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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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日本的法家式崛起

作者: 信力建   北京与上海有大学近日流传中央推出课堂“七个不要讲”的禁令,那七个词组都是外来词,乱发禁令当然不好,但也不是不用外来词就说不话来。日本近代对中国影响巨大,那些外来词多半通过日本中转进入汉语,连同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史,也多半用外来词描写。这篇短文尝试用中国古典概念替代外来词。 甲午战争至北京政变,精确地说就是1895年至1924年这三十年,日本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倒不像后来的苏联那样,不惜血本地干涉中国内政,而是中国人痴迷日本模式,主动去模仿。晚清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都可以在日本找到先例,比如戊戌变法对明治维新,预备立宪对明治立宪,但是很可惜,日本把路带歪了。这不能怪日本,只能怪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判断力,现在也没有比那时改善多少。 满清二百多年江山社稷断送,就因为盲目学习日本。科举制度是公务员准入制度,沿袭一千多年,行之有效,只因日本没有,就被废除,结果青年才俊从此与朝廷离心离德。其实日本是因为群藩自治,管辖范围狭小,典型的熟人社会,不必以科举遴选官员。晚清预备立宪,立宪党人等着报效国家,结果朝廷围绕摄政王搞了个皇族内阁,把立宪党人得罪光了。1907年日本铁路顺利国有化,导致满清皇族内阁对收回民营路权不可理喻的自信,二百多年江山社稷由此断送。当时的中国国民远比日本国民开化,疆域广阔,政治权力必须比日本更多向国民开放才对。 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社会形态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差不多,也就是孔夫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三百藩相当于诸侯,德川氏的江户幕府,相当于霸主。天皇相当于东周天子,地位崇高,但徒有虚名。三百藩藩主叫大名,大名分为三类,与德川同姓的叫“亲藩大名”,类似于鲁、卫,从德川氏分出去的姓,叫“谱代大名”,类似于吴,归顺的叫“外样大名”,类似于宋、楚。三者领地互为交错以达到监视“外样大名”的目的。诸藩藩内自治,大名与幕府的关系以轮值和朝觐相维系。大名爵位和封地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大名以下,分士、农、工、商四种身份和职业,恪守其等,世代相袭。 日本国民性由两种反差极大的品性构成,武士道和町人根性,约等于孔夫子所说的君子与小人。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说明武士阶层受到普遍尊崇。武士讲求忠孝信义,举止儒雅,舞文弄墨,又嗜杀尚武,甚至以试刀为名,无故砍杀路人。町人是日本人对城市商人、手工业者的统称,町人道德亦要求仁义忠孝、安分守己、俭约生活、群体团结,但是町人精于算计,而显得唯利是图、小气吝啬、偏狭固执。 江户末期门户开放,欧洲工业品进入日本市场,打乱了原有的分工体系,社会等级和伦理受到挑战,民怨纷起,一些强藩大名不满对幕府的门户开放政策,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两个攘夷派强藩先后在对外战斗中吃了亏,转而“师夷技”,他们地处日本西南,邻近上海和香港,具有地理优势。西南强藩夷务领先于幕府,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发展夷务而引发内乱,使其藩内率先完成了社会重组,町人崛起。西南强藩靠武装起来的町人阶层推翻了单靠武士支撑的幕府统治。 幕府末期的社会演变过程与战国极为相似。战国时代即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一个东西方交融的时代。波斯帝国崛起,使祆教影响了犹太教,亚历山大东征的结果是佛教艺术希腊化,佛教又影响犹太教产生基督教。春秋时代齐桓公和秦穆公两次西征,同样促进了文化交流,吠陀教影响了老庄,伏羲女娲传说源于希腊神话,“九州”源于印度,“阴阳五行”源于祆教,墨子学说源于希腊哲学。孔子痛感外来文化冲击之下礼崩乐坏,开始系统总结传统文化。孔子还讲究君子和小人,仅过两百年不到,孟子就很少提君子小人了,说明士人与庶民身份已经模糊。 战国时代身份模糊造成天下大乱,社会一乱心态必然急功近利,秦国以急功近利的法家理念一统天下。幕府末期崛起的西南强藩,同样是靠法家理念一统日本。明治立宪不是英式虚君立宪,而是绝对君主制,欧洲人叫马基雅维利主义,或者叫军国主义,重农(工)抑商、控制思想、先军政治……既然内容、实质与法家大同小异,为什么不用中国故有概念呢? 秦代暴起暴亡是法家急功近利的后果,自此以后法家挨了两千多年骂,尽管还有人拿法术来经世致用,但是不敢以法家自居。清代末年的青年公知一看就明白日本所谓欧化,搞的其实是法家那一套,或许不是不知道法家之害,但是羡慕妒忌恨压倒理智,为了替法家正名,于是纷纷批儒批孔。 等到一战开打,老一辈公知知悉欧洲文化之后患无穷时,五四青年接过法家旗帜,把中国社会弄了个底朝天。只是法家臭名远扬,换了洋名,其实一直是法家当道,一直在批儒批孔。日本的法家式崛起也没有好结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挑起的甲午战争,胜得侥幸,如果满清不是对外绥靖的李鸿章与慈禧当权,光绪不批和约,坚持打下去,日本很快就会被拖垮。日本利用俄国国内政局不稳,挑起日俄战争再次侥幸获胜,但是把甲午战争赚来的赔款赔得精光,哭丧着脸签了和约,从此二十年不敢言战,一心一意求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史称“大正民主”时代。即便如此,1920年代日本国民生活水平也不高,日本女人兴高采烈嫁给中国留学生,日本男人累死累活到中国谋生,开荒种地、打仗当炮灰什么活儿都抢着干。外国人偷渡日本男盗女娼那是后来很久的事儿了。 大正天皇是著名的弱智,智力正常的昭和天皇让日本的法家体制再次发动起来,最后终结在美国人手里。如果回到1945年至1947年这段时间,谁会说日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1945年以后的日本才是真正崛起,法家被彻底摒弃。而别国始终坚持走有日本特色的法家道路,一路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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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要闻解说: 人权观察最新报告呼吁北京尊重性工作者的基本权利

