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美国之音何清涟 | 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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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高华

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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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真实的生活状况?

有关中国大陆国民生活水平的话题,在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真实的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比邻国印度还要艰难的多,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美差;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持有电脑手机,而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更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所到之处购买力都是最强的。一些海外华人和外国游客也对中国大陆豪华的都市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奢华的娱乐服务设施大加赞赏。尤其是最近,一些海外华人和西方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更存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大陆陆目前物价飞涨,连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但有些人说,中国大陆的物价一点也不贵,在餐馆吃饭才花了十几元;相反中国大陆的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到处都建设得非常漂亮;…… 上述观点差距之大难以调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哪一种是真实的?!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说,若要得出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及它的经济做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不能靠蜻蜓点水的一两个人的观察来做判断。而要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分析。科学的调查通常强调,要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都要做普遍的观察,另外观察者本人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任何意见。必须把个人的一些偏好剔出了以后问题,才可能获得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否则就可能带有主观的偏见。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旅游者或外国人到中国大陆观光光的人,他们的看法通常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看法往往只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点对某一个局部的一点观察,有多大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调查者或者观察者本人有没有价值倾向性。如果有价值倾向性,比如,这个人有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好或者不好,有偏见也会产生对问题观察的一种潜意识的诱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观察者到中国大陆旅游,他们去的地方基本上是宾馆、酒吧,然后是旅游场所,这些地方通常服务比较好点,设施条件比较完善。如果以为这些地方代表中国大陆,那么这显然是片面的。同样的,中国大陆人回国观察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海外回国的大部分来自于城市,又由于他们的很多人的家庭背景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属于中上阶层,所以如果他回国接触交往的都是同一阶层的人,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阶层的观感,也同样不具备代表性。清华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者叫孙立平,他在几年前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往外走五十公里,我们就能看到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谓第一世界指的是,北京的象复兴门一带的金融街,还有长安街的办公楼,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已经达到了现代国家的城市的水准了。建筑豪华、街道整洁,走在街上的人也都西装革履。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多大区别。到中关村的时候,情况就又变化了,变成第二世界了。这里既有高科技公司,但是也有大量打工的人,街道就比较乱,人也很杂。如果再往西走十几公里,到北京的石景山区,那么看到的是以首钢原来的工人居住区为主要群体的没落的工人住宅区,环境和 1990 年代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再往外走 30 公里,就到了北京西南郊的房山,房山县靠山区的那些村庄,仍然和 1980 年代的农村差不了多少,非常贫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只不过是从北京的市中心往外走 50 公里,就已经看到三个世界。那么哪一个代表中国大陆呢?毫无疑问这三块都代表中国大陆,而且都是北京市的范围。很可惜的是,无论是从海外回去的华人,还是西方的旅游者,没有人有兴趣离开城市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因为那不是旅游的目标,那是社会调查的任务。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居住着中国大陆 95% 以上的人口。那里的情况才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大陆的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谈到他的观感的时候忽悠需要识别。这种观感是来自于什么阶层的观察者,来自于对什么地区的观察,有没有代表性。可以讲,外国旅游者的观察没有代表性。中国大陆人特别是来自中低阶层的老百姓通常不会认同这些外国旅游者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盲目的赞扬。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都市旅游区之外的情况。 最近,新浪网采访了四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其中有人往来中国大陆将近 20 年,其中一位德国记者说,西方国家往往强调服务,当他来到中国大陆他才发现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所到之处不仅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价格也很便宜,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媒体在北京都派有记者,从这些记者发回本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话语。也就是说,为西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发回本国的报道并没有这样的观感。