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作者：王年一、何 蜀、陈昭 来源：凯迪社区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援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树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然而，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1]。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史无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人”，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表面上看，这次大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顶点的前方就是深渊，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斗争目标”。面对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970年，中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几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词》中的一句话来形容：”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人谈到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又是毛钦定的”接班人”，而陈伯达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是”中央文革”组长，是毛的”文革派”主将，为什么毛认为这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方文件宣称，林彪、陈伯达”一伙”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筹备召开”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解释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究竟这份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方文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但对这一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高度保密，不仅在毛泽东亲自领导、 “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一报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一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毛泽东甚至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５71工程’纪要”，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一份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不可能比”‘５71工程’纪要”更尖锐。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比毛泽东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得人心，若公布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这种看法与毛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2]，”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而，毛泽东关于”三年结束’文革 ‘”的说法倘若并非其真意，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会令毛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并未拿出确凿证据。最近，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５]。”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6]。” 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6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两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伙同”起草呢？后来，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了，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无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 ‘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件事上，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什么”反党”主张或”反党罪行”。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毛泽东深藏心中的真实想法，又对深受毛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而已，结果林彪与陈伯达竟因此获罪。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标，还说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 “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1５]）。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 [16]。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 [17]；还有一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永胜在发言中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19]）!”，但他们因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张春桥是江青的心腹高参，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打击张春桥，就等于是给江青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当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的党内阻力非常大，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立刻大动”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毛的个人权威被推至巅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的一点意见”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中央文件甚至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要”抢班夺权”，而这又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强调几个要点： 首先，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为不想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毛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观念，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任凭自己的兴趣决定取舍。