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蟹档案】胡锡进告诉大家，什么叫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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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章立凡：半个世纪的交往实录——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
一、早年与毛泽东的相似经历 毛泽东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当章乃器1897年在浙江山区青田县的小塬村呱呱落地时，湖南湘潭韶山冲的毛泽东已经四岁。两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只是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存在两个相对封闭的村落里。和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一样，两人后来分别在家乡进私塾、入新式学堂，擅作古文，醉心新学，爱读梁启超的文章等等，经历和兴趣大致相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十八岁的毛泽东投入驻长沙的起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1912年，革命的临时政府成立，十五岁的章乃器弃学从浙江跑到南京，投入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成了一名学兵。 不久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这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各自重新求学。毛泽东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感到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考取湖南全省高级中学校，一年后又进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同年秋转入本科。章乃器则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他于1913年夏到杭州求学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他别无选择地进了这座学校，一上就是五年。这两人由于家境清寒，一个上的是不要学费的师范，一个则是靠奖学金读完商校。 多年后章乃器读《西行漫记》时，曾感叹过两人少年时代经历的相似，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两人的生活轨迹已经呈现出不同。毛泽东究心哲学、文学、史地，热心社会活动，创办新民学会，向着革命家的道路发展。章乃器先是想当发明家和数学家，后来又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夏，这两人分别从各自的学校毕业，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一岁。 1919年至1920年北京五四运动前后，这两人一度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还是谁也不认识谁。一个在北大当旁听生，兼做月薪八元的图书馆管理员，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另一个是银行里的上班族，每天在十个数字和十三档算盘里讨生活，面对在街上游行的大学生，痛感自己“救国有心而赴难无路”。这两人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他们会在这座古都里共事，并走完自己的人生。 1921年，章乃器因失业而告别北京，重返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当职员。就在这一年，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上海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除了巡捕房的“包打听”之外，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件事。其后的数年间，中共的领袖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几度曾在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中活动过，章乃器也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只是无缘相识。但有一个叫陈云的革命者，却正在接近他的生活。 二、章氏兄弟掩护陈云 说起章乃器与陈云的交往，首先要谈到他的三弟章秋阳。章秋阳原名章郁庵，他于1922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发行所当营业员，与同事廖程云（陈云）成为好友。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党组织的推动下，成立，推选陈云、章秋阳等组织成立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陈云任职工会委员长。在陈云主持下，他们和徐梅坤、沈雁冰、杨贤江等共同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同年两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秋阳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 1926年至1927年间，为响应北伐军东进，陈云、章秋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当时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他的大哥章培任浙江省防军参谋长兼保安团长，陈云和秋阳曾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掩护革命的地下活动。章培安排秋阳担任了保安团军需官的职务，以便于他接济有困难的革命同志。后来，章培因为掩护绍兴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被指为“清党不力”而遭撤职。建国后陈云见到章培时对他说：您在大革命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曾到过您家，您还记得吗？ 章秋阳也被迫离开军队，在隐蔽了一个时期之后，利用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开始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商界的一个活跃人物。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陈云接掌中央特科，经他介绍，章秋阳到潘汉年领导的特科情报部门工作，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当时特科大量的经济收支和周转的保密成为一大难题，章秋阳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由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法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此外，章乃器还协助协助黄玠然（陈独秀的秘书）把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兑换成法币，并曾帮助杨贤江以及宋庆龄、路易·艾黎和刘鼎转移过党的经费。1934年章乃器出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以后，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的共产党人，也被安排到征信所挂名任职，隐蔽下来。他还与当时的夫人胡子婴一起，转移和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狱中手稿，并在1936年通过宋庆龄将手稿转交给中共。 1933年，陈云、潘汉年先后离沪去中央苏区。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们同时接受任务，先后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设法重新接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陈、潘约定把章秋阳列为在上海的联络人。陈云约在同年６月底到达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安旅馆。