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隻眼

他們是邊緣者，卻注定和台灣的進步糾纏不休。他們以不登大雅之堂對抗殿堂，以真誠的頹廢擊退偽善的威權社會。 文/圖 林怡廷 阿才用那白底綠字的打火機點燃一支菸。 打火機上面是三隻酒仙露出肚腩，光著屁股，手拿酒瓶，有種促咪（台語：趣味）的放蕩。「阿才的店」四個字頂在他們頭上，店名之上有朵啤酒花，花的上方寫著Taiwan Beer。 他吐口菸，隔著霧看晚輩喋喋不休，「您怎麼看這裏是民主聖地的說法？」他們意圖建構一個後設性的概念，並且渴望得到草創者的確認，但他顯得不大耐煩，尤其剛才講了這麼多頹廢往事，「你們根本不懂，都沒問到重點。」 晚輩似懂非懂，音樂繼續放著。五十年代的台語老歌，揉合了日本那卡西和小型室內樂的編制，節奏輕輕晃晃，像在行船，船上的人暈陶暈陶。 阿才將略為苦澀的咖啡色瓶裝台啤倒進杯裏，啜飲一口，環顧這個空間。 灰白相間的磨石子地，上面鑲嵌著幾何圖形的花樣，二十幾年的油煙，將牆壁薰得更昏黃；老檜木作的桌子用到現在，牆上掛著五十年代的電影海報，美援時期的麵粉 袋、「隔牆有耳，小心匪諜就在身邊」、「公共場所，不談論國家大事」的標語，都被裱褙掛在牆上；泛黃的黑白照片裏，有著旗袍的女子，也有穿泳衣的女人，同 時暗示了節制和輕佻。而他視線不所及的外牆木材立面上，一個刻著「才」字並圍繞三隻酒蟲的木質圓徽，是已故雕刻家蕭一的作品。 「當初沒設想黨外人士來，只是想讓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地方一起飲酒咖促咪（台語：比較有趣）。」阿才輕蔑的補上一句，「如果要賺黨外人士的錢，不如去加入國民黨。」 民主聖地是個意外，阿才費心建制的是一個酒徒的教堂，來這裏作禮拜不拘假日，這位牧師專聽酒徒告解，但他沒有信仰，「我從不相信甚麼聖地，酒徒沒有偶像。」 酒徒的虛無，和追尋價值的年代，兩者該是甚麼樣的心事？他的嗤之以鼻是一種傷感，因為他們確實轟轟烈烈幹過些事，晚輩卻一無所知。這些人既是歷史又還沒成為真正的歷史，還未被記上一筆前，他們只是普通的老頭子。 又或者是一種寂寞，這寂寞是年輕人再也無法理解，那個年代的放蕩意味著什麼。 1990年成立酒國流亡政府第四共和 阿才已許久沒來，甚至不願再來，雖然這間店的靈魂是他給的，但「阿才的店」只是他幹過許多糊塗事的極小部分—58分之3年，之後近二十年都再與他無干，唯獨一點讓他耿耿於懷，「這間店是民國79年11月18日那天開幕，媒體都說是76年，那是亂講的！」 1987到1990年不過短短三年，在二十二年的店齡裏，或許沒甚麼不能將錯就錯，但阿才清楚，經過七十年代的醞釀，八十年代的鬆動，九十年代交界是台灣社會能量最激烈、最飽滿，蓄積到臨界點的時刻，台灣的民主每年都有重大進程。 1987 年228事件四十周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嚴，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1988年520農民運動，1989年鄭南榕為百分百言論自由在民權東路的 辦公室自焚，90年3月野百合學運……這些阿才都參與了，但阿才的店來不及趕上，而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如此壯烈而關鍵，沒有一年可以和其他年份混為一談。 「酒徒的歷史記憶不可靠是正常的，」只是幹過黨外雜誌攝影記者的阿才，還是挺在意真相是甚麼，「3月野百合學運的時候，我在中正廟拍照，不可能記錯。」 而可靠的阿才史冊是這樣記載的。 