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核心提示： 尽管出口下滑、资本流动不畅、地方政府债务巨大以及经济通胀风险挥之不去，中国政府对今年领导人平稳交接的政治需要，始终是防止经济硬着陆的最好的保障。  原文： Politics Shelter China's Economy 作者： NICK EDWARDS 发表：2012年2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尽管出口下滑、资本流动不畅、地方政府债务巨大以及经济通胀风险挥之不去，中国政府对今年领导人平稳交接的政治需要，始终是防止经济硬着陆的最好的保障。 在今年深秋，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移交权力之后，中国应该不会在经济上出现大的问题，在没有任何经济冲击的前提下，恐怕全年增长率会是这两位十年前上台以来最低的。 在一个用稳定来证明共产党的统治不可挑战的政治体系里，这谈不上。这正是为什么任何对经济体的重大的威胁的反应都绝对不能走错半步。 “这是考虑事情的唯一标尺，” 纽约咨询机构MES Advisers总裁Paul Markowski指出（Paul Markowski还为中国货币政策决策者担任长期投资顾问）。 “当金融风险太大，债务所有权的组成意味着政府可以为了现在不考虑重拳出击的手段，”他这么说。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26.9%，远远低于被视为稳定分界线的国家金融的60%的国际门槛。并且2011年的财政收入再破纪录，达到10.37万亿元人民币，（1.64万亿美元），本年度的预算赤字仅仅占GDP的1.1%。 即使考虑到10.71万亿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坏账，还有分析人士认为的1.26万亿或者同等规模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或者任何各种各样的重组成本，最悲观的预测也不认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 这说明，没有任何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愿意再用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发展，在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到达顶点时它曾公布了这样静静刺激计划。因为那时，大部分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依赖的国际贸易冻结了。 政府坚信”微调”的经济政策：调整税率，减少官僚习气以及放宽银行准备金率，这样银行必须保证货币供给稳定增长，从而与国际资本流动复杂多变的大背景进行抗衡。 美洲银行及美林证券（中国）的经济学家卢婷认为，流动风险被夸张了，因为分析家错误解读了每月外汇交易数据，以及没有考虑因中国努力扩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而进行货币交易所带来的影响。 卢认为，没有必要激进地调整银行准备金率，他预测到今年年底，会有两次，每次50个基点的降息。 但是，在公布下一年财政预算的两会召开前两个星期，2月18日，银行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至20.5%。来自香港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姚伟说，不应该低估这一事件的意义。 姚在给其客户的备忘上这样写道，”这次调整的时机暗示，在三月初的两会上，将会出台更多的财政放宽政策。这与我们最初的预想是一致的。”。 政府到底会公布什么可能出乎个人的猜测。 “围绕着中国经济政策的种种混乱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即中国政府依旧控制着经济的众多方面。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里，不会有这么多政策变量可以持续影响经济发展的轨迹，”她写道。 2008-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曾带来过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风潮。而现在，按计划已经有两万亿的人民币用来建设大量保障房，从而抵消由政策导致的私营房地产市场逐渐冷却所带来的风险。 里昂证券新加坡首席执行官Fraser Howie 认为上一次的经济刺激计划凸显了北京干预经济的意愿，以及这种干预所孕育的风险。 “中国没有奇迹。他们不能打败经济学原理，”Howie说。”他们所做的只是带来了到现在都始终无法解决的麻烦——这就是两千万失业工人——然后当事情发展到某个时候，他们用一个坏的债务问题替代了它。” 这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对经济硬着陆的恐惧挥之不去。 2011年，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净阻力。由于中国最大的出口品市场欧盟正苦于与债务危机的恶魔作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第四季度低至8.9%，是两年来的最低。 