由于党组织被严重破坏，他无法接上关系，也找不到章秋阳。但章乃器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很快找到了章乃器，章乃器立即与秋阳联系，章秋阳马上来见陈云，为保障安全，他把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妻）家中。原商务印书馆的老党员孙诗圃也奉命从无锡赶来，参加掩护工作。 经章秋阳联系，陈云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又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与潘汉年取得联系。同时，章秋阳又帮他找到了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何实嗣（何叔衡之女），她们与共产国际驻沪联络员有联系。不久潘汉年来沪，由于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开展工作，经商议决定北上。陈云、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轮经海参崴赴莫斯科，潘汉年随后也前往苏联。 抗战时期，章秋阳担任了安徽茶叶公司的负责人，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的特别党员，归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继续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与在延安的陈云通过信。1941年在皖西被国民党特务下毒谋杀。 三、民族大义下的相互声援 岁月如梭，到了国难深重的1936年。这时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坐在陕北的窑洞里写文章，读过期的报纸，思考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名叫章乃器的人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上海滩上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每天开着自备的奥司汀轿车，上午到他任副经理的浙江实业银行上班，下午则前往他创办的银行界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办公。此外，每周还要安排时间，到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商学院等几所院校讲授国际金融和银行实务。他所著的《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他不满足于此，作为最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深感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必须与闻国是。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他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一文中，针锋相对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发表这样的观点，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不但发表言论，而且并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方式定期讨论救国方策，这个聚餐会成为后来的救国会的前身。 1935年日寇步步进逼下的华北危局，激起了国人极大的民族义愤。章乃器同情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大量印发中共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12日，章乃器和上海文化界人士28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发起救国运动，主张“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并先后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这两个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并实际主持会务，救国会这一时期的各种宣言和文件，绝大多数是他起草的。上海群众自发的救国运动与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很快蔓延到全国。 章乃器文思敏捷，他所写的《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给青年们》、《四年间的清算》等文章，富于感情和鼓动性，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错误的内战政策，一时间脍炙人口。沈钧儒称赞他的文章“有血有肉”，据说毛泽东读了他的文章后，也曾经说，我们党内要是有人能写这样的文章，就太好了。毛泽东在1934年春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时，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章乃器，与救国会建立联系。 1936年６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推选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不久潘汉年奉命从苏联回国，负责与救国会的联系，他推动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于7月15日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一重要的救亡文献，全面阐述了救国会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张。在陕北的毛泽东很快作出回应，于8月10日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称赞救国会的主张“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他在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后，表示愿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章、陶、沈、邹，热情地表示：“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他希望与救国会领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派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一“爱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极大义愤，纷纷奋起营救。二十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蒋介石，并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和谈的八项条件之一。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调停，并在与宋子文等谈判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和尚在狱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在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1937年4月，当国民党当局罗织罪状，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毛泽东于4月1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审判“七君子”完全违反民意和两党团结对外的主旨，要求他入京向陈立夫、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周恩来先后致电张冲、蒋介石，中共中央又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中共代表潘汉年还亲自到狱中探望“七君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救国会所主张的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才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下胜利出狱。关于救国会对抗战的贡献，毛泽东曾给予崇高的评价：“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见到章乃器时当面称赞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坚强”。 