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既不能花钱买命 也不能拿命换钱 （财产权可以置换成福利权吗？）   童大焕       重庆启动了据说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转市民改革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10年时间内，1000万重庆农民将有望变成市民。该计划被形象地称为“三件衣服”换“五件衣服”政策：农村户口捆绑了宅基地、林权、承包地“三件衣服”；城市户口捆绑着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     “重庆办法”的最大亮点在于：即使农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其在农村的“三件衣服”中允许最多3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承包期内允许保留林权。重庆市统筹城乡办副主任徐强说：“如果宅基地通过村落整治或退耕，通过设立重庆的全国首家土地交易所交易，产生的‘地票’收益归农民所有。目前一亩‘地票’可以卖10多万元，这就成了农民进城的资本。另外，对于林地和承包地，有大户或企业愿意流转时，可以进行流转，收益仍然归‘新市民’所有。”     其实这跟以往各地的土地换社保没有本质区别，所谓的“亮点”，也只不过是把农民一次性出让土地变成了“三年内交清” 。说不准还是因为这次启动的项目太大，政府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钱呢 ；而所谓的“地票”，只是一种对外好听的说法，即使建立全国首家土地交易市场，从集体所有到国有的转变过程中，政府也是惟一的买家，不可能自由、公平地实现土地交易价值，农民未必能够真正获益。而据说一些对拆迁不满的农民试图进京上访，却被政府抓捕。可见，这次改革，带给农民的不一定是幸运。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民现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事实上是他们的财产权利，而所谓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充其量是公民的福利权，二者之间的权利级差非常巨大，就像生命权不可以置换成财产权，财产权也不可以置换成生命权一样，既不能花钱买命，也不能拿命换钱。把不同级差的权利互相混淆和置换，有“混水摸鱼”之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城市居民必须拿出房屋或者土地来换社保的，为什么农民就“必须换”，而不是像城市居民一样“应该得”？     此外，拿来跟农民换土地、宅基地、林权等财产权利的所谓“五件衣服”，并不是依附在城市户口之上的城市居民专利，而是所有公民本来就有、或者本来就应该有的基本福利。就业权，农民有，城市居民也有，但不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除非你是权贵子弟，否则基本上都得靠自己找工作或者创业，一句话，自己打拼。而医疗保险、养老等保险，则是在获得就业岗位后，由单位和就业者个人一起缴纳，总额高达工资比例的40%以上。它们早已不是政府提供的“福利”，而已经成为企业和公民的“义务”。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有什么理由被政府“拿过去”，换农民的土地、宅基地和林地？再不济，就算你不论做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没有工作，也就没有社保和养老保险，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那已是国家责任和义务，因此，到了一定年龄，不论农村还是城市，还是有低保、有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还有低额养老保险或补贴。只不过，城市的保障水平可能高一些，农村的那件“衣服”可能单薄一点。但让公民不分城乡地享受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社会保障，本来就是国家（具体就是政府）应该不断努力的方向，怎么能用公民的财产权利来置换呢。     至于将转户农民工这些“新市民”纳入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农民工公寓等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之中，等着吧，排队，而且还得花钱买，或者花钱租。说到教育权，那更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最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孩子来说，在哪里生活消费，他们就在哪里纳税，就应该在哪里上学。何况，孩子的未来，直接关系着城市的未来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想给后代埋地雷，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要知道，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是靠警察而是靠学校来维护的。     最近，广东省将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60分则可以申请。但仍有农民工放弃机会。他们说，老家还有田地，如果户口迁走，地则要被收回。为啥一放弃农业户籍，就得放弃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     很多地方的所谓户籍改革，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保障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利和其他各项社会权利，而是为政府进行土地储备。重庆也一样。