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其实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他后来抓住”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高层除了毛泽东本人外，都认为国家主席一职只能由毛泽东担任。”设国家主席”一议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独撑。”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4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硬把”设国家主席”一议说成是林彪个人的阴谋，并无根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而批评康生。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无道理。周恩来也赞成此议，而且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党内资历，为什么对他却不提出相同的指责？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无根据，而证明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人”的根据却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后，中央文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介绍：”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23]。”《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雪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 “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５]。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文件中，这个”要当主席”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据，只好拿”设国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 “设国家主席”而是他疑心有人”要当主席”。对于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怀疑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头、另设司令部”，谁就成毛的打击物件。 其实，毛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毛个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的事务。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 ‘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为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我在’林办 ‘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依我看，这话只 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 ‘三支两军’工作、部队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28]。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５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５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31]。”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为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藉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为”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 “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 “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５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５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这５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 “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５]。”九大”上周恩来发表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 “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36]。” 所谓的”甩石头”是要打击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子”一事表明，毛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样；”挖墙角”（又作”挖墙脚”）则更是无中生地有把北京军区看成了林彪的”墙角”和”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37]。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首都北京发生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心，要设法”换马”。当时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山。由于毛对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会议的简报钦定为”反革命的”，然后以此为借口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山二人遭受长期迫害。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38]。”毛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39]。”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 “周、康阅后，退军委”[4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五）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44]。