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雾谷飞鸿 | “今天就开始反腐败行动”

行贿受贿是腐败的重要内容(照片:国务院网站 ) 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腐败一词有特定的含义,常指男女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如果说某人生活腐败,基本上就是指这个人乱搞男女关系。当时人们生活在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下,正常的谈情说爱都不敢大大方方地公开,常常要避人耳目。如果一个人谈过几次恋爱,那在一般人的眼中,基本上这个人的思想就很腐败了,组织上就要对这个人进行教育;如果被发现有婚外恋或婚外情的话,那就是大事了,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扣上腐败分子的帽子。时过境迁,现在,男女之间正常的谈情说爱再也不会与腐败挂钩了。   谈起腐败,往往是指不诚实或欺诈行为,通常涉及行贿受贿,尤其是官员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牟取职权以外的利益,或做出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行贿受贿、贪污腐化。   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的腐败,在全球各国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犹如人体之毒瘤,危害很深,根除很难。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早已对横行各国的腐败现象(包括贪污以及助纣为虐的行贿行为)恨之入骨,制订了各种应对措施防止、打击腐败行为。   2003 年 10 月 3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 12 月 9 日定为国际反腐败日,以提高全球公众对腐败以及反腐败重要性的认识,这个公约于 2005 年 12 月生效。今年的国际反腐败日主题是“今天就开始反腐败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的国际反腐败日致辞时说:“在国际社会努力争取在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制订今后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议程之际,更加迫切需要解决腐败问题。”   联合国对腐败危害性有一个整体的描述:“腐败是一个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腐败破坏民主制度,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并导致政府不稳定。腐败通过扭曲选举过程、阻碍法治的贯彻,助长以索取贿赂为唯一目的的官僚主义而对民主制度的根基进行攻击。经济发展将疲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将减少,国内小企业往往因为腐败而无法克服必要的 ‘ 启动成本 ’ ”。   从联合国的描述看,腐败是一个全球现象,危害到所有国家,不仅危害专制独裁国家、军政府、君主制国家,也危害民主、法治国家。腐败除了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危害作用外,还破坏民主制度,严重的将导致政府不稳。世界上许多国家因为腐败盛行而导致政府倒台的事实,证明联合国对腐败危害性的描述并非危言耸听;而一些国家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尤其是官员腐败行为的措施,则保证了廉洁有效的政府运作,也使民众对公权力的信心大增。因此,对于掌握公权力的执政党或个人来说,杜绝腐败行为,不单关系政府行政运作效率以及公平竞争原则、也关系到自身的成败。从更广泛的角度说,腐败与反腐败还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价值观的导向,波及子孙后代。   美国政府及领导人对打击全球腐败行为一直不遗余力, 2009 年 7 月欧巴马总统在访问加纳时发表讲话说:“任何人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法治让位于暴政与行贿的社会,这不是民主,这是专制,现在是结束专制的时候了。”   今年 5 月 16 日国务卿克林顿对参加全球公民社会 2012 年峰会的代表们发表讲话时指出:“腐败是蚕食经济机会的毒瘤。”她说:“它会让那些希望倾注自己的精力创业的人……灰心丧气。有时人们不得不靠多次行贿。有时你要得到与你创建自己的企业毫不相干的各种各样的许可证,而它只不过是让某些人继续在政府中保住饭碗。”克林顿国务卿在保证美国将对反腐败组织给予大力支持的同时,还指出社交媒体可以对揭露腐败发挥更多作用。她表示民众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张贴受贿情景的照片、关于官员阻碍民众创建小企业的揭露报道等。   美国于 1977 年通过了“海外反腐败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这个法律禁止向外国官员行贿以获得商业利益。“海外反腐败法”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适用范围广泛,包括上市公司及其管理人员、董事、雇员、股东、代理人、顾问、分销商、合资伙伴或其他相关人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共同负责执行“海外反腐败法”。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部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单位,以进一步提高“海外反腐败法”的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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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别的企业的职工都会被吸引过来,远远超过本企业的容纳能力。特别是职工在改革初期,农村有几乎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涨工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低工资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改革中巨大的财富创造分给了企业家,农民工和消费者(国内的和国外的)。分配的规则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种分配能说是公平的吗?如果说不公平,那又如何改变它呢?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办法,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的确比较公平,但是生产效率极低,结果是全国都受穷,对谁也没好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可是分配就是那么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办法缓解这一矛盾。比如增加企业家的所得税,用于公共福利,如上学,看病。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福利保障。更应该秉公执法,保护进城打工者的权益,比如拖欠工资要惩治,加班加点必须按加班标准付酬,工作场地要安全卫生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恰恰不是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为他们维权,而往往是欺侮弱者。这些弱势群体被欺侮,不得不上访求上级政府来主持正义。可是政府对待上访者又恰恰是驱赶,遣返,甚至拘捕,殴打。政府这样对待在改革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一矛盾是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应该立刻给予解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所以工人的待遇那么低。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资本家发善心是没用的。问题在制度上。马克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公有制的理想。但是他没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二战以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尝试了这种制度,基本上都失败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最近的例子是古巴,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公有制,受够了贫困的痛苦,现在开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更不如它。人类社会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经济制度,只有更好一些的制度和更坏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私有制的市场制度较好,因为它能做大蛋糕,扩大分配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性。这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应对现在这种分配不公的对策不是回复到计划经济去,而是限制市场经济的这种毛病。限制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要严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近一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悄悄地起了变化,许多地方发生了用工荒的现象,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谁也改变不了。而且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涨工资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我国的人口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在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工资自然要上涨。这对企业也是一个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用更好的技术,不再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要求工人们提高自己的技术文化水平,能胜任更复杂的工艺要求。也正是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所要求,也是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必要径路。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苏洪涛的书,题目是了不起的中国人。他不但提到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提到了中国的企业家。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也是了不起的。与别的国家相比,他们的经营环境充满着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人身和财产没有严格保护,但是他们成功地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人提供劳动。但是劳动用于什么地方,生产什么产品,销往何处,定什么价格,都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家组合劳动,资本,市场,技术,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这部分工作不是工人做的,是企业家做的。改革前,工人同样劳动,但是财富的生产非常有限。原因就是没有企业家在组合要素中的作用。在中国的转型期中多数企业家获得了他们的报酬。不像工人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不得不忍受很低的工资报酬。相对而言,中国的企业家是稀缺的,他们能够得到因稀缺而造成的额外收入。现在连外国的企业家都赶来中国赚钱。因为中国的市场中企业家供不应求。 劳动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介绍苏洪涛的书《了不起的中国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苏洪涛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来我家,跟我说了要写一本书,讨论中国改革中劳动者的作用。