从2002年末开始，为了解决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重庆市政府相继组建了八大投资集团，用以承担政府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实际上，这些公司并不从事城市建设活动，他们是地方政府用以融资的金融工具。而他们用于融资的主要资源就是土地储备。八家投资集团均被赋予土地储备功能，家家都有至少数万亩的土地储备，目前总量已超过40万亩。 2009年底开始，各大城市都公布了大规模的土地储备计划，仅北京市朝阳区就准备将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入储备范围。这相当于两个中心城区的面积。看清这个实质，也就轻易看得清“土地换户口”的结果。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政府乱法，社会岂能不乱？   童大焕   一起矿权纠纷案由省市两级法院判决后，数年得不到执行。今年 3 月，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其直接结果是， 7 月 17 日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群体性械斗， 87 人受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事尚未有最终结果公布，中国青年报又接到读者反映，同样是在陕西省横山县，同样是一起关于矿权纠纷的官司，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却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函件称：“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函虽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发送，实际上是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起草。 另一边，是河北涿州。 2001 年起，涿州欲打造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大力招商，诸多采砂企业涌入，“先上车后买票”，在政府默许下无证开采。 采砂业带给砂石老板的是暴利，但给拒马河和当地百姓带来的却是满目疮痍。政府年收 9 万地税，而单为砂车碾坏的公路维修就要 4000 万元。 于是，涿州把整治当地采砂业作为“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宣布昔日“手续”一概作废，政府对河道内的采砂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进行有偿开采。“没有提前行政告知、没有听证会、没有补偿款……”矿主们与当地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协议，在正常经营中也被取缔。 地方政府视法律如儿戏的结果，与陕西“ 7 · 17 ” 事件如出一辙：“一刀切”的行政行为，没有根治滥采，却引起砂石厂主反弹——上访和私采。 没有证据表明涿州市地方当局对采矿企业的“重新洗牌”是为了保护河流和道路——因为那其实是在现有条件下很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以前当地政府允许的“合法企业”联管联治即可。看得出重新洗牌的主要目的，是地方政府要从砂石暴利中分一杯羹——进行有偿开采。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以密函形式“上书”最高法院，原因也简单，原有的合法合同继续履行的话，将会给招商引资引进的资本带来丰厚的回报，于是，他们需要重新分配份额。 这便是陕西国土厅和涿州市政当局在此次违法或非法干预法院活动中的共性：引资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以不法的手段引资，但前提是风险由你承担，而利益必须共享。尤其是当利益太大的时候，哪怕付出违法的代价，也是要重新进行利益分割的！ 显然，地方政府频频违法的根源，不在别处，而在利益介入太深。他们不再把自己当成公正秩序的维护者、公正规则的制定者，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口含天宪，随时可以予取予夺、强买强卖的利益参与者分配者！这种出尔反尔的行政方式，有何公信力可谈？又谈何维护社会的公正、自由与稳定？陕西省国土厅以会议决定否决两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于是引来的群体殴斗；河北涿州始乱终弃，以违法手段引进采砂企业，又以违法手段悍然中止其开采权，引来的是更加疯狂的私采滥挖。长此以往，当地的“天下“就是一个弱肉强食，以权、势取胜而非以平等自由公平的契约和法治取胜的天下。以政府乱法始，以社会混乱终。 依法治国，首先在依法治官；依法治官，首先要驱逐政府部门逐利化公司化的魔鬼。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异地维权能否战胜地方保护   童大焕       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召安村，承接包头至西安铁路联络线西安市临潼区新丰段桥涵工程的 118 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 7 月 21 日 遭到 300 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 30 多位农民工被打伤， 9 人重伤。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事情发生后，湖北省总工会已经介入调查，启动了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部分被殴农民工所在地襄樊市总工会了解案件情况后，要求南漳县总工会立即成立工作专班， 7 月 31 日 赴西安市临潼区解决农民工维权案件。（ 8 月 1 日 《武汉晚报》）     以往的工会，主要的职能是唱歌跳舞文艺活动、游山玩水、婚姻家庭等后勤工作，如今，湖北工会积极主动走到为工人维权的第一线，其中的转变值得肯定。