这几位记者其实是在替中国大陆官方的喉舌在工作,喉舌的任务本身,就是粉饰太平;这一点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很清楚。所以,新浪网采访的这四个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在中国大陆的外国记者的看法。 举两个客观的事情,来做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最近在中国大陆讨论很热烈的关于美国大使馆在北京设立一个空气污染程度监测器。这个监测器监测的结果是,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经常达到所谓不适合户外活动,甚至达到所谓的相当危险的状态。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的这种其它国家都采用的仪器,它的读数素如果超过 25 - 30 基本上就开始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所谓空气正常标准,进入不正常状态了。美国大使馆过去一个多星期,每天、每小时的监测数据监测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 300 多。 300 多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对人身体体有害了。美国大使馆设置这个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个设备的数据提醒在北京的外国人,这里的空气状况是什么样,请各位做好自我保护。这是一种在京外国人的服务。当然,中国大陆政府很不喜欢这种服务。因为这各服务数据的提供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洋相。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宣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看待的所谓的有害的环境,在中国大陆政府的标准里头叫做 “ 轻度污染 ” 。但纽约和华盛顿空气,用同样的仪器同样的标准,是基本上在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在 25 个读数上下波动,纽约才属于有轻度污染的城市。但中国大陆超出这个标准 15 倍。对外国人而言,如果他们适应了本国的健康的空气环境,到了北京生活,会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环境吗?!所以,如果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空气污染没有特殊的不满,美国大使馆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个仪器了。 此外,在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看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正好是针对说中国大陆的“服务很好” | 的讽刺。就是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连续接到了美国公民的报告,说受到了中国大陆人的骚扰和羞辱,因此美国大使馆建议在北京的美国人没有事的话不要再去那几个酒吧,同样的希望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尽量的注意安全。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北京并不是一个让外国人感到十分满意的地方。否则,美国大使馆不需要发这样的公告。美国大使馆的公告,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只是客观的叙述事实。这个公告也说明个问题,即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酒吧不错,认为这就代表了中国大陆。那么,如果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那几个酒吧情况来看,也同样是中国大陆的一块。所以,无论是哪种酒吧都不能简单的说它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也至少说明,只看一、两个酒吧,一两个餐馆,一两个饭店,几个旅游场所是看不出中国大陆的整体真相来的。需要去了解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富裕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沿海地区,到这些地方做了随机抽样的调查之后,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然后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判断。 当然,现在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中国大陆上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在网上说什么。如果中国大陆人的大部分的观感都是和外国游客和回国观光华人旅游者相似的话,那么在互联网上就应该看到有大批的人对中国大陆今天的现状赞美不已、赞不绝口。但事实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管制微博,管制互联网;目的就是要删除所有的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政府强烈的对互联网的干预,原因就是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对现状不满的言论。这些言论是随机的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在西方少数旅游者眼里都看起来十分繁荣发达、又和谐美好的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大陆人天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到底谁更了解中国大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城乡各地的人更了解呢还是在旅游区里在外宾居住的宾馆里头、酒吧里头转来转去的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大陆?人们自己判断。 至于怎么看今天中国大陆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先举一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说比较权威。 用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做了个计算,发现 2007 年的时候,全国农村人均每天的消费支出大概相当于 8 块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折合美元大概是 1.1 几美元。这意味着这些人生活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之下。早在 2005 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线标准就是每天 1.25 美元。也就是说,到了 2007 年,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之下。一般人都认为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都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但实际上,最大的贫困人口就在中国大陆。 当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表明, 8 亿农村人口平均生活水平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困线之下的时候,就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大陆人口的 60 %- 7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点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本身提供的。把这一批农村人口排除,中国大陆城市里大概还有两亿左右的所谓白领;这里包括北京讲的所谓议族,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租不起房子,要几个人合租一间,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周末能吃一碗牛肉面改善一下就心满意足。