最初我是有些反对,因为初听上去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书。但是,听他认真解释之后,我就释怀了。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大家都谈过了。但是中国人的勤劳却很少有人提到过。其实这一点极其关键。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人和外国人,或者比较有儒家传统的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听话,能吃苦耐劳。这些特点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人对很薄的利润也会不辞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温州人和四川人。改革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国各地弹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到处都有浙江人的踪迹。弹棉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远去万里之外,追求一点点利润。改革后,温州人跑遍世界各国,在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不怕吃苦。重庆的棒棒队,一个瘦小个子能挑一百五十斤,能爬很陡的坡。看了非常让人感动。这种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传统可能和生活环境的艰难有关。这两个省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总起来看,和别的国家比,中国就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地方。这培养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里盖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全国修了五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几千公里的地下铁,挖了约三百亿吨煤(为此死了十几万矿工),还在出口加工业的流水线上为中国挣得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成绩是靠什么人做成的?当然,首先就是两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环境恶劣,安全没有保障。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侵犯,但是他们很少发出抱怨。只有工资被拖欠时才会向社会控诉,而且只能用自杀来获取社会的同情。他们愿意忍受这样苛刻的待遇,是因为比起改革以前,吃不饱饭,不许自由进城,困死在土地上的政策有了巨大改进。不但吃饱了肚皮还有一点工资可挣,所以并不觉得太苦,甚至还觉得生活大有改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情况,是别的国家学不了的。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是吃不饱肚皮的农民,越来越多的是八零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挨饿的经验,绝大多数是起码有初中文化的学生,他们见过世面,有丰富的信息来源,懂得自己的权益所在。再用过去的手段对付他们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可是不管是企业,是政府还是用老办法应付,矛盾会越来越大。 巨大的贡献,微薄的报酬,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能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呢?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的。因为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个别企业家发善心,给员工加工资     苏洪涛并没有用偏见的态度看事物。他提到中国人的许多毛病,如出口劣质产品到俄罗斯,非洲,甚至东南亚和欧洲。中国人不遵守公共秩序,不懂得尊重别人,只顾自己。做生意时行贿;同行中彼此使坏,恶性竞争;做事缺乏原则,只管赚钱。如果这些毛病不改,中国经济的一时辉煌,最后将会拖累自己,这样干下去是走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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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 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济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就是因为人口多。人口减少910,人均GDP能提高9倍吗?不能!人口稠密的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如此,中国穷不是因为人口多。经济水平取决于经济起点、发展速度、发展时间、国家制度等,由知识技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口多,科研人才多,科研财力强,市场需求大,科研收益高,人口多有利于推动知识技术发展,因而人口多更有利于经济水平提高。 4、人口与社会资源。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口多,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和财政收入也多,人均社会资源水平与人口多少无关,减少人口不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财政过去长期投入过低)等投入水平。如孩子减少,小学13年减少57%,小学教育资源就大幅衰减,未来高校资源等亦如此。到了未来,重老龄化压力大,反而挤压教育等人均投入。计划生育因造成未来中国人口严重老化(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质量的下降)和带来独生子女成长问题,最终既降低人口数量又降低人口质量,重伤民族实力,穷折腾!如果把庞大计生费用投资于教育、环保,岂不更好? 劳动者是一切社会资源的源泉,生育是创造未来社会资源的活动。生育创造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提供消费者资源。生育创造劳动者,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免费提供劳动者资源。一切养老归根结底还是生孩子养老,因为未来若没有劳动者,老人手中的货币、投资等都将作废,一切养老无法维持,因而生育是为社会和国家免费提供养老资源(经济发展寿命延长,医疗费用等随年龄递增,因而经济发展提高养老压力,就像经济发展越来养不起孩子一样)。生育创造了未来社会资源的一切,何来多生孩子占用社会资源?应该是多生多贡献。“社会抚养费”(计生罚款)毫无道理,还危害“超生”(何谓“超生”?就是法律剥夺了公民自主生育权)孩子健康成长,穷折腾! 5、人口与自然资源。现在经济全球化,资源价格全球化,钢铁、石油等资源价格,除去税收和运费,价格都一样,人均实际利用的资源与人口多少无关。中国稀土出国占世界供给的97%,中国稀土大量减少,是因为人口多吗?人类的所有资源,都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开发的,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人均开发利用成本更低,更有利于资源开发和实际利用的资源增加。人类历史表明,人均实际使用资源是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比如开发出无污染的核聚变(不是现用的核裂变),将为人类提供不竭的能源。新材料、新资源、循环利用等可永久解决人类资源问题。 同样,生态环境问题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生活生产方式的性质。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后来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但变好了,因为生活生产方式对环境影响的性质在改变。人可以把绿洲变成沙漠,也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13亿人每个人植10棵树,就增加130亿棵树,大幅改善生态环境。人口多,人力、财力多,科技支撑强,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关于人口与全球变暖是忽悠,曾经北京热到有大象,那时人口多吗?) 6、人口与房价。在城市化下,人口密度是个伪命题,无论国家人口多少我们都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节约土地,留下更多生态和农业空间)。荷兰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耕地比中国少许多,但荷兰为什么没高房价呢?中国农村为什么没有高房价呢?欧美国家发展历程长而慢,人口没有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后来的东亚等国家发展快速且不均衡,高楼大厦、人口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结果导致高房价和相对拥挤(北京还有权力导致资源集中)。 7、人口与交通。人口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低,更有利于交通发展,如高铁、地铁,中小城市因人口少就无法使用。中国春运拥挤,在于城乡分割、节日文化、运营机制和人均铁路不足等。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挤地铁、高房价。如果埋怨人口多,请离开城市到中国人口稀少的大森林大草原,那里还是中国但不拥挤。 8、人口与国力。同等水平,人口越多,物力财力人力越多,经济科技实力越强,国力越强(中国军队以独生子为绝对主体将削弱战斗力)。所以发达国家实力排名是美日德,后发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实力最强。扣除老龄化的不同,未来世界人均GDP有趋同的趋势,人口将决定实力,国家与民族实力的长期竞争将取决于人口实力的发展。 9、人口与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因素,因而每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都是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地区。人口越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化利于经济发展且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多,有利于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现在 济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就是因为人口多。人口减少910,人均GDP能提高9倍吗?不能!人口稠密的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如此,中国穷不是因为人口多。经济水平取决于经济起点、发展速度、发展时间、国家制度等,由知识技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口多,科研人才多,科研财力强,市场需求大,科研收益高,人口多有利于推动知识技术发展,因而人口多更有利于经济水平提高。 4、人口与社会资源。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口多,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和财政收入也多,人均社会资源水平与人口多少无关,减少人口不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财政过去长期投入过低)等投入水平。如孩子减少,小学13年减少57%,小学教育资源就大幅衰减,未来高校资源等亦如此。到了未来,重老龄化压力大,反而挤压教育等人均投入。计划生育因造成未来中国人口严重老化(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质量的下降)和带来独生子女成长问题,最终既降低人口数量又降低人口质量,重伤民族实力,穷折腾!如果把庞大计生费用投资于教育、环保,岂不更好? 劳动者是一切社会资源的源泉,生育是创造未来社会资源的活动。生育创造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提供消费者资源。生育创造劳动者,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免费提供劳动者资源。