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５]。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 ‘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48]。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49]。”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５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５0]。”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释中的很多破绽，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1971年9月13日□晨，当毛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乘坐2５6号专机离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５1]；在林豆豆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可以阻拦2５6号专机起飞而”没有人出来拦阻”……[５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走本来就是毛的”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５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

老謀子一步步運用他的才能，從體制外走向權力中心，以歌頌帝王文化建立他的頂級地位。為了找回他過去失去的榮譽金錢和美色，一個都不能少。 　　最近在讀萊尼．李芬施塔的回憶錄。與公眾對她的印象不同，這位二○○三年去世時已經一百零一歲的老太太在回憶錄中不斷表示自己與希特勒政權毫無共鳴，甚至對其厭惡。 　　李芬施塔通過為納粹黨和衝鋒隊拍攝的一系列官方慶典，包括納粹德國主辦的奧運會紀錄片，贏得了官方的地位和讚譽，甚至在世界電影史上的地位。 無可爭辯的頂級官方藝術家 　　○八年張藝謀主持和導演了奧運和殘奧的四個開閉幕式；○九年，張藝謀主持和導演了共產黨中國建國六十周年的天安門廣場大型活動。在此前後，他為不同的地方政府設計和導演了《印象》系列的大型表演……這些建樹使他成為當今無可爭辯的頂級官方藝術家。現在他的政治地位和官方榮譽與當年李芬施塔已不相上下。陳凱歌、馮小剛都難望其項背。 　　我看李芬施塔回憶錄時總是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張藝謀，無法想像他晚年對自己如何評價。

作者：田园树 来源：http://www.tystree.co.cc/2011/03/blog-post_19.html 英国籍的卢森堡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是英国注册会计师，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对中国富豪问题发生兴趣，一九九九年首创“百富榜”，成为研究中国富豪情况的权威。今年四月一日，胡润在海南三亚发表 《二○一○胡润财富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全国的千万富豪有八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有亿万富豪五万五千位，包括十亿富豪一千九百位，百亿富豪一百四十位。胡润还列出一个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在全国三十一省市分布的人数，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富豪最多，列表如下： 但胡润没有列出这些千万和亿万富豪的名单，我们无从知悉其中是否包括亿万太子富豪在内。通常，像胡润这类人，要在中国生存，都知道避免接触敏感问题，所以他公开发布的中国富豪，都是民营企业家，顶多也只提到似民似官的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真正的太子富豪，他便不敢提了。 所谓太子富豪，就是指中共权力核心分子的子女，他们凭着老爸在朝的权势，拥有取得资本、资源、土地、注册和商机的便利，与民间企业站在迥不相同的起跑点，一切比民间企业条件优越。有些太子贪婪放肆，他们其实不是在经营企业，而是乘机囊括财富，中饱私囊。有些太子会顾虑老爸清誉，低调自处。自从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之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到太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况且有不少太子留学美国，在美国企业中经过薰陶，亦将西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带进中国。更有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需要依靠太子们的人脉关系，于是部分太子便成了西方企业猎头对象，身价百倍，由此致富。所有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中国集权官僚体制的产物。因此，所有太子企业和太子富豪，都是共产中国这个特权社会所特有的，凡在法治健全、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决不可能产生中国这类太子富豪。 太子富豪的老爸，有些居心不良，行为不检，但并不个个都是贪官，有些人在官位上尚能自恃，保持清白。但无论如何，都无例外地会纵容子女，维护子女。有些老爸希望子女承接他的权位，但有些子女对此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在权斗中磨炼自己。自从中国经济开放之后，金钱和财富对太子们的诱惑远比官位为大，所以才有这么多太子弃政下海从商。于是父从子意，成了子女从商的庇护伞，以溺子之心，促成子女致富。 上世纪八十年代，像邓小平这位最高权力者，没人说他是贪官，但他的子女和女婿，就在他推行改革的时候，几乎个个发大财。大儿子邓朴方，一个残疾人，一样有人怂恿他出来成立康华公司，倒卖进口物资批文，臭名彰着，成为“六四”反官倒的主要对象。次子邓质方，好端端留学美国学量子物理，得博士学位，返国后不从事物理工作，竟去成立首长四方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珠海到处圈地，当时被视为“地产大王”。邓家长女邓林丈夫吴建常，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成了邓家首富。么女邓榕丈夫贺平，原是将军贺彪之子，在解放军总参装备部当官，也搞起保利公司，成为军火大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了要打破封闭局面，建立对外经济关系，特请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来设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王震安插他的次子王军进中信。起初，王军在中信业务部担任总经理，后来升任中信总经理，一九九五年出任董事长，执掌中信大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起初主持中信在香港的分公司，一九九○年香港中信收购泰富发展集团，借壳上市，改名为中信泰富，表面上似乎独立，实际上仍归北京中信控制。在这段时期，王军和荣智健都被视为太子中的成功富豪。毕竟中信是国有企业，二○○六年王军自动退休，离开工作了廿七年的中信，让位给孔丹。孔丹是从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也是太子集团中人。