这就是几十万长期在北京耗着,既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又没办法回到农村家乡的大学毕业生。白领中,还包括一些收入不错的白领中的中上阶层。那么,这些白领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按大陆官方宣传的说法,中国大陆早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但是去互联网上去看,中国官媒如“三联生活周刊”“了望周刊”,在过去几年中,有过多次关于大陆城市白领生活情况的调查。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有充分的、普遍的代表性,只是选择性的采访了一些人,但从采访和报道当可以看出来,现在白领的青年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即便月薪在万把块钱,很多人也是“月光族”,到月底就花光了。这里面包括很艰难的共住一处房子,然后每天的交通费,上班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子女的教育费等等。所以当今中国大陆,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压力很重。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之后,现在这些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很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够再经常去买衣服,很多人要精打细算,甚至到淘宝网上去找一点便宜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敢再去吃像样一点的午餐,而且是每天买一个十块钱的盒饭应付,早上吃一、两个包子就拉倒了。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白领阶层现在生活压力也非常重。不久前还有一个报道,是关于中国大陆一个白领阶层家庭的。如果他们生一个孩子,那么,作为父母他们要为这个孩子准备多少钱;分析的结论是:一个城市的白领家庭,如果现在生一个孩子要把他抚养到大学毕业,这对父母要准备 46 万。也就是说对很多家庭来说,要不吃不喝好多年。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很艰难的,虽然并不贫困,但是也决不宽裕。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 8 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是很贫困的,白领并不贫困,但生活也并不宽裕。 城市里,另外还有两亿左右的由于下岗、退休的人,现在工资收入水平很低的、或者退休金水平很低的中老年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很艰苦。比如,如果是夫妻两个都是退休的工人,正常退休的话现在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几百块钱。在目前物价状况下,要存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还存在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啃老族,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找工作而在家里啃老,啃他们的父母。所以,父母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微博的退休金,还要供养下一代甚至孙辈。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历程。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们看不到未来的。 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城市的两亿人口的中低收入家庭,加上寄生在这个家庭里头的啃老族,再加上两亿白领,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大部分状况,就基本就曝光了。 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博客里或者在微博上每天有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都反映一点,就是大家对现状非常不满。对现状的不满还包含两层,一层是对现在的现状不满,还有一层是对未来的担忧。也就是说,现状已经如此艰难了,未来是不是会更加糟糕,他们今后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很多人是非常担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拼命的控制互联网根源。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每天在监控微博,设定了大量的所谓敏感词。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怨很深。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多数人对现状其实是相当不满的。而这个不满的背后就说明,中国大陆多数老百姓生活状况远不是西方一些媒体和一些旅游者所以为的那样十分美好。 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大陆人口的 70 %生活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 1.25 美元。但尽管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可中国大陆官僚特权们的生活水平却相当高。据 2010 年初大陆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大陆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 8-25 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 25-85 倍。 但是近些年来,这批官僚特权们开始大量移民海外,根据胡润联合中国大陆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 2011 中国大陆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大陆 14% 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很多老百姓不解,这些富人有着巨额的财富,过着奢华的、常人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要纷纷出国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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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郎演讲让我深悟中国沉沦的铁则(一)