一切养老归根结底还是生孩子养老,因为未来若没有劳动者,老人手中的货币、投资等都将作废,一切养老无法维持,因而生育是为社会和国家免费提供养老资源(经济发展寿命延长,医疗费用等随年龄递增,因而经济发展提高养老压力,就像经济发展越来养不起孩子一样)。生育创造了未来社会资源的一切,何来多生孩子占用社会资源?应该是多生多贡献。“社会抚养费”(计生罚款)毫无道理,还危害“超生”(何谓“超生”?就是法律剥夺了公民自主生育权)孩子健康成长,穷折腾! 5、人口与自然资源。现在经济全球化,资源价格全球化,钢铁、石油等资源价格,除去税收和运费,价格都一样,人均实际利用的资源与人口多少无关。中国稀土出国占世界供给的97%,中国稀土大量减少,是因为人口多吗?人类的所有资源,都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开发的,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人均开发利用成本更低,更有利于资源开发和实际利用的资源增加。人类历史表明,人均实际使用资源是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比如开发出无污染的核聚变(不是现用的核裂变),将为人类提供不竭的能源。新材料、新资源、循环利用等可永久解决人类资源问题。 同样,生态环境问题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生活生产方式的性质。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后来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但变好了,因为生活生产方式对环境影响的性质在改变。人可以把绿洲变成沙漠,也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13亿人每个人植10棵树,就增加130亿棵树,大幅改善生态环境。人口多,人力、财力多,科技支撑强,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关于人口与全球变暖是忽悠,曾经北京热到有大象,那时人口多吗?) 6、人口与房价。在城市化下,人口密度是个伪命题,无论国家人口多少我们都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节约土地,留下更多生态和农业空间)。荷兰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耕地比中国少许多,但荷兰为什么没高房价呢?中国农村为什么没有高房价呢?欧美国家发展历程长而慢,人口没有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后来的东亚等国家发展快速且不均衡,高楼大厦、人口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结果导致高房价和相对拥挤(北京还有权力导致资源集中)。 7、人口与交通。人口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低,更有利于交通发展,如高铁、地铁,中小城市因人口少就无法使用。中国春运拥挤,在于城乡分割、节日文化、运营机制和人均铁路不足等。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挤地铁、高房价。如果埋怨人口多,请离开城市到中国人口稀少的大森林大草原,那里还是中国但不拥挤。 8、人口与国力。同等水平,人口越多,物力财力人力越多,经济科技实力越强,国力越强(中国军队以独生子为绝对主体将削弱战斗力)。所以发达国家实力排名是美日德,后发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实力最强。扣除老龄化的不同,未来世界人均GDP有趋同的趋势,人口将决定实力,国家与民族实力的长期竞争将取决于人口实力的发展。 9、人口与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因素,因而每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都是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地区。人口越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化利于经济发展且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多,有利于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现在 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济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就是因为人口多。人口减少910,人均GDP能提高9倍吗?不能!人口稠密的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如此,中国穷不是因为人口多。经济水平取决于经济起点、发展速度、发展时间、国家制度等,由知识技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口多,科研人才多,科研财力强,市场需求大,科研收益高,人口多有利于推动知识技术发展,因而人口多更有利于经济水平提高。 4、人口与社会资源。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口多,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和财政收入也多,人均社会资源水平与人口多少无关,减少人口不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财政过去长期投入过低)等投入水平。如孩子减少,小学13年减少57%,小学教育资源就大幅衰减,未来高校资源等亦如此。到了未来,重老龄化压力大,反而挤压教育等人均投入。计划生育因造成未来中国人口严重老化(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质量的下降)和带来独生子女成长问题,最终既降低人口数量又降低人口质量,重伤民族实力,穷折腾!如果把庞大计生费用投资于教育、环保,岂不更好? 劳动者是一切社会资源的源泉,生育是创造未来社会资源的活动。生育创造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提供消费者资源。生育创造劳动者,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免费提供劳动者资源。一切养老归根结底还是生孩子养老,因为未来若没有劳动者,老人手中的货币、投资等都将作废,一切养老无法维持,因而生育是为社会和国家免费提供养老资源(经济发展寿命延长,医疗费用等随年龄递增,因而经济发展提高养老压力,就像经济发展越来养不起孩子一样)。生育创造了未来社会资源的一切,何来多生孩子占用社会资源?应该是多生多贡献。“社会抚养费”(计生罚款)毫无道理,还危害“超生”(何谓“超生”?就是法律剥夺了公民自主生育权)孩子健康成长,穷折腾! 5、人口与自然资源。现在经济全球化,资源价格全球化,钢铁、石油等资源价格,除去税收和运费,价格都一样,人均实际利用的资源与人口多少无关。中国稀土出国占世界供给的97%,中国稀土大量减少,是因为人口多吗?人类的所有资源,都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开发的,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人均开发利用成本更低,更有利于资源开发和实际利用的资源增加。人类历史表明,人均实际使用资源是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比如开发出无污染的核聚变(不是现用的核裂变),将为人类提供不竭的能源。新材料、新资源、循环利用等可永久解决人类资源问题。 同样,生态环境问题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生活生产方式的性质。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后来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但变好了,因为生活生产方式对环境影响的性质在改变。人可以把绿洲变成沙漠,也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13亿人每个人植10棵树,就增加130亿棵树,大幅改善生态环境。人口多,人力、财力多,科技支撑强,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关于人口与全球变暖是忽悠,曾经北京热到有大象,那时人口多吗?) 6、人口与房价。在城市化下,人口密度是个伪命题,无论国家人口多少我们都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节约土地,留下更多生态和农业空间)。荷兰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耕地比中国少许多,但荷兰为什么没高房价呢?中国农村为什么没有高房价呢?欧美国家发展历程长而慢,人口没有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后来的东亚等国家发展快速且不均衡,高楼大厦、人口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结果导致高房价和相对拥挤(北京还有权力导致资源集中)。 7、人口与交通。人口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低,更有利于交通发展,如高铁、地铁,中小城市因人口少就无法使用。中国春运拥挤,在于城乡分割、节日文化、运营机制和人均铁路不足等。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挤地铁、高房价。如果埋怨人口多,请离开城市到中国人口稀少的大森林大草原,那里还是中国但不拥挤。 8、人口与国力。同等水平,人口越多,物力财力人力越多,经济科技实力越强,国力越强(中国军队以独生子为绝对主体将削弱战斗力)。所以发达国家实力排名是美日德,后发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实力最强。扣除老龄化的不同,未来世界人均GDP有趋同的趋势,人口将决定实力,国家与民族实力的长期竞争将取决于人口实力的发展。 9、人口与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因素,因而每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都是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地区。人口越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化利于经济发展且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多,有利于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现在        作者:刘忠良    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作者:刘忠良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属于“严重少子化”。据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万分危险,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未来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将减少40%,到2300年中国仅剩下2800万人!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人口的兴衰势必深刻影响并决定民族的兴衰,人口最终决定民族命运。如果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所积累的人口根基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行人口政策每持续一天,就会多产生3000多个光棍(一年约140万),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堕胎、对“超生”妈妈的折磨、对“超生”“黑孩”成长的危害……就会继续存在一天。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等了。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指出,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也证明,生育率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此文亦指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流产次数高达1300万,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下必然导致很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新千年危机”——导致其必然大衰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对应于1985年,也即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生育率必然很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早在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仅为1.46个。