当时很多分析家认为对出口的焦虑是不必要的。 “虽然近一半的中国出口品发往欧洲地区，但其中四分之一发往德国——这一区域最强的经济体，”伦敦劳埃德银行的分析家们在给客户的备忘里这样写道。 官方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向深陷麻烦的经济体，如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出口总额共计62.3亿元，不足GDP的百分之一。而向德国一国的出口额达到76.4亿元。 同时，发展中的经济体的需求依旧是稳固的。世界银行估算，在过去五年中国际进口的增长的70%都来自于此。 纽约高频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Carl Weinberg不明白的是，鉴于人民币依旧在稳健升值以及别的地方存在的投资风险，为什么外国投资者会离开中国。Carl Weinberg认为资本外逃论没有道理。 “即使中国的GDP增长在今年放缓——我们始终怀疑这一点——它依旧比世界上其它大的经济体增长的迅速，”他在给客户的备忘中如此写道。”巨大的资本回报率足以说明问题，并且使中国比起哀鸿遍野的欧元区来像是天堂。我们怀疑投资者是否真的会放弃它。” 相关阅读： 《南华早报》 解决北京日益加深债务问题的另一种方案 及更多与” 中国经济 “相关的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虽然官方对于向非本地居民提供产科服务有配额限制，但去年香港的新生儿中每10人就有4人为内地父母所生。 原文链接： Mainland Chinese Flock to Hong Kong to Have Babies 作者： SHARON LaFRANIERE 发表时间：2012年2月22日 译者：牛虻 由 译者 志愿者校对 图：虽然存在官方配额限制，但去年香港的新生儿中每10人就有4人为内地父母所生。 香港——多年来，香港人对于持续攀升的浩浩荡荡的来港中国内地游客怨声载道；香港市民吐槽道，内地人随地吐痰、 乱扔垃圾、乱穿马路和随意插队；他们还大声喧哗，在地铁上吃东西，除此之外，还对香港更为高标准的公共行为规范不屑一顾。 可是，相比最近内地孕妇成群结队地涌进香港生产，这些抱怨多少显得有些吹毛求疵。 从一个前英国殖民地转变为中国如今的一个半自治区域，香港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香港的医疗保健要远远优于中国大部分地区。任何在港出生的中国儿童都将自动获得本港的永久居住权，并有权享有内地人无法染指的12年免费教育及其它福利，其中包括前往多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一些父母也可通过离岸生产第二胎来绕开中国的计划生育管制，其限定了大部分夫妇只可拥有一个小孩。 然而，让香港居民被激怒的是，由于大陆人抢占了大量床位导致很多本地孕妇被挡在了产科病房外。虽然官方对于向非本地居民提供产科服务有配额限制，但去年香港的新生儿中每10人就有4人为内地父母所生。香港居民不停地呼吁对来港产子的内地孕妇数量进行压缩并严格审视居住权法。 自1997年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终结15年后，这起论战构成了其同中国其它地区的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 一方面，香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一直在大力招揽内地游客，并且从中受益颇丰。去年有2,800万内地游客来港，较2008年多出了2/3，而且其中许多人在港购物：电子产品、珠宝首饰以及其他奢侈品的销量猛增。就在近些年前，政府官员还将内地准妈妈视为一项收入来源，并敦促各医院为她们提供便利。 但是让700万香港居民越来越感到担忧的是，大陆人正在服务业、财产、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认同这些方面对他们发起挑战。一些人怀疑，富裕起来的大陆人将香港视为一个可供选择的逃离地，如果不是他们，他们的孩子认定中国前景黯淡。 在香港去年的住宅成交额中，大陆买家贡献了将近1/5，这也是房价持续飙升的一个因素。深圳是位于香港边境以北的一座急剧扩张的大陆都市，5年间，往返于深圳和香港学校的小学生人数已扩充至3倍。 “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对接纳如此多游客的承载能力，”香港中文大学公共管理方向的高级导师蔡子强说道。”产床之争将这个问题推向了引爆点。” 谩骂之声正此起彼伏。上月，一名内地妈妈放任其小孩在香港一列地铁车厢内吃点心面，结果引发了一场骂战。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看了关于此事件的视频后，在一档网络谈话节目中直称香港人是”狗”，有怒气冲冲的香港人随即到中联办外示威。一名中联办官员稍后对这位教授的言论进行了谴责。依照中国官式标准，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致歉。 愤怒的香港人已经习惯于称呼内地游客为”蝗虫”。一些香港市民出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画中一只巨大的蝗虫正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还宣称”香港人，忍够了”，有内地网友则推出了一个仿照版的广告来作为回应，旨在催促中国切断对港水电供应。