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中东动乱为中国敲响警钟(二)

一个月以来,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再到也门、约旦和埃及,反政府示威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发生在西亚、北非的动荡给存在类似问题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和思考。 *中东骚乱对中国具有启示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的骚乱对于中国有启示作用,因为导致那里反政府示威的诸多因素中国几乎都有。在中国,腐败横行已经成为百姓对执政党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物价不断攀升,涨幅虽不如中东某些国家,但已令低收入人群叫苦不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达到0.5,社会处于可能动乱的“危险”状态。 其实,如果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骚乱国家的表现并不算太差,中国更是独领风骚。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2010年,埃及GDP增长5.30%,世界排名49。这几个国家中增长最慢的约旦,也达到3.40%, 高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中国则遥遥领先,高达10.30%,增长居世界第五。 *宪政改革滞后导致官场腐败盛行* 北京政治学者周舵认为,中东国家发生骚乱,国家宪政改革滞后是主要原因。他说,没有宪政对于政府权力的约束,肯定会出现腐败盛行、官员滥用权力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说,中东的事件对于中国“太有启发意义了”。 他说:“如果中共不尽快把宪政改革、法制推上轨道的话,将来五到十年之内,就是这个局面。在中国,如果说是某种极端主义势力上台的话,那就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了,那就是‘新毛派’了、‘极左派’了。” 尽管在体制上中国跟这些国家有很大不同,但是往往被归为同类,都属于专制政权。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2010年民主指数排名,在184个国家中,约旦排名第117位,在骚乱国家中还算是最靠前的,中国排在第136位,最差的也门则排第146位。 201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也有同样情况。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排名,在几个骚乱国家中,情况较好的约旦只排在第120位,最差的也门位居第170位。中国则名落也门之后,排第171位。 *中国若不改革将会失去可持续性*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上了,不改革,将会失去可持续性。 他说:“原有的30多年的中国模式(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了。如果没有新的格局出来的话,按现有的这种格局苟延残喘下去,这社会是要撕裂了。现在,恐怕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利益的格局。就是说,现在社会没有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没有一套从宪政角度能够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制,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改革惠及民生 暂无动乱之忧*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下一个“解放广场”就是天安门呢?美国《纽约客》杂志一篇文章的答案是否定的。文章作者在埃及和中国都生活过。他说,埃及是一个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无论其基础设施、经济还是领导层,30多年来均未有任何重大改善。而中国却经历了持续不断、令人目眩、甚至剧烈的变革。 文章说,中国改革成果的分配并不均等,少数人通过贪腐和非公平手段从中获益。但是同时,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也在持续改善,其速度之快足以使人们感到没有必要推翻现行制度。 北京大学教授商德文也认为,“茉莉花革命”至少目前不会在中国发生。他说:“老百姓闹呢,他主要是经济问题,吃饭穿衣这一方面。他能生活下去的话,谁起来造反呢?他不会起来造反的。中国目前经济可以发展,虽然是有些问题,它慢慢地改善。” 不过他认为,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他提到,最近一个名叫“延安儿女联谊会”的“红二代”组织向中共建言,要求十八大以后逐届推行全国党代表直选。 *权贵资本劫持改革旗帜*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拿出了一套构想。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停摆了。 章立凡说:“现在来看,正是由于这套东西停摆,造成了权贵资本把改革的旗帜劫持,改革已经发生了异化。现在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名词,变成了一种‘掠夺’的代名词了。那这样,你这社会公正又从何实现?” 他提醒执政党,不要从反面接受中东抗议浪潮的教训,只知道镇压。他呼吁中共要懂得变通,知道妥协,弄清何为民主、何为共和。 *民众希望改革别再拖延* 在中国互联网上,人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西蒙周在博文中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体制性、结构性的。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只靠嘴上说几句动听的话。 他说,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百姓们不想有埃及的动荡却想着自己的国家能稳定发展,更想新的一年自己能生活得畅快幸福,对执政党唯一的期望则是该改的改起来,别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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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评选2010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组图)