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因素,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将是超低的。不仅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人口政策不能再迟,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否则民族毁矣! 既然计生委通过专家论证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每过一代人口减少15%,如有最佳应该是2.1),可现在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8,为了达到1.8中国应该鼓励生育,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 1、低生育率与人口暴减。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过去人口结构年轻、寿命延长和死亡率大幅降低造成的。但超低生育率决定,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一定会导致人口暴减。假设原人均寿命35岁(新中国成立前,现74岁),有两对夫妇,共4人。一个生了男孩,一个生了女孩,组成新家庭,新夫妇也只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这个大家庭到现在就变成了7人。在这个例子中,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人口由4人变成7人,增长了75%,这就是一胎政策30年人口仍增长的原因。当最老的一代死去时,这个家庭就会从7人剧减至3人,减少57%,崩溃! 2、人口与计划生育历史。二战后全世界爆发婴儿潮,不能说毛泽东全世界鼓励生育吧?实际上,在缺乏避孕条件下,那点鼓励生育口号是不能提高生育率的。新中国成立后,生育率基本和以前一样(几千年来就如此),但儿童成活率和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所以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在1954年中国就开始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低到1980年的2.24,全面一胎政策前的计划生育非常有效,根本无需再一胎政策(30年“少生四个亿”是忽悠,考虑到人口规律,顶多只有一亿多)。马寅初在世界婴儿潮时期要求强制只能生两个孩子,是侵犯公民自主生育权,也危害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竞争。马寅初的理论,十分幼稚荒谬无知短视(如“生产效率提高20倍,剩下95%的人怎么就业?”的疑问,很幼稚),竟然用来指导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政策,可悲至极! 3、人口与经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属于“严重少子化”。据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万分危险,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济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就是因为人口多。人口减少910,人均GDP能提高9倍吗?不能!人口稠密的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如此,中国穷不是因为人口多。经济水平取决于经济起点、发展速度、发展时间、国家制度等,由知识技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口多,科研人才多,科研财力强,市场需求大,科研收益高,人口多有利于推动知识技术发展,因而人口多更有利于经济水平提高。 4、人口与社会资源。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口多,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和财政收入也多,人均社会资源水平与人口多少无关,减少人口不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财政过去长期投入过低)等投入水平。如孩子减少,小学13年减少57%,小学教育资源就大幅衰减,未来高校资源等亦如此。到了未来,重老龄化压力大,反而挤压教育等人均投入。计划生育因造成未来中国人口严重老化(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质量的下降)和带来独生子女成长问题,最终既降低人口数量又降低人口质量,重伤民族实力,穷折腾!如果把庞大计生费用投资于教育、环保,岂不更好? 劳动者是一切社会资源的源泉,生育是创造未来社会资源的活动。生育创造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提供消费者资源。生育创造劳动者,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免费提供劳动者资源。一切养老归根结底还是生孩子养老,因为未来若没有劳动者,老人手中的货币、投资等都将作废,一切养老无法维持,因而生育是为社会和国家免费提供养老资源(经济发展寿命延长,医疗费用等随年龄递增,因而经济发展提高养老压力,就像经济发展越来养不起孩子一样)。生育创造了未来社会资源的一切,何来多生孩子占用社会资源?应该是多生多贡献。“社会抚养费”(计生罚款)毫无道理,还危害“超生”(何谓“超生”?就是法律剥夺了公民自主生育权)孩子健康成长,穷折腾! 5、人口与自然资源。现在经济全球化,资源价格全球化,钢铁、石油等资源价格,除去税收和运费,价格都一样,人均实际利用的资源与人口多少无关。中国稀土出国占世界供给的97%,中国稀土大量减少,是因为人口多吗?人类的所有资源,都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开发的,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人均开发利用成本更低,更有利于资源开发和实际利用的资源增加。人类历史表明,人均实际使用资源是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比如开发出无污染的核聚变(不是现用的核裂变),将为人类提供不竭的能源。新材料、新资源、循环利用等可永久解决人类资源问题。 同样,生态环境问题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生活生产方式的性质。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后来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但变好了,因为生活生产方式对环境影响的性质在改变。人可以把绿洲变成沙漠,也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13亿人每个人植10棵树,就增加130亿棵树,大幅改善生态环境。人口多,人力、财力多,科技支撑强,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关于人口与全球变暖是忽悠,曾经北京热到有大象,那时人口多吗?) 6、人口与房价。在城市化下,人口密度是个伪命题,无论国家人口多少我们都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节约土地,留下更多生态和农业空间)。荷兰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耕地比中国少许多,但荷兰为什么没高房价呢?中国农村为什么没有高房价呢?欧美国家发展历程长而慢,人口没有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后来的东亚等国家发展快速且不均衡,高楼大厦、人口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结果导致高房价和相对拥挤(北京还有权力导致资源集中)。 7、人口与交通。人口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低,更有利于交通发展,如高铁、地铁,中小城市因人口少就无法使用。中国春运拥挤,在于城乡分割、节日文化、运营机制和人均铁路不足等。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挤地铁、高房价。如果埋怨人口多,请离开城市到中国人口稀少的大森林大草原,那里还是中国但不拥挤。 8、人口与国力。同等水平,人口越多,物力财力人力越多,经济科技实力越强,国力越强(中国军队以独生子为绝对主体将削弱战斗力)。所以发达国家实力排名是美日德,后发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实力最强。扣除老龄化的不同,未来世界人均GDP有趋同的趋势,人口将决定实力,国家与民族实力的长期竞争将取决于人口实力的发展。 9、人口与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因素,因而每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都是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地区。人口越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化利于经济发展且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多,有利于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现在     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未来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将减少40%,到2300年中国仅剩下2800万人!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人口的兴衰势必深刻影响并决定民族的兴衰,人口最终决定民族命运。如果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所积累的人口根基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行人口政策每持续一天,就会多产生3000多个光棍(一年约140万),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堕胎、对“超生”妈妈的折磨、对“超生”“黑孩”成长的危害……就会继续存在一天。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等了。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指出,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也证明,生育率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此文亦指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流产次数高达1300万,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下必然导致很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新千年危机”——导致其必然大衰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对应于1985年,也即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生育率必然很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早在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仅为1.46个。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因素,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将是超低的。不仅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人口政策不能再迟,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否则民族毁矣! 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作者:刘忠良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属于“严重少子化”。据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万分危险,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未来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将减少40%,到2300年中国仅剩下2800万人!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人口的兴衰势必深刻影响并决定民族的兴衰,人口最终决定民族命运。