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融合已然日益紧密的同胞之间的家庭内部纠纷。香港人的”‘中国化’痕迹正越来越浓，而非越来越淡，”迈克尔·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如是说道，他是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的主任，这是一个追踪政治动向的研究团体。 戴高礼说，很少有香港人承诺忠于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香港人都切实想要保持香港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品质。不过他还说道，大部分人现在都支持要求学生每日唱中国国歌和升中国国旗的规定。 “从一系列的指标来看，我们认为香港对中国的依附性加强了，”戴高礼这样说道。 可是，也有人觉察到两地日益扩大的分歧。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Public Opinion Program）的民调显示，从2007年开始，将自身优先定位于香港公民的港人要多于优先定位于中国公民的港人，只有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时是一个例外。 医院成为了一个主战场，部分原因在于香港有绝佳的医疗卫生条件。内地的产妇死亡率要比香港高出15倍，婴儿死亡率则要高出13倍。 宝血医院是一所位于香港一老城区的私人慈善机构。本月的一个早晨， 来自内地的孕妇、还有她们的亲属以及受雇为她们安排护理与办理通行证的经纪人将该医院挤得满满当当。一名经纪人手揣三部手机，大腿上还放置着一部笔记本电脑，正竭尽全力为一名待产时间为9月份的内地孕妇预约床位。 “如果我有能力担负起妻子在香港产子的医疗开销，那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 深圳的一名38岁的建筑设计师反问道，他只愿意透露自己姓岳。他说自己花了大约80,000港元（折合10,000多美元），为的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一名男孩，能在香港降生。 港人的怨恨情绪并没有侵扰到他。”如果内地游客停止前来此地，香港经济就会崩溃，”他平静地说道。 他说，让儿子拥有居港权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她觉得香港同内地将会逐渐迈向一体化。”也许20年之内，居港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如此说道。 另一位准爸爸似乎极度想要为他的小孩弄得一张居留证。他和他新近怀孕的妻子专程从无锡赶路1,000英里来到宝血医院察看。”我有一位朋友打算去英格兰待产，”他讲道。”当飞机盘旋在英国空域，而你恰好在飞机上生产了，那你就会拥有英国公民身份。” 31岁的Maggie是一位香港永久居民，于8个月前产下了一双生儿，说她感受到了内地夫妇的排挤。Maggie说，在妊娠开始已有3个半月时，她到自家附近的公立医院预约分娩床位，”但是他们说为数众多的内地妈妈的到来已经占满了所有床位。”这样她来到了一家私立医院，尽管这意味着要花费她丈夫的生活储蓄，甚至还要向公婆借钱。 “我是一位香港公民。我向香港纳税，”她说道。”我总是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这无疑让我觉得糟糕透顶。” 香港已经于今年再度调低了内地”双非”(父母均不是香港人）婴儿配额，并且收紧了边境检查，希冀能消除那些临分娩前最后一刻入境直奔医院的现象。在去年于香港生产的35,736名大陆妇女中，有1,656人直接被送到了急诊室。 紧张局面或许还会加深。今年被认为是最吉利年份之一的龙年。如若承袭传统而来，出生率将会爬向巅峰。据说，香港私立医院的预约档期已经排到了10月份。 “我想要个龙宝！”自由职业艺术家吕迪明于本月在一幢政府大楼外开展的示威活动中大喊道。”但即便当你怀孕才5周时去预约床位，却发现产房已是人满为患。” Joyce Hor-Chung Lau从香港对本文作出贡献。Hilda Wang在香港及Mia Li和尹艾迪(Edy Yin)在北京参与了调查研究。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么做，否则，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让子弹射向失控了的政治参与热情，正如他们在1989年6月4日所做的那样。西方的领导人失去了这种能力，因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将掉下悬崖。 原文： Why China’s Political Model Is Superior 发表：2012年2月16日 作者：李世默（ERIC X. LI）上海的风投家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本周，奥巴马政府正在招待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兼继承人习近平。世界上最强大的选举民主国家和世界最大的一党制国家在两国都处于政治过渡的时刻会晤。 