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上海媒体员工因泄露《穹顶之下》禁令被停职
一家知名的上海报纸——《第一财经日报》(China Business News)对一名员工作出了停职处理，原因是这名员工泄露了一则机密的、要求媒体停止报道纪录片《穹顶之下》的宣传指令。《穹顶之下》聚焦于中国严峻的大气污染，过去一周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巨大反响。 自上周六被发布在互联网上，《穹顶之下》已吸引了逾1.66亿次点击，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两会”代表中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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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思维的雾霾
3月3日 星期二 晴“一代不如一代”。想起梁从诫生前的这句感慨。大约20年前，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这个组织低调、却富有标志性，它既是中国社会环境意识觉醒的开始，也象征了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是的，5年前的直接、或许不无激烈的变革方式失败了，能否通过一些微小、谨慎的行动，在新的、非政治领域，推进中国社会的渐进变化。在梁先生去世的2010年，“自然之友”不仅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环保组织，它还催生了更多类似组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日趋强烈的环境意识，与他与他的同伴努力有关。不过，对梁先生而言，失败感必定从未消退过。公众的环境意识或许提高了，甚至为此采取集体行动，环境的恶化却日渐严重，而人们的思考与行动仍是即兴的，它无法形成持续的压力组织。这个民族夸耀自己“天人合一”的传统，支配过去60年的却是“人定胜天”的逻辑。不管是“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发展”的年代，自然环境都是一个被征服、掠夺、漠视的对象。这逻辑也不难理解，倘若连个人都沦为某种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如此紧张与冷漠，你怎么可以期待人们突然对自然表现出特别关注；而关注发生了，倘若缺乏必要的组织，将意识持续转化成行动，这种关注也会变得苦涩、麻木、犬儒……失败感或许也与家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有关。他的爷爷梁启超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尚能试图对权力中心进行变革，流亡之后，他们则创造了知识的中心，并在归来后继续参与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塑造，尽管当他1929年离去时，只看到一个日趋混乱的中国。到了他的父亲梁思成，他们不再能参与制度塑造，但他们设计了国徽，创建了中国的建筑学，致力于保住北京的老城墙、老建筑，他的命运则在文革的流放中结束。到了他自己，他仅仅希望在一个更狭窄的领域发声，这发声还要充满克制，他不能应对问题的本质，只能尽量作出边缘性的努力。或许在全球媒体中，他是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与象征，他的实际活动空间、可以实现的东西，却层层受限。这也是个充满讽刺性的结果。此刻的中国一定大大超越了梁启超的想象。不管他的变法、宪政还是新民，他毕生的目标是一个获得富强的中国，这个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赢得她的尊严。当梁从诫去世时，中国的确是以21世纪的领导者的面貌出现的，“富强”的目标已经实现。因为柴静的纪录片，我想起梁从诫的故事。唤醒社会的努力，它似乎既强大又脆弱，既值得尊敬，又让人充满幻灭。3月4日 晴“如果有两个人吵架，其中一人百分之五十五有理，这很好，也没什么可吵的。但是如果有人百分之六十有理呢？那就更好了，这多么走运啊，要感谢上帝！如果有人百分之七十五有理会怎样？聪明的人就会说，这非常可以。要是有人百分之百有理呢？那就是说，这种百分之百有理的人，一定是个凶残可怕之人、一个老盗贼、一个最大的恶棍。”语出一个来自喀尔巴阡山区的老犹太人之口，米沃什把它用在了《被禁锢的头脑》的导言中。在这本迷人的著作中，米沃什描述、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改造人们的头脑与心灵，锻造出新型的人种。凡是有过共产主义经验的国家，都不会对凯特曼、阿尔法、贝塔、伽玛、戴尔塔这些不同人格的特征感到陌生。在分析极权主义的心理时，这位老犹太人的话或许比任何政治理论都更有效。“百分之百有理”的绝对主义，是一切思维缺陷的来源。它容不下暧昧、可能性、犹豫、不同，也不相信任何逻辑、判断、理性的天然缺陷。最终，“绝对的正确”变成了“绝对的荒谬”。每当公共辩论发生时，几乎所有人都暴露自己是这种“绝对正确”的受害者与实践者。3月5日 晴在关于柴静的纪录片所有的探讨中，我最喜欢的来自H，她相信这标志着“社会共识的完全破裂”。我在普林斯顿的见过她，尝过她相当不俗的湖南菜。过去十年中，她一直居住在这世外桃园式的小镇，她说春天时，窗前常有小鹿经过。在1990年代末，她是中国最有声望的社会批评家，是《三联生活周刊》的“时代人物”，是《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她的著作是第一本系统性的描述、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黑暗面”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她代表当时的“社会共识”——在巨大的经济成功时，中国社会也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巨大的声望也给她带来了新的麻烦。