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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待宰活犬是宠物狗 东方IC供图 狗肉大排档生意火爆 罗坪 摄 一小贩不停地往垌口市场运刚宰杀的狗 罗坪 摄 “夏至狗，无路走。”6月21日，夏至日的广西玉林，“杀气腾腾”。 玉林市南桥市场，一活狗宰杀点：双脚低爬的黄犬，被铁钳强制拖出铁笼。其喉部被控制，紧接着头部猛遭闷棍，哀嚎声中瞬间毙命，血溅一地。它们在这里终结生命，被扒皮，被清除内脏，然后被运到售卖档口，最后被端上餐桌。 尽管动物保护者再三抗议，但是一年一度的“荔枝狗肉节”依然如期举行。吃狗、饮酒、品荔枝让不少食客们兴奋得脱掉上衣。但爱狗的人们也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阻止待宰的宠物犬惨死屠刀下，“给狗尊严、向狗谢罪”的讨伐从网络蔓延至玉林。 据新华社的报道称，每年这一天，该市要吃掉上万条狗，当地市民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实际被吃掉的狗还不止这个数。” 1 商人力推，吃狗成节 有着600万人口玉林是桂东南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全国最大的内燃机生产基地落户于此。然而，让外省人记住它的更多的是那个饱受争议的“荔枝狗肉节”。 据当地市民称，玉林自古就有吃狗的传统，民间有“吃了夏至狗，西风绕道走”等说法，大意是如此能抵抗疾患入侵。但从上世界90年代末开始，吃狗之风从农村扩展到城市，狗肉馆越来越多，小摊宰杀变得成行城市。特别是荔枝热销时节，人们都喜欢涌上街头，呼朋唤友吃荔枝品狗肉，特别是“荔枝狗肉节”当天，其热闹程度不亚于中秋节。 但当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夏至节、吃狗肉、品荔枝有何关联？也没有谁能说得清楚，荔枝狗肉节，究竟缘何兴起？又如何流行开来？ “我相信一个流行的说法，当年几个闲得坐着拍大腿的酒鬼，为了找个理由吃喝而瞎编出来的节日。”的士司机老吴如此告诉记者，“由于夏至、荔枝、狗肉三者结合在一起有了噱头也有了商机，于是生意人积极推动，民间疯狂追捧，就自发形成了荔枝狗肉节。” 最初人们吃的狗肉，大多来自玉林本地，而随着该节今年逾加火爆，本地的狗源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荔枝反正我们玉林有的是，哪里去弄狗是个问题，后来就有专门的贩子去外省收购。”家住前站路的士多店老板郑先生如是说。 2010年，玉林荔枝狗肉节被国内一些动物保护的公益组织知晓，开始受到关注。2011年和2012年，若干公益组织自发组成了抵制者，开始到玉林狗肉档抵制。去年夏至日当天，一名爱狗人士前往玉林，在堆满狗肉的桌子前下跪，“向狗谢罪”。很快，这张图片被传至网络，引发集体声讨。 2013年玉林荔枝狗肉节开幕前一周，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即开始在网上组织抵制活动，至6月21日夏至当天，众多明星加入抵制玉林荔枝狗肉节行列。舒淇、黄日华、佘诗曼、吴佩慈等人先后通过微博，呼吁取消玉林荔枝狗肉节，“放过朋友”，“给狗尊严”。接着抵制者与维护者在网上掀起激烈骂战，玉林的荔枝狗肉节，终于成为“舆论焦点”。 但争议和讨伐并没有让玉林人吃狗有所收敛，一些外地人甚至慕名前来吃狗，荔枝狗肉节甚至成了这个广西文明城市的一张最重要的城市名片。 2 万人空巷，争食狗肉 今年夏至这天，玉林再次万人空巷，“为狗吃狂”。 6月21日，羊城晚报记者在玉林江滨路与新民路狗肉一条街看到，生意最劲爆的几家大排档，狗肉灶台的火苗，扑哧扑哧地响。当天17时，地上余温正烈，精壮的玉林男人们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推杯换盏，围着狗肉火锅，尽情地吆喝。大排档砧板的宰杀声、食客们的吆喝声，与一股浓烈的狗肉味交错在一起，弥漫在玉林大街小巷。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李骏青站在火爆的现场旁，苦笑说：你要是敢干涉吃狗肉，他们会提刀杀人的！这一节日盛况，甚至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食客，专程赶来赴宴。就记者所见，外地车宝马、奔驰等停满了大排档门外的江滨路。见记者在现场拍摄画面，一位年轻的小伙头一歪，大声放言：“吃吃吃，让他拍！就要让外地人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过节的。” 在玉林市区，记者随即走访也碰到若干不吃狗肉的市民，但为数甚少。家住欧景家嘉园的许群女士告诉记者，她不吃狗肉主要是自己体质不行，吃了容易上火。“除了我，我们一家大小都吃，周边的亲戚朋友也少有不吃的，因为吃荔枝狗肉，已经成了一个风气。”许群毫不讳言，虽然在吃的背后存在血腥或残忍，但当地人都相信狗肉大补又特别香，人们“趋之若鹜”。 狗肉节开场的前一晚，在玉林美食街大排档，记者遇见了从郑州特意“乘飞机”回家乡过节的80后小伙郭林永（化名）。“我们玉林人很看重这个节日，我小时候就吃狗肉，这次也是特意飞回来过节。我觉得荔枝狗肉节这个现象，算是玉林的一种民俗吧，搞不懂外面的人尤其那些反对者，为什么激烈反对。”郭林永表示，过这个节还可以增进朋友间的感情，何乐而不为？ 3 举牌救狗，纷争不断 6月21日，玉林高温，天气炎热。在玉林最大的狗肉销售市场——垌口市场门口，来自四川广元的抵制者领头人杜玉凤，高举纸牌，呼吁抵制“狗肉节”。其后，她来到“周姐第一家生肉批发部”档口边，当其走上与老板交涉时，档主瞬间跳出，大骂“变态狂、烂妇”。