海外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网”评选出2010年一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博讯认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众多,但“公共知识分子”却是凤毛麟角。 博讯新闻网自2009年开始每年评选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今年这100名被评选出来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有维权律师、维权组织负责人、新闻传媒人、政论作家、网络主办人、研究机构学者、政界、工商业界人士和文艺娱乐人士等。 *中国的脊梁* 刚刚被评选2010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其中不少人在其他机构评选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上也榜上有名,他们有莫少平、腾彪、江天勇、王力雄、余杰、茅于轼、崔卫平、贺卫方、徐友渔、范亚峰、艾未未、金钟、蔡咏梅等。他们当中还有初出茅庐的活动人士留美学生孔灵犀和青年作家韩寒;当然百人当中还有零八宪章发起人与主要执笔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界传媒界人士胡舒立、展江、杨继绳、姜文、长平、钱钢、闾丘露薇、梁文道、高战、柴静、王克勤、笑蜀、龙应台也榜上有名。 *评选标准:“五识”* 博讯2月1日在发布2010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时表示,他们在评选过程中参考了对公共知识分子提出的“五识”标准,那就是知识、常识、见识、胆识和赏识。博讯说,够标准的人很多,难免挂一漏万。根据网友推荐和国内外20多位专家的评选讨论,博讯推出他们认为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中100位佼佼者。 *悲悯天下的人文情怀* 中国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曾经被中国读书网站“政左经右工作室”推选为2009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正在忙着过春节的艾晓明从美国之音得知她再次被评选为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消息。艾晓明表示深感惭愧。 她说,中国有那么多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被关押在监狱里,她却无法为他们做些什么,令她深具无力感:“像我拍了几部片子都与四川谭作人有关,我用纪录片证明了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而且关他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改变他的处境,所以从这个季度来讲很有无力感。” 已经数次被评选为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表示,希望评选机构今后挖掘更多新人,因为他在微博上发现了很多与他观点有共鸣的志同道合人士。章立凡说,这些人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后备军,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成长,他认为关注公共事务的公民,也就是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人会越来越多。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 章立凡说: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知识分子分三类,第一种叫‘公共知识分子’,第二种叫‘公公知识分子,就是太监,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有人做这样一种比较调侃的分类。实际上我个人感觉,这个沉默的大多数的队伍正在分化,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有很多人站出来发言,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四川网络作家冉云飞也被评选为2010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在89民运后对知识分子实行收买政策,这令很多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政府的视角。 冉云飞认为自己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只不过是在重复英美等民主国家的国民日常在说的话,在做的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事而已:“评出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整个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一个正常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公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正常的、自由的批评政府。” 赵达功是中文网络主办人类别中被评选的4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应当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为公众和社会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政府服务。他说,这次也被评选为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刘飞跃、“民生观察”网站的创办人和负责人正是这样一位为社会大众服务、敢于为弱势群体出声的公共知识分子。 *独立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根据博讯的界定,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有很多独立知识分子,但在他们当中,“公共知识分子”却是凤毛麟角。如果你有独立的见解却明哲保身,不敢为天下先,充其量你是“独立知识分子”。只有当你为国、为民勇敢探求真相与真理的时候,你才是“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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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评选出“2010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而当你为国、为民勇敢地探求真相与真理的时候,你就是成了一位“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里已经说到了“四识”,在几十万上百万华人知识分子中,能够达到这“ 四识”的,已经凤毛麟角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识”:那就是“赏识”。学会欣赏他人,拥有包容的心,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也是让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升华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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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谣言

(宋石男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见报标题为《谣言:历史巨变的导火线》,署名为四一)   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陈胜兴、吴广王”。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如果必要,谣言监察者还会用自己编造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反击战。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流传了这样一个谣言:暴君尼禄不但不为大火死难者悲伤,还写诗赞美火灾,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陶醉。为了自卫,尼禄迅速放出反谣言的谣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欢迎的基督徒在城内放火。于是,民众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们身上尽情发泄怒火,却忘记了这怒火最初指向的不是基督徒,而是尼禄。  几千年来,历史中的谣言都不绝如缕。但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传媒、人口等限制,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规模都不能与近世相提并论。1768 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之作出了精彩的叙述与分析。乾隆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一颗颗人头像韭菜一样被割掉,并且不可能再长出来。乾隆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上述种种,都对这个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统治者必须严肃应对。   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的谣言更是泉涌而出。譬如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曾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我们当然不能将曾国藩的胜利归于造谣术,但如果他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其根基就在《讨粤匪檄》一文),可能胜利还会来得更晚。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是巨大的。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迷奸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上溯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22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不能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立凡说的不错,“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1911年10月9日下午3点,革命党人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大约同时,“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正在新军中流传。到了10月10日,这个谣言更加具体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官员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当时的新军士兵,不少人都没有辫子,传说中的花名册又谁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惧开始在新军中蔓延,恐惧滋生新的谣言,新的谣言反过来又加深恐惧。这时候,参加兵变就成了多数士兵自保的最优选择。10日薄暮,一个排长查哨时的普通纠纷,竟激成哗变,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革命。   谣言为何总是能轻易地使人接受并参与传播?1942年美国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谣言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结果发现:穷人比富人更易信谣,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易信谣,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易信谣。穷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45以上的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渠道与信息分析能力相对落后;犹太人更易信谣则是因为在战时,犹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当时的谣言往往又是让人恐惧的那种。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对谣言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谣言经常是“真实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对真相充满感情,谣言是聚集着仇恨的女巫,它只说出人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事实”。人们看上去是在传播新的谣言,实际上是在清算旧账。辟谣注定是无力的,因为辟谣会破除人们的幻想,给狂热者当头浇一盆雪水,唤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来,爱做白日梦的人们当然不肯买账!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谣言还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因此不论真假,谣言都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谣言不但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导火线,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解说者。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80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历史神话则是谣言的终极形式。譬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然而,“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相”,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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