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

　　 铁窗高墙，关山难越。12月才读到11月5日出版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上面有冯仑的文章：《牟其中》。 　　 骂挨得多了，特别是经历过两次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口诛笔伐之后，筋骨也强壮了许多。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在第三次平反的前夜，再泛起几片沉渣，也就无所谓了。 　　 第一次全社会口诛笔伐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因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人合写了《中国向何处去？》，触犯了天条。不但被抓进了看守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模仿批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模式，发文到生产大队一级，组织革命群众天天批判我。《四川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成都人民南路的展览馆（俗称万岁馆）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反革命罪证展览》，峨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专题片《除恶务尽》，在全国各影院公开放映，情势慰为壮观。 　　 第二次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距今不久，余波未熄。是我平生第三次坐牢，也就是目前这次牢狱之灾的背景音乐。 　　 第二次的规模与第一次相比，毫不逊色。据重庆一家报刊的文章报道，有几百家媒体、上千篇文章与书籍，对我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批判。第二次批判与第一次一样，是有人组织的。第一次是“四人帮”，第二次是《万言书》。不同的是，第一次参加批判的人是奉命行事，这一次卷入批判的媒体与文章作者，是遭人暗算，落入了有人设计好了的陷阱。其实，他们也是反对《万言书》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挑战的，俗称梁山兄弟打架——不打不相识。估计今后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个陷阱是“XX部老同志”设下的。 　　 第二次大批判的始作俑者是吴戈的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吴戈在牟其中入狱之后，洋洋自得地写了一本书——《＜首骗＞出笼的前前后后》。吴戈在书中写到：“我想到XX部一位老同志曾向我要过南德的资料去看，并要我写一个概况。所以我确定以XX部某位同志委托我写内参材料的名义进行采访和收集材料。” 　　 关于我与《万言书》的那场民营企业家是否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争论，不是本文的主旨。再说，中央当时已组织力量调查过了，结论是“都是一些人身攻击”，所以这里就不介绍了。如果有读者感兴趣，欢迎登录南德网站（网址：www.nandegroup.com，和夏宗伟在新浪实名注册的个人博客），我们已将今年9月24日《经济观察报》已发表的《1997：牟其中现象》和《万言书》中的有关材料，放到了那里。 　　 所以，骂挨得太多了，挨的超级大骂太多了，也就总结出了一套如何挨好骂的经验：“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让人去说吧。不然，早就血灌脑顶，气绝身亡了。 　　 但是，冯仑这次不同，他文章的要害既不是是非之争、毁誉之辩，也不是得失之论，而是一个有关真伪的道德问题。 　　 这就触及了他自己在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的道德底线。 　　 是非、毁誉、得失是可以争论的，惟独真伪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不然，天下就大乱了。所以，古往今来都把诚信认做道德的第一标准、做人的起码原则。 　　 恰恰是在这里，冯仑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我们先来看看冯仑在文章中的自我矛盾。 　　 冯仑在该文中称，1989年以后，他把一篇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的文章，帮牟其中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冯仑认为他此举为牟其中“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冯仑讲的这篇文章的准确标题是《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首发于1989年8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 　　 还是这个冯仑，还是在他自己写的同一篇文章中又写到：“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后面一个冯仑，戳穿了前一个冯仑的谎言。 　　 我们再作最善意的假设，冯仑在1989年9月于海南遇到南德职工汪兆京之前，已在向牟其中暗送秋波了，或者冯仑只是发生了记忆上的错误？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大段故事，我不讲出来，今天冯仑也不可能知道。 　　 《中国青年报》文章内容是讲南德对“八九风波”的态度的，但其中背后也包含有该报当时的副总编，在“八九风波”期间与牟其中合作，劝学生离开广场，避免流血冲突的一些往事。 　　 