四、与毛泽东的文字因缘 50年代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问大家，“唯武器论”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人回答。章乃器是在场的人中间唯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但他没有开口。 “唯武器论”是章乃器的发明，用以形容那种专以武器装备优劣推断战争胜负的亡国理论。他在1936年发表《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等文章，指出：“如果武器真是万能，人类就不可能有这许多历史的演变，历史上的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层更不应该有翻身的机会。”他举中国近代史为例说：“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满清政府的武器力量，显然是超过同盟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北洋军阀的武器力量，也显然是超越前者，然而武器优越的人们，竟都会在武器力量低劣的人民大众面前崩溃下去。谁说武器是万能的呢？谁说民众是可以尽量压迫的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7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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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软实力吗——读王冲新著《差距》 作者：章立凡 《差距》一书的作者王冲先生将于8月13日（星期二）作客“共识在线”，与王文先生一同讨论“中西之间的差距与未来”，敬请各位网友关注。 一片反日砸车声中，开卷读这部书稿，仿佛夏日饮冰。作者王冲先生因工作关系周游世界各国，将所见所闻娓娓道来：美国的民主、日本的国民素质、德国的效率、俄罗斯的务实、瑞典的福利、以色列的智慧……解析丝丝入扣，品之口有余甘。愿略借他几张页面，与读者谈谈我读此书引发的思绪。 新闻记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读此书稿，常有种“被撞了一下”的感觉，很多问题与作者想到一块了。他的工作是新闻，我的专业是历史，两个貌似相去甚远的行当，有此灵犀不谓无由。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开始变旧，最终将变成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契刻，记者与史家原是同一工种，后来才逐渐有了分工。记者是新闻记录者和观察者，史家是旧闻编纂者和研究者。二者的工作对象虽不在同一时空，工作性质却十分相近。 人们熟悉的一些著名记者，退休后转型为历史学者。例如老报人陶菊隐、徐铸成、萧乾诸先生，从长期记者生涯的深厚积累中提取精华，留下了不少文史著述。当今最成功的范例，是老记者杨继绳先生，其著作填补了当代史研究的重大空白。 王冲年富力强，网上资料称其为“资深国际事务记者”，其实年方三十七岁，更“资深”者肯定大有人在，难得的是他那份老成冷峻。从字里行间的思考中，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贵的潜质。 缺乏软实力：就永远是“世界工厂” 2012年反日游行，钓鱼岛还没收回，中国人自己先打起来了。爱国愤青们砸了上千日系车，不仅同胞财产受损，日资企业的损失也得赔偿。这笔帐当局是怎么算的，我搞不明白，但赔偿肯定得由纳税人负担。难怪有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其实是一种悲哀。以中日贸易为例，利润大都流向日本，中国不过赚了点加工费。2011年日本海啸过后，今年原本有望扭转连年逆差的局面，现在是彻底没戏了。 那么，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呢？作者说：“看着北京、上海的大街上的本田、丰田、日产，使用着佳能、尼康、索尼的产品，中国人实际上很难找到胜利的感觉。敢问，2009年日本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比1936年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鉴于此，有日本人说，中日不会再度开战，因为日本通过战争未能得到的利益，早已在中国得到了。” 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者却认为，中日经济差距至少有50年，因为技术差距至少50年。技术的差距，就意味着经济的差距；技术水平赶不上去，就难免处于给人“打工”的地位。中国在亚洲最大的优势在于经济，但经济上的强势并没有开花结果。这个角度的观察，我十分认同。 强国软实力：源自思想自由 身为记者，作者善于从别人的故事中捕捉秘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 司·奥兹讲述的两段经历，解开了犹太民族在强敌环伺下的生存玄机。 一是奥兹发表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后，奥尔默特总理邀他到总理府喝咖啡（章注：不是“请喝茶”），激辩一个半小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二是奥兹坐出租车被司机认出，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司机滔滔不绝陈述观点，他只有听的份儿。奥兹先生告诉作者：“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作者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强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仅仅有过两次：一次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次是清末开始的中西文化对撞时代，历经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后重新定于一尊。 不容异见的国度，经受不起思想的自由交锋碰撞，也不会拥有真正的软实力。思想上的一元化会扼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这样的常识常常被有意忽视。 国民教育：强国的“底层设计” 前一时期热议改革的“顶层设计”，我曾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教育制度从根本上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只是为大机器生产标准件，不需要独立思考。无论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产线的产品。没有坚实的“底层设计”，再好的“顶层设计”恐怕也是空中楼阁。 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国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二战后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颁布《儿童福利法》，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诚信教育，从家庭到学校、企业，贯穿于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 作者认为，国与国差距的根本在于人，人的差距根本在于教育，教育在幼儿阶段就出现的微小差别，会在未来无限放大，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得越远，散射越大，影响面越广。国家的强大与否、国民的幸福与否根本不在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众生。人始终是一切变数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较才有鉴别，书中也谈及教育投入对比：2010年中国教育支出2159。9亿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币，是中国的50倍。而中国每年维稳支出达到7000多亿，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维稳与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设计上的本末倒置：底层设计越差，维护顶层稳定的成本就越高；头重脚轻的体制，难免有倾覆之虞。 弱国无外交：强国有乎哉？ 作为国际事务记者，作者对中国对外关系有较多的观察。他谈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门有一批记者出身的官员，记者的经历也大大帮助了外交事业。