王军退休后自己另创 “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新疆发展。新疆是其父王震在建国初期开创的地盘，于是王军的“中国天然”入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持绝对控股权，有了此地方金融机构之后，他便进而投资十亿元收购三个煤炭基地，加以扩充，又投入二十至三十亿元进行煤炭化工和煤电项目投资，且在乌市建设一座大型“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给新疆输入新的投资观念。这些投资，才真正属于王军私人财富。 荣智健在香港执掌中信泰富，他本人也是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占有约百分之十九股份，因此胡润曾连续几年将荣智健列为百富榜首位。二○○八年十月中信泰富爆出大新闻，该公司因炒澳元的外汇杠杆交易，亏损一百多至二百多亿港元，据说是财务董事在董事会主席荣智健不知情下签订合同，有人则说是荣智健女儿荣明方作的主，无论如何，亏损太巨，荣智健被迫于二○○九年四月下台。下台后的荣智健与王军一样，自立门户，另外成立私人公司：“耀星发展”和“帝港企业”去海南岛发展，以一点九六亿人民币购得海南万宁神州半岛五十四万平方米土地，折合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仅约七百元，远低于市区海景楼盘每平方米六千多元的市值，因此引起外界?疑是否中信泰富给他开了后门，因为开发神州半岛原是中信泰富计划之一。 自九十年代以迄于今，太子富豪更多，有李鹏家族、江泽民之子，朱镕基之子、李瑞环之子、胡锦涛之子、温家宝之子、吴邦国女婿、李长春之女、刘云山之子、曾炎培之子等等。 众所周知，李鹏这位欠有“六四”血债的前总理，其家族控制着中国电力系统，他的长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他的夫人朱琳，外界传说她是华能国际的董事长，但她自己否认，只承认自己担任过华北电管局外事处负责人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这些官职也都属于电力系统。有关李氏家族腐败贿赂的传闻甚多，这些传闻很难得到证实。而李鹏幼子李小勇卷走“新国大期货公司”集资的五亿多元资金，逃到新加坡，至今还被“新国大案”受害者群体公开声讨。 在所有太子富豪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他在美国费城一间不著名的大学取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科学上毫无建树，而且年纪轻轻，却当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但他无意于科学，一门心思要下海从商抓银。凭着老爹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上海一批江家班便将上海市计委名下资金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仅以几百万元象征性的价格售给江绵恒，江绵恒那时哪里有钱？几百万元全是银行给的贷款。“上海联合”属下有十多家企业，如上海资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给江绵恒奠下成为“电信大王”的基础。 当时江绵恒曾与台湾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办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设晶圆体，计划生产八吋和十二吋蕊片，初步集资十六亿美元，中国官方银行承诺提供超过廿五亿美元贷款。后来据传江绵恒与王文洋两人都没有出过一分钱，全靠银行贷款，两人又发生不和闹翻，一个烂摊子由上海市委接管，邀李嘉诚入股。现在宏力网上写明，它的主要投资者是香港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其他投资者有美国超捷、日本三洋，以及私募资金湛思国际和UCL Asia，己不见江绵恒和王文洋的影子。过去所吹的江、王合创宏力，完全是一场胡闹，哪有认真办企业的作风。 江绵恒在历朝太子富豪中风头最劲，初任网通董事长时，豪气十足，计划要在沿海十五个省市铺设光纤，开办网路电信服务，与“中国电信”争强，又扬言要吞并“北方电信”，全是气大才疏。实际上网通凭其经营能力是吃不掉北方电信的，后来江泽民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国电信分为南北两块，硬将北方电信并给网通，使网通平白地占有北方电信原有在北方十个省的固定资产，让网通突然坐大。 上海是江泽民势力地盘，官场中人纷纷拍马，拉江绵恒进入上海大企业董事局。因此江绵恒除了网通董事长外，又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和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连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都请他当挂名董事，俨然是个上海滩的大哥大。 但是江泽民下台后，江绵恒便风光不再。二○○八年十月，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以电讯体制改革名义，下令将网通并入联通，从此，江绵恒的网通便烟消云散。不过网通的事还未了，今年一月七日，前网通总经理张春江（现任中移动党组书记和副总裁），突被中纪委拘查，指他在网通和联通合并时虚报网通有盈利五十亿元（人民币，下同），事实上网通是一盘烂账，亏空高达二百亿元。张春江是江绵恒马仔，他当网通总经理，上面还有董事长江绵恒。国务院明知是江绵恒带头掏空网通，但江绵恒是江泽民之子，目前还碰不得，只好先拿其马仔开刀，反正这马仔也不清白。不过江泽民和江绵恒都心中有数，此举是敲山镇虎，一旦老江肉身有不测，小江便难逃被清算的命运。曾庆红早有预知之明，懂得在党内权斗中，太子的命运取决于老子的寿命，所以他先让自已的儿子曾伟夫妇移民澳洲，在雪梨买豪宅叹世界。 太子发达的途径，随时代而改变。现代电子通信发达，不少太子都进入电子企业，成为领导。新的中联通总经理陆益民是曾庆红的秘书。李长春之子李慧镝，在中移动里从总裁助理最近升为中移动副总裁。习近平姊夫吴龙，是广州新邮通信的幕后老板。有些太子则进入金融机构。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简称中金）总裁，这间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方的中国建设银行占大股，摩根士丹利占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七点三五。中金在朱云来主持下，已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因此，朱云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排名第十五。这类公司出名高薪，有消息说，朱云来年收入二○○六年有一千万美元，二○○七年更增至一千七百万美元，相等于一亿三千多万港元。去年，摩根士丹利受金融危机拖累，想出售中金股权，中方为了分薄摩根的份额，将二成股权以影子股票(只能分红，不能流通)方式配给管理层，朱云来作为总裁，必定占有相当影子份额。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则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任总经理。五月底中银香港提升朱燕来任助理总裁。 现代的金融业非常复杂，新花样不断出现，一种称为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的行业近年来甚受中国太子们青睐。