许多人都把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但这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认为民主政府本身就是目的，而中国则认为，其目前的政府形式，或任何政治制度，仅仅是一种实现更大的国家目标的手段而已。 在人类治理的跨越几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两次民主的重要实验。首先是雅典，历时一个半世纪，第二个是现代西方。若把民主定义为每个公民一票，则美国的民主只有92岁。实际操作则更是只有47年历史（如果从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算起的话）——与中国的大多数朝代相比，要短暂得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大胆地宣称，他们已经为全人类发现了理想的政治制度，它的成功永远得到了保障？ 答案就在当前的民主实验的源头。它以欧洲的启蒙运动为开端。有两个基本的理念构成了其核心：个人是理性的，以及个人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两个信念为现代性的世俗信仰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仰的最终的政治表现是民主。 在其初期，政治治理的民主思想促进了工业革命，迎来了西方世界的空前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强大时期。然而，在最初期，领导这场运动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就意识到在这个实验中嵌入的致命的缺陷，并试图加以遏制。 美国联邦党人阐明，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并设计了种种手段来限制民意。但是，就像在任何宗教中一样，信仰超越了规则。 政治专营权范围的扩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越来越多的决策。正如美国人所说：”加州就是未来。”而这种未来就意味着无尽的公投、瘫痪和破产。 在古希腊雅典，不断提高的民众参政程度的结果是以煽动来统治。在今天的美国，现在钱是蛊惑人心的伟大推动者。正如诺贝尔获奖经济学家A·迈克尔·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所说，美国已经从”每个有产者一票、每个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发展。”用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都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宪法共和国。选出的代表没有自己的思想，在寻求当选连任时，他们只不过是对公共舆论进行回应，并无恒久的理念。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人们投票支持不断降低的税收和不断增加的政府开支，有时甚至是支持带来自我毁灭的战争。 因此，西方与中国目前的竞争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的冲突。现代西方把民主和人权视为人类发展的顶峰。这种信念以一种绝对信仰为前提。 中国所走的道路则不同。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在过去10年中所做的那样。 然而，如果国家的情况和需要改变，中国领导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削减这些自由。 20世纪80年代是扩大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时代，帮助人们从破坏性的文革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它走得太远，因而导致了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叛乱。 这场起义于1989年6月4日被果断地镇压了。中华民族为这起暴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后果本来会糟糕得多。 由此形成的稳定开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世代，从而推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看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权利被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因此是绝对的呢，还是应被视为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国情来加以谈判的特权。 西方似乎越来越无力减少民主，甚至在它的生存全赖于这种转变的时候也无法办到。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美国类似于昔日的苏联，因为当年，苏联也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就是最终目的。 历史对美国的道路给出的预兆不祥。