尤其是，以往如果遇到劳工维权事件，一般都是由劳工输出地政府出面，今天我们却看到站在最前线的是输出地的各级工会，令人略感欣慰和期待。     然而，“异地维权”四个字，又不免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像国家对它的国民有异地保护的责任一样，劳工输出地政府和工会自然也有对本地劳工异地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从这点上看，湖北省工会方面积极出面，也只是责任的回归和尽自己的本分而已。但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斡旋，怕只怕依的最终还是当地的“风俗”和“习惯”。虽然在我们这里，全国的法律还是一致的，但是各地重资本轻劳工的“习惯”同样也是惊人地一致。     按理，在这个事件中，首先应该出面为劳工维权的，是陕西方面的工会。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劳工，如果在陕西境内发生的被恶性侵权事件，应该首先是陕西的耻辱，说明这个地方的劳工权利保护不够，人权战胜不了资本；同时也是陕西工会方面的耻辱，说明陕西方面的工会失职。     关于此事，新浪网上显示的评论多达九千余条，其中一条很让人触目：“最好在湖北不再看到西安人……”如果我们的法律机制不能够就地为劳工维权，即使由工会或地方政府出面，异地维权能够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封锁，取得一时的胜利，那么我们也要担心，在不同地域之间，结下的是一个又一个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仇恨，从此不断上演着一幕幕“易人而虐”的悲剧。     因此，即使今天湖北工会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我们还是满心期待，陕西方面的工会不再麻木，急起直追，坚定而且勇敢地站在维护湖北劳工权益的第一线。     同时，我们还痛心地看到，在资本力量大于工人权利的普遍情况下，工人们即使为国家、为国有垄断企业打工，也仍然摆脱不了被欠薪甚至被殴打的命运！ 118 名湖北籍民工是在为建设铁路工程打工啊，它的背后，不正是个不折不扣的国有垄断企业吗？虽然工程有可能出现层层转包的现象，但 118 名湖北劳工被欠薪、被 300 人疯狂围殴的事件中，能说当地铁路的业主方面完全没有责任吗？这同样是个需要追问的问题。     事实上，在一个社会普遍地染上了重资本轻劳工、重物轻人的恶习以后，指望国有资本独善其身，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在很多时候，越强大的国有资本，做起恶来就越有恃无恐。这是在很多大型工程的征地、拆迁和劳工待遇中，我们一再看到的情景。

垄断不除，教改休谈公平与效率   童大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7 月 29 日 正式发布。具体目标包括：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 。 教育改革，光看数字是没有意义的，数字只是官员的政绩和游戏。在“毁人不倦”的教育体制下，入学率越高，人才可能被毁坏得越厉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人人成为标准件或者高考的陪读机器。 因此，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人才的评价体系，尤其是作为人才评价体系的高考指挥棒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高考指挥棒变化的前提条件，则是办学自由，只有教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会有人才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也只有教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幼儿园入学难入学贵、流动儿童入学难高考难、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高考高分低能、高考加分腐败重重、重点大学地方化等问题才能逐步缓解。 当前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公平和效率尽失。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权、高校招生名额分配、高考加分、幼儿园入学处处不公；而效率方面，则是高分低能，大部分学生成为高考的“陪读生”。应试教育造成我国大批学生“高分低能”，已是不争的事实。 2005 年， 11 名内地高考“状元”在面试环节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港大提出的理由是不愿录取“书呆子”。高考状元们工作后多数成就平平，亦是教育“掐尖”失败的象征。 如果大学本身是追求人才培养效率的，它一定会以吸引真正的人才为目的，从而也间接实现公平录用人才，而不会听任重点大学地方化、不会听任流动儿童没有地方高考、不会听任地方随意通过权力和金钱为权贵子弟加分。在这里，公平和效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是一对矛盾。 而要实现这样的录取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前提条件，是各层级教育办学自由条件下的充分竞争！光光教改纲要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连皮毛都没触及。没有自由准入，没有充分竞争，不管是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都会倾向于肆无忌惮的腐败。比如，北大新校长上任后，今年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北大在京实际录取人数在计划招生 256 名的基础上增加了 112 人，扩招比例高达 44% 。如果教育有自由准入充分竞争，这样自毁前程的勾当没有一个校长敢干。