报告指出:中国对于性工作者的严苛法律和警察作为,导致严重的人权侵犯。虽然性工作在中国是非法的,但从事性工作的人和其他人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平等、不歧视、隐私、人身安全、不受任意拘押、法律前平等、法律正当程序、健康、以及最重要的:当上述权利遭侵犯时得到救济的权利。 报告指出:中国近几十年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伴随着不平等急剧升高,以及从事性工作的妇女大幅増加。中国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前从事性工作的中国成年妇女约有4百万到6百万人。性工作在中国虽不合法,却非常普遍,不仅存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会,也存在较小城市,甚至最偏远的农村小镇。性工作者揽客的场所通常包括卡拉OK 酒吧、旅店、按摩院、发廊,以及公园和街头。根据中国法律,性工作的所有面向都是违法的——包括拉客、卖淫和嫖娼。遵循其公开的禁娼立场,中国政府周期性地在全国大力执行“扫黄打非”行动。这些行动通常配合治安“严打”持续数周。在此期间,警方反复临检娱乐场所、发廊、按摩院和其他性工作可能存在的地点,并拘留大批被怀疑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常遭遇的侵害,就是扫黄期间的警察暴行和任意拘押。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坐视性产业数十年来脱序发展,导致数百万女性以性工作为生;同时,却不改变对性工作的全面禁令,将其视为违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丑恶现象”,列为可处罚款或短期拘押的罪行。 报告注意到:从事性工作的妇女受到警察各式各样的迫害;报告记录了北京地区性工作者遭受的任意逮捕拘押、身体暴力和其他虐待,并讨论助长这些侵害行为的全国性法律架构。一些女性性工作者向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警察对她们任意罚款、以用过的安全套指控她们、伪装嫖客性交易后再抓人,而且当她们的权利受到顾客、老板或公务员侵犯时,几乎不可能争取到司法救济。性工作者还要冒着因性行为而感染疾病的危险,包括艾滋病毒。 虽然这些做法大都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但政府却未曾尽力加以遏止,或者保障性工作妇女得到保健服务。接受人权观察访谈的妇女表示,她们也曾遭受公共卫生机构的侵害,尤其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各地分支单位。她们所受到的侵害包括强迫或强制的艾滋病检测、侵犯隐私、对第三人泄露艾滋病检测结果、以及卫生官员的不当对待等等,通通都违反了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所保障的健康权。 2012年12月,一些中国性工作者组织联合发起倡议书,呼吁终止暴力对待性工作者,谴责警方消极对待性工作者所受到的犯罪侵害。近年来,许多草根非政府组织和热心的维权人士已开始为性工作者提供小规模的外展服务。但中国政府一直箝制这群人权倡议者,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并透过警察加以骚扰威胁。 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政府应当立刻采取措施,保护所有性工作者的权利。应当废除所有压迫性并且遭警察滥用的法规,停止“扫黄”这种歧视性的执法方式。其次,中国政府应当放宽对公民社会的严格限制——包括性工作者组织——容许他们依法注册,并在合法范围内自由活动。最后,中国政府执行艾滋病毒/艾滋病检测时应当遵守国际标准,尤其必须保障受检者的隐私和知情同意。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则指出:“中国警察对待女性性工作者的方式,好像她们不配享有人权。中国政府必须废除压迫性工作者的法规,惩办警方滥权,并停止压抑那些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人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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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人权观察促中国停止暴力对待性工作者

人权观察报告说,中国当局经常周期性发动“扫黄行动”。 人权观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暴力对待性工作者。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说,中国警方经常在没有太多证据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殴打、折磨或随意拘禁”。 报告呼吁中国当局惩办警方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滥权和暴力侵害行为。报告称警方有时仅仅因为发现怀疑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拥有避孕套,就将她们任意拘押。 报告抨击说,“中国政府坐视性产业数十年来脱序发展,导致数百万女性以性工作为生,但同时却不改变对性工作的全面禁令”。 报告称,中国现在估计有大约600万名性工作者,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 在中国,性工作者在街头兜客、卖淫或嫖娼都是非法的。中国当局将妓女卖淫视为“丑恶的社会现象”予以打击。 尽管如此,人们经常可以在娱乐场所、发廊和按摩院等地发现性工作者的存在。 人权观察报告说,中国当局经常周期性发动“扫黄行动”,在此期间,警方反复临检娱乐场所、发廊、按摩院和其他性工作可能存在的地点,并拘留大批被怀疑从事性工作的女性。 报告说,“性工作者最常遭遇的侵害,就是扫黄期间的警察暴行和任意拘押”。此外,中国公安机关可直接将涉嫌性工作者移送劳动教养所或收容教育所关押,最长可达两年,而且不需经过任何正当法律程序或司法审判。 报告批评说,中国警方经常在没有法律证据显示涉嫌人在从事卖淫嫖猖活动的时候,将涉嫌人拘押。而涉嫌人被拘禁的期限从几天到几个月都有。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通过立法程序,删除对自愿合意性工作及相关违法行为的刑事和行政处罚。 报告引述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德说:”如果中国当真要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就不能再对数百万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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