「我 們有個酒國流亡政府，」頓了頓，他無限懷念的說，「第一共和是師大路的『六福』，那是間塌塌米很髒的日本老宿舍，第二共和是在基隆路敦化南路口，熱炒店 『喝一杯』旁邊的路邊攤。」第三共和是所有人都必定提到的「攤」，而最終，1990年開張的「阿才的店」，是酒國流亡政府第四共和。 酒 國政府到處流亡，但他們還是渴望一個宮殿。那時大夥集資，讓人緣最好的阿才當老闆，他找了拍龍發堂（編按：精神病院）出名，人稱阿猴的攝影家侯聰慧幫忙設 計，到處搜集材料和元素，放台語老歌，花了兩百萬重現五零年代台灣社會的淳樸與溫暖，那是南部鄉下小孩來到繁華台北城後，一直尋覓不到的氣味。 阿猴建議店乾脆以阿才為名，「了然銹才，了然了然」，當你想形容一個人沒出息的時候，台語是這麼說的。於是流亡政府的第四共和，就暫時偏安在仁愛路金山南路交界的巷弄，國號是阿才的店。 這 批流亡者，有很大部分和阿才一樣，是紀錄黨外運動在街頭抗爭的攝影記者，潘小俠、謝三泰、邱萬興、葉清芳、侯聰慧、何經泰等人，現在都已是台灣重要的攝影 家。而阿才—余岳叔，在林正杰創辦的黨外雜誌《前進》當攝影記者，1988年520農民運動，鎮暴警察踩著學生前進的經典照片，是出自他手。 「阿才那張照片說明一切，台灣人就是被國民黨踩在腳底下踩了四十年。」當時在《自立早報》當攝影記者，後來拍《蘭嶼紀事》出名的攝影家潘小俠依舊難掩情緒。 越壓抑　越反撲 潘小俠無心的評論，卻精準總結了台灣戰後世代的質地。他們成長的台灣社會，有令人難忘的淳樸，但同時，也存在著難以排解的，巨大的苦悶。 1947年228事件後，國民黨對台灣展開高壓統治，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主席陳儀宣布戒嚴，直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解嚴為止，台灣人的壓抑，也就是潘小俠口中被踩在腳下的東西，不只是政治的，還有文化。 那 個年代，刻意打壓台灣意識的國語推行政策，讓台語歌、台語電影的發展因此式微，佔百分之七十比例所謂的本省人(福佬人)，普遍有文化自卑情結，一直要到 1980年代，結合了黨外運動的能量，台灣意識才真正明目張膽的躍上檯面，反映在無論是文學上的本土論戰，或空間上的展現。畫家林鉅開在和平東路，阿才稱 第三共和的「攤」，便是台灣意識從空間美學反撲的濫觴。 彼時台灣人內心，就像地殼下伏流已久的熔漿，解嚴並非終結這些苦悶，事實上，苦悶才開始準備噴發，而阿才的店則銜接這種時代的氣氛，山雨欲來的反撲，成了它的主調。 酒精是共同朋友 反抗的方式很多，有肉身，有精神，能積極，也可頹廢，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對象永遠指向一個，萬惡的國民黨。 這個BBcall隨時以代號09（喝酒的台語音）來召喚酒徒的流亡政府，彷彿為痛恨國民黨而生，當時他們流傳的經典笑話是，所有人喝醉都會用台語大罵：「一切都是國民黨的陰謀！」因為會喝醉肯定是喝到國民黨故意拿來的假酒。 在他們心中，民主不足成為共和，酒精才行，在酒的國度，不需要爭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 民主要容忍異己，但他們還是常常意見不合便要用身體來表達，而酒一下肚，甚麼都一樣了。人性就是人性，沒有意識形態的區別，統派也會寂寞，獨派也會怕老婆， 左派和右派都得暫時放下歧見，聯手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因為結構尚未推翻前，沒有人有機會出頭。當時所有人心無旁鶩，不分敵我，反國民黨成了當時社會上 最不政治正確的政治正確。 