牟其中为改革开放在四川两次坐牢之后，直奔中国改革的圣地北京。当时举目无亲的牟其中，只得投亲靠友，争取在京城立足。 　　 那位副总编，原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后在《中国青年报》成都站工作。作为四川人的牟其中，自然与他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投亲靠友的牟其中到京后，自然经常往《中国青年报》跑，也常去东坝河副总编家中拜访。 　　 “八九风波”期间，牟其中经常与这位副总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比较一致。牟其中奔走呼号，劝学生离开广场，为避免流血冲突所采取的行动，副总编也了解，其中也有他的主意。当时牟其中写了一篇文章，谈了自己的观点，向广场上的学生预警了可能的危险。副总编都发排了，但却被不同意见的同事们撤了下来。 　　 广场事件结束后，副总编建议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让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了解在情绪化最激动的时刻，在民间，也还存在一丝微弱的理智。 　　 但在当时，这个题目太敏感，还是拿不准是否能发。副总编先是在京城主流媒体总编每周一次的聚餐会上吹风，有人又去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副总编安排了一名年纪非常之小的记者来南德取了些文字材料。不久，这篇报道出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名叫冯仑的人。给自己头上装饰完光环之后，冯仑开始妖魔化牟其中了。 　　 冯仑文章称，牟其中以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的身份给邓小平祝寿，他大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有没有给小平同志祝寿之举，我的确没一点印象了。但对小平同志砥柱中流、无私无畏的伟大品格，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如果当年真有祝寿之举，今天的我，还甚感欣慰：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做人要讲良心。但我当时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劳改释放犯了呢？ 　　 第一次进看守所，被关押四年半，于1979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的工作组，到万县将我们释放。虽然内定是死刑，还没宣判。工作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让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第二次进的是收容所，被收容审查一年。当时中央书记处有人背着小平同志发文件，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万县（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那位负责人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又把我抓了起来。《新华社》、《经济日报》发了内参。小平同志纠正了在经济领域反自由化的错误。胡启立、姚依林等同志对我又作了批示：“打集体、压个体是‘左’的表现，要查处。”国务院办公厅又派人到了万县，我又自由了。为此，《人民日报》在1985年2月发了评论文章：《医治“左”的顽症》。据《人民日报》群工部的同志对牟其中讲，评论是按胡耀邦同志的长篇批示写成的。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中央党校有一个机构正在搜集、研究文革中各阶层与“四人帮”斗争的材料，《四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被当作民间自发反“四人帮”的典型收入的。这位负责人的弟弟就在这个小组之中。看守所、收容所、监狱，是不同的法制概念，作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还是应该要有点法律常识的。既然是劳改犯，必然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动辄用拳头说话的莽汉。 　　 冯仑文章中说，牟其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 　　 冯仑呈现在不明就里的读者面前的牟其中，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流氓、劳改犯了。但冯仑玩的是危险的游戏。自以为已经把牟其中关进了牢里，牟其中有口难辩，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冯仑错了。今天的监狱，虽然森严、严格，但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不但可以看书、读报，还可以研究著述。武汉几个监狱中，都有不断出版研究成果的。有一个人，还出版了几本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我自然就可以通过我的诉讼代理人公布真相了。冯仑仓皇出逃南德时，正如冯仑文中所言，南德在羊坊店15号的军博大院租了两层办公。一层为设备层（半地下室），一层为地平面一层。冯仑出逃之后不到两个月，南德鸟枪换炮，搬到了永定路21号，整整一个大院，有主楼、配楼、设备房，但就是没有地下室。南德的飞机业务即将成功之时，代理南德与俄罗斯签定外贸合同的那家北京国营公司，策划南德分管飞机业务的经理曹立国将样品偷走，即可撇开其代理身份，变为主体。这家公司不需要文件，因为文件都是他们出面签定之后，再将副本交南德存档的。