作者: 度北  |  评论(0)  | 标签: 中国特色/专制极权/腐败邪恶/自由民主/生命觉醒 历史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的前进明灯。 人类存在的文明,与人类存在的命运,需要有道德和智慧的人,来协助推动,人类只有向着未来 不断进步,才是希望,才能真正的和谐发展。封闭与停滞、愚昧与暴政意味着衰落和死亡。对于一个历史命运,尤其是始终跳不出专制魔窟,总是走不出历史宿命的民族,其原创文化一旦被儒化、奴役、异化和灭绝,而且历经漫长历史的轮回、扭曲、变异和沉沦,它必将病入膏肓,必定走进黑暗,必然踏上邪道,鸡鸣狗盗,人妖犬媚,魔化人间,祸国殃民,祸害人类,如还魂的鬼,嘶嗥狂飙,钱禽人兽,群魔乱舞……中国命运面临的威胁,是中国心灵的灭绝,是中国文化的消亡;心灵的灭绝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五千历史之魂的湮灭。 中国,一个自诩千古文明道德仁义的泱泱大国,一个不断历史轮回儒尊情结的专制帝国,一个闭关锁国闭门造车的自大国家,一个箝制思想扼杀自由的流氓国家,一个窒息人性践踏人权蹂躏生命的暴政国家,一个与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伟大国家,一个奴性十足自欺沉沦内斗互残的神奇国家,一个令世人百思不解让世界不可思议的神秘国家,一个病了几千年中国人却全然未知未觉的特色国家。 中国的古老创造了几千年文明,恰恰也正是它的千古文明断送了一个伟大民族的骄人智慧。而且几千年历史周而复始轮番上演到今天。几千年文明真可谓顽固到底,坚冰不化。 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历史轮回儒尊情结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中国的历史,也总是看到历史中的中国?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却在专制盛世的蜕变中沉沦?针对一系列思痛和沉重的问题,让我们从郎咸平教授的一次神秘演讲中一起去启发、思索和深悟吧。 郎咸平教授最近在沈阳震撼世界的演讲,刮起一阵“郎旋风”,泱泱五万多文字,足足四个多小时,可谓惊天动地,惊心动魄,让人寸心悲愤,思痛沉重,悲悯落泪,甚至骇人听闻,彻底绝望,在海外媒体纷纷扬扬,热议非凡,流行空前,值得国人一读和斟酌。在他演讲之前,精心自我炒作地说了一段意味深长令人深思的话:“既然听我讲课,我们人啊就上道一点,你不要把我讲的事情,拿到网站上去讨论,搞得大家都很难堪,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讲到的都是实话,在今天这个体制下啊,他妈实话是不能讲的,他妈从上说谎说到下,所有的数据,他妈全部造假,任何,任何新闻,只要有一点负面的啊,全部都不准报……” 郎咸平在这次演讲中披露,统计局发表数据,经济增长率9.1%是假的,实际上还下降了10%,通胀率6.2%也是假的,起码16%。他还提到中国的GDP的70%是钢筋、水泥、房地产堆起来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现实。中国大陆就是在这种疯狂的情况下,用出口的利润维持经济,用很多水泥、高楼大厦去创造GDP,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没有很好的作用。 郎教授在这次演讲中举例并用大量经济数据证明,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投资市场是所谓的冰火两重天,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制造业危机,经济产能严重过剩。由于中共政府领导人的无知,并且听不进劝告,错误的经济政策已经给民族带来灾难。目前政府已经破产,各级政府都出现债务危机,中国每个省份都是现在陷入绝境的希腊。政府统计部门数据造假,实际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在讲课中,郎咸平多次使用“哭泣吧!”“一起哭泣吧!”“我也没办法。”等词语来形容中国大陆当前经济危机的严重性。 作为体制内的一名经济学者,郎咸平是一位比较大胆讲话的专家,可以这么说他每次演讲不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也讲了出许多事实,这是他难能可贵的一面,08年他对金融危机的看法和藏富于民的观点国人很赞同,也很敬佩!但近年来他的一些演讲的观点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特别是这次沈阳演讲别有用心,让人感觉到这是一次怀着政治目的的演讲。郎咸平在沈阳的秘密演讲中,真实披露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些问题,针对中国经济危机凸显一系列尖锐性问题并以此对温家宝的一些批评,让人错误的感觉中国经济危机的问题全是温家宝总理的责任。没错,作为一国的总理,面对经济出现的问题是应负一定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一党专制的国家,总理是没有决策的权力,所以,客观公正地说,这不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更不能把所有问题全懒于温家宝的身上,是这个怪胎体制下的邪恶体系组织核心成员的责任,是执政当局对全体国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和无法推卸的责任。郎咸平演讲内容从多方不同角度阐述政府不作为,所有的数据造假,中国经济已经破产等等,划破和引发了中国人对这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所凸显出深刻尖锐性的问题感到十分忧愤和痛心沉重。他的众多分析和观点得到海内外民众和专家的共鸣,引发轰动效应,但是,他把中共政府面临破产或已破产的不作为原因归结于美国诱惑中国使用GDP概念的结果同样受到专家们的不认同,虽然郎咸平也列举了很多事实,以苏联的垮台作为例证,但不足以说明什么,众所周知前苏联倒塌的真正原因是专制邪恶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和称霸世界的野心而自取灭亡的,这是专制国家共同病态的特征,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性。一切背离人性的发展模式最终将走向衰落和消亡,这是不必质疑的事实。大陆经济学家綦彦臣以及海外的程晓农、伍凡、陈志飞等一些经济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阴谋论”没有任何依据,只是个人的推理。 对针郎咸平的这次秘密演讲,我完全不同意他的反美“阴谋论”,我个人觉得完全是他作为代表的新左派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荒谬观点,只不过代表着权贵集权的一种自圆其说、助纣为虐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极有可能是一场别有用心的误导民众蛊惑人心的演讲,尤其是对那些吃着体制内皇粮的权贵精英的寄生虫们的一场精心洗脑的爱国报告,让这些寄生虫们觉得中国(中共政府)就是受害者,你们日子不好过是因为美国佬,要恨就恨美国佬去吧,这样就达到煽动民族情绪引发反美高涨的目的,牢牢地把他们捆绑在一小撮利益集团内,进而为权贵集权继续搜刮民生助纣为虐,竭力维护。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的由此而来,半个世纪来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脑残中,发烧,发酵,最终发酶。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正的爱国,就是彻底刨根问底的自我反省反思,而不是动不动追随着专制的谎言、忽悠和蛊惑,进而做出一些脑残的思维和弱智的行为,那是一个中国人最愚昧、最无知和最无能的表现,也是一个伪爱国者的愚蠢举动。要真正让自己的祖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需要觉醒中的全体中国人一起去努力,真正铲除专制制度实行民主自由,还政于民,让近十四亿中国人真正的当家做主。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经济才可持续发展,才达到藏富于民,才能真正的民富国强,才真正的和谐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阴谋论纯粹是瞎扯一番,是一种精心蓄谋的政治目的。 同居地球,同生共存,互相竞争,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生存和发展之道。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不生存,在进化的普遍法则中,过程的残酷与痛苦都是必要的,只要站在人性上,站在道义上,站在真理上。物种进化从低级到高级、有进化也有退化,高级的物种必然消灭低级的简单的物种,也就天经地义。从人类历史文明进步来看,历史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封闭与停滞意味着灭亡,只有向着未来不断进步,才是希望。国家也如此。 国与国的经济竞争是讲究策略的,一切都是按照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进行,而专制的国家是背道而驰,常做出一些违反法则卑鄙无耻流氓邪恶的行为,哪个国家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竞争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文化、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手段,美国也如此,但它不是万能的,只是人家具有战略发展的目光,至少是为了本国人民着想,体现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高度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美国之所以这么强大,那是人家的制度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定律,真正为民谋利的国家,并得到全体国民的爱戴和拥护!