就是這種反國民黨的情調，吸引各路人馬在此交會，劇場導演耿一偉在自己的文章《追憶九十年代》中寫道： 「在九○年代的混亂氣氛下，政治人物、革命份子、作家、藝術家、記者、大學生、學者、無業遊民、投機份子，通通交雜在一起。真實的情形往往是，白天台北街頭上演著激烈的抗議遊行，到了晚上，這些人又在阿才的店不期而遇。」 然而應該還有更深層的理由？在羅斯福路上的老屁股酒吧裏，耿一偉自我剖析，當時的台灣並不自由，「但在阿才的店，我們可以找到自由。」 以不登大雅之堂對抗殿堂 自由，是一種高度政治性的解放美學，這種政治性涵蓋了社會制度、道德，也囊括身體和思想，它是抽象的概念，但人們自會找到具體的實踐。 當時的台北，很像68學運的巴黎，為了和偽善的清教徒主義決裂，興起了頹廢的享樂文化。彼時的反抗者，為了打破黨國不分的威權結構，年輕的身體和年輕的社會 一樣蓄勢待發，需要宣洩，「開幕那天，我們喝了五百瓶啤酒，啤酒箱堆到這麼高」，阿才往樓梯前方的天花板上下比了幾下，「喝到最後，樓上在打架，樓下也打 架。」 「九 十年代的公共空間，如同在當時大鳴大放的小劇場運動一樣，帶有某種程度的表演性在裏頭。小劇場的特色，除了它的挑釁態度與實驗傾向外，就是它具有特殊的親 密性，演出者與觀眾之間經常是彼此熟識。」對耿一偉來說，當時的阿才的店就是一個劇場，那裏充斥著藝術家、畫家、劇場工作者，又或者每個人都沾染了藝術的 氣息，即興式的表演時而可見。 人們對保守主義的挑戰，主要用放蕩來證明，而這種放蕩，必須存在於彼此的默契。對不瞭解的人來說，這群人和當時左邊摸摸茶店的客人，右邊精神科診所的病患同樣邊緣，就如阿才所說，「這裏接連三間店都是從事醫療行為，」但事實上，他們是用不登大雅之堂來對抗殿堂。 白天上街頭　晚上阿才的店碰頭 而九十年代的街頭，自然是和國民黨正面對決的場域，精彩更甚於阿才小劇場。 「當時街頭很好玩，」無論是阿才、侯聰慧、潘小俠、謝三泰都使用了同樣的修辭，來為當時的街頭運動註解。「每天都有不同議題，不可預知的事，」阿猴猶記當時的 興奮感。白天在街頭上並兼作戰的攝影記者們，晚上來到店裏討論早上的衝突，會順便猜測明天警察將用催淚瓦斯還是消防車的水柱，來對付上街的人們。 「以前的遊行不像現在這麼制式，」曾文邦當時在鄭南榕辦的《自由時代週刊》當攝影記者，他尤其印象深刻，「有次邱義仁帶隊的遊行，只知道起點，不知道終點。」 所有的隊伍跟著指揮車一下左轉，一下右轉，像無頭蒼蠅走了好久，最後結束在基隆河廢河道。當時對威權的挑釁，除了衝突之外，還要懂得戲謔，及良好的幽默感。 而這群記錄時代的，又或者是拒絕讓主流媒體來詮釋時代的人，不只是拿相機的攝影師，還有無論是大小報或黨外雜誌的文字記者，自詡為進步的自由派媒體人。 10點截完稿後，店裏的生意是另一波高潮，可以見到大記者如司馬文武、王健壯等人和同事把酒言歡的身影；店裏充斥著主流大報、電視台，所有大牌小牌資深菜鳥的編輯和記者，在這邊拼酒和交換情報；而當初位於濟南路，腳程只有十分鐘的自立報系，更是把阿才的店當成大本營。 「白天上完街頭，截完稿一定得來這裏喝一杯，轉換一下心情，回家才睡得著覺。」曾先後在黨外雜誌、自立早報當記者，後來致力於重建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權 工作者陳銘城回憶，自己幾度受到家人反對，卻還是執意回到報導的戰鬥位置，是為了用筆替後代記得，那些街頭運動者，不昰主流媒體所框架的暴民，而是台灣民主的鬥士。 他說當時阿才總是拿著混了番茄汁的啤酒，出來和大家邊喝邊講五四三（台語閒扯淡），這彷彿是種淨化的儀式，可以卸去整天的武裝，畢竟生活不能總是沉浸在對抗的情緒中，阿才的店是重要的緩衝。 