如果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所积累的人口根基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行人口政策每持续一天,就会多产生3000多个光棍(一年约140万),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堕胎、对“超生”妈妈的折磨、对“超生”“黑孩”成长的危害……就会继续存在一天。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等了。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指出,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也证明,生育率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此文亦指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流产次数高达1300万,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下必然导致很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新千年危机”——导致其必然大衰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对应于1985年,也即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生育率必然很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早在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仅为1.46个。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因素,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将是超低的。不仅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人口政策不能再迟,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否则民族毁矣! 既然计生委通过专家论证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每过一代人口减少15%,如有最佳应该是2.1),可现在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8,为了达到1.8中国应该鼓励生育,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 1、低生育率与人口暴减。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过去人口结构年轻、寿命延长和死亡率大幅降低造成的。但超低生育率决定,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一定会导致人口暴减。假设原人均寿命35岁(新中国成立前,现74岁),有两对夫妇,共4人。一个生了男孩,一个生了女孩,组成新家庭,新夫妇也只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这个大家庭到现在就变成了7人。在这个例子中,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人口由4人变成7人,增长了75%,这就是一胎政策30年人口仍增长的原因。当最老的一代死去时,这个家庭就会从7人剧减至3人,减少57%,崩溃! 2、人口与计划生育历史。二战后全世界爆发婴儿潮,不能说毛泽东全世界鼓励生育吧?实际上,在缺乏避孕条件下,那点鼓励生育口号是不能提高生育率的。新中国成立后,生育率基本和以前一样(几千年来就如此),但儿童成活率和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所以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在1954年中国就开始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低到1980年的2.24,全面一胎政策前的计划生育非常有效,根本无需再一胎政策(30年“少生四个亿”是忽悠,考虑到人口规律,顶多只有一亿多)。马寅初在世界婴儿潮时期要求强制只能生两个孩子,是侵犯公民自主生育权,也危害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竞争。马寅初的理论,十分幼稚荒谬无知短视(如“生产效率提高20倍,剩下95%的人怎么就业?”的疑问,很幼稚),竟然用来指导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政策,可悲至极! 3、人口与经     既然计生委通过专家论证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每过一代人口减少15%,如有最佳应该是2.1),可现在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8,为了达到1.8中国应该鼓励生育,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 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作者:刘忠良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属于“严重少子化”。据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万分危险,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未来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将减少40%,到2300年中国仅剩下2800万人!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人口的兴衰势必深刻影响并决定民族的兴衰,人口最终决定民族命运。如果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所积累的人口根基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行人口政策每持续一天,就会多产生3000多个光棍(一年约140万),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堕胎、对“超生”妈妈的折磨、对“超生”“黑孩”成长的危害……就会继续存在一天。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等了。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指出,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也证明,生育率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此文亦指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流产次数高达1300万,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下必然导致很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新千年危机”——导致其必然大衰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对应于1985年,也即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生育率必然很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早在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仅为1.46个。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因素,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将是超低的。不仅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人口政策不能再迟,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否则民族毁矣! 既然计生委通过专家论证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每过一代人口减少15%,如有最佳应该是2.1),可现在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8,为了达到1.8中国应该鼓励生育,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 1、低生育率与人口暴减。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过去人口结构年轻、寿命延长和死亡率大幅降低造成的。但超低生育率决定,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一定会导致人口暴减。假设原人均寿命35岁(新中国成立前,现74岁),有两对夫妇,共4人。一个生了男孩,一个生了女孩,组成新家庭,新夫妇也只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这个大家庭到现在就变成了7人。在这个例子中,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人口由4人变成7人,增长了75%,这就是一胎政策30年人口仍增长的原因。当最老的一代死去时,这个家庭就会从7人剧减至3人,减少57%,崩溃! 2、人口与计划生育历史。二战后全世界爆发婴儿潮,不能说毛泽东全世界鼓励生育吧?实际上,在缺乏避孕条件下,那点鼓励生育口号是不能提高生育率的。新中国成立后,生育率基本和以前一样(几千年来就如此),但儿童成活率和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所以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在1954年中国就开始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低到1980年的2.24,全面一胎政策前的计划生育非常有效,根本无需再一胎政策(30年“少生四个亿”是忽悠,考虑到人口规律,顶多只有一亿多)。马寅初在世界婴儿潮时期要求强制只能生两个孩子,是侵犯公民自主生育权,也危害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竞争。马寅初的理论,十分幼稚荒谬无知短视(如“生产效率提高20倍,剩下95%的人怎么就业?”的疑问,很幼稚),竟然用来指导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政策,可悲至极! 3、人口与经     1、低生育率与人口暴减。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过去人口结构年轻、寿命延长和死亡率大幅降低造成的。但超低生育率决定,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一定会导致人口暴减。假设原人均寿命35岁(新中国成立前,现74岁),有两对夫妇,共4人。一个生了男孩,一个生了女孩,组成新家庭,新夫妇也只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这个大家庭到现在就变成了7人。在这个例子中,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人口由4人变成7人,增长了75%,这就是一胎政策30年人口仍增长的原因。当最老的一代死去时,这个家庭就会从7人剧减至3人,减少57%,崩溃!     2、人口与计划生育历史。二战后全世界爆发婴儿潮,不能说毛泽东全世界鼓励生育吧?实际上,在缺乏避孕条件下,那点鼓励生育口号是不能提高生育率的。新中国成立后,生育率基本和以前一样(几千年来就如此),但儿童成活率和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所以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在1954年中国就开始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低到1980年的2.24,全面一胎政策前的计划生育非常有效,根本无需再一胎政策(30年“少生四个亿”是忽悠,考虑到人口规律,顶多只有一亿多)。马寅初在世界婴儿潮时期要求强制只能生两个孩子,是侵犯公民自主生育权,也危害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竞争。马寅初的理论,十分幼稚荒谬无知短视(如“生产效率提高20倍,剩下95%的人怎么就业?”的疑问,很幼稚),竟然用来指导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政策,可悲至极! 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短期提高了人均GDP,但未来呢?