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法广 | 北京话题: 人民日报批京温谣言 其当年鼓吹亩产万斤又该当何罪

专栏作者维扬卧龙的文章说,如果政府在第一时间便及时公布案情的话,谣言又何来市场?官方不仅在第一时间缺席,随后又是大面积地屏蔽和删帖,这不是正给了谣言以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吗?如果真相都是透明的,如果政府都是可信的,那么,谁还会去相信和传播小道消息呢?正因为小民无法从官方渠道获知任何相关信息,才会去相信种种小道消息。如果官方事后能够及时公布案情调查进展,和尸检结果报告,那么,死者家属跪地喊冤的照片,如何还能够引起公众心头巨大的疑问呢? 最终,在没有任何尸检报告和判定依据的情况下,就匆忙做出结论,袁某系自主高坠死亡。自杀就是自杀,官方还一再自创新词,什么“自主高坠死亡”,联系到此前各地曾经发明过的所谓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临时性强奸等等,这难道不是火上浇油吗?《人民日报》根本就不去反思公众因何反应如此之大,又为何会无条件地便相信了所谓“造谣者”的传播,而一夜之间就闹得世人皆知,却直接指责教训民众,又何以让人信服呢? 老话说,人死为大,《人民日报》本文通篇却未见一字对于袁莉亚意外死亡的同情和叹惜,也未见对其家人的任何安抚,却只有高高在上,对民众传播和相信谣言的横加指责,实在是令人反感!正己才能正人!《人民日报》一贯说空话、说套话、放卫星,新年伊始还曾承诺,今后将努力说真话,可见之前就是谎话假话连天。《人民日报》既然说表达就意味着责任,那么,此前该报的种种谎话套话,是不是也应该彻底清算一下自已的责任呢? 维扬卧龙的文章又说,既然“造谣”袁莉亚坠楼死亡的网民已经被抓了,那么,当年曾大肆报道亩产万斤神话的《人民日报》,其相关负责人是否也应该进班房呢?自己屁股都不干净,训起人来声音再高,再理直气壮,也不会让人服气。《人民日报》应该多反思自己,只有经常批评政府的缺点和不足,才能真正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否则的话,便难逃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之嫌!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台湾也死了一个人,他没有跳楼,却同样引发了台湾全社会的关注。 专栏作者顾志坚的文章说,不过,与大陆不同的是,他们不是要让死者家属闭嘴,而是誓言要彻底查明真相, 呼应死者家属的诉求。那么他是谁呢?是台湾政坛的要人吗?非也,他就是台湾渔民洪石成,在台湾和菲律宾重叠水域捕鱼,被菲方公务船射杀。为此,全体台湾人都在为他讨公道,要求菲律宾惩凶,道歉,赔偿,甚至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关切。而这一切,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是匪夷所思。 在台湾,每一个人的死因可能并不一样,但站在政府的角度,让他们死而无冤,就是沉甸甸的责任。马英九不敢懈怠,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也不敢马虎,因为他们都是民选领导人,必须对民众负责。如果袁袁莉亚生活在台湾,我不能保证她不会坠楼死亡,但我敢肯定的是,没有人敢于发动武警去抢夺其尸体,也不会用各种理由不允许家属来查看相关的视频,并随便就下结论说是什么“自主性坠亡”。谁敢于这样做的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立即下台滚蛋并接受司法调查,而这无异于政治自杀。 另一方面,网友甘雨上传图片并 质疑说,图示为事发的七层走廊窗台,请特别注意:7层是公司管理层所在地,安徽小妹去公司管理层做什么?小亚坠落的地点就是市场西南角地库的出口,遮阳棚的漏洞尚未修补。11号晚10点,《京华时报》记者走访了关闭的京温市场,十余个大门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市场员工称,每天下午4点半市场开始清场,无一例外,即使打包也要拎出去完成。此外,有监控显示,2号晚7点多小亚进入7层(公司管理层所在地),次日4点19分走向窗台。这中间,她到底做了些什么? 疑点之二:事发前一天下午5点,其男友收到这条诀别微信,后多次打给小亚均被告知关机。但京温四层服装店的老板娘却告诉《京华时报》记者,2号下午她根本没有来上班。这与小亚告诉男友的并不相符。(来自http://tieba.baidu.com/p/2317438597) 为此,有安徽同乡说:我对京温商场跳楼案有很大疑问。甘雨又补充说:真相与事实,都应该符合事理和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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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一篇被手撕的序言

近日,有不少网友发微博晒图说,在自己买的书《自由的界限》中,有书页被撕掉。据网友反映,被撕部分多为由汪丁丁教授所作的5000余字的序言,亦有网友表示被撕的位置在书尾,还有网友表示前后都有页码被撕。对此,汪丁丁发布长篇博文表示,撕书是出版社和编辑室行为,为此“感到可气又可怜”。浙江大学出版社方面则未否认撕书行为,也没有透露具体原因。   下文转载自 汪丁丁 的博客  我之所以答应写这篇序言,完全不因为译者是苏振华(况且我严厉批评了他低劣的翻译质量),而是因为作者是布坎南。那时,两年前,布坎南还健在(参阅我写的逝者布坎南)。手撕的决策,真令我感到可气又可怜。首先,这篇序言的结尾建议,注意,是两年前写的,现在恰好被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实现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商或编辑,庸俗不堪而且自私到完全忘记了新闻出版的社会责任,他们或许早已丧失了道德勇气,在我的学生来信告诉我“手撕”事件并试图安慰我之后,才来信道歉。这次事件再度表明,与上海完全不同,杭州是一个“小地方”。