私募股权基金，在西方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初专替未上市公司上市，上市后放掉手持的股票而获利，到了八十年代，它进而从事融资和并购，九十年代更运用各种杠杆工具和汇差息差进行投资，美国百仕通（Blackstone） 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于二○○五年与他人合作首创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它是一家以美元为资本的外资公司，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持的淡马锡控股公司，以及日本企业家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温云松非常低调，公司的董事会名单没有公布，不知董事长是谁，只知道董事总经理郭子德，他是新加坡大学毕业的金融投资专才，曾是大华银行首席代表，主持大华创业投资公司，有三十年工作经验，加上温云松的人脉和背景，新天域发展迅速，开办至今，已完成廿一个投资案例，包括四川美丰、金山软件、金风科技、英利绿色能源、天骏传媒、久游国际、融创中国、新世纪百货、喜得龙、金丝猴食品、重庆百货等等，光是新天域属下的天域景湖所持有的新世纪百货股权，帐面浮盈已达八点六五亿元，重庆百货浮盈十九点四亿元，业绩非同一般。 同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太子有李瑞环儿子李振智，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美林任职，通过李鹏之女李小琳的关系，替美林夺得集资额四十亿美元的中国电力国际上市承销生意，声誉雀起，后来他被瑞士联合银行挖角聘任该行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年薪超过一千万美元。李瑞环次子李振福，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硕士，被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聘任诺华中国区总裁，替诺华在中国打开西药和疫苗市场。今年初他离开诺华，自创私募基金“德福资本”，发展与环保有关的绿色金融，除自任德福首席执行官外，又是国际组织“大自然保护基金”中国区理事。 吴邦国女婿冯绍东（Wilson Feng），曾经担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他本拟自建私募基金，却被中广核集团拉去，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经理。该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之一，以私募股权基金方式集资，预定总集资额一百亿人民币，首期已集得七十亿人民币，投资者有中国双维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等。去年九月揭牌，主要投资项目有岭澳核电站二期、红沿河核电站、宁德核电站和阳江核电站。 主管宣传的中常委李长春，其女李彤，掌管香港中国银行属下一间私募基金。前副总理曾炎培之子曾之杰（Jeffrey Zeng）是北京“开信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同时也是中特物流股份公司董事长。他毕业于日本长崎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职，供职开信之前是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开信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共同设立的。曾之杰说，国家开发和中信资本只是两个ＬＰ（Limited Partnership 有限的合伙人）平台，不同于ＧＰ（General Partnership，具有行政权的合伙人），它们不会多管公司业务，只要你成绩好、赚钱多，有交代便可。当这样公司的总经理，等于自当老板。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此前，刘乐飞曾是中国人寿投资部总经理和首席投资官。现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信产业基金由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创立，于二○○ 八年六月成立，首只代筹资金的是绵阳科技城基金，最终筹得九十七亿人民币。第二批有五只产业基金，在募集中。 胡锦涛儿子胡海峰的从商途径与上述太子不同，主要落户清华大学。胡家一家人都是清华出身，包括胡锦涛、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儿子胡海峰、女儿胡海清、媳妇王珺。王珺去年六月升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清华作为中国最高级学府，在邓小平式的经济改革中，同样也兼营商业，设有清华控股，属下有同方股份、诚志股份、紫光股份三家上市公司，此外，还有启迪股份、阳光能源、紫光集团、博奥生物、清尚装饰、科技创投、华环电子等近七十家企业。胡海峰原任同方集团威视公司董事长，威视取得非洲纳米比亚机场和港口的扫描设备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其实，这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就是中国给纳米比亚的软贷款，其条件就是要向威视购买这批仪器。 贷款的四成作为威视定金，但纳米比亚财政部发现这笔巨额定金几乎马上转入三人合开的帐户，其中两人是纳米比亚一间顾问公司的老板，另一位是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杨帆，因此，纳米比亚反贪委员会以涉嫌诈骗、行贿及贪污罪名将这三人逮捕，闹出国际丑闻。胡海峰身为威视董事长难逃责任，但中方说，胡海峰于二 ○○八年一月已升任同方集团党委书记，藉此撇开责任。去年十月，胡锦涛索性叫胡海峰离开清华控股，出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表面上说起来，胡海峰已弃商从学，实际上这个副秘书长，主要是负责联系清华控股及其属下所有大学产业。中国官场，太子有老爸背景，像川剧变脸一样，顷刻间便换了一幅面孔，远在非洲的小国，没奈他何。 追求财富，人之常情。现代一般富豪，靠的是初始资本、时机、胆识、眼光和谋略。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二代，原因是富豪的第二代未必有第一代同样的才能和魄力。太子富豪不同，他们靠的是老爸的权位，当老爸有权有势的时候，予取予求，什么都办得到，一旦老爸去世或失势，不要说富不过二代，连一代都不保。 三十年来已让我们见到太子富豪几代浮沉。最早是邓氏家族，老邓一过世，其子女便不再风光。其次是江氏家族，江泽民只是下台，并未失势，其子已失去“电信王国”。江泽民之所以争着要在公众场合出场，原因之一就是护子。胡锦涛在这方面有前车之鉴，懂得克制，像驸马爷茅道临这样巨富，至今未见出现钱权纠葛，便是克制的一种表现。 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以及现代金融融资制度的输入，改变了某些太子们求财致富的方式，使他们考虑到市场和协议的约束。但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继续存在，始终是太子特权的温床。

环球时报胡锡进：我今天头一天来微博，的确学到了很多东西。一种全新的感受，尤其是我无论说什么，都会有一些人反对呵，我原来以为不是这样。但同时关注我的人增加很快，转眼到了一万人。看来批评只是大家对我的其中一种态度，还有另一种态度是接纳和欢迎。非常感谢 2月26日 18:32 来自新浪微博|举报转发(401) | 收藏 | 评论(408) 评论 同时转发到我的微博 发评论 全部 | 我关注的人 | 陌生人 共408条 1 2 3 4 5 6 …...

中国鼓吹民囗族主囗义最气盛的媒体当属环球时囗报，该报总编辑胡锡进2月25日上了新浪微博，网友们说了些什么?以下是明镜网囗特约记者拷贝的内容： 　　胡锡进：谢谢支持。给大家拜码头了。活了50年，以各个时期不同的境遇，从中国不同的位置，甚至从国外的很多地方，从别人的表情里，感受、认识了我们这个国囗家。今天，我来到“微博中国“。刚才还在想，这个中国是中囗华文明多么有趣的一次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