所以，南德不可能因为“相关文件”与曹立国发生冲突。 　　 曹立国窃走样品之后，送到了这家国营公司。南德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了案。以后派出所送回了被窃走的样品。曹立国行窃之后逃走，南德的有关人员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此人，如何能将其“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相信随当年与曹立国一同离开南德的几个年青人，目前还尚在人世，也一定能看见此文。若你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被捆起来了，甚至被煽了一耳光、被打了一拳，被推搡了一下，总之，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就请站出来为冯仑作证。 　　 再来看看我这位莽和尚鲁智深当年是如何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在香山，有两位南德员工与人发生过斗殴，一拳打得人骨折，被警察收容审查。但此人不是牟其中，是当时在南德工作的两名警卫。他们的名字叫吕会臣、杨建森。这两名警卫自己相约游香山后，乘植物园到苹果园的公交车返回南德宿舍楼。由于他们操的都是外地口音，衣着平平，乡土味很浓，于是有人欺侮他们，要他们让坐。警卫不从，此人就动粗，想不到这两位貌不惊人的乡巴佬原系训练有素的中南海贴身警卫。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答：“没打，是他打我，我只用手挡了一下，想不到他的手就断了。” 　　 收容之后，经调查，最后决定调解。条件是动手的这名警卫付医药费和误工经济损失三万余元。警卫自然赔不出来。我知道之后，让南德保卫处送了张支票过去，领回了人。后来此人对我感激得不得了。 　　 我曾经一拳打得一个流氓缝了五针（也许更多，至今也不清楚），但不是在香山，也不是为了抢凳子，是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八一路，时间是1985年。当时南德还在重庆。一天晚上，我、夏宗琼与南德职工肖元生三个人去八一路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火锅。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了，一些社会痼疾又沉渣泛起。重庆的一些商贩有了几个钱，常常包养一名卖笑女招摇于茶楼酒肆。夏宗琼有几分姿色，又好打扮，火锅店老板把她当作卖笑女了。开始则言语轻佻，继之动手动脚。我忍无可忍，大声斥责。他竟然把我当成嫖客，说要机会均等。一怒之下，我一拳过去，他血流满面，双方扭打了起来。幸好旁边就是较场口派出所。经值班民警询问，老板如实交待，被训斥教育。但面颊挨了一拳，血流满面，警察让我掏出5元作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老板自理。是3针、5针还是8针，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冯仑爱人小王，年青漂亮，穿着也很新潮。若小王遭遇流氓，被人调戏，不知冯仑这位自诩为“传统士大夫精神享受”的人，能否仍能谦谦有礼地施教于流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我相信，冯仑也会一怒为红颜的。土匪化、流氓化牟其中之后，该来展示冯仑这位男子汉笑到最后的胜利风采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686.html

冯学荣《 为什么革命》               革命，一般被认为是爱国志士们为了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死而后已。             不能否认，不少的革命志士的确有过热血的青春，有过丰满的理想，有过高尚的追求。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救国，往往不是参加革命的唯一动机，而很多时候，革命也带有名利的诱惑。也就是所谓的“隐动力”，这股隐藏的动力，往往埋藏于心底，甚至革命者在平时也没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是，在历史的各种关键时刻，它会本能地跳出来，影响革命者的种种决策。            电影《辛亥革命》里袁世凯的台词编写得很好：“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无私的人”。绝对无私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几乎是不存在的。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之后，革命党人争抢“上海都督”的位子，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清廷在辛亥革命中倒台，由于 胜利来得太突然，革命党人有点无所适从，闹哄哄的一片。其中，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之后，革命军开会“选举”上海都督。           不料，由于争抢“都督”的官位，选举大会演变成骂娘大会。会场十分混乱。革命党人黄郛当场掏出手枪、威胁异议者。民间秘密会党出身的革命党人刘福标，则大声扬言，要“炸了会场”。有一名叫做“穆恕再”的革命党人，愤而拂袖离席、对场外的警卫说了这样的话：“陈其美要争抢（上海）都督的位子！这选举大会，没法开啦！”于是，大会不欢而散。           革命党人争抢“上海都督”宝座的这段生猛历史，收录在 《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31页，是会场目击证人许奇松口述的回忆。               