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 自媒体有传播就有责任
“安徽女青年坠楼死亡”事件尘埃落定，北京警方经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梳理录像等方式，排除中毒、性侵及他杀可能，家属对此表示无异议，此前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的犯罪嫌疑人也已抓获。尽管真相已明，但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毫无疑问，自媒体时代为人们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发帖子、转微博、评新闻……轻轻敲打键盘，信息、观点、态度便汇入了互联网的海洋，每个人都能成为传播者。但在享用这些便利通达的渠道之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善用这种表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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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官媒：袁丽亚家属已接受40万元赔偿
北京警方说袁丽亚系“自主高坠”死亡 中国官方媒体周六（5月11日）报道，日前在北京京温商城坠楼身亡的安徽女子袁丽亚的家属周五已经与京温商城达成协议，接受4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人民网的报道称，有关方面认为“京温商城在停止营业后，未能清理闲杂人员，让袁丽亚深夜还留在商城里，对于她的死，在管理上有疏漏，负有一定责任”，因此需要做出赔偿。 报道还说，死者家属也于周五当天同意将袁丽亚的遗体火化，并于当晚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离京返乡将死者的骨灰安葬。 发生在5月3日的袁丽亚坠楼案近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曾有传言说，袁丽亚死前曾遭性侵犯，因此大批在京的安徽人5月8日曾聚集到案发现场，要求有关方面公布真相。 北京警方也出动了大批警员、警车和直升飞机到场戒备，场面一度非常紧张。 北京市公安局周四（9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一名嫌疑人因在网上编造安徽女青年袁丽亚死亡原因谣言，已被北京警方抓获。 有关消息透露，这名嫌疑人是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名28岁女子马某，并指她涉嫌在网上散布有关袁丽亚被商城保安强奸后跳楼的谣言。 此前，北京公安局也透过其官方微博就袁丽亚日前坠楼身亡一事发表声明，称她是“自主高坠”死亡，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或他杀可能。 不过，不少网民仍然不相信有关声明的说法。而一些网民更以幽默的方式纷纷在其微博上发表“不自杀承诺书”。 《人民日报》周六继续发表文章，就袁丽亚坠楼事件发表评论。评论说自媒体时代给人们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但“不能造谣传谣”、在表达意见的同时，“也要记得表达也意味着责任”。 你认为袁利亚家属现在是否应该接受赔偿并火化死者遗体？而4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是否合理？欢迎你在此发表意见：
阅读更多美国之音 | 美国务院谈菲向台湾渔船开枪事件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执法船只向台湾渔船开枪射击一事答记者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文特雷尔对菲律宾政府作出的要对该事件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并与台湾当局合作调查事件真相的保证表示了欢迎。 文特雷尔说，美国敦促所有各方确保海上安全，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令该地区紧张升级的行动，避免损害以外交或其他和平方案解决分歧的前景。 在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是否会谴责菲律宾方面杀死台湾渔民，菲律宾政府是否应当道歉时，文特雷尔说，在做出进一步的评价之前，先要看调查的情况。 fullrss.net
阅读更多香港獨立媒體 | 賣樓割地：房委會，濫用公屋之首