商业化(已毁灭了西湖),金钱拜物教,温馨而自私的小市民,如此而已。小地方不可能有一流的新闻出版,因为小地方很难培养具有宏大政治视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识。经查实,此类下三滥行为与中央主管部门无关,纯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及其编辑室的愚蠢胆小而且自私的行为。我将与他们公开决裂,并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转交其它出版机构出版。可悲的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门还自以为政治嗅觉敏锐,所以才犯了这次的荒唐错误,以致要被将来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要提醒读者,买这本书之前仔细检查是否有严重翻译错误。因为,苏振华当时来信表示接受我的批评,但他说主要译者不是他,而是第二译者。再后来,我始终没有收到他的修订稿,直到现在,从学生那里得知“手撕”,才明白此书已出版。 自由的界限的评论 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汪丁丁 布坎南1975年发表的《The Limits of Liberty》(“自由的界限”),这本书的英译序言作者Hartmut Kliemt(现在任职于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指出,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正义理论的讨论。也因此,布坎南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读者或许首先要求解释“利维坦”与“正义”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追求正义的人们可能接受并帮助一个政府成长为庞然大物(利维坦)以致他们的自由最终和他们追求的正义一起被这只利维坦巨兽吃掉?Anthony de Jasay(亚赛)早年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与他的匈牙利同胞海撒尼(John Harsanyi)一样,1948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从奥地利辗转至澳大利亚。数年后,海撒尼从阿罗(Kenneth Arrow)在斯坦福大学研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亚赛则辗转至英国并获得牛津大学研究职位。后来,亚赛在巴黎一家银行就职,再后来,他成为独立银行家,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投资。退休后,他继续发表无政府主义论著。1985年他发表《论国家》,引起布坎南的格外关注。2007年,布坎南和一群寻求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基础的学者发表文集《良序的无政府》(ordered anarchy),旨在阐释和发挥亚赛的一系列简明但深刻的见解。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至少一位作者认为亚赛,一位退休银行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在“自由基金”网站下载了亚赛的或许是最后一部作品,《Justice and Its Surroundings》。这部2002年发表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上述问题的清楚解释。与亚赛一样,或许不那样偏激,布坎南坚持契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思路。他在《自由的界限》开篇提出一个问题:无政府状态可否产生秩序?这样,他便直接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的那场辩论。 诚如布坎南本人和Kliemt所言,在布坎南的思想体系里,《自由的界限》(简称“界限”)应被视为他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2年发表的《同意的计算》(简称“计算”)的姊妹篇。在“计算”里,个体的理性选择模型被用来解释关于“公共善”(public goods)的投票规则的选择。在“界限”里,如布坎南在第一章所说,这一模型被用来解释“公共恶”(public bads)的形成。这里所谓“公共恶”,就是借助民众投票同意而形成的“利维坦”。预见可能形成公共的恶,也就是预见自由的界限。那么,制度是如何失败,从而产生了公共的恶呢?这是布坎南写作“界限”时的基本问题意识。 布坎南指出,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制度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效的。换句话说,最初我们一致同意接受某种政府形式的强制,或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为了获得秩序。然后,当政府权力不断扩展,直到某一阈值之后,我们再也无法收回或抵抗这一强权,我们在哪些环节犯了错误?对于美国的情形,布坎南这样描写:“大萧条以降,我们见证了我们自己的利维坦的持续和加速扩张。……可以被称为宪政无政府的状态下,……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与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偿。” 以上所述,若将“大萧条”这一时点推迟七十年,即1999年以降,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呢?