而今，外交越来越专业，和其他行业的交集也越来越少，外交和传媒之间的互动也欠缺了许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国心态”：“太在意别人的话，对外界的表扬心花怒放，对外界的批评心生郁闷”。 我由此连想起胡耀邦对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谈到外事工作改革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详尽分析了日本在与邻国中、俄、韩的岛屿争端中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历程：“和中国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岛屿问题上可谓锱铢必较，这么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作者还认为：“联俄抗美”将是中国最大的战略错误，并指出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差距： 除了硬实力的差距，软实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可以携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横扫全球，可以用好莱坞大片吸纳各国主流人群的关注，可以用iPad等产品让大家自愿打开钱包，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杀手锏，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段话令人彻底无语。环视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状态，过去常说“弱国无外交”，如今号称强国了，又当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 作者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各州采访总统大选，采访过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是第一位采访奥巴马的中国记者。几年后再度赴美考察，又广泛接触了包括赖斯、伍德沃德在内的政界、媒体界人士。 作者认为：性格即命运，国民性即国家的命运。美国人的性格造就美国式民主，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美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读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呢？我们有权选择命运吗？ 近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的波澜，不仅反对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宪政，甚至连公民社会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论调者不是无知就是数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明确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所尊崇的是普世价值，从而赢得民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却走了一段弯路，走上了“一边倒”的“以俄为师”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出苏式计划经济阴影，但至今尚未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魔咒。 对于历史上的“苏联模式”，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有着清醒的认识，作者引用了一句他的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读之不免扼腕再三：值此“大国崛起”之际，领导者太需要这样的见识，中国不应自外于人类共同文明。 睁眼看世界：百年中国学到什么？ 这部书稿，犹如一部21世纪版的《新大陆游记》，读后既熟悉又遗憾。 清末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徐继畲、魏源、林则徐那一代人，虽以著述介绍泰西文明，毕竟没有亲历亲见；比起容闳、梁启超、孙中山等周游列国并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思想者，对世界仍嫌隔膜。 清廷试行“新政”时，曾派大小官员赴欧美考察，涌现了一批游历者的日记、笔记和游记，视角观点见仁见智，有的见树木不见森林，有的见森林不见树木。而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真知灼见者，无人能超越政治流亡者梁启超，难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政改奏折却要请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捉刀。 竞争，就是学习并超越强者；出国考察，要派“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据说21世纪是个学习型社会，以改革的名义出国考察，成了部分官员的项目。但除了购物，浮光掠影式的考察外，可供学习的机会还很多！ 自19世纪中叶起，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学坚船利炮等科学技术，逐渐接受了自由贸易，学习宪政制度；后来转而以俄为师专搞社会主义，孤立三十年闭门造车，最终不得不重新改革开放……。一个多世纪中，中国历史走了个大循环，诚如黑格尔所言：“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一个不会学习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软实力的。我们还要再循环一百年吗？ 2012年11月29日风雨读书楼 —— 原载: 《差距》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ugust 11, 2013 关键词: 中国 软实力 王冲 差距 其他相关文章 被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母亲发布声明 宪政之我见 总理，您为何退位后才承认？ 緋聞牽出一個神秘的特務組織 《中县干部》：北大博士生论文揭密基层官场十四种生态 民族主义对老百姓是个癌 今日中国与1992年时有何不同 海内存知己—纪念竹内实先生 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中国的假外商 王小石在说什么 从韩战终结看历史对错 （下） 余英时、史景迁对谈：1898—198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走俄国之路真的更惨吗？ 宪政无关乎主义 当新闻媒体变成“性闻媒体” “反宪政”的荒唐逻辑 东海渔民说 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 朝鲜战争损失惨重 中苏曾秘密协定要“减少”一亿中国人 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6月钱荒的背后 笑蜀声明 一层终于捅破了的窗户纸——纪念红八月受难者卞仲耘老师和证人林莽（陈洪涛）老师 体制里面存在着一种纳粹的力量 中共三億美元買斷斯諾登 美国奇迹与中国民主 李嘉诚撤资香港 半数资产移师欧洲 从韩战终结看历史对错 （上） 中国城镇化政策的陷阱 张伯苓时代的南开中学 飞吧，思想 江泽民抵北戴河，秘密会议召开与否引关注 两岸四地华人在世界综合发展指标中的排名 天下围城，纪念“六四”， 催生宪政民主新中国 为了爱：一次关于新公民运动的对话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台湾不需要邓小平，大陆需要蒋经国 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王友琴博士新书《文革受难者》序 郭泉手书申诉状：人民拥有“对执政权的授予和褫夺权” 我的犬儒经历 “群众路线”路在何方？ 英媒：使北京受到威胁的中国新公民运动 需要给毛主席建一套档案 土地乱局的祸根在哪里？ 漢娜∙阿倫特：困境中知識分子的燈塔 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 言论自由与权力边界：评吴虹飞因言受罚 索多玛城的公民不服从——致友人的一封信 公民力量关于薄熙来案的声明 新公民、原住民与中国网民 奧巴馬：韓國在停戰60年後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大國 朝鮮戰爭雙方並非平手 韓國是獲勝方 薄熙來7月27日濟南秘密受審 8月再公審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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