试想,一个吃尽人民的肉吸干百姓的血的流氓暴政的国家,怎么能做到为民谋利与和谐发展呢?“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实质其实就是倒转来读“人民为我服务”,那些动不动就被煽动成为仇美的爱国脑残愤青,其实就是一种愚蠢的宣泄,动一动脑子自问一下中国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奴性十足流氓邪恶的专制国家,这难道也是美国惹的祸造成的?何况美国建国的历史才几百年呢,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自身就没有问题?这简直就是荒诞无稽,荒唐至极。一个国家的人民愚昧无知到如此地步,奴儒与内斗、衰落与沉沦是必然的!尽管美国并不是未来人类社会最完美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的民主自由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从近代发展来看,这种制度是目前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是比较符合人性的发展模式,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可以明确肯定,当今世界,如果离开了美国经济和民主自由,中国将坠入深渊,不能自拔。郎教授的沈阳神秘演讲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唤醒了今日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宿命的痛切和反思。而且郎教授这次秘密演讲的主要对象都是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精英,这就令人更加不可想像了,在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封口如此严密的专制国度,怎能任由你郎咸平一个体制内的学者这样大胆赤祼披露真实的中国,而且涉及到当局的一些欺骗民众头痛敏感的数据事实,彻头彻尾把这些披着光鲜靓丽流氓虚伪的外衣扒得一丝不苟,人们不禁要追问,为何所有的中国经济专家没有获得一些具体真实的数据,偏偏你郎咸平就有这样神奇超凡的能力,难道中国海内外所有的经济专家学者都是白痴?况且,郎咸平对中国经济危机出现问题的一些观点,海内外经济专家学者早已提出警告和预想的结论,所有一切也早已被众多海内外经济专家预料之中,只是,他的极左观点未免令人感到严重关切和质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执政当局的一惯的作法都是如此蓄谋阴阳流氓熟练的转移视线,就是把国内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深刻尖锐性问题,把一切不作为的责任都转嫁到别人的身上推卸责任,而且推得一干二净,尤其是把国内民众对政府不作为不满意的内部矛盾转移到民族情结的仇美敌我矛盾,激化加剧,高涨空前,制造更多的不明真相,培植更多的脑残愤青;或者是在权力内斗的邪恶中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一些途径转移民众的目光,混淆视听,引发一种更加不可想象的导向,制造更多更大的矛盾激化窝里斗的文化,紧紧攥住中国人怕动乱盼稳定的中庸之道,有利于专制牢牢控制人民的目的,这是一种别有用心不作为完全不负责任的所作所为,也是专制流氓卑鄙无耻的一惯计谋。所以,苏秦式的阴谋毒计只是比较适合在中国这块专制的土壤里生存和发展,几千年来在中国大行其道,并得到精心呵护,才造成今日的中国特色。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完全是一个国家的邪恶制度造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作为,就懒于别人的头上,这是什么逻辑?也只有中国特色流氓专制的国度才能做出这样卑鄙无耻下流十足的愚蠢、无赖和荒唐之事,一个以“人”为代价的吸血壮大的中国模式,能够促使和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吗?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系列问题吗?能够真正的藏富于民和繁荣昌盛吗?稍动点脑子的人都觉得绝对不可能! 从正面来看,我们对郎咸平或者无论任何人只要他讲真相说真话,只要他说的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民主发展的我们都给予肯定并强力支持;从另一种角度上来看,我们也是比较理解郎教授的“阴谋论”。其实郎教授的用心在于“隐晦”的说法,他早就知道中国制度的问题,只是拐了一个弯作出惊人的一番言论,就像北师大教授董藩的四千万叼言豪语的金钱“励志”一样激起千层巨浪,从中狰妖出一个特色国家病态社会的钱禽人兽,群魔乱舞,印证了中国人“病入膏肓”的彻底沉沦的悲哀,从中也折射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长河的中华文明被专制邪恶扭曲与摧毁的沦落事实。针对这些昙花一现的怪诞现象,海内外的中国人,包括一些自由思想家们,你们可以真切倾听郎咸平的真实披露,但不必在意郎咸平的阴谋论,他只是给自己留下半口气而已,并精心故意道出一些中国的真实,夸大其词故弄玄虚妖魔化了美国,甚至说了一些敌对极左的话,毕竟这里还需要他的话语权。他绝不是体制内的拥护者,这一点他跟任何一位吃着体制饭趋炎附势的学者没有什么两样,说到关键性根源问题的时候,他闭嘴如瓶,绝不松口,他只是在这个圈子里混口饭吃,当好一只貌似良知富有个性中国特色的犬儒哈巴狗,这也是在当今这个和谐特色中国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们奴颜媚骨当好奴才的一些阴暗无耻惯性行为的奴儒嘴脸现象罢了。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深刻尖锐性问题,郎教授知道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才把谜底揭穿(或者受人指意),如果还有得救,他何必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至于阴谋论,我和一些网上的朋友观点是一致的,感觉他还是有自保的嫌疑(为他以前的一些豪言壮语稍点以隐晦的宣扬,对其本人却是一种以进为退的收敛,为了赢得更多的一些盲目爱国脑残愤青的粉丝进而自我炒作罢了),毕竟这个说法对上头的得罪还是轻度的。如果他说完全都是“内部”问题,都是一个邪恶制度酿成的祸患,那以后他就得彻底闭嘴了,谁都知道,如今大家和外界沟通的器官,除了肛门,全都是受管制的。这就是中国特色! 所以,我个人认为,郎咸平这次演讲,完全充当蛊惑人心,自我炒作拐弯抹角故弄玄虚重演旧技的一次所谓煽动民众民族情结高涨的反美谋论。从某种道义的来讲,郎咸平也只不过是专制邪恶权贵集权的说教工具,是一个名副其实顽固到底的左派经济专家,也只是专制制度滋生下的一个犬儒帮凶的教授而已,说句不好听可怜的话,郎咸平其实也只是和亿万万的中国人一样是在专制邪恶下的一个牺牲品。只是,我们获益非浅的是,从郎咸平的这次秘密演讲中可以深悟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奴性、虚伪、怯懦、谎言、自私、贪婪、残忍、自欺、自恋、自大和内讧等“病入膏肓”的真正根源,也是千古以来中国人迷恋专制的历史情结,更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始终走不出历史宿命的铁则。 郎咸平经济演讲引起轰动,海内外的经济专家认为郎教授在沈阳的秘密演讲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中国所面临遭遇,远比郎教授揭露更严重。就郎咸平提到中国政府破产的问题,美国泛美投资银团主席、经济时政评论家草庵居士认为中国的信贷制比郎教授说的更严重,中共政府大量发行国债。“现在中共又由于没有办法控制这些自己的负债,所以转移自己的承受能力,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是没有偿还能力,中央政府在控制这个财政,但是中央政府明知道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负担的情况下又发行债券,说明中国的政府确实已经破产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不得不发债券来维持运作。” 草庵居士介绍所谓的宏观调控在国际上都是汇率和基本的政策大的调整,而中国政府几年来一直在进行所谓的经济调控,所谓的宏观调控每每成为内部的微观调控,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比如石油涨价的问题、油价问题、房地产加税的问题,这些实际上不是中央政府所要的做的,也不是宏观的问题,这也看出中央政府没有宏观上的深远考虑。