不久后，她自我流放至美国，在不同的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她定居在普林斯顿，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写作者。她仍在持续不断的评论中国。与绝大多数流放者不同，她离场了，却保持了敏锐，她对中国隔岸观火式的分析，保持了一贯的穿透力。她最初的预言也逐渐成真，我们的确掉入了“转型的陷阱”。但很可惜，她的尖利、敏锐声音无法再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她似乎也象征了批评力量如何一点一点逐出我们的公共生活，那些杰出、独立的头脑不再能为公共议题，提供独特的判断。然后，舆论变成了今日的烂泥塘式的场所。我们毫无怀疑精神，却陷入了“神经质的怀疑主义”；思维单调、雷同，却又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阅读更多辅仁｜柴靜看見卻沒有說的
前央視記者柴靜推出自資拍攝關於空氣污染的調查報道 《穹頂之下》 ，在內地引起熱議，我也湊湊熱鬧寫一篇網誌，寫寫那些年我曾經追看的央視節目《新聞調查》，她2013 年的著作《看見》，還有《穹頂之下》沒有說出的，以及《穹頂之下》引發爭議所折射出醜陋的、裝睡的人性。
阅读更多王海涛：在穹顶之下火并
穹顶之下，昙花一现，很快成为传说。 一些质疑柴静的人与一些维护她的人，已经吵得一塌糊涂。针对这个奇特的景观，我有些不太适应。然后发现，这实属正常，毕竟，人民与人民火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特色矛盾之一。 这一次的矛盾在于，有一些人感动，终于有人替我们呐喊了，有一些人担心，这是“第四种权力”在进行“议题收割”。有些人认为，这是为民请命，有些人认为，这是真体制与假民间的合谋。 就这样，在舆论场上，人民的炮火被人民拦截，最后，多了一地鸡毛做的炮灰。 尽管大家呼吸的空气一样，但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可以天壤之别。至于我，站在哪一边呢。我只能说，坚持一贯的原则：不站队，不吵架；对事不对人；不问动机，不搞诛心之论，不搞阴谋论，不搞道德批判。 毕竟，没有人义务让我满意，没有人有义务说某些话做某些事儿需要经我同意和批准。 问题的关键就是，争吵的人，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恨不得自己是真理部的掌柜。他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以及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人的不齿或痛恨，让我担心，如果他们手里有枪，后果将不堪设想。 时间这么宝贵，总有人热衷于让别人按照自己的道理看待一个人或一个事情。真理的贩卖者，往往会自取其辱。 最近有人在朋友圈分享鸡汤：日本人有一颗，只要你不影响别人，随便你怎么变态的包容之心；中国人有一颗，只要你和别人不一样，就觉得你需要教导的温暖爱心。 难免有人会认为，这鸡汤抬高了日本鬼子，贬低了中国同胞。 中国人就是这么有性格，即便不赞美，至少也不应该贬低。——多年前，好像是龙应台有一个质问：中国人，你为何不生气？ 其实，中国人不仅经常生气，而且愤怒。比如，一些网民对一些网民愤怒，一些大陆人对一些香港人愤怒，一些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愤怒。每一个愤怒，都天经地义，气冲斗牛。 这些愤怒，也引发了另一些人的愤怒，认为这国的人民实在是没救了，于是这国也实在没救了。于是，随时火并一家伙。 对于柴静团队引发的一些人与一些人的火并，我觉得还是要淡定。拥护她的，尽管去拥护，批判她的，尽管去批判好了。只要这些拥护者和批判者手里都没有枪，双方之间的争执，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写这些，不是要批评哪一方，更不是对哪一方表达愤怒。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一方总想说服另一方？为什么一方总想让对方认同自己？ 当然啦，具体到雾霾的问题上，对柴静的争议，倒并非是坏事，只要是平静地讲自己的道理，都是对雾霾问题的传播，甚至都是在扩大柴静团队的影响力。最大的隐患是，其中的一方有枪，突然禁止另一方说话，那就杯具了。事实上的格局是这样的，甲乙都没枪，吵得不可开交，而丙有枪。 火并的人们，总有被收割的命运。只需DUANG！DUANG！两枪，甲乙就都会闭嘴。 如前所述，这种撕逼大战，也没有什么坏处，枪响之前就任性地撕吧。既然无坏处，就可能有好处。那就是，它掩护了某些人。 比如，穹顶之下里，那位中国石化集团前总工程师曹箱洪先生说，“石油产品标准，环保部门不懂……石油生意，不是阿猫阿狗谁都可以来搞经营的……”你看，人民被称作阿猫阿狗了，似乎人民并没有觉得不妥。因为人民太忙，忙着互相撕逼呢。 这就是火并的好处，它看似人民之间充满矛盾，却在实际上酿造出了醇厚的和谐。至于雾霾，上帝会保佑我们呼吸上干净的空气的。2014年11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曾公开表示，到203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会大大改善。 也就剩下15年了。15年，很快的。在人民与人民的火并声中，时间，将如白驹过隙。我仿佛看到，一群曾经火并的人们，坐在夕阳下，怀念从前……
阅读更多慕容雪村：柴静事件与中国的言论空间
作者：慕容雪村 几年前，我在国内外做了多次演讲，不管是对于政治制度，还是重大的公共危机，我都喜欢说“从我做起”或“人人有责”，现在我承认，这些话并没有经过思考，基本都是废话。地震过后，我们可以献血、捐款，“从我做起”，而对于那些个人无从着力的治理灾难或公共危机，从我做起，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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