站在一旁帮腔的当地人，亦大吼：“你吃猪肉为什么不禁止杀猪？哪条法律规定，禁止市民吃狗肉？” 双方越吵越烈，几近大动干戈。来自首善广东志愿者中心，一名自称“善待”的女士，在抹掉脸上的汗水后，激动地说：“我们先抛开该不该吃的问题，抵制者们更关注的是，档口公开售卖的狗肉，都是什么类型的狗？如果它们本来就是人工养殖的菜狗，或者农户田园犬，只要是养殖环境干净卫生，杀狗过程尽量人道，在生命的最后给它们合理的待遇，那么吃狗、贩狗、狗肉节都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必须深究狗的来源及种类问题，如果食客买回去的狗肉，是陪伴型的宠物狗，这里面就大有问题了。”“善待”女士称，本应是生活在人类家庭中的宠物狗，为何会出现在狗肉市场，是被偷来的？抢来的？还是被遗弃的？说到此，玉林一名中学生当即站出来，指着脸责难“善待”。接着，加入骂战的人越来越多，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记者走访发现，玉林当地市民并无关心狗肉的“来源”问题。多名食客称在玉林这么多年，吃狗肉都没出现过问题，也用不着担心。而作为抵制者的领头人，杜玉凤提前两天带队到达玉林市，通过志愿者的努力及当地拒吃狗肉市民的配合，一共从玉林收购下263只待宰的活犬，准备运到江西。据杜玉凤介绍，收购回来的狗，大都是宠物犬如雪拉瑞、拉布拉多、沙皮狗、杂交哈士奇等。 对于狗的来源问题，玉林市政府并未做相关详尽回应。21日记者致电市长热线，其回应称荔枝狗肉节确系民间自发组织，无官方背景。而涉及狗种来源、病毒检疫、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称正在协同有关部门，商议对策。当日玉林市政府一位副市长透露，政府若要完全禁止或取缔还没有什么依据，同时涉及至少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引导。 4 狗肉经济，检疫成空 玉林荔枝狗肉节，在保护与取缔的争议中，实际存在着一条“狗肉经济链”：购、运、屠、卖环环相扣。在这一生财链条上，参与者各自取一部分。但在最核心的“检疫”一环节，由于目前玉林市施行的是产地检疫，且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活狗的非法来源及疫病控制问题，难以理清，更难以追踪监控。 21日下午，记者经走访发现，在玉林市区垌口里城中村，存在几家大型的屠狗点。外地运回的活狗经批发，分流到各个宰杀地，经宰杀后再流向档口市场。在一家门牌号显示为72号的屠宰点，记者看到一条白色的田园犬，被绳子勒住喉部，打死后直接托进里间。屠宰点门口，留下长长的数道血迹。这些被宰杀的活狗，经脱毛由小贩直接运到市场各大档口，径直宰碎销售。 今年刚“放下屠刀”、宰狗近5年的林志伟（化名），曾是一名内行。他算计一条狗从买进玉林到最后上到大排档餐桌，有如下利益分割：按常态算一条活狗30斤，在旺季入境价为12—15元/斤不等（狗种有异）；批发商或临时养殖主，卖给屠宰点提取2元/斤；之后屠宰点再卖给狗肉档口，提价2—3元/斤；档口小贩卖给食客，再次提价3—5元/斤，终端一斤狗肉均价大致在25元左右。记者21日走访玉林市各大大排档，每斤熟狗肉35元，餐馆可获得约10元/斤的利润。 “在我看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遇到玉林人喜欢吃狗肉，当然就催生了狗肉经济。”林志伟称，自己之所以不再干老行当，只因太辛苦。一年当中冬季和夏至日生意最好，连续数日杀狗，虽赚钱不少却很耗体力。谈及狗的来源及防疫、狗肉安全等问题，林志伟表示：来源我不管，有货就干活，自己也杀宠物狗，也杀大型有达100斤的特大型狗种。怎么管，要不要禁止或取缔吃狗，那是政府的事情。 21日，记者从玉林市药监局获悉：目前玉林市场上流通的狗肉、活狗绝大部分来自省外，主要集中在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份。每年6月是省外活狗运进玉林的高峰期，以6月18日为例，当日运进玉林的活狗达618只，经入境检疫活犬检测报告合格。但在上游的收购问题上，玉林当地并不负有监管的责任，例如这些狗是否为宠物犬，抑或是非法盗窃或毒害而来。 “目前，我们主要是以‘产地检疫’的方式来确保活犬的安全。而运输入境的上游收购，跟下游定期的病疫监管，因涉及流通领域太广，我们没法全程跟踪。”玉林市药监局一名负责人解释称，由于狗肉并非市场流通主要的肉制品，目前国家对于狗肉具体的检疫还没有相关标准，对于如何以细指标监管狗肉食品，确有难度。 来源：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3-06/24/content_185535.htm?div=-1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玉林荔枝狗肉节，国内外爱狗人士来踢馆 吃狗肉的历史 吃狗肉可以壮阳吗? 贵阳狗肉黑作坊，收狗杀狗不愁销 狗年、狗肉、狗事 无觅