就像一个医生看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从全局上做一个整体的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手段。 “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政府这几年来的宏观调控从来没有成功过,首先其一是慢了一拍;其二在关键时刻作出错误的决定。导致中央政府作出错误决定和坏的结果,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办法让政府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日趋严重,业界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崩溃无可避免,是什么造成呢,可以肯定这么说,凸显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不是经济。 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大陆经济学家綦彦臣说,十年前,他曾提出过“中国经济崩溃论”,从经济学研究上来看,中国经济崩溃无可避免。 中共采用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会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加上领导人知识不足,只顾发展所谓GDP,实际上污染了环境,也导致了产能过剩。实际计算下来,扣除环境成本,中国的GDP并没有增长。 从经济学一个简单道理来看,国内企业产品过剩,库存高,产品价格应该下降,但实际上,中国经济里有个奇怪现象,国家垄断,价格又被利益集团操纵,加上税收超高,物价并没有降下来。有些产品价格甚至比美国还高。 綦彦臣表示,中国的金融结构也很有问题,以国家垄断为主,真正的民间金融是没有的,要么是不合法的。目前高利贷盛行,民间金融在全国到处都有,中央高层没有任何一点准备,管理高层知识不足。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和银行市场实际是不通的,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不协调。这都会导致中国的金融出现问题。 中共这种体制,前一任拚命花钱,留下烂摊子给下一任,比如当地一个法院院长告诉他,前一个院长搞了600多万走了,让新任院长苦恼的很。这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原因,但中共当局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在房地产市场上,中共政府也是难于处理,泡沫太大不能再涨,跌了前期买房的人也不答应。上海政府出台的“限降令”限制房价下跌,就是政府慌乱的反应。 中共目前还在嘲笑希腊,但郎咸平称,中国每个省都是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如果最后各省把地方债打包给中央,中共就是一个大希腊。 綦彦臣认为,目前中共政府破产,这是毫无疑问的。最终政府会印刷钞票,从而再次导致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的危机问题,任何一个中共决策者,都没办法决策,解决这个问题,但要进行政治改革,目前没人敢。现在拿文化体制改革来“来糊弄人”,实际上是目前的当权者想平稳交权,完事大吉,难题留给下一任,这就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和谐特色。 (待续)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度北的最新更新: 郎演讲让我深悟中国沉沦的铁则(二) / 2011-11-28 22:35 / 评论数( 0 ) 郎演讲让我深悟中国沉沦的铁则(三) / 2011-11-28 22:35 / 评论数( 1 ) 走不出历史宿命的中国人(上) / 2011-10-27 19:48 / 评论数( 2 ) 走不出历史宿命的中国人(下) / 2011-10-27 19:48 / 评论数( 0 ) “皓月寻梦”碧血青史照我心(上) / 2011-10-03 23:44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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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海外舆论关注习近平的哪些方面?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些 “ 被失踪 ” 、 “ 被自杀 ” 等词汇,主要指一些人在官方的各种压力下非自愿的一些行为、状况或者活动,比如 “ 被失踪 ” 其实不是真的失踪,而是被非法秘密关押。近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党员干部的调研工作提出要求时,也使用了一个 “ 被 ” 字打头的词汇,希望领导干部防止“被调研”。 据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讲话。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官员下基层时应该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避免出现“被调研”的现象。习近平表示,官员在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也应该有“自选动作”。习近平鼓励官员去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性调研,以了解真实情况。 对此,河南民间组织腐败行为观察的创办人安均说,中国各地领导视察所看到的场面多数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不是真实情况,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这种“被调研”现象不可避免:“这个官僚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下级对上级负责,它不是对人民负责的一个机构。他不是民选出来的。上级也必须要通过下级。官员除了信任下级之外,他不可能再去信任老百姓。”文山会海,报喜不报忧,逢迎讨好,互相吹捧,中国官员走过场式的调研方式早已为老百姓所痛恨,习近平在这次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些问题。安均说,既然习近平了解干部这种官僚作风,不知道他是否会在接任国家主席职位以后,允许省以下官员通过民众直接选举;“我觉得习主席这个想法倒是很好的。中国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就是建立在上下级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上。不是有句话吗,乡骗村,村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如果说能够打破这个官僚体制,所有的官员现在肯定不可能马上走得中共中央的主席去搞直选,但是省级以下的搞直选可不可以?官员都由投票来选举产生,选票控制官员,这个官僚体制就被打破了。上级下来调查,他们可以向选民调查。” 中新网一位江苏网友看了有关习近平此番讲话的报道后发帖子说,我们的村官们为了迎接上级领导所谓的调研已经准备 20 多天了,声势浩大,搞得全村鸡犬不宁,就会拍马屁。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现在的官员 99•9% 都是贪官,都是为了捞钱。德国的费良勇说,中国的大部分官员都热衷于搞工程项目,很多都是为了通过项目搞腐败捞钱,各部门各地方多年来弄虚作假的官僚作风从未改变:“中共历史上假大空一直存在,总是在搞假象,下级为了应付上级也一直是搞假象。上面有些人是知道你搞假象,它下面做假象做得很漂亮。他觉得下面报假象报得好,那么也是政绩好,对他也好,这情况一直是存在。” 费良勇以中国的环境问题为例说,环境恶化不管怎样作假,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的,官员不需调研也知道:“奥运之前整个国际社会在监控北京的污染,所以就让很多工厂停产或者减产,这样使北京的空气清新一些。污染度就降低了。奥运结束以后,现在整个北京污染又很厉害了。就是因为有外国检查,为了要搞好奥运它必须要排除污染,这是一个例子。而其他各个地方都有污染,很多河流、山区都污染得很厉害了,平常到处都看得见。”在费良勇看来,“真正想把中国搞好,要想办法让那些当官的去看,看哪个地方老百姓冤屈太重,也要解决一下,否则要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了。” 