我正好关了将近十年。” 　　出狱后以开店度日 　　关光烈出狱后军籍、党籍、职务、级别四大皆空。他在关押期间，因为没有正式定性，还是有工资的，即使扣除这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还可剩余一百多元，十年累计就是一万多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关光烈向有关部门询问这笔钱的下落，答称“上交”了。上交的钱自然不能再退回来。开始几年每月只发60元的生活费。 　　他的妻子是个解放战争时期入伍、自尊心极强的老兵，1954年中央军委安排大批女兵转业，她在广州轻工业学校学了4年酿造，成了专业干部。她原住在127师家属区，关光烈遭审查后，她不愿看一些人的异样眼光，带着两个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学校，不肯再进营区大门。她先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后又当中学教员。关光烈到洛阳安置后，赶上地方改革开放，她的专长得到承认，被分配到洛阳一家啤酒厂当了厂长。为了生活，关光烈在龙门石窟附近开了个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渐为附近群众所知悉，大家对他很友善，并给予他一些帮助。到龙门游览的外国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关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历史、艺术，因而他的生意不错。 　　1987年7月，我去西藏为早年在平叛作战中牺牲的战友扫墓，返回时特地绕道去洛阳看望关光烈。我去了他简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为是劫后初逢，我怕他伤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达，以调侃的语气对我说：“老迟，我现在开个小店，自由自在，可带劲儿了！要是早有这个政策，何必像当年那样，整天提心吊胆，受那份儿洋罪，到头来还不落好！”他这是反话正说，也是在安慰我，而这却徒增我心中几分苦涩，我还能说什么？ 　　又过了两年，他应许多老友之邀，偕夫人重返广州。他的熟人、老部下极多，他南下的信息不但迅速在广州传开，湛江、海口甚至广西一些城市的老友、老部下也很快得到消息，纷纷邀他前去相聚。他长于书画，在广州向他求字求画的就有数十人，弄得他应接不暇。这中间我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详述了卷入那场政治漩涡的前前后后。 　　2002年5月，我又去洛阳看望关光烈。我先去他家中拜访，两天后他又来我的住处回访。每次相见我们都进行了无拘束的长谈。此时我已经接触过不少“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也看过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对这次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为了对这次影响巨大、深远却又被人为弄得扑朔迷离的政治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敏感问题。他一一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

　　作者：闵良臣 　　 　　　“亡鈇”新解 　　 　　　　胡适一向有记日记习惯，即使1949年4月6日去了美国，在异国他乡依然坚持。 　　 　　　　1950年6月23日，日记开篇记的是，他曾在作“《水经注》疑案”的引子时引《列子》篇中“亡鈇”的故事。而在引这个故事时胡适就觉得自己好像在先秦的哪本书里曾见到过这个故事，不想，前几天，在《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去尤》篇中果然看到，这让胡适很高兴。而这种“高兴”，想读书写文章的人大约都经历过。 　　 　　　　正因为高兴，胡适将《去尤》——也就是“亡鈇”抄了一遍。今天想来，胡适当年虽在美国，好像并没使用打字机，估计是用钢笔之类的工具抄录的。看来是真高兴，否则不会去做这种事。 　　 　　　　在中国，只要读过初中的人对“亡鈇”的故事大约都并不陌生。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心里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去了。于是，在他眼里，邻居的儿子无论走路的姿态还是脸上的神色，都很像偷了斧子；就连讲话的神情，也很像，总之，邻居儿子的一举一动，包括面目神情，都像是偷他斧子的人。可是不久，这个人到山谷里掘地时又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斧了。之后，丢失斧子者再看邻居的儿子，一点都不像偷斧子的人了。其实，邻居的儿子并没有改变，而是丢失斧子的人自己的怀疑心理改变了。这个改变不是别的，是由于先前的看法有错误。 　　 　　　　有天读胡适这篇日记，竟然联想起来：几十年至今，因为我们的固执，更因为我们的偏见，包括怀疑，看资本主义，看资产阶级，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不顺眼那不顺眼。可我坚信，有一天，中国一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过上了比我们要文明得多的所谓“资产阶级生活”，再看西方，再看资本主义，再看资产阶级，大概与那个亡鈇者也就不相上下了。 　　 　　　　正如自己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当作宝贝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没有我们这种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人们看来，是很可笑的。 　　 　　　　一点史实 　　 　　　　80余年前的1931年7月20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他与王文伯、何亚农、张慰慈游北京西山，并在西山脚下访问了一位名叫王金钰的先生，王先生一家在这里已住有五年了。 　　 　　　　日记中记他们“从上午直谈到天黑”。谈的什么呢？现在来说这些，神马都已成历史，不应该还有什么忌讳，故容我照录： 　　 　　　　“王君新从江西剿□（闵按：显然是“匪”字。看来是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做了手脚）回来，说江西的情形，真使我们长不少见识。他说春间围剿共产军，战线长一千多里，最大困难是（1）全不知敌人在哪里，而敌人知官军行动最详；……敌人采‘蜜蜂采花’的战术，总是用两三万人包围二三千人；从没有能抵抗三点钟的军队。一处解决之后，立即用同样方法包围第二个目的地。……红军用此法解决官军，一星期之中，从公秉藩到胡祖玉，全军皆被残破。” 　　 　　　　这其实就是后来公开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然后围歼。并没有更深的意思。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官军”当时为何总是那么愚蠢，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红军以相同方式打败。 　　 　　　　从日记中还可看到一些与后来大陆宣传不同的地方。比如，我们总说当年国民党如何如何压迫人民，人民又如何如何欢迎红军，可在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王君说，他当日不肯进攻，只希望用军队整理地方，一面造成人民避难的区域，一面培植人民自卫的能力。他说，曾文正所谓‘用官不如用绅，用兵不如用民’，至今还是至论。”从这些文字来看，当时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是为百姓着想的，同时让人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 　　 　　　　紧接着所记的更有意思：“在莲花与永新两县之间有宁冈县，县长为人民所举，他办了一个民团，只有一百多支枪，红军不敢过此县；而两三千人的官军却不在红军的眼里。又有一个泰和县，有个老绅士组织民团，也不过百支枪，红军也不敢侵犯。” 　　 　　　　这些史实告诉我们，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有些地方官员已由人民选举，而在这种地方，人民并不一定欢迎红军，红军也不敢“侵犯”这种地方。可叹的是，正如胡适日记中所记：“然而，江西省政府说，江西八十一县，只有六个好县长。何成睿※说，湖北六十九县，只有三个好县长！” 　　 　　　　从胡适用的是感叹号来看，说明胡适也叹国民政府大多数官员不争气。 　　 　　　　2012-2-18 　　 　　　　※ “睿”字左边有“氵”，可惜键盘上敲不出。 　　