“四面八方的人们要求废除官僚机构,……将个人从加速增长的税负之下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要求公共控制继续扩展的呼声也大量存在。我们观察到,政府虽然将其指爪伸向各处,但在此期间,一般而言,由集体依法推行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似乎都在消失中。”布坎南追问: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否在侵蚀社会所依赖的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愿遵守行为规则时,创造了公共的善。当个体违反这些规则时,公共的恶出现了。以上文字,大致表达了布坎南这部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 于是,我们可以探讨下一个问题:怎样界定权利?这是一种要严肃对待权利的呼吁(第三章)。布坎南承认,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界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过,他在第十章“脚注1”里批评哈耶克盲目尊崇传统。这一批评意味着,布坎南倾向于有更积极的传统革新,例如,他多年来努力推动的“美国宪法重订”会议。现在请读者回忆我开篇提及的亚赛的那一见解:权利源自契约,而不是契约基于权利。对布坎南而言,这仍是一个可质疑的假说。因为,布坎南指出,假如契约各方在一开始没有就任何权利达成共识,怎么可能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呢?一个著名的例,是尤士丁尼讨论过的,甲方认定乙方是一名奴隶,则他们之间的契约不能成立。产权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奴隶可以怠工,从而奴隶主的理性选择是允许奴隶有更大的自由。看起来,我们有必要拓展契约概念,使能包括“隐契约”的情形。这样,产权之源于契约就符合情理了。类似地,布坎南可以争辩,我们也可以拓展权利概念,使能包括“隐权利”的情形。大致而言,我相信,诺齐克与罗尔斯都有理,因为权利与契约可以相生相用,只要允许概念拓展到包括“隐”情形。当然,隐的情形,不论权利还是契约,迟早都要隐入漫长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当中去了(参阅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谓“the status quo”(可译为“既成事实”或“现状”)。在漫长的自然演化史中,最早出现的既成事实(权利),可称为“产权”——财产权利。根据洛克的解释,产权有三类:life(生命),liberty(自由),possessions(财产占有)。我称之为洛克的“广义产权”概念。洛克的产权定义,源于自然法传统。 布坎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讨论,明显地受到他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的深刻影响。奈特在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文章“科学,哲学,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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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台湾独派团体联合主办研讨会

来自新疆、西藏和南(内)蒙古的代表,上周末在台北共同出席一场由多个台湾独派团体联合主办的研讨会。 周末这场研讨会由「台湾图博(西藏)之友会」主办,邀请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三个地区从事民族独立或自治运动的团体参与,吸引了上百位听众与会。 一整天的会议包括三场研讨会,由三个民族团体代表主讲各自面临的困境。最后一场圆桌论坛,则由听众提出问题与台上的代表交流。 听众提出的问题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藏人自焚议题上。对此,来自达兰萨拉,从事藏族政治犯援助工作的李科先说,自焚被认为是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达赖喇嘛尊者也一直以「和平、非暴力」教导西藏人民。但未来的抗争,会不会走向採取更激进、恐怖的手段,的确很难说。 李科先也警告,面对自焚问题,十三亿中国人民大都闭口不言,选择了沉默,不谈这个问题。甚至有人反过来,站在维护中共暴政的立场发言。这样的态度使人感到恐惧。 如果一个人类社会,已经到了如同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那个地步,在希特勒大屠杀犹太人时,所有的人民都不吭声。这是不是意味着,同样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 代表世界维吾尔大会出席的伊里哈木说,二零零九年的「七五事件」,造成汉人和维吾尔人现在处于极端的对立状态。 伊里哈木说,现在世维会的做法,就是走进各国国会、走进各国人权团体,诉说在九一一之后,中共政府如何将维吾尔团体打成「恐怖组织」。中共把几乎所有的恐怖行动和维吾尔人连繫在一起。但没有一次拿出证据。 伊里哈木说,现在国际社会,已经愈来愈不相信中国政府以「恐怖主义」对维族的指控。以四月发生在喀什的事件为例,中国政府仍然宣称是「恐怖活动」,但美国政府发言人的说法是:「美国非常关注此一事件,希望中国政府能妥善的处理,公布真相。」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反应。 对于各民族争取完全自治或独立的前景,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更多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他说,目前裡外的联繫很困难,但南蒙古新一代的年轻人却十分积极。