事实上，基于信仰的思想傲慢可能很快就会让民主制度坠下悬崖。 相关阅读： 李世默的更多文章：《 来一场颜色革命？让中国保持红色吧！ 》 《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五大误读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根据一名京城”太子党”的说法，”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几天之内，薄熙来向中央领导层发了一封信，信中他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提拔了王立军，”未能调查”他，是自己的责任，并敷衍性地提到了辞职。 原文： Scandal May Topple Party Official in China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和 JONATHAN ANSFIELD 发表：2012年2月1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陪都”重庆在薄熙来的治理下发展速度达到高峰。Sim Chi Yin为《纽约时报》拍摄】 发自中国重庆 ——本周，美国在接待中国的未来领导人，习近平，希望能找出中国未来之路的蛛丝马迹。但对中国人来说，正在山城重庆上演的政治大戏可能对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前景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重庆，中共正在秘密的、按套路地安排新的一批领导人，这已经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有时也是一场残酷的竞争，而各位重庆领导的未来滑向了不同的方向。 当地的一名作家、评论家王康（音）说：”正在 重庆 发生的是事关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场斗争。也关乎中国该如何治理。” 这对美国政治也有影响。尽管华盛顿矢口否认，但美国的外交官和中国与情报方面有关系的消息来源证实，重庆的一位重要人物（王立军）到美国使馆寻求庇护，但是部分由于美国不想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制造外交危机而被拒绝了。 这出政治大戏的主角是手握大权的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他是中国最为西方式的一名政客。 今年63岁的他身材高大、风度儒雅，二十年来他一直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政治观察者的注意力——他曾历任港口城市（大连）、省级官员（辽宁）、商务部长，现在则是重庆市委书记，这是一个和奥地利一样大，有3000万人口的城市。和低调灵敏的习近平不同，薄熙来是个不认输的战士、也是一位爱出风头的人物。 他也是正在竞争九人席位的党的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之一，该机构由习近平牵头，对从汇率到西藏等问题都有最终的决定权。 眼下，薄熙来入场的机会因为与王立军相关的腐败丑闻而备受打击。王立军是薄招来当的重庆市公安局长。尽管有些观察者说薄熙来不可能被排除在外，大多数人则认为他的上升通道已经堵死。 直到最近，薄熙来在重庆的任职成就可谓辉煌。薄熙来的父亲，革命领袖薄一波在2007年才去世，这让薄熙来的大部分仕途受到庇荫。高层官员的后代被称为”太子党”，薄熙来即其中一员，他有着可以不经普通渠道获得提升的人脉关系，以此得到个人的和政治上的优势。 薄熙来也用这些关系在重庆做出了一系列的民粹改变。重庆曾经是中国抗战时的”陪都”，在20世纪90年代被扩建了，于是在一个小小的，多为农村的省份的中心出现了这个大都会。 薄熙来誓言要在2020年让重庆的城市人口达到2000万。他为奖励数百万农民进城而大兴土木，并建了成千上万的廉租房作为幼儿。不过当地的专家说他更主要地还是通过强迫手段。 薄熙来的另一项倡议更广为人知，即”唱红”——复兴毛主义的歌曲和意识形态。他承诺要让农村的收入翻番，并引进了如沃尔玛这样的外资企业，在对中国的外资企业影响抱有警惕的时候他则成绩显著。 不过最有名的是他的”打黑”，数十年来这里的黑社会组织都与普通市民有冲突，并挤压后者的空间。 为了打黑，薄熙来任命了王立军，他们在前任职位上相识。王立军以英勇闻名——他曾自己闯入一家宾馆，以一记冷酷的上勾拳将对方制服并逮捕，但是王立军也因残酷而出名。在中国的媒体上，曾报道了一桩案例，他开的白色奔驰撞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他怒不可遏，痛打了车主，还把他拘留了15天。 在薄熙来的政治影响力下，王立军开始对黑帮进行打击，逮捕了2000人，包括一些中共高官，指控他们包庇”黑老大”。这场打黑运动无视正常的司法程序。被处死的人已达13名。 在重庆，薄熙来仍然受到欢迎。公共住房、更好的交通和更安全的街区都获得了好评，甚至许多被迫迁徙的农村居民也有好感。一名卖水果的小贩杨学波（音）说：”我可以看出来人们更有钱了，也乐意多花点。他是雄心勃勃，但如果你是个领袖的话，就得看得远。” 而在北京，即使是许多自由派的批评者也为他大胆地打破常规、推进改革而兴奋，因为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什么引人注目的变化了。 