樂觀主義的新聞使命者 即便有憤怒，當時店內店外，都還是瀰漫著樂觀主義的氣氛，尤其讓媒體人著迷的是，大家認為自己既見證又介入了歷史。 「當時好像今天訴求甚麼，明天就有可能改變。」《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何榮幸當時剛退伍，在《自由時報》當菜鳥記者，特別感觸的，是當時純真的理想主義氣氛，足 以趨使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強烈使命感，「當時不怕工作沒有意義，只怕自己不夠努力，無法多報導解嚴後新興迸放出來的社會力。」 何榮幸的語速有點短促，彷彿重現當時的急迫感，那是一個樂觀的進步主義者，和社會同步前進的幹勁，當時的他相信走上街頭的少數，終究會成為社會的多數。他深信不疑自己的價值，因為「我們在做對台灣社會有意義的事。」 阿才的店確立了一個年輕記者的志向，「當初如果沒這麼密集來，和同業有這麼多情感交流，也不會義無反顧投入搶救自立行動。」投入媒改運動至今，最令何榮幸難 忘的是一進門那個大圓桌，當時每家媒體都會由主管領軍，互相派人拼酒，「每次來都會在那個圓桌就被拉住，坐下後就喝到被扛出去，都沒再往店裏走，更別說上 二樓。」也正是如此相濡以沫，讓他結識了許多自立報系的記者，建立革命情感。 1994 年6月，自立報系爆發股權轉移風波，為了維護獨立傳統不受侵犯，自立員工發起抵制行動新資方，也就是國民黨立委陳政忠。何榮幸毫不猶豫接受陳銘城的求援， 和幾位記者一起跳出來發起「搶救自立」運動，接著在同年的9月1日記者節，冒著颱風的大風大雨上街頭，號召媒體人為新聞自由而走。 雖然搶救自立最終還是失敗，但也刺激了何榮幸投身媒體改造運動。1995年他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新聞工作者成立記者協會，為新聞自由奔走。隨後和傳播學者馮建三、郭力昕成立媒體改造學社，企圖用草根的力量深耕校園，提升台灣新聞素質。 但少數人的零星作戰總是勢單力薄，諷刺的是，報禁解除後，台灣媒體反而為商業而自甘墮落，作為民主社會的守門員價值，早在敗壞的媒體圈蕩然無存。 和台灣民主一起改朝換代 1993年，阿才在喝了八千瓶啤酒，胖了十五公斤，認識了無數有意思的朋友之後，發現自己清醒的時間太少，酒帳難算，於是決定不再當陪笑的和事佬老闆，當個專業酒徒比較自在。 短短三年，阿才和他的店也歷經不少。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實踐對野百合學生的允諾，終止動員戡亂條例，但隨即5月9日清大學生的獨台會案，舉國震撼，引 發上千名大學生在台北車站靜坐，開啓一百行動聯盟廢除刑法一百條內亂罪的契機。1991年懲治叛亂條例廢除，但刑法一百條則在多方反對下只修不 廢，1993年黑名單終於能從海外回來……生意好與不好，端看那晚客人們是否得為了抗爭露宿街頭。 解嚴之後五年，台灣才不再將政治異議者當作犯人，而每個人心中的小警總，卻存在了四十三年之久。社會逐步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從禁錮中解脫，敵我意識逐漸模 糊，民主的包容也包含善忘，當初反對廢除刑法一百條，也反對總統直選的馬英九，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二及十三任，由人民直選的總統。 阿才將店以七十萬頂給廚師阿華的時候，台灣民主轉型工程正告一段落。街頭平靜了，酒徒們也各自成家立業了，酒國流亡政府四分五裂，和一個轉折的時代一起落 幕。