无论环境破坏、逮捕异议人士这类的信息,他们都能通过「南蒙古信息中心」或其它渠道向国际发送。 他说,很高兴看到年轻人仍在关心自己民族的命运,虽然蒙古族命运很艰难,被汉族同化得很厉害。 李科先则认为,没有波罗地海三国的民族自决权的争取,就没有苏联的和平民主化;没有苏联民主苗头的萌发,就没有上述三国的独立。因此,中国民主化运动和共产中国统治下的新疆、图博等民族的自决运动是相互联繫、相互影响的。如果中国走上民主化,目前受到「中华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获得解放,人们将逐渐明白这是一件符合时代潮流的好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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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香港支联会展示六四证物

香港支联会首度公开六四遇难者遗物,盼能使更多人知道历史真相。支联会计划在香港设立永久六四纪念馆,未来将大规模收集六四文物。天安门母亲张先玲认为,重新评价六四是早晚之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支联会)周日(5月12日)公开了六四死难者王楠的遗物,其中包括他遇难时佩戴的头盔、眼镜、横幅标语、绝食证明、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希望能让香港及大陆民众见证这段历史。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王楠的遗物是其母张先玲辗转交给该会展示,是非常珍贵的六四事件第一手文物。支联会目前正在筹备兴建永久六四纪念馆,未来将在馆中展览这些六四相关证据。 “重新评价六四是早晚之事” 在六四事件中痛失爱子王楠的张先玲是”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之一。她对德国之声记者表示,由于自觉年岁已高,因此将王楠的遗物委托朋友代为保管。这名友人在征求张先玲的同意后,将物品交给支联会公开展示。王先玲说:”公开展示我也没有意见,让更多人看到实证的东西,更能让大家明白这六四是怎么一回事。” 她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其子王楠在长安街附近被打伤后不治身亡,他和另外两名遇难者的遗体被埋在28中学门前,不久后尸体传出腐臭味而被挖出。王楠因为年纪轻,而且身着军服和军队皮带,被误以为是戒严部队,遗体被送往医院,家属必须取得公安局证明才能将其领回。 张先玲介绍说,王楠的头盔上有子弹射穿头部后所留下的弹孔,但当年公安局写得是’在外死亡’,她在友人的陪同下曾经与公安局交涉,希望写明是’中弹在外死亡’。 “但我到现在还记得,警察肯定是对开枪镇压这件事情很气愤,他从桌上拿起一把手枪说,这桩事情以后历史会说清楚的,我现在只能这样写。医院收到公安局的证明后,开立了另一张火化证明,写着’枪伤在外死亡’。” 她认为六四文物的公布将有利于真相的调查,并使共产党领导人们能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我个人认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历史要还他的本来面目,我交给朋友的宣传品上面写得很明白,大学生的口号主要是反对贪污。我觉得这个材料公布出来后,首先可以看出学生当时反对的是什么,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反对贪污腐败,要民主自由法治,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缺乏系统性六四文物收集工作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道,香港支联会在2012年和2013年都设置了临时的六四纪念馆,馆内收集了六四事件的相关资料,如今人们也希望看到关于六四镇压的实际证据。 他表示,香港支联会目前所收集到的六四证物有限,六四事件过后,人们并未预料事件”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还没有平反”,因此过去缺乏系统性的收集工作,也没有公开全面的呼吁,请拥有六四文物的人们能提供作为展览用途。 “我们当然也担心,有些受害人或北京市民已经没有这些物证。现在呼吁收集资料,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困难,这是最大的挑战。有些资料在内地,要把东西拿到香港比较困难,毕竟六四在大陆还是不容许公开活动。” 蔡耀昌称,支联会希望透过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筹集更多款项,目标最快在2014年建成永久六四纪念馆,届时该会将展开大规模六四文物收集工作。 作者:张筠青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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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全球政策失灵 投机为王