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谓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甚至是改革越改越糟糕。原因何在？就在于教育垄断没有打破。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彻底改变重硬件不重软件的死脑筋（甚至可以说其中有他们深刻的部门私利诉求），否则，内地教育怎么改革都没戏。人们不能用手投票、用声音投票，就会用脚投票。 今年 3 月 2 日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发布了《 2009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据 2009 年度对 30 个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调查，我国主要城市的公众教育满意度得分在 3.415 至 2.885 之间 , 即公众教育满意度明显偏于一般的评价。与 2008 年调查相比， 12 个城市的教育满意度上升， 18 个城市的教育满意度下降，首次出现跌破及格线的状况——西安、武汉均低于 3.0 分。 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香港高校今年一口气招收了 1400 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同时，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甚至初高中阶段就到海外就学。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谣言发酵的社会心理根源   童大焕   最近小半年来，有两个不准确的消息一直在发酵，各方人士都在各取所需地拿它们说事，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一是说全国 660 座城市共有 6540 万套房屋空置；二是说 大城市房价太高，导致白领纷纷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 6540 万套闲置房”的消息最早来自 3 月 14 日 牛刀的博客，他称消息来自社科院城调队。但是笔者网络上遍寻其信息来源，但搜到的信息源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牛刀本人；笔者电话打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总机，接线小姐很断然地否定社科院有城调队这么个机构。 最近该消息重新发酵，但 “ 6540 万套闲置房”数量丝毫不差，但消息来源变成了国家电网。虽然国家电网随即予以了否认，但仍然阻止不了该消息继续流传发酵。惟独不知道，发酵的结果是酿成了芬芳的美酒，还是变成了浓烈的酸醋。 白领逃离北上广的消息也出得很早，最近又被煞有介事地拿出来说事。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说法。“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在任何地方、任何领域几乎都是一个可以适用的哲学命题，水有流进有流出，才不成其为一潭死水。关键是要看实际流出的多，还是实际流入的多。如果是出入均衡，或者进入者比流出者少，“逃离”之说就是个伪命题。 根据智联招聘提供的调查数据，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工作的职场人中，近八成职场人偶尔会有离开一线城市的念头，具体比例为 76.2% 。如果确实有就业机会， 80.8% 的职场人表示自己确实会去二、三线城市就业。 但这只是想想而已。智联招聘根据简历库数据，对过去三年的毕业生就业所在地以及迁移状况进行了数据分析。分析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比例高达 54.1% ，毕业三年后在这四大城市就业的更是高达 57.3% 。人们不是在逃离北上广，而是在不断奔向北上广！ 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积累了一定财富后选择在哪里生活？投票结果是：大城市， 77% ；中小城镇， 17% ；乡村生活， 6% 。” 人们普遍认为，谣言的产生、传播和发展主要原因是信息不畅通，或者干脆就是信息不公开。真实信息处于被封锁状态，就会导致谣言满天飞。这的确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从这半年来上述两个虚假信息不断以讹传讹的历程来看，谣言的产生、传播和发酵不完全是由于信息垄断，而有可能是某种共同的社会心理所致。这种社会心理说起来也很简单：任何人对信息都是有选择的，多数人更倾向于选择和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或者倾向于选择和传播符合自己心理期望的信息，而不管这种信息是真是假。这便是导致谣言发酵的另类根源：社会心理根源。这种罔顾事实而只管愿望的社会心理根源，是导致谎言、乌托邦和空想主义盛行的最重要社会土壤。 人的思想和行为，一般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解释，一是生物学角度，即本能如此；一是经济学角度，即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理性。表面上看，选择“白领逃离北上广”和“ 6540 万套城市房屋空置”的假消息更多地符合期待房价下跌的生物学本能，但它同时也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就是可以通过此类消息的传播与发酵，形成舆论压力，进而逼迫政策调控迫使房价回落。 但是，这种只从愿望出发，而不顾基本事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信息选择模式，最终做出的选择只会因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误人误己。这也是中外历史上所有的乌托邦一再警告我们的事实。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