未来一个孩子养活一对退休的父母,是不是又大幅降低人均GDP和增加生活压力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均GDP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大、日本2024年家庭财富要降低到1997年水平和日本许多家庭生活变困难的原因。一个421家庭,一旦最大一代退休,家庭劳动者暴减47或23,能不如此吗?“未富先老”、“又老又穷”,计划生育或人口减少最终不利于经济水平提高和生活水平提高。 10、人口与就业。人口多,消费者多,就业岗位也多,反之则相反,因而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无关。现在少生孩子,孩子需求减少,母亲劳动参与率提高,反而加剧就业问题。未来人口减少时,人口老化从而消费不振,经济低迷从而投资不振,结果总需求不振,就业问题反而更严重,这也是今天日本、欧洲所面临的情形,未来中国更如此。 11、人口承载力。按人口密度,中国可以养活 47亿韩国人、34日本人、31亿以色列人、24亿英国人、23亿德国人、38亿荷兰人……据2009年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中国实际耕地面积为20.26亿亩,人均耕地超过1.51亩。按照国际0.8亩(农业强国荷兰仅略高于此)的粮食自给标准,中国可以养活25亿人。而未来随着科技发展会更高。 12、适宜人口。在城市化之下,人口密度是个伪命题。在经济贸易全球化之下(资源利用全球化了),一个国家的最大人口承载力是个伪命题,如新加坡。适宜人口应该是更有利于经济与生活水平提高和民族国家实力与竞争力提高,也即生活水平更高化和国力最大化的人口数量。我在未能出版的书(救民族真理却不能出版)中论证,在知识经济时代,边际人口GDP递增、边际人口综合国力递增,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和综合国力增强。现中国人口承载力25亿,经济贸易全球化又推高这个数字,按适宜人口标准中国不应该低于20亿人,未来则应更高。 人口减少,或降低到7亿,老龄化严重,既不利于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也不利于民族与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的增强,怎么7亿就成了适宜人口呢?即便中国不计划生育,没有一胎政策,由于生育率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且中华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下十分脆弱,中国人口也不会达到18亿或20亿。中国无需计划生育,更没有必要一胎政策,在超低生育率的今天继续这样的政策纯属穷折腾民族、国家、人民的未来,祸及子孙后代(生育率越低,老龄化越重,“失业魔鬼”跳出,年轻人就业和生活压力越大,生育率越低,恶性循环,祸及未来)。 (本文作者:刘忠良,cnlonglzl@126.com,15901201895。拯救民族,敬请帮忙转交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学者等,谢谢)     3、人口与经济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就是因为人口多。人口减少9/10,人均GDP能提高9倍吗?不能!人口稠密的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如此,中国穷不是因为人口多。经济水平取决于经济起点、发展速度、发展时间、国家制度等,由知识技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口多,科研人才多,科研财力强,市场需求大,科研收益高,人口多有利于推动知识技术发展,因而人口多更有利于经济水平提高。 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作者:刘忠良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属于“严重少子化”。据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万分危险,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未来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将减少40%,到2300年中国仅剩下2800万人!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人口的兴衰势必深刻影响并决定民族的兴衰,人口最终决定民族命运。如果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所积累的人口根基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行人口政策每持续一天,就会多产生3000多个光棍(一年约140万),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堕胎、对“超生”妈妈的折磨、对“超生”“黑孩”成长的危害……就会继续存在一天。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等了。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指出,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也证明,生育率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此文亦指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流产次数高达1300万,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下必然导致很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新千年危机”——导致其必然大衰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对应于1985年,也即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生育率必然很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早在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仅为1.46个。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因素,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将是超低的。不仅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人口政策不能再迟,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否则民族毁矣! 既然计生委通过专家论证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每过一代人口减少15%,如有最佳应该是2.1),可现在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8,为了达到1.8中国应该鼓励生育,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 1、低生育率与人口暴减。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过去人口结构年轻、寿命延长和死亡率大幅降低造成的。但超低生育率决定,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一定会导致人口暴减。假设原人均寿命35岁(新中国成立前,现74岁),有两对夫妇,共4人。一个生了男孩,一个生了女孩,组成新家庭,新夫妇也只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这个大家庭到现在就变成了7人。在这个例子中,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由于寿命延长,人口由4人变成7人,增长了75%,这就是一胎政策30年人口仍增长的原因。当最老的一代死去时,这个家庭就会从7人剧减至3人,减少57%,崩溃! 2、人口与计划生育历史。二战后全世界爆发婴儿潮,不能说毛泽东全世界鼓励生育吧?实际上,在缺乏避孕条件下,那点鼓励生育口号是不能提高生育率的。新中国成立后,生育率基本和以前一样(几千年来就如此),但儿童成活率和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所以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在1954年中国就开始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低到1980年的2.24,全面一胎政策前的计划生育非常有效,根本无需再一胎政策(30年“少生四个亿”是忽悠,考虑到人口规律,顶多只有一亿多)。马寅初在世界婴儿潮时期要求强制只能生两个孩子,是侵犯公民自主生育权,也危害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竞争。马寅初的理论,十分幼稚荒谬无知短视(如“生产效率提高20倍,剩下95%的人怎么就业?”的疑问,很幼稚),竟然用来指导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政策,可悲至极! 3、人口与经     4、人口与社会资源。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口多,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和财政收入也多,人均社会资源水平与人口多少无关,减少人口不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财政过去长期投入过低)等投入水平。如孩子减少,小学13年减少57%,小学教育资源就大幅衰减,未来高校资源等亦如此。到了未来,重老龄化压力大,反而挤压教育等人均投入。计划生育因造成未来中国人口严重老化(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质量的下降)和带来独生子女成长问题,最终既降低人口数量又降低人口质量,重伤民族实力,穷折腾!如果把庞大计生费用投资于教育、环保,岂不更好?     劳动者是一切社会资源的源泉,生育是创造未来社会资源的活动。生育创造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提供消费者资源。生育创造劳动者,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免费提供劳动者资源。一切养老归根结底还是生孩子养老,因为未来若没有劳动者,老人手中的货币、投资等都将作废,一切养老无法维持,因而生育是为社会和国家免费提供养老资源(经济发展寿命延长,医疗费用等随年龄递增,因而经济发展提高养老压力,就像经济发展越来养不起孩子一样)。生育创造了未来社会资源的一切,何来多生孩子占用社会资源?应该是多生多贡献。“社会抚养费”(计生罚款)毫无道理,还危害“超生”(何谓“超生”?就是法律剥夺了公民自主生育权)孩子健康成长,穷折腾!     5、人口与自然资源。现在经济全球化,资源价格全球化,钢铁、石油等资源价格,除去税收和运费,价格都一样,人均实际利用的资源与人口多少无关。中国稀土出国占世界供给的97%,中国稀土大量减少,是因为人口多吗?人类的所有资源,都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开发的,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人均开发利用成本更低,更有利于资源开发和实际利用的资源增加。人类历史表明,人均实际使用资源是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比如开发出无污染的核聚变(不是现用的核裂变),将为人类提供不竭的能源。新材料、新资源、循环利用等可永久解决人类资源问题。     同样,生态环境问题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生活生产方式的性质。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后来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但变好了,因为生活生产方式对环境影响的性质在改变。人可以把绿洲变成沙漠,也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13亿人每个人植10棵树,就增加130亿棵树,大幅改善生态环境。人口多,人力、财力多,科技支撑强,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关于人口与全球变暖是忽悠,曾经北京热到有大象,那时人口多吗?)     6、人口与房价。在城市化下,人口密度是个伪命题,无论国家人口多少我们都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节约土地,留下更多生态和农业空间)。荷兰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耕地比中国少许多,但荷兰为什么没高房价呢?中国农村为什么没有高房价呢?欧美国家发展历程长而慢,人口没有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后来的东亚等国家发展快速且不均衡,高楼大厦、人口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结果导致高房价和相对拥挤(北京还有权力导致资源集中)。     