  全球经济已经陷入滞胀,增长率仅为2%,而通胀率为3%。今后18个月中,通胀率很可能会超过4%,而经济增长率却依然会止步不前。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一倍,令全球经济很难走出滞胀。   近来商品价格有所下滑,但这并不代表通胀趋势有所转变,只是将收入转化为消费者购买力的一次再分配。当前实际利率普遍为负,货币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在任何经济要素诸如新兴国家的手工劳动力、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农产品、房租、医疗、教育等等出现短缺时都会引发通胀。   在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胀预期本身已经在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也将长期面临这一问题。当前,由于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政策有误,全球经济陷入通胀危机。   跨国公司仍然是当前全球局势下最大的受益者。宏观不稳定因素使其有机会从全球需求与生产成本的频繁波动中套利。负实际利率又大幅提高了其利润。   经济挑战和政策回应的错配,也令投机资本从中获益。全球经济需要更加灵活的供应链,以解决全球化与技术发展带来的错位问题。迄今为止,政策回应主要是以货币刺激拉动需求,期望能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各国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就像涨潮一样,将所有结构性问题淹没在潮水中。但是,过去五年中,货币政策并未实现其主要目标,反而使资产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投机资本迎来了从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中大发利市的黄金时机。尽管近期金价有所回落,但是黄金持有人仍然是当前宏观环境的巨大受益者。2013年金价可能会再创历史新高,并在2014年大幅上扬。只有当通胀危机迫使全球央行大幅紧缩时,黄金牛市才会终结。    全球政策失灵   新兴经济体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滞胀征兆。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都正在面临严重衰退。但是在尝试刺激方案时,却又都受阻于通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预测,2013年新兴经济体国家GDP增长率为5.5%,一季度的数据却显示,今年其增长率严重放缓。我预测,今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增长率仅为4%,GDP平减指数最高很有可能会达到6%左右。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仍将继续维持。通胀率很有可能会达到GDP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7%,而GDP平减指数为2.4%。据报告,2013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其中1%源自存货积累,而GDP平减指数为0.9%。我相信,实际上GDP平减指数要更高一些,而经济增长率则仅为2%左右。美国经济处于温和的停滞期。高失业率将工资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尽管经济疲软,我们就不应当关心巨大的通胀压力了吗?由于美国的失业局面仍有可能继续加剧,因此许多部门可能会出现工资通胀。能源和农业部门已经面临这一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预测,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为1.4%。一季度数据表明,这一预测过于乐观。我认为1%的可能性更大。经合组织成员国很有可能与美国一样,GDP平减指数高于经济增长率。   按照当前汇率,经济组织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是新兴经济体。上述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通胀率为3%。   最近的20国集团会议并未提出新办法。还是同样一批人在谈同样的政策药方。迄今为止,刺激的规模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已经相当庞大,但全球经济依然陷入停滞。刺激政策的支持者的主要借口是刺激规模还不够大。   我曾经成功地预测2008年经济危机,理由是西方国家在长期竞争力衰落的情况下还继续维持高生活水平,势将引发债务狂澜。危机爆发后,我曾经预测,全球决策者会错误地支持刺激政策,从而无法解决困境,全球经济将陷入停滞。   泡沫破灭本应敲响警钟,但是却被错误地解读诸如自然灾难一样的周期性事件,或者只是源自糟糕的金融决策。英语国家的主要对策是以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欧元区的主要对策是以紧缩政策控制债务增长。两者都没能奏效。但是相关的政策辩论却仍然局限在两者之间。   技术进步与全球化使得工作岗位、生产流程、甚至服务都可以全球流动。但民众仍然局限在国境之内。个人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竞争,但诸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许多支出都取决于地方性市场的定价。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种不对称现象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混乱。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错配,发生在地方性市场的灵活性与全球竞争之间。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比不上商品或服务市场,因此失业陷阱比其他生产要素陷阱更为严重。为了保护劳动力,经合组织的各个国家建立或是容许了许多措施,限制企业调整劳动力需求,以应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波动。然而,这些人为设定的市场障碍受阻于全球化的大潮。