（2013年3月29日攝於大學火車站大堂，中大側閘口旁。房委會廣告，題為「社會資源要善用，濫用公屋莫縱容」。） 公屋輪候個案屢創新高，上樓遙遙無期，今年施政報告號召嚴打濫用公屋，以增供應。一聲令下，全城雷厲風行，早陣子「打濫」廣告舖天蓋地，上車看得到，下車看得到，最離譜的是中文大學畢業生月薪中位數一萬四千（注一），連想申請公屋也沒有資格，竟遭房委會在以偌大的火車站燈箱廣告恫喝「社會資源要善用，濫用公屋莫縱容」，場面滑稽。馬料水山頭上下找不到半個公屋單位可供「濫用」，尚且受到如此高規格待遇，下一個「打濫」黑點會不會輪到半山區？ 「打濫」，的確打得好濫。 消失的八年：出售公屋 斥鉅資公帑宣傳，「打濫運動」成效如何？房委會高調「打濫」多年，所費不菲，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在立法會答問時表示「打濫」平均每年只收回400個單位（注二）。現時公屋輪候個案逾廿二萬，這400個單位根本杯水車薪。上樓的敵人，不是官方宣傳裡那頭名叫「濫用公屋」、又懶又賤的怪獸，而是房委會自己。房委會長期收緊公屋建屋量，輪候個案必然堆積成山。不過少建公屋倒算了，更大的罪惡是它親手濫用公屋，導致大量單位平白流失。 好端端的公屋單位何以人間蒸發，謎底一望而知：出售公屋。打開報章地產版，不時出現公屋樓王炒賣搶手的新聞，如此奇景在二十年前恐怕嚇死人，哪個如此沙膽倒賣政府資產？時至今日，出售公屋已經成為常識，截至去年三月底，一共有120,247個單位以「租者置其屋」名義被剔出公屋供應，受影響屋邨達卅九個，遍佈港九新界（注三）。流失逾十二萬個單位，以現時年建萬五單位的進度計算，抵得上八年公屋建屋量的總和。八年，我們可以等幾多個八年？先別驚訝，這個流失數字已經遠遠低於房委會的原訂計劃，它在1997年曾打算在十年內出賣廿五萬個公屋單位。果真成事，耽誤的輪候時間將不止於區區八年。 然則「出售公屋」這個常識又不太符合常識。官僚口口聲聲公屋必須留給「有需要人士」，又入息審查又扣分制又「打濫」，關卡重重，為何轉身卻把稀缺得很的公屋交給有錢買下整個單位的「無需要人士」？雙重標準之下，甚麼濫用，甚麼福利，甚麼有需要人士，政治宣傳裡描繪的種種公屋形象全部不攻自破，房委會眼裡只有錢。這邊廂「打濫」，那邊廂自行濫用公屋以供販售，形同合法收賄——你幾時聽過領綜援的資格可以買賣？相比十二萬個公屋單位，湯顯明簡直濕濕碎。 買下公屋單位的租戶，往往也是犧牲品，罪不在他們。儘管傳媒吹噓公屋單位有價有市，但就算升到三百多萬市值，賣出去之後始終不夠買回面積相近的私樓，賺了也是雞肋。之所以上鉤進貢房委會，皆因公屋不是讓一家人安居的地方，一旦子女投身社會就業，無視家庭生命週期的富戶政策就會強逼租戶三擇其一：一，被標籤為「富戶」，交貴租甚至被收回單位；二，為免被標籤為「富戶」，將子女排除在住戶名單之外壓低全家收入，但住戶人數一跌就成了「寬敞戶」，將遭逼遷；三，不想被標籤為「富戶」又不想被標籤為「寬敞戶」，惟有花錢消災，自購單位。置業夢云云，毋寧是肉隨刀俎的惡夢。 輪候中的上不了樓，留在私樓市場；上了樓的被逼買樓，歸宿仍是（準）私樓市場。公屋政策淪為樓市的婢女，房委會的服務對象不是市民，而是地產。 消失的土地：割地賣港 濫用公屋資源作地產用途的現象不僅見諸出售公屋，亦見諸賣地。房委會手上有現成單位，也有可以用來興建公屋單位的現成土地。臨屋區逐一拆卸，讓房委會坐擁不少土地儲備，每年停不了的公屋重建也陸續帶來不少進帳，新落成的公屋比舊型樓宇層數更高單位更多，自然騰出多餘用地。可是房委會如何對待各區靚地？答案是無條件上繳政府，賣給各大發展商，有地王之稱的前北角邨地皮就是一例（注四）。 原本給予非商品房屋使用的土地，就這樣流失到私人市場，在輪候冊苦等的公屋申請人固然雪上加霜，把地住旺了促成高價賣地的萬千公屋居民亦分不到半文錢，徒為他人作嫁衣裳。房委會呢？既是無條件上繳，好處當然談不上，於公屋帳戶收支殊無幫補，不過歷來房委會委員多出身地產界及其商業夥伴，賣地建私樓，對自家生意總是有利無害。無論如何，土地失去了就是失去了，近年因賣地流失的公屋地皮，至少超過十公頃。（見下表） 2005至2013年被拍賣的房委會租住房屋用地 （資源來源： 地政總署賣地記錄 ） 說多不多，但10.02公頃土地好歹也足夠興建一萬個公屋單位左右。較諸「打濫」收回的那麼一點點單位，因房委會濫用地皮而消滅的上樓機會顯然更為關鍵。 10.02公頃不過是故事的開端。上述的土地損失只計算了賣地，尚未包括其他情況，例如地皮被徵收作別的用途。縱使房委會上繳的公屋土地並未拿去拍賣，政府依然有辦法以之餵飽地產商荷包，比方說揮一揮名叫「港鐵」的魔杖。為了擴建鐵路，港鐵佔用了不少原屬公屋的地皮，佔用之後招呼地產商在車站頭頂大建其上蓋物業，坐地分贓。屯門站的「瓏門」（新鴻基樓盤）本是新發邨，車公廟站的「溱岸8號」（新世界樓盤）本是沙田頭臨時房屋區。除了加價，吞食公屋一樣是港鐵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 完了沒有？沒有！房委會名下土地並不局限於住宅用地，在公屋和臨屋（用較傳統的官方稱呼，即甲類房屋和乙類房屋）之外，它還擁有工廠大廈，如今大部份已關閉。這些工業用地改變一下用途，不難興建公屋紓緩輪候，可惜九龍灣工廠大廈的地皮已在2011年的賣地裡送進會德豐口袋，觀塘工廠大廈的地皮亦一早被編配在2014年3月的賣地計劃裡頭。直接賣地，再加上港鐵徵用與放棄工廈，造成的潛在公屋單位縮減不可小覷。 （亞洲高爾夫球練習場。自由黨李梓敬早前公開支持這個位於深水埗的高爾夫球場，反對在該地段興建公屋。其實地皮乃房委會所有，前身是長沙灣邨的一部份。當初為何將公屋用地出租供人打高爾夫球，耐人尋味。） 地產商對公屋地皮垂涎欲滴，不獨因為位處市區旺地有價，建築成本或許也在考慮之列。這些原屬房委會的土地，建過屋，住過人，開山劈石的工程——以公帑付帳——幾十年前已然完成，地產商接手後要做的土地平整就簡單得多，費用便宜得多。