對阿才來說，阿才的店只是偏安的一個朝代，人在精神在就好，空間不這麼重要，但這班人馬走了之後，新的掌朝之人，也開啟了另一個盛世。 進了廚房才知道多熱 阿華在狹窄的廚房裏，地板滑溜滑溜，空氣油膩悶熱，他舀了一大勺油在鍋裏，準備作三杯軟絲，正好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黨工聚餐點的。 他動作俐落將軟絲下鍋，透明迅速變成白色，油倒掉，然後爆香老薑及蒜，再用上醬油膏、米酒等佐料大火快炒。白色的軟絲著上焦糖色後起鍋，不忘放進九層塔，三杯系列，是道地台菜口味。 阿華很熟練，每個動作都有韻律，每個流程都有道理，而最重要的道理是，廚房很擠，怕熱不要進。 阿華不怕熱，所以進來了，那時候只有模糊的政治意識，書也讀得不多，所以沒能延續陳銘城所形容，阿才時期各方人馬在此激盪論辯的「哲學啤酒屋」風格。但基本 上他也沒有改變太多，包含空間，音樂的選擇，和各桌敬酒的儀式，甚至是一個最像台客的外省人，有著鮮明的台派立場。阿華將這間店的靈魂延續下來，唯獨加強 了自己的專長——炒菜，讓阿才的店有了阿華特色。 每一盤菜都是他在廚房揮汗如雨，親自炒的。夥計只負責備料擺碗筷，老婆阿霞在外面招呼客人。大約十點，他忙到一個段落，就會出來帶著一瓶台啤，穿梭在各桌和 客人敬酒。阿華最有名的客人應該是陳水扁，阿扁給阿華斟酒的簽名照片，讓他放大錶框高掛在一樓的牆上，對面則是陳水扁致贈的匾額，上面寫著「香餚味佳」。 羅文嘉和阿華一樣，都難忘照片裏的那場盛宴。 「那是98年阿扁要選台北市長連任前，為了給年輕幹部打氣，包下這裏還叫來一個那卡西，讓大家在這邊吃飯喝酒。」羅文嘉舒適的坐在和那場宴席一樣的塌塌米地板上，本以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任何細節，坐在午後夏陽斜照的光線下，往事如煙襲來。 曾經隨著陳水扁打贏94年的台北市長選戰，28歲就進入市政府團隊擔任新聞處長兼發言人，成了當時最年輕的政治金童，羅文嘉回憶陳水扁是個嚴肅的老闆，很少談工作以外的事，那個晚上羅文嘉才看到他比較放鬆的一面。 「他本來九點就要回家了，但我們起鬨他唱歌，唱了一首就唱下去了。」阿華在一旁馬上附和，「我也印象深刻，阿扁唱歌很像唱軍歌。」不過有一首歌最令羅文嘉難忘，「不知道為何阿扁唱丁黛的『送君珠淚滴』時，特別有感情。」他陷入回憶的神情有點幽微。 一路送君到車站，二人情份不敢放。 依依難捨心情重，煞來目眶紅。 望君真情相疼痛，為君守空房。 咱情意不通忘記，我是你的人… 彼時的陳水扁雖然在台北市長任內聲望很高，後來卻敗在馬英九手下，連任失敗。但隨後誰也沒料到，2000年他和民進黨帶著人民的託付和期待，在上升的風旋中 得到權力，但現在一切都已不同。台灣一切都很快，對的錯的錯的對的，你一失神就跟不上，一轉身就看不見了，你會不知道到底甚麼是可以永恆不變。 「以前太天真，以為打倒國民黨改革就成功，以為台灣只要本土化、民主化，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大學時就和學運世代們來阿才的店混，羅文嘉和阿才的店一樣， 經歷了純真、世故和幻滅，「當初推翻的是一個敵人，但之後才發現，原來該推翻的是背後的結構。」那是偽裝在民主制度之下，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羅文嘉認 為，如果這種結構不處理，任何政黨輪替都沒有用。 但台灣民主轉型的一期工程未竟，二期工程不知道要何時才能啟動？這群當初滿懷裏想的青年，不怕熱，投身於政治改革，突然有天發現世界變了，也比前輩更幸運的享受到甜美果實，只是二十年後才知道，原來努力幾十年，結構沒有變過，所有人都在尋找答案，卻充滿了無力感。 