一名给领导们（包括薄）提供建议的同样是”太子党”的成员说：”习近平可能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他不是那种真正敢挑战既得利益的人。薄熙来可能是唯一敢这么干的。” 民间的自由派们则被这种无视程序正义的做法惊骇了。薄熙来倡导过去的共产主义文化也被认为是想要让最好被埋葬了的那个时代”借尸还魂”。他的经济政策则被批评为重演毛氏”大跃进”——本来想一步跨入现代化，后来却以灾难收场。薄熙来也激怒了许多中国的高层领导及其家人。 例如，他下令逮捕一名为重庆的”黑老大”辩护的律师（李庄）。但是这名律师事务所的老板是另一位已故革命领袖彭真的儿子。彭薄二人曾为死敌，而对这名律师的攻击则让旧恨复苏。 现在，已经酝酿多年的狂风暴雨看来已经笼罩了薄熙来。几个月前，他的公安局长，王立军成为铁岭（他曾工作过的一座东北城市）的一项调查的对象。 据那位太子党的说法，当党的调查人员开始询问王立军的时候，薄熙来向着他说话，并期望能保他。但在中央的压力下，薄熙来开始转向，本月他给王降了职。 据这名爆料人说，几天之后，王立军知道他的司机已被逮捕。王立军显然恐慌了。2月6日，他驱车前往距离重庆200英里外的成都，那儿有最近的一家美领馆。 根据美国外交人员的说法，他滞留了整晚，和领事官员谈话，询问是否有可能获得政治庇护。他还说，华盛顿驳回了他的请求因为这不仅操作起来很困难，而且美国也不愿在习近平来访前破坏中美关系。王立军是否能离开得了中国也不得而知——那时一群本地的及国家安全部的警察已经在领馆外等待——而美国人对于保护和虐待人权有关的人也大倒胃口。 据美国官员的官方说法是，王立军”按自己的意愿”离开了领馆。中国的其他消息来源说王立军的主要目的是脱离薄熙来的控制，并要清楚地表明，相关的犯罪证据已经被传递了出去。据报道，王立军离开了领馆，被拘押在北京。 根据那位太子党的说法，几天内，薄熙来向领导层发了一封信，信中他承认自己提拔了王立军，并”未能调查”他的责任，要承担责任，并敷衍性地提到了辞职。 他的未来仍不好预测。他可能会退休，也可能会在政协或橡皮图章式的人大担任一个象征性职务。 张彦从重庆报道，Jonathan Ansfield从北京报道，Edy Yin从北京对本文的研究有贡献，Andrew Jacobs从北京对本文的报道有贡献。 额外报道 撰写本文的作者之一的张彦(Ian Johnson)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他的重庆见闻。全文见 这里 ： 刚刚去过重庆的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重庆期间了解到，薄熙来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当地传媒。 他说：”那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王立军)事件，但是那里的媒体却完全没有任何报道。重庆的媒体被薄牢牢地掌控着。事实上，星期天晚间，他会见了加拿大总理哈珀。星期一重庆的报纸却没有消息。这让许多人惊呼，薄没有出现在照片上。事实上他必须亲自审阅所有的文章，搞得太晚，结果没赶上。而所有报道都出现在星期二的报纸上。这个例子说明他还牢牢掌控着这个城市。” 张彦曾在2001年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时因一系列有关法轮功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他此次重庆之行，通过与当地的媒体人，以及重庆市民交谈，试图了解当地人对薄熙来的看法。 *薄在重庆人气颇高* 张彦说，薄在重庆还是颇有人气的，因为他花了很多钱搞绿化、公交，以及公屋等。而另一方面，他说薄在农村地区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他大力推动城市化，许多农民被迫迁往城区，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那样。 纽约时报记者张彦认为，总的来说，当地人认为他干得不错：因为他的”太子党”背景，他能够突破或者绕开官僚程序。 至于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搞的有争议性的”打黑”，张彦看到，普通市民并不在意那些被打的”黑帮”的权利是否被践踏，但感觉治安确实好了。而他与当地记者交谈时，感到他们的看法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们承认治安的确好了；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薄能用酷刑对付”黑帮”，他也随时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象他们这样的平民。 王立军出事后，重庆人当然明白薄熙来可能会有麻烦。但他们同样明白，影响薄熙来命运的人在北京。 《纽约时报》在北京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一些猜测性的分析。张彦说，这并不能说该报掌握了什么确实的内幕消息。 但是，他证实，纽约时报16日的一篇由他共同撰写的有关薄熙来仕途的文章中提到的有关薄熙来在王立军出事后曾向中央提出自己”用人不当”，并提出辞职的消息，确实源自于京城”太子党”。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和” 王立军事件 “相关的外媒报道和评论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