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 医院越大，医生和患者就越边缘。特需医疗大行其道，要赶走公费医疗者，医院甚至要打官司。 年轻医生不仅要忍受超常的劳动和低报酬，连开药也要开上级指定的牌子。 2013年6月15日下午，跟往常一样，于莺在医院洗完澡，换上急诊科的蓝色制服，开始了她在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 查房前，她在办公室跟同事轻松地聊天，但一旁的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有向她请教的一线医生，也有向她告别的同事。这个被誉为“急诊科女超人”的女医生长达12年的公立医院生涯在次日就结束了。一周前，她在微博上向210万粉丝公开了决定——离开协和。 “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说，“我玩不过。”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多里，和于莺一样感觉心力难支的同行还有更多。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 2013年这股潮流继续发酵。1月，自称在“公立医院体制海洋里泡了20年”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同样选择了“上岸”。5个月后，于莺加入了这一行列。同时，她还获悉这样一个事实：更多同行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炮灰” 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在协和左侧小巷的尽头，但如今，这里已无法名符其实——不仅仅是紧急医疗之用，还被迫成为门诊的延伸。“航母式的‘医联体’让一些大型医院成为航母。”于莺说，“这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 北京协和医院是北京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它位于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与天安门相距不到三公里，每年仅门诊就接待的三百多万病患将这里挤成中国“看病难”的重灾区。 一项健康调查显示，98%的三甲医院医生抱怨他们每天接诊的是在地方医院就可以解决的小病。而于莺所在的急诊室，由于不限号，则成为公立医院“巨无霸”效应最直观的承受者。 6月14日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如往常一样拥挤忙乱。挂号大厅里，因脑血栓而失语的老太太在持续哭叫，一旁是虚弱的病人扶着墙对着垃圾桶在呕吐；候诊区内，输液的病人蜷缩着；抢救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则被街边小吃的油腻味填满，家属带着被子和行李沿墙坐成一排。 在急诊室，医生要承受更多的误解。有一位患者全身疼痛，看过几次门诊都显示没事，转急诊后也查不出问题，患者向于莺投诉：你们这样草菅人命信不信我拍个照上微博？ 还有一次，急诊来了母子俩，要看痤疮，于莺说急诊看不了痤疮，那妇女开始破口大骂，还“问候”了于莺的母亲。 由于不堪重负，协和医院在2011年完成了扩建，总面积由22万平方米增至49万平方米，手术床位增加870张。尽管扩建后的日均门诊增至7800人次，但是仍然一号难求。 “公立医院注重病人数量和住院量，而国际趋势是病房在缩减。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没有压力，他们把本该用于设备投入的钱更多花在扩张上，跟医改‘三甲医院到社区’的方向背道而驰。”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超负荷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另一面，却是停滞不前的社区医疗，即使是在深圳这种发达的经济特区，基层医疗投入不足，往往留不住人才，而百姓对其也“路近心远”。 “现在社区基本没有好的全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培训也都停留在层面形式。”朱岩对南方周末说。 赶不走的公费医疗者 于莺小时候想当一名货车司机，但后来当了医生。她想像美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一样，医术高超、嫉恶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完全剥离。”于莺曾这么认为，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的复杂。 协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在该院新增后总计1855张的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协和医院永远没有空位。新患者进不来，旧患者不肯走。于莺告诉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位公费医疗患者住了三年，经协和起诉后，“病人”才最终离院。 “急诊医生很多时候要用70%的精力应对家属的沟通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能有30%的精力考虑如何治疗病人就已经很好了。”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后，张晓东无奈递交辞呈。 2008年以后，协和医院急诊科已有12名医生辞职，但不仅仅是因为医患关系，还有僵化的医生评判体系。其中SCI论文是跻身专家资格的必要途径。 在协和医院工作9年期间，朱岩将30%的时间花在写论文上，与花70%-80%精力的医生相比，朱岩的科研成绩属于中等偏下。 “在公立医院系统，影响力不是取决于你对病人的影响，而是你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些对我来说很虚，我更喜欢给病人看病。”朱岩说。 