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进入专题 ： 哲学 中国化    ● 方朝晖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人把它“中国化”了。文章论证认为，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不仅如此，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里，“哲学”作为一个名词被理解一种人生的智慧，作为一门学问被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写的哲学教科书里，“哲学”一词几乎都被这样定义的，并认为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指导人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问那些对人生、社会或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有深刻见解的人是不是学过“哲学”，而称那些有深刻道理的话为“寓含某种哲理”。 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讲到“哲学”的定义时曾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1996，1） 1930年，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论及“哲学”之定义时认为，哲学的定义可从其内容得知，其内容包含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方法论（冯友兰，1961，1-4，7）。 胡、冯二人对于哲学的上述定义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           1. 这一理解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对于学问的目的及宗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常把那些对人生及世界的真谛有深刻领悟的人如孔子、老子等称之为“哲人”或“圣哲”。在《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中有不少诸如“圣哲”、“先哲”、“哲人”、“浚哲”、“明哲”之类的术语。i] 概括起来讲，先秦著作中普遍把“哲”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指对小到人生、大到宇宙的真谛的认识；而所谓“圣哲”或“哲人”就是指通过对人生、社会、政治、国家、天下乃至宇宙的真谛的深刻认识，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或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人。因此“哲人”、“圣哲”就是指有大智慧的人。《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尔雅·释言》：“哲，智也。”古汉语中“知”、“智”通。在道家或佛教经典中，这种理解同样存在。如老子《道德经》中有“知人”，“知和”，“知常”，“自知”，“有知”等一系列用法，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第53章），正是把求得人生的智慧当作学问的根本目的。《庄子》屡用“大知”与“小知”相对照，以各种形象的比喻来讽刺人们的各种无知的情形；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亦表明庄子是以与上述类似的人生的智慧为学问的旨归。又如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金刚经》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其中“般若”即“智慧”之义，六祖慧能将“金刚般若波罗密”七字释为“大智慧，到彼岸”。 在儒家及佛教经典中具备了人生的大智慧的“哲人”又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或“觉者”。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今人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生观、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从根本上说与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对于学问的根本的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尽管古人常常会使用“哲人”、“圣哲”一类的术语，却从来没有人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哲学”的；他们曾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心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等，但从未有将其称之为“哲学”者。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西洋从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中国人谈论“哲学”这门学科，其实也是从西洋学来的。日本人最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刘正琰，1984），从此“哲学”这一名词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日益普遍地得到使用。而将中国古代许多不同的学问——其中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乃至先秦诸子的各种学说，包括被古人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各方面的思想——综合到一起给他们起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哲学”、“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则是起于中国近代，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即中国人用“哲学”一词来翻译西洋人”philosophy” 一词，而同时他们对“哲学”一词的理解却完全来自中国人自身对于学问的有关理解。那么这种理解究竟对不对呢？           2.