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溃败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2012年 第4期         这是个足以让观察者失去描述能力的时代，时不常就会出一档子事，让人心惊肉跳，让人莫名其妙，挑战人的承受力，也挑战人的想象力。就像徐志摩当年的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的，没人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更奇妙的事情。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而不是社会动荡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日本青年加藤嘉一有个俏皮的观察，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其实，延伸下去还可以说，官不像官，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等等。 　　同样奇妙的是，中国社会在预言家们一次又一次就要崩溃的宣告中挺了过来。很多分析家也认为，中国的基本面非常好，手里抓着一副好牌，只要打好了，前景一片光明。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社会溃败，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社会不至于崩塌？要扭转颓势，重建一个健康的社会，抓手何在？ 　　表面上看，社会溃败既包括精英的堕落，也包括底层人群的堕落，但根源在于精英。首先，精英群体是体制的创设者，而底层人群只是被动参与的力量。由于缺乏民主化进程的配套，改革初期曾出现过的普惠格局逐步被打破，并确立起了赢家通吃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一切优势资源，成为底层民众头上的压迫性力量。精英筑渠，民众如水，水要么顺着沟渠流动，忍受不合理的制度；要么冲垮堤岸，引发社会动荡。后者是精英集团极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维稳投入居高不下。 　　其次，精英集团是社会文化基调的奠定者，当某些知识分子习惯了罔顾历史和现实，鼓吹丛林法则成为强势集团的帮凶，以敌视“庸众”和“暴民”为荣，这种文化就与破坏性的市场力量一起瓦解了维系基层社会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资源。 　　再次，当我们慨叹公平正义日渐稀缺的同时，不能忽视精英集团一开始就是作为这种价值观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改革时代对公平正义的高度强调一度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改革也不可避免带来精英的反弹。不能否认精英集团内部仍然存在健康的力量，但寄望精英集团自发地推动社会正义扭转社会颓势的希望是不大的。 　　相应地，底层人群也呈现堕落的迹象。假货横行，地沟油等有毒食品肆虐，这个群体恐怕脱不了干系；同时，底层在碎片化后向丛林状态后退、人与人之间如盲井式的倾轧、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对腐败等不良现象表现麻木等也是堕落的症状。但客观地说，这是底层人群中的局部现象，多数民众还保持乐天知命、忍辱负重的本性，正是他们流血流汗支撑着中国继续向前走；另外，底层人群的堕落是被精英集团裹挟着发生的，为了生存不得以而为之，他们向往公平正义而不得，并非缺乏向善之心。 　　对精英的堕落和底层的堕落进行区分，是为了寻找希望的所在，否则就会陷入“这个社会没救了”一类的虚无境地。礼失而求诸野，这个道理在今天仍然有效，健康的力量需要向下去寻找。这并非对底层盲目的乐观和美化，让我们回忆一下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景：受灾的民众悲伤却不绝望，他们不抱怨不气馁，自救救人度过难关；捐钱捐物，深入灾区做志愿者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和80后青年，友爱互助的传统美德在大灾之后空前高涨。真相总是在危难时才显露，一个真的溃败了的社会，在大灾之后不会有如此反应。形成对照的是，体制性力量只在救灾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优越性，很快就退回保守的境地，掩盖了因天灾而暴露出来的问题。 　　制止社会溃败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这里使用的是民主的原初含义，不是指所谓西式的精英之间互相制衡的民主，一个趋向堕落的精英集团只能将制衡扭曲为勾结。真正的民主需要开放人民监督精英的渠道，让精英对人民负责，还需要让精英认识到，对人民负责不是恩赐，而是必须。这是拯救精英的出路，也是拯救社会的出路。 　　能否迈出这一步，需要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智慧：建立一种让人民参与的民主体制，同时借鉴历史教训避免社会失序—这才是当下需要的“顶层设计”。 原文： 点击

@KARLYNN-婧：集美大学校长说，如果你在街上碰到摔倒的老人，你要去扶他，因为你是集大人，如果他讹你，政法学院给你提供法律援助，体育学院帮你揍他，文学院帮你写稿提供 舆论支持，艺术学院举办晚会歌颂你，败诉的话，诚毅学院替你赔偿，实在不行，轮机航海帮你偷渡出国！集大很棒有木有！！！...

中国东北年轻女孩王圣淇24岁当上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的消息，最近让中国的互联网再次掀起一场对“官二代”特权谋职现象的讨伐。揭发此事的网民爆料称，王圣淇的副院 …

有毒的奶粉、使用残疾人的工厂、屠杀小学生的案件，到一个比一个令人更为瞠目结舌的腐败官员，整个社会的是非不分、黑白不辨的态度，它们都让我想起「抽心一烂」这个词汇，而在上海这个短暂经历，又提醒我。

最大的可能是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和追随西方技术这种发展模式的衰竭引发长期的经济衰退。第二个触发因素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抗议。第三个

                               作者 ： 清华大学教 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 “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 “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 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