將這些地皮化公為私，既折損土地庫存，更表示長遠公屋策略被定位為財團牟利的開荒牛，淪為利益輸送系統的一個環節。政府再三聲稱不夠土地興建公屋，不啻妖言惑眾。難以啟齒的真相是，房委會年復年無條件向地產商割讓公屋土地，出賣香港基層住屋權。 萬千家庭輪候中，房委當你發噏風 出售公屋，是為了將公屋居民的積蓄逐步擠往私樓市場，間接托市；割讓地皮，是為了幫助地產商多儲彈藥，賣樓發財。1987年推出的那份《長遠房屋策略》決定香港住屋由「私人市場主導」，自此一槌定音，此後廿六年政府奉行不悖。所謂「私人市場主導」，決非經濟學課本上堅稱的自由放任，而是扭盡六壬以公營房屋服務樓市利益。過程中數以萬計上樓機會埋葬在文件堆裡頭，萬千家庭輪候中，房委當你發噏風。講濫用公屋，房委會認第二，無人可以認第一。 下一次見到房委會出售公屋，又或者政府拍賣公屋用地，不要猶豫， 馬上舉報 ，合力炸爆罪魁電郵才是正經事。打濫，須得先打房委會。 注釋 一. 二零一一年中文大學畢業生月入中位數為14,000元，見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 〈就業狀況調查2011〉 。 二
阅读更多胡泳 | 地震撕裂中国互联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4/25/cc25quake/ 地震撕裂中国互 联 网 纽约时报 中文网 编辑 困困 2013 年 04 月 25 日 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 4 月 20 日在四川省雅安地区发生的 7.0 级大地震撕裂了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新闻发布后数小时之内，中国的社交网络如微博，门户网站的论坛及其他网络空间中即出现争议和争吵。灾难如同一个集结信号，将虚拟空间的中国人汇集成一个狂热的群体，在表达诉求和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派系争斗与人身攻击，很多议题无法达成具有倾向性的一致。这些撕裂式的争论既暴露了中国政府在灾难发生时缺乏有序、专业的应对机制，也是中国网络世界由来已久的阶层割裂、语言暴力乃至官方舆论控制的一次集中爆发，最终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乱局。 争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对公权力及相关机构应对灾难的质疑，对 “ 公知 ” 公共言行的挑战，以及 “ 不添堵 ” 背后掩藏的关于商业化媒体和志愿者等民间组织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重大事件的不同意见。 地震发生初期，针对中国政府及相关公权力机构的批评比较集中。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张效羽整理的震后微博反应时间表， “ 事件发生后 120 分钟以内就会有知名公知批判 ” 。批评主要包括：官方媒体的报道速度，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救灾速度与秩序等。这种批评起到了实际效果。比如至 4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北京、河北、辽宁、河南、山西、四川、天津辖区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对住建部向四川雅安芦山、宝兴等灾区派遣城镇供水应急抢险分队车辆免收通行费。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记者陈鸣则在新浪微博发表《悲情是最差的选项》一文，提出目前核心问题是科学救灾、精细救灾， “ 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并不是所有地震都适用举国体制。 ”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批评持续数日。地震当日，中国红十字会筹款约 14 万元人民币，与之对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 “ 壹基金 ” 一天筹集善款约 1000 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落败持续至今， 23 日，广州的一家邮局甚至挂起了 “ 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 ” 的标语。同时曾获得潘石屹、任志强等企业家信任的 “ 壹基金 ” 也开始遭遇责问：与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有隶属关系，是否具有救灾能力，牛根生 —— 毒牛奶丑闻主角之一 “ 蒙牛乳业 ” 的创始人 —— 担任 “ 壹基金 ” 理事，这是否降低了它的公信力。 