无独有偶， 《广东文史资料》第一辑 ，也 收录了孙中山的贴身卫士马湘的回忆文章， 依据马湘的回忆， 辛亥革命之后，有大量的革命党人和黑社会人员，找到孙中山， 诉说 自己 当年 对革命有功，要钱，要 官职 ，而孙中山 往往 拒绝他们 。            不管 有些人 愿意 不愿意承认 ，近代史的各种史料白纸黑字地记录着 ：有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 参加 革命，是为了当官 、 发财 ，或者说至少部分动机 是为了当官 、 发财 。             内地的历史教育，一般都会给孩子们灌输：革命家节衣缩食，为革命倾家荡产，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救国救民，主动带头不吃肉，等等。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革命家，尤其是那些伟人们，他们过着高质量、高档次的生活。我举孙中山做例子。           依据 跟随孙中山的小伙计区恺烘的回忆文章《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岁月里》 ， 孙中山每天早上都吃一碗燕窝，区恺烘平时花许多时间为孙 中山 挑选燕窝。            这篇名为 在 《 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岁月里 》的目击证言，收录在 广州出版社 《 浩气 长 存 ： 广州 纪 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史料 》。 区恺烘 撰写这篇回忆证言，本意是褒扬孙中山，实际上却暴露了孙中山锦衣玉食的历史事实，这叫什么？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书的编辑，显然是“政治把关”欠严格，忘记删掉这段了。             如果孙中山继续在广州当他的（没有执照的）西医，能不能过上“ 每天早上吃一碗燕窝 ”的富贵生活？恐怕这是个疑问。           多年之后，孙中山在广州当上“非常大总统”，在北方徐世昌下台的情况下，孙中山违背民意，贪恋总统职位，拒绝下台，并因此与陈炯明闹翻，这些往事，我因此前有专文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孙中山固然是“民主革命先行者”。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不但袁世凯不同意，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敢全然同意。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蒋介石貌似一个相对较为“清廉”的人，似乎几乎找不到关于蒋介石“贪污腐败”的史料。那么，蒋介石参加革命，是不是就那么“冰清玉洁”、丝毫没有名利之心呢？         对此， 民国曾经的高官、 曾经 当过蒋介石私人秘书的吴国祯 ， 到美国后 ， 和记者们 整理出了 一本《吴国祯口述回忆录》。 在这本回忆录里， 吴国祯说：蒋介石不 贪污，不受贿 ， 的确 是个很 “ 廉洁 ” 的独裁者。但是，蒋介石根本就没有 这个 贪腐 的必要 ，因为 每当 蒋介石需要钱的时候， 他 只需要写一张条子给某 些 银行：“ 筹 XXX 美元 ，即日解南京 ” ， 立即就有人 把钱 送来了。这样的人， 还 有必要贪腐吗？            政权在了手中，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当然不需要贪腐。          其实，又何止国民党人？在野力量的革命领袖，一样享受高等的生活质量。 杨成武在 《杨成武回忆录》第129页 里面，记录下了红军领导在军中享有高等生活待遇的历史事实，杨成武是这样忆述的：       “ …….. 我们打进贵州省兴义县，法国天主教堂的传教士早就闻风逃之夭夭了。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火腿、罐头、炼乳、果子酱…. ….

《 隐动 力 》之：肉酬 定律       冯 学荣                 吴思写过一本《血酬定律》，十几万字，洛阳纸贵。今天我写的这篇，叫《肉酬定律》，只有几千字，小巫见大巫了。            在本文的开篇，我先給大家 讲 个故事：蒋介石和 陈洁 如的婚姻故事。            当年，血气方刚的蒋介石， 喜欢上陈洁如之后，请了张静江去陈家，帮忙说媒。在陈家，陈洁如的母亲第一个问题是问张静江：“这个小青年蒋介石，他的前途如何？”张静江回答道：“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新贵，前途无量。”           张静江走了之后，陈母派人去浙江慈溪奉化（蒋介石的老家），调查了蒋介石的底细。“包打听”（旧上海滩的私家侦探）回来提交的报告显示：蒋介石目前失业，没有稳定收入。           陈母遂认为：蒋介石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不能养活自己的女儿陈洁如，于是，陈家果断拒绝了这门亲事。           不久之后，张静江又来说媒了。这次，张静江抛出了“肉酬”的承诺。张静江的话，原文是这样的：          “革命党人都得到我们团体的资助 ……. 所以（蒋介石）的金钱和工作，不必担心。”            陈洁如在回忆录里说：张静江的这番话，果然起了效果，陈母听了之后，立即答应了（蒋——陈）这门婚事。            为什么张静江为蒋介石的经济收入背书之后，陈母马上就答应了此前坚决拒绝的亲事呢？因为，张静江在当年是整个江浙地区的巨富，是江浙地区李嘉诚式的人物。有张静江为蒋介石的工作和经济收入背书，陈母当然果断答应了这门亲事。            当然，张静江私底下有没有給陈家一笔钱（礼金），那就不好说了。我猜是有的。            陈洁如和蒋介石结婚之后，跟随蒋介石到黄埔军校当校长夫人，终日与一群“伟人”为伍，进出常常是大场面，吃好的，住好的，有卫队，有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