这一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求“用”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智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它称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的人生智慧。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现举几例证之：     冯友兰说在早年写一篇名为“论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的文章区分了“活哲学与死哲学”：“什么是活哲学呢？能成为一种力量，领导人的行动的即是；反此，就是死哲学。”（冯友兰，1984，364-365）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冯友兰更是把哲学的主要价值定位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说：“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冯友兰，1999，240）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导言”部分在论及“哲学之任务”时提出，哲学之所为即“求知彼足以为元序、大类、大全之概念义理，以说明宇宙与人生者”，而哲人们这样做则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由于其欲成为一无限唯一之生命之目标为其根。”（唐君毅，1977，617）由此出发，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哲学之目标在成教”：“故凡哲人之言说，初虽是说其所学，而其归宿，则皆是以言说成教。故说所学非究竟，以说所学成教，方为究竟。”（同上书，621，623）ii]     方东美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通过成就“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来产生伟大的行动：     哲学的智慧眼光总是要根据过去，启发未来，而对未来的一切理想又能根据现在的生命、行动去创造，才能构成所谓的‘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借用司马迁的名词，一位哲学家应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成就的知识系统才能应付这个世界。哲学家应当回想过去、透视现在、制定未来的蓝图。（方东美，1992，267-268）     张岱年先生1936年写成的“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一文中说：     哲学可以说是最高指导原理之学。哲学乃自觉的探求自然与当然之基本原理，以为行动之指针。……哲学是指导生活与知识之原理系统中间论述哲学考察宇宙、考察人生、考察知识乃至考察哲学本身——即哲学三部门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等的形成过程——皆是人的自觉。——引者生活中发生问题，哲学乃想出解决问题之方法者；而实际解决问题者乃是行动，是实验，是革命，是作为。哲学是行动之指针。（张岱年，1936，301。粗线为引者所加）     张岱年先生这种关于哲学的作用的观点今天也常被说成“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此外，高清海等亦有类似之观点。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与“科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是“出于关心人才去关心外部世界”，而后者则只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因此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主要还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人自己”，是为了“要对人、人性、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醒的估量和认识。”也就是说，哲学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为了建立人生观的需要（参高清海，1997a,“总序”）。     所有这些理解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有一共同点，即将哲学的根本任务规定为对生活或人生有某种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一个“用”字。这与西方人两千年来的对于哲学这门学科的一贯理解是否相符呢？           3.Philosophy: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一个日常用语          从表面上看，philosophy (philosophia) 在希腊文中原义确是指“爱智慧”之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由词源学考证得出的结论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必须掌握西方人在通常情况下是怎样使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我们知道， “philosophy” 一词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多种不同的涵义，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一种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中国人的理解相近；另一种则是把它理解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其它许多门学科相并列。这两种用法在西方迥然不同。前一种理解是从广义上使用，而与人们把philosophy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它的理解迥然不同。正因如此，西方一般的工具书、哲学百科词典等在讲到philosophy的定义时，都不得不首先明确区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philosophy之义。例如：以Antony Flew 为顾问的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一书在讲到philosophy一词的含义时指出，在一种情况下，人们使用该词来表达对人生或事物的经典式、概括式的认识，通常可指当事人的价值信仰，也可指一个人对事物一般本质的看法（to take an aphoristic overview that usually embraces both value-commitments and beliefs about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ings）。但是这种理解和存在于大学哲学系等教育机构之中、作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 by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within institutions of tertiary education）的 “philosophy”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广义上的用法，后者则是“学科”的专门用语（Antony Flew，1979，”preface”.）。G. H.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