「以前雖然很苦悶，酒喝得特別多，看起來很墮落，但想改變世界的動能卻非常強，革命就在墮落與認真的過程中交錯。」現在酒喝得少了，卻沒有當時的動能了，或許是不再青春，或許是不再天真，政黨輪替後，藍綠對立，社會空轉給所有人巨大的疲憊感，需要時間才能恢復。 快消亡的歷史記憶 最終，阿才的店最令人神往的，是台派人士聚會的情調，及特殊的歷史記憶，但這些記憶，終究也要隨著都市更新而亡佚。店外面那棵被眾酒鬼睡過的老榕樹，因為建商的堅持，提前被移除了，也順帶移除了一些不平凡的記憶，留下平庸的日常，有些事或許應該在此誌下。 許信良的五十大壽是在這裏過的，當時眾人祝福他選總統，但他終究沒能如願，不久前，他才在立法院前絕食靜坐，對馬總統抗議。 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范雲出國進修前，所有來送別的學長姐和學弟妹，這些泛學運世代在二樓醉倒一片，他們是台灣民主進程重要的一部分。 2007年解嚴二十周年時，總統府辦的人權影像展結束，阿才那幫酒國流亡政府的攝影家們都貢獻了影像，展完大夥兒在阿才的店聚會，啤酒箱又堆到了天花板，美麗島辯護律師李勝雄喝到不醒人事，被眾人抬到樓上。 今 年初總統大選投票前一晚，一進門就聽到的北方口音，21個通緝名單的民運人士，有3個坐在這裏。這群中國的流亡者，在台灣意識強烈的阿才的店流連忘返，他 們會不會好奇台灣除了民主以外的故事？他們如何看待台灣民主的成功，跟台灣意識覺醒的關係？他們在這裏，參透了甚麼追求改革的道理？ 「我朋友都說，開希，你住在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自從八九六四後，就輾轉流亡到台灣的吾爾開希，把台灣視為民主寶地，而他認為台灣人對民主的失落，在於當年對民主的理想不夠成熟，想像不夠周延，現在應該會務實一點， 顏柯夫自從五六年前被朋友帶來阿才的店，就再也離不開，「這裏像是台灣的縮影，很樸實，不花枝招展，來喝酒的人不管喝多喝少喝醉，都有起碼的界線，不會侵犯別人，這就是文明。」兩人都覺得民間社會裏，藍綠是非常和諧的。 2010年劉曉波得諾貝爾獎那天，顏柯夫接到電話，請阿華把電視打開，「當時我熱淚盈眶。」 過了二十二年，阿才的店成了中國異議份子的酒國流亡政府，而現在還有甚麼事可以讓台灣人熱淚盈眶？ 某天凌晨結束採訪，台大剛選完研究生學會會長，十幾個人熱熱鬧鬧的在阿才的店慶祝。看他們坐在民主前輩們坐過的塌塌米地板上，吃著一樣的酒肆，討論時政，臭 罵政府，彷彿有了傳承。但他們看不到那寫滿字的廁所牆壁上，「喝酒救台灣，喝酒進步黨」的字眼，阿華提醒一定要用台語發音，他後悔將那牆粉刷了三次，連印 刻總編 輯初安民都再找不著自己的詩。 現在的酒徒，從晚安啤酒喝到早安養樂多的清晨醒來，已經沒有街頭運動可去，只能起身回家；不知道過去那些酒徒，是否會感謝國民黨豐富了他們的青春？不然他們可能會和現在的清教徒社會一樣，保守而無趣。 然而終究是平淡無奇的社會比較幸福？還是波瀾壯闊比較快活？又或者，應該像何榮幸樂觀的看待天真幻滅後，重新拾回埋鍋造飯的價值？永遠認清社會的改變必須一點一滴，沒有捷徑，更沒理由犬儒和迷惘。 我想起英國詩人雪萊批評其同時代的詩人渥茲華斯（Wordsworth），從擁抱法國大革命，退縮到田園式保守主義：「在可敬的貧困中，你的聲音編織了獻予真理和自由的歌曲，捨棄了這些，你讓我悲慟不已，如此一來，你不再是過去的你。」 阿才的店是否還是過去的阿才的店，端乎裏面的人們，是否還願意追尋自由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