7、人口与交通。人口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低,更有利于交通发展,如高铁、地铁,中小城市因人口少就无法使用。中国春运拥挤,在于城乡分割、节日文化、运营机制和人均铁路不足等。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挤地铁、高房价。如果埋怨人口多,请离开城市到中国人口稀少的大森林大草原,那里还是中国但不拥挤。 济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就是因为人口多。人口减少910,人均GDP能提高9倍吗?不能!人口稠密的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如此,中国穷不是因为人口多。经济水平取决于经济起点、发展速度、发展时间、国家制度等,由知识技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口多,科研人才多,科研财力强,市场需求大,科研收益高,人口多有利于推动知识技术发展,因而人口多更有利于经济水平提高。 4、人口与社会资源。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口多,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和财政收入也多,人均社会资源水平与人口多少无关,减少人口不能提高人均医疗、教育(财政过去长期投入过低)等投入水平。如孩子减少,小学13年减少57%,小学教育资源就大幅衰减,未来高校资源等亦如此。到了未来,重老龄化压力大,反而挤压教育等人均投入。计划生育因造成未来中国人口严重老化(人口老化就意味着人口质量的下降)和带来独生子女成长问题,最终既降低人口数量又降低人口质量,重伤民族实力,穷折腾!如果把庞大计生费用投资于教育、环保,岂不更好? 劳动者是一切社会资源的源泉,生育是创造未来社会资源的活动。生育创造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提供消费者资源。生育创造劳动者,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免费提供劳动者资源。一切养老归根结底还是生孩子养老,因为未来若没有劳动者,老人手中的货币、投资等都将作废,一切养老无法维持,因而生育是为社会和国家免费提供养老资源(经济发展寿命延长,医疗费用等随年龄递增,因而经济发展提高养老压力,就像经济发展越来养不起孩子一样)。生育创造了未来社会资源的一切,何来多生孩子占用社会资源?应该是多生多贡献。“社会抚养费”(计生罚款)毫无道理,还危害“超生”(何谓“超生”?就是法律剥夺了公民自主生育权)孩子健康成长,穷折腾! 5、人口与自然资源。现在经济全球化,资源价格全球化,钢铁、石油等资源价格,除去税收和运费,价格都一样,人均实际利用的资源与人口多少无关。中国稀土出国占世界供给的97%,中国稀土大量减少,是因为人口多吗?人类的所有资源,都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开发的,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人均开发利用成本更低,更有利于资源开发和实际利用的资源增加。人类历史表明,人均实际使用资源是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比如开发出无污染的核聚变(不是现用的核裂变),将为人类提供不竭的能源。新材料、新资源、循环利用等可永久解决人类资源问题。 同样,生态环境问题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生活生产方式的性质。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后来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但变好了,因为生活生产方式对环境影响的性质在改变。人可以把绿洲变成沙漠,也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13亿人每个人植10棵树,就增加130亿棵树,大幅改善生态环境。人口多,人力、财力多,科技支撑强,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关于人口与全球变暖是忽悠,曾经北京热到有大象,那时人口多吗?) 6、人口与房价。在城市化下,人口密度是个伪命题,无论国家人口多少我们都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节约土地,留下更多生态和农业空间)。荷兰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耕地比中国少许多,但荷兰为什么没高房价呢?中国农村为什么没有高房价呢?欧美国家发展历程长而慢,人口没有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后来的东亚等国家发展快速且不均衡,高楼大厦、人口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结果导致高房价和相对拥挤(北京还有权力导致资源集中)。 7、人口与交通。人口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低,更有利于交通发展,如高铁、地铁,中小城市因人口少就无法使用。中国春运拥挤,在于城乡分割、节日文化、运营机制和人均铁路不足等。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挤地铁、高房价。如果埋怨人口多,请离开城市到中国人口稀少的大森林大草原,那里还是中国但不拥挤。 8、人口与国力。同等水平,人口越多,物力财力人力越多,经济科技实力越强,国力越强(中国军队以独生子为绝对主体将削弱战斗力)。所以发达国家实力排名是美日德,后发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实力最强。扣除老龄化的不同,未来世界人均GDP有趋同的趋势,人口将决定实力,国家与民族实力的长期竞争将取决于人口实力的发展。 9、人口与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因素,因而每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都是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地区。人口越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化利于经济发展且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多,有利于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现在     8、人口与国力。同等水平,人口越多,物力财力人力越多,经济科技实力越强,国力越强(中国军队以独生子为绝对主体将削弱战斗力)。所以发达国家实力排名是美日德,后发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实力最强。扣除老龄化的不同,未来世界人均GDP有趋同的趋势,人口将决定实力,国家与民族实力的长期竞争将取决于人口实力的发展。     9、人口与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因素,因而每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都是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地区。人口越多,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化利于经济发展且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多,有利于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 作者:刘忠良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属于“严重少子化”。据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万分危险,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未来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将减少40%,到2300年中国仅剩下2800万人!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人口的兴衰势必深刻影响并决定民族的兴衰,人口最终决定民族命运。如果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所积累的人口根基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行人口政策每持续一天,就会多产生3000多个光棍(一年约140万),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堕胎、对“超生”妈妈的折磨、对“超生”“黑孩”成长的危害……就会继续存在一天。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等了。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指出,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也证明,生育率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此文亦指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流产次数高达1300万,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下必然导致很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新千年危机”——导致其必然大衰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对应于1985年,也即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生育率必然很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早在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仅为1.46个。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因素,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将是超低的。不仅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人口政策不能再迟,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否则民族毁矣! 既然计生委通过专家论证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每过一代人口减少15%,如有最佳应该是2.1),可现在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8,为了达到1.8中国应该鼓励生育,那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 1、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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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 取消特权阶层是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茅于轼: 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日报: 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 20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日报: 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茅于轼: 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08年的对策是增加投入,多发钞票,多搞项目,这不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一条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资源浪费。 针对新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还靠扩大项目、批项目、增加政府的需求这条路是把问题往后推,没有解决问题。 后果是,表面上看能够维持增长的速度,但是通货膨胀、失业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还是靠投资,内需没有增加,结构就有问题,使得各行各业发展都有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都是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机会有关系的,机会减少,每个行业都会有困难。 