跨国企业无需将制造流程安排在其售出产品的国家,苹果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国家由此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   这两种错配紧密相关,必须同时解决。除非生活成本中的大部头开销能够体现出全球竞争,否则取决于全球竞争的工资就不是可以维生的工资。因此政府应当关注生活成本的下降,并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   货币刺激政策使得问题更为严重。受其影响,诸如医疗、教育、住房这样的非交易项目价格上涨,给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带来了更大阻力。就此而言,刺激政策和紧缩政策可谓殊途同归。    第五纵队   世界由主权国家组成。如今跨国公司实际上是破坏国家稳定的第五纵队。IT信息革命成就了如今的跨国公司。生产和销售可以转移到任何低成本国家,以扩大盈利。由于主权国家各自独立发展,彼此之间差异巨大,因此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盈利机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相继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更大的盈利机遇。尽管全球增长放缓,但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跨国公司的利润仍然高速增长。   全球化使得大部分国家都融入了全球市场。而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新的跨国公司诞生。这一因素使得现有的跨国公司更有价值。我认为大多数养老基金应当投资给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的表现也不尽相同。规模大不一定能确保成功。必须有别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是当今世界的最好资产,尤其是食品品牌很能从新兴经济体的收入增长中获利。尽管奢侈品牌最近受挫,但其优势仍在。   总体而言,新兴技术产业并非长期投资的好选择。在IT产业,早晚都会有人发明出更好的技术。然而,在成熟产业,有些技术很难复制。能源、化学与机械产业都有投资优势。   金融市场普遍相信公司信用不应当高于国家信用。这种想法已经不适用于当今世界了。跨国公司的收入来源遍及世界各地,其收入波动小于一国的税收波动。跨国公司的杠杆效应比国家低,收入增长率比国家高。我认为,如果要买债券,跨国公司发行的债券要优于国债。    打不过,就合作   危机往往能催生出铁腕领导人。“二战”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就是如此。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却没有出现铁腕领导人。可能需要再出现一次危机,才能产生能够正确应对危机、并将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新一代领导人。可是在此之前,人们必须竭尽全力熬过滞胀。   如今全球的实际利率可能为负2%。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两者相差3%。这意味着财富从存款方再分配到贷款方手中,资金规模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每天超过550万美元。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法抢劫。但是各大央行行长总是用晦涩的学术术语来掩饰真相。所有这些都是包装策略,无论如何,这都是抢劫。   一旦经济增长率欠佳,人们总是呼吁加大货币刺激力度。可以预见,央行为了安抚市场,只会执行宽松政策。即使货币刺激政策果真奏效,那也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一政策会即刻影响资产市场。如果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间点采取相同政策,就会给全球所有流动资产带来巨大的投机机遇。   经济学不擅长研究投机行为,假设其并不重要。但是,投机资本如果充分利用其杠杆率,可能会撬动全球GDP的一半。它们可能会将波动放大到造成大众恐慌的程度,改变国家乃至世界的均衡模式。宏观政策的制定或多或少受制于全球投机资本。   打不过,就合作。加入全球投机资本的做法可能不道德,但是利润丰厚。人们可以投资部分此类基金,或者模仿其运作模式。毕竟,当前全球各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将财富从不懂投资的存款方再分配到贷款方或投机者手中。你可以加入反方,进行回击。   最近的金价暴跌动摇了许多人的信心。不用担心。金价已经探底,马上还会涨到新高。长期来看,金价的涨幅会远高于通胀水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买黄金是抵抗通胀的最佳手段。各国央行帮着小部分人掠夺众人财富,对小人物而言,买黄金是抵抗各国央行的利器。   是的,买黄金不会产生利息。包括巴菲特在内的许多人都低估黄金的投资价值。但是,买画买古董也不会产生利息。当货币供应量上涨时,任何稀缺资源的价值都会上涨。   黄金是世界性稀缺商品。会作画的艺术家每天都在增加。可是世界上80%的黄金已经开采出来了。剩余的20%只够再开采20年。货币供应量会一直增加。但是黄金的供应量却只能增长20%,以后不会再有。   新兴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将大幅拉动全球需求。当人们意识到世界上黄金余量已不多时,金价就会飙升。如果你不知道在通胀环境下如何给财产保值,就应当积累黄金。当金价像三周前那样下跌时,就出手多买点吧。   (发表于中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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