据一份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指出,习近平尽管具有太子党的身分,但有不贪污的条件。 这份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于 2009 年 11 月 16 日建档的电文表示,一名大使馆的长期线人暨习近平前密友曾与大使馆官员分享他对习的所知与第一手资讯,包括家庭背景、教育、青年时期和政治生涯、以及他对习的印象与其个性和政治观点。这名消息人士在一所学校担任政治学教授,这些讯息是他于 2007 年至 2009 年间多次与大使馆官员谈话时所透露的。电文指出,该教授与习同样出生于 1953 年,同为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后代,也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同样经历过文革。尽管两人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不同,却维持了 15 年的交情。该教授的父亲与习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都被关押过,在邓小平掌权后也都被平反。在面对文革的苦难时,该教授与习走了截然不同的路。该教授与好友们沉溺于爱情、饮酒、电影和西方文学,作为精神上的解脱。他后来决定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攻读学位并展开新生活。习却选择以“变成比红军还红”作为存活下来的方式,并在 1974 年加入中共,当时他的父亲还在坐牢。在该教授眼中,习是信心十足和非常专注的人。习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对政治的专注。该教授指出,习沉默寡言、不带感情、很难摸透,他有很强的意志力,也了解权力,但“从一开始就不显露身手”。电文引述该教授的话说,习不像社交圈的其他人,他不会谈论女人和电影,也不喝酒和吸毒,女人会认为习很“无聊”。该教授表示,习毫不在乎钱,他也不贪污。该教授还挖苦地说,习因为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所以有本钱不贪污,但他有可能“被权力收买”。 该教授认为,习是相当务实的人,不受思想意识驱使,习的太子党身分和早年与中共第一代元老在北京生活的经验,对他的世界观产生最长远的影响。该教授称,习早年对佛教中的神秘事物着迷。他曾前往福建厦门拜访当时在该地任职的习,习显露出对佛教圣地五台山以及佛教武术、气功和其它有助健康的神秘力量的迷恋。 由于习的个人经验,他对于西方十分熟悉。他的姐姐在加拿大、前妻在英国、弟弟在香港,还有很多朋友在海外,他本人也去过美国。该教授认为,习希望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无意与美国对立。该教授还表示,习曾在福建工作超过 20 年,所以对台湾也很熟悉…… 而海外媒体认为,资本家进中央、习近平主政、党的最高层世代更替,这些是明年召开的中共 18 大的一些看点。但中共改革多年依旧打左灯向右转、理论实践相背离,还有 “ 世袭 ” 等现实,在中国特别是党内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最近,湖南民营企业家、中国首富梁稳根有望明年 18 大进中委的消息,很是流传了一阵。与此同时,若没特殊情况,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时接替胡锦涛执掌大权,也几近板上钉钉。中共 1878 年改革、特别是 2002 年中共 16 大正式允许资本家入党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一直是双轨道运行。宪法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在邓小平 “ 不争论 ” 指示下而束之高阁。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 “ 两张皮 ” , “ 打左灯向右转 ” ,理论实践脱节。而坚持马列毛基本思想和教义则被斥为教条主义。 中共 17 大代表、当今中国首富梁稳根在 2007 年 10 月一次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批这些教条主义者为“与时不进。”而马克思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习近平就是在 17 大召开前的几个月,突然以极快的速度 “ 杀出 ” ,一下子成了第五代领导人的领军人物。 17 大闭幕,习近平成了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父辈被打成黑帮后,习近平文革中在北京和后来的围棋大腕聂卫平、上将刘震的儿子刘卫平 ( 现总后大校 ) 等人结为好伙伴、 “ 铁哥们儿 ” ,这三个 “ 黑帮 ” 子弟 “ 为伍 ” 人称“三平”。如今,这位当年到陕北插队的黑帮子弟已经成了中共权高位重的接班人、中共理论掌门人——中央党校校长。作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习近平在今年两会之后中央党校讲话,要求 “ 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与学习《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 。显然,习近平是与时俱进了。但经常在 “ 毛泽东旗帜网 ” 发表文章的中共老干部、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资本家入党提出强烈批判,认为这根本就是 “ 歪曲 ” 和 “ 篡改 ” 党的性质、理论和历史使命。李成瑞在该网站发表文章说,中共从创建起就一直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这些年来,有关方面 “ 公然篡改党的性质,让资产阶级分子合法加入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先锋队变为 ‘ 全民党 ’ ,是极其卑鄙的叛卖行为。 ”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极大促进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实践,但改革开放后到底 “ 姓资还是姓社 ” ?邓小平深知这个问题是个炸药包和导火索,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提出了 “ 不争论 ” 主义,将各种思想思潮一概压下,起码求得一时和谐,给改革争取时间。 路透社曾根据 “ 维基解密 ” 的消息说,习仲勋曾反对 1989 年的镇压;达赖喇嘛也表示,对习仲勋很有好感。 1950 年代初,达赖喇嘛曾到北京,而当时习仲勋是国务院秘书长,同达赖喇嘛多有接触。习仲勋和万里是那个时代中共高层的 “ 名嘴 ” 。网络刊物《中国数字时代》引用维基解密传出的消息说,中共 17 大推出的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将决定中共今后 15 年的方向和路线。习近平之所以在最后一刻成为接班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获得了党内更广泛的支持,中共好多元老及其后裔都更买习仲勋和习近平的账。维基解密的消息说,对于党内的 “ 老同志 ” 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习近平。 美国“国家利益”刊物今年 9 月底曾发表布鲁斯 · 吉利的文章,题目是“见识新毛泽东”。文章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是个新 “ 毛泽东 ” 。文章说,随着其主政日子的接近,有很多迹象表明,习近平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是个民族主义者,习近平的崛起对凡是派和改革派的斗争来说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围绕改革开放的斗争将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建国初期的斗争——那个年代信仰马克思社会解放理论的先进人物同更认同列宁政治管控理论的抗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说,不久前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到四川都江堰青城山中学参观,习近平对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一段毛泽东 1957 年在莫斯科对中国留苏学生的讲话。