在张晓东看来，急诊注重考核临床工作能力，过度强调这个指标没有意义。她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种标准，不同科室区分对待。 开药也要服从上级 2012年末，在301医院当了一年半住院医师后，李陶从这个声名显赫的地方辞职了。如果他愿意慢慢熬，那么几年后，他就可以定科，开始一步步向体制的金字塔顶端攀登。 尽管301医院的药费较同等医院高，但是李陶并没有从医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总计不足3000元，大部分时候要靠父母接济。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于莺对南方周末说。 于莺坦言，她自己也收过红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后，出于感激送给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复前坚决不收红包。有一次，有位92岁的黄疸老奶奶要做手术，家属在电梯里死死按住于莺要塞红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没穿内衣！”才逃脱。 而真正令李陶难以接受的，是所在医院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尽管不是党员，但他每周必须参加政治学习，给病人开药时，也必须开上级指定的牌子。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适。 “药厂会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捐赠科研基金，所以要给病人开他们牌子的药。”李陶说。有一次，在开药问题上，他与上级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他认为开几十块钱的药就可以，而上级认为要开更好的药，最后，他只能“服从”。 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指出，目前全国平均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45%，是世界上药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改变之路还很艰难。 “这都是过去欠下的债。”他说。 自由执业：必经之路 3月底，张强用微信公共账号推送了题为“上岸第一季”的文章，分享走出公立医院的心得。 加入了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医疗中心后，现在的张强已经告别了流水线式的问诊方式：每天看6个门诊，一天最多做三例手术，仅为在公立医院时工作量的一半，机构收益还能分成。 “在这里，所有的都是为医生服务，我现在有自己的秘书。”张强笑着说，“2012年也是外资高端医院发展的爆发期，他们要从社会上网罗一批临床水平优秀、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医生。现在是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黄金时间到了。” 离开协和医院这棵大树后，朱岩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现在，第五家即将开业。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辞职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说：“我只想做个为患者负责的好医生，而现在我找到了平台。” 朱岩的前同事也向他表达过离开的想法，“但他们一没勇气，二没机会”。 加入朱岩的诊所后，李陶不用再按照上级的指示开药，他们沿用香港模式，实行预约制，对常规病实行380元的打包收费。 偶尔，习惯了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的患儿父母也会问他：你们这儿这么空，没有人气啊，是不是不能保证质量？ “国际上的公立医院是负责基本医疗，其他则交给私立医院和诊所。等到中国的民营医院积累到一定数量，社会也会有一定的信心。”张强说。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回归之后，提供的便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会倒逼各种人才的重新市场价值定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说。 “医生自由执业是中国医改的必经之路。公立医院人才流失，看似流失，却是流动，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来说一定是好事，这与医改的大方向和国际潮流是合拍的。”廖新波说。 （南方周末记者雷磊亦有贡献） 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91561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如果医生护士全被打死，医院全倒闭，你们要看病要抢救时再去哈哈大笑吧 逃离北京何止100个理由 一位医生曝光的医院里的事 近视治不好？那些狗屁医生的狗屁鬼话 卫生部副部长:已就医生含泪十问网帖向陈竺报告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