信奉 “ 围观改变中国 ” 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起到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但是对威权统治的普遍不信任和不满，以及信息不对等，导致这种监督逐步演化为愤懑之情的宣泄。 4 月 23 日晚间 8 点左右，北京民政局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号召全国人民捐款，评论和转发中出现了 20 多万条 “ 捐你妹 ” ， 14 万多条 “ 滚 ” ，两小时后这条号召被 “ 加密 ” 。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境遇如出一辙。 4 月 20 日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红十字会也使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赈灾和募捐信息，收获的也是数以十几万计的 “ 滚 ” 。 在普遍的责备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4 月 22 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发表《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一文： “ 批评更需要节制和慎重，特别想对那些充满讨伐激情的网友说一句：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是很不好的；这个时候痛批红十字会，是极不合时宜的；这时候去逼问企业捐多少，也是极不合适的。放下成见和偏见，丢掉平时那种 ‘ 找一个敌人去讨伐 ’ 的习惯性对抗思维。灾难之下每个人都非常渺小，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 ” 北京学者、作家崔卫平曾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今天，我们如何爱国》中提出 “ 权力性反对 ” 的概念， 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上 “ 出现了另外一种 ‘ 以官方为中心 ’ ：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 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 。 互联网公知质疑公权力的同时，也遭遇了对自身言行的挑战。 “ 公知 ” 这个词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十分微妙，它既被泛化 —— 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用户被笼统称为公知，也面临污名化的危险 —— 公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负面词汇。公知的代表人物，作家李承鹏在地震当日前往灾区救灾，过程中不断遭遇 “ 作秀 ” 的质疑之声。而另外一位公知、作家韩寒则结合 2008 年汶川地震参与救灾经验发表《地震思考录》，呼吁冷静与理性， “ 在救援最重要的 72 小时内，明星名人不要前往 ” 。这使针对公知的讨论分裂为两个阵营：积极参与与冷静以对，双方互相讥讽。《都市周报》的编辑耿清华在微博上提出用 “ 职业政治家 ” 的眼光看待行动派公知： “ 对他的言论和文章尽可嘲讽，政治理念有分歧更可争论。他开工干活，推动社会向好，那就该支持。至于 ‘ 出名 ’ ，那是职业收益，跟卖东西收钱是一个道理。 ” 4 月 21 日晚间，国务院下发通知， “ 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灾区 ” ， 随即 “ 不添堵 ” 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头版 ，网络针对这一词汇的争议持续发酵。这既是对救援车辆在通往雅安的高速公路上堵车这一新闻的反应，也指向涌进雅安的媒体记者，志愿团体和个人。响应 “ 不添堵 ” 者认为此次对于地震的反应过度；而 反对者则猜测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来自官方对商业化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打压。 前往地震现场的媒体数量是否合理，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负责人卢斌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地震当天报社派出了 21 名记者前往灾区采访。他承认 “ 媒体的到来肯定有挤占灾区资源的影响在 ” ， “ 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媒体报道对信息公开，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上。 ” 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疑问： “ 很多媒体派记者去一线采访，但有多少是独家报道呢？我们不要为了去雅安而去雅安，不要为了表示而表示。 ” 各色媒体都涌向前线，一些消费灾难的报道引发反感。新浪微博的意见领袖、账号 “ 作业本 ” 发布一条消息称： “ 四川卫视戴眼镜的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 ” 该条微博被转发超过 5 万次。普利策奖得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彼得 · 阿内特 (Peter Arnett) 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 “ 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必须要遵守几个原则：要始终考虑受访人的感受，在报道中要剥离自己的情绪去遵守专业的新闻操作规范，最重要的是快速准确地报道灾情。 ” 在公众层面，由 “ 围观改变中国 ” 演变为信息过载，不知所措和情绪激奋。韩寒创办的电子杂志《 One 一个》在新浪微博的账号 “ 亭林镇工作室 ” 针对围观网民的困惑发表评论： “ 捐款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多是炒作，捐少是抠门，公开是显摆，不说是装逼，解释是掩饰，沉默是心虚，无图无真相，有图说伪造。 ” 互联网用户面对灾难选择性摇摆的同时，针对灾情的反应相左者，也互相指责和倾轧，一言不和即出现人身攻击和诅咒性言论。 崔卫平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呼吁中国人 “ 善待他人 ” 的文章中写道： “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 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自网民集结并参与公共事务以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养成方面积极意义的探讨，与对网络暴行的反思，一直并肩齐行。 2012 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一文，认为网络围观是一种见证的力量， “ 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 ‘ 网聚 ’ 而产生。 ” 而杭州市委下属的市情研究所研究员姜方炳则于 2011 年在《浙江学刊》发表文章批评 “ 网络暴力 ” ： “‘ 网络暴力 ’ 作如下界定：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 ‘ 道德 ’ 、 ‘ 正义 ’ 等 ‘ 正当性 ’ 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 ” 如同硬币的两面，中国互联网兼具积极意义和负面效应，而在此之上又有一种潜藏但却极为巨大的力量介入 ——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舆论的控制。 2013 年 4 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巨大的笼子》 (China's Internet: A Giant Cage) ，该文认为，互联网本来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中国政府通过雇用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最终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 网络信息分散的特性，中国网民的愤懑性行为习惯，以及中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导致了互联网生态的乱象，雅安地震将这一持续已久的乱象在短期内放大。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在采访中对我们说，这种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 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没有公共辩论的训练和习惯，中国网民在享有较之以往更大进步的公共言论自由时，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在今天的中国，威权统治遭受质疑，意见领袖随着公知污名化而失去尊重，宗教信仰也缺少做出建设性努力的基础和力量，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 特约撰稿人王鑫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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