林和立说,没有证据显示习近平背诵毛泽东语录是想让拜登难堪,但很多方面都显示,这位第五代领导人是个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林和立说,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到中央党校讲话,要求学员努力学习马克思理论,确保政治立场坚定。习近平还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原著, “ 抓住重点,掌握精髓 ” 。 长期观察中国事务和北京官场的林和立认为,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接掌大位,其中如空军司令许其亮上将、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总后政委刘源上将、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张又侠上将都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林和立说,许其亮父亲是已经去世的原空军少将许乐夫 ( 这一点,中国军事观察人士和网友还有争议 ) ;马晓天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大校 (55 年 ) ;刘源父亲是文革中被毛整死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张海阳父亲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张又侠父亲是元老将军张宗逊上将。许其亮有望在 18 大之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马晓天有望成为空军司令;刘源和张海阳都可能成为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张又侠有望成为总装备部主任。 林和立说,这些人和习近平关系都不错。 习近平今年 9 月初发贺信给在中国南宁召开的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会议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习近平表示,未来中国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出席会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承认,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有评论认为,中国要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就要改变现在的政治体制。 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承认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如何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中国十二五规划强化民生优先导向,并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习近平在发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说,中国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和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年以来,中国贫富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被视为中共未来领导人的习近平提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引起关注。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表示,中国贫富悬殊日益加大,并开始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中共当局无法不面对的一大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已经无可回避也无可粉饰了,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否定这一点。政府也无法否定,媒体是反复报道。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是无法回避,也没有办法遮掩或者是巧言伪饰的。”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1990 年代,中国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上升 0.07 ,到 2004 年达到 0.47 ,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严重的国家之一。随后,大陆政府不再公布相关的数据,也禁止一些非官方的学术机构从事相关的调查与研究。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大约占中国 GDP 比例的 40% 左右,比世界上通常 70% 的比例少很多。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由官僚机构和权贵资本家占据,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贫富不均也好、财富向高层集中也好,最关键的问题是大头拿走的是这些权贵阶层。这些阶层它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牢牢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个最大利益集团它控制着司法,控制着行政,控制立法,控制舆论。中国老百姓没有均等的财物机会的情况下,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谢教授表示,中国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两极分化的结果,导致中国官民对立,冲突增加,民怨不断,社会难以稳定。“现在老百姓确实显得非常无力。我想这种无力和无奈的感觉在中国社会非常强烈地弥漫。以前还有点相信政府,现在绝对是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党。民间弥漫着非常强烈的憎恨,仇恨的心里,对上层有非常强烈的憎恨。”事实上,大陆政坛和学术界近来也提出了不少解决中国贫富悬殊的方法,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做大蛋糕”论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分好蛋糕”论。程晓农就此分析说,薄熙来提出的“分好蛋糕”,需要有一个限制和监督分蛋糕者的机制,但从薄熙来强调的方法看,他似乎在走回毛泽东的老路。“薄熙来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如果习近平要采纳薄熙来的方案,无非是中国再走一轮儿,重新走回毛泽东当年那套把戏,国有经济为主,然后不行了再恢复计划经济。这套模式是因为失败了,才走上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 程晓农认为,目前中国领导层认识到贫富悬殊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却缺乏改善这一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共产党真想要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那么它就应该去检讨。过去的 20 年贫富差距是怎么扩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是谁的体制?是谁在维持这个体制?!”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认为目前中国更应该重视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过该文并没有探讨,造成过去 20 年中国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那么,将来习近平会提出怎样的具体解决办法?人们在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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