日报:如果要实现“稳增长”应该怎么办? 茅于轼:稳增长就是要提高效率,首先把金融业开放了,金融业开放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钱用的好,用的不好,差别极大。 民营企业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业,但是融资难,很多钱用在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上,真正需要财富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你看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就缺,比如医疗、教育,这些行业民间投资就非常不足。服务业发展也跟税收 日报: 结构有关,现在的税收结构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要看政治改革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如果这方面没有大的举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很难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公有制为主、特权阶层、金融市场不开放、不公平竞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了。 日报: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茅于轼: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您是否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稳增长要首先开放金融业 第一财经日报:欧债危机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茅于轼: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问题正好是中国改革的机会,出口减少对中国是好事,以前过分依赖出口,我们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要制造一个逆差,消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进口有很多好处,减少国内资源消耗,增加供给,减少通货膨胀。 对付全球危机,我们不能采取老办法,我们老靠扩大投入,而非提高效率。现在社会浪费很大,把浪费取消了经济就上来了。 第一个浪费是资金上的浪费,钱不能物尽其用,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高低差距大,利息率没有市场化证明金融市场是没有效率的,很多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种损失很多人看不到。现在金融业有很多障碍、不自由的地方,造成很大浪费。金融业垄断就是最大浪费。 日报: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组合政策,您认为这一次的政策会解决问题还是带来问题? 茅于轼:20 茅于轼: 温州的金融改革说明中央政府关心金融业的效率问题,但有没有大胆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有小改小革,我觉得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私人资本主导着进入金融业,而不是吸收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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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 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学者的联合建议

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 学者的联合建议 2012.08.18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人口增长数急剧下降。2010年的人口普查证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已经从1973年的4.5降到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增加生育,严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过时。更有基层计生干部不惜侵犯人权来控制人口,造成官民冲突,弄得民怨沸腾,甚至变成国际事件,极大地伤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这种错上加错的生育政策绝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     当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300美元。农业占经济总量约30%,各种商品都面临紧缺。同时,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长很快。中国经济面临就业不足,人均粮食生产很少,教育投入不足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台了计划生育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在城市施行严格的一胎政策,在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很多家庭儿女双全的愿望不能实现。个别基层计生干部粗暴行事,扒房牵牛,强制堕胎等暴力事件也司空见惯。     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今非昔比,总体规模已仅次于美国,人均收入超过五千美元,两三亿农民在城里有了工作。人民的人权觉悟空前提高。长期坚持一个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渐渐地脱离了变化中的环境,计划生育的不良后果越来越暴露。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虽然在1976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人口总数增加了40%,但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从1.5亿减少到1.0亿。各地小学校大量合并,与2000年比较,2010年农村的小学校减少了一半。由于出生儿童长时期持续减少,使得中学招生也越来越少。现在大学也很难招生,各校都在抢生源。中国出现的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态势在全球社会古今罕见。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超过了所有国家过去所发生过的。     我国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1978年的1800万降低到现在的约400万。如果继续计划生育政策,2017年前后人口将达到顶峰,为13.5亿,以后人口数开始下降。即使立刻停止计划生育,再过约十年中国的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那时候人口总数约为14亿。远不到过去预测说的,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人口也会达到15亿和16亿。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人口发生的主要变化有:       2003年20-39岁黄金年龄段劳动力开始减少。这一点已经为近年来逐渐加剧的用工荒所证实。    2010年14岁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只有16.6%。即使每个人都能活到70岁,妇女的生育率稳定,14岁以下的人口也应占20%(14/70 = 0.2)。现在只占16.6%,低于世界平均的27%,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9%。我国人口属于严重少子化。     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降到1979年的2.8,1990年的2.3, 1995年的1.5,2000年的1.22, 2010年 的1.18. 妇女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虽然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但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结果。因而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升。所以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的二十年内必将发生以下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好像现在十岁的人再过十年一定是二十岁。无论我们如何调整生育政策也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     2012年育龄妇女人数开始负增长。说明中国的人口生育能力正在走向衰减。     2012年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止跌回升。其中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但65岁以上的比例快速上升。抵消之后总抚养比开始上升。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以后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缺乏和年轻人消费不足的问题。     2015年“光棍”危机开始呈现,以后危机逐年加深。到2023年光棍超过2000万。以后光棍数会达到4000万。这三四千万的光棍在他们以后的几十年的有生之年中永远失去了组织家庭的可能性。     从1975年到2010年一共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大约有4%的孩子会在25岁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补生成功也将有数百万个家庭遭受失独之痛。   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发生以下的事件:       如果继续保持现在1.18的生育率,2017前后年中国的人口将停止增加,此时的人口总数是13.5亿。     以后人口将持续快速减少。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掉三分之二,剩下4.6亿人;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万人。这一恐怖的前景充分说明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可持续。     取消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否会发生生育率的大幅度反弹?绝大多数人口专家估计是否定的。因为当前的低生育率并非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我们要担心的是即使取消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仍然达不到维持人口平衡所必须的水平。我国所真正需要的是适当鼓励生育,达到更替水平,而不是继续限制生育。   应该改变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看法:       我国控制人口的基本观点之一认为,人均自然资源的多少会决定经济发展的难易,人口多将加重全社会的负担。所以实施超生要交社会抚养费的办法。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却忽视了人口多有分工更细,创新更多,产业集聚等好处.  而且,“人多导致贫穷”的观点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世界上既有人均资源丰富的富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有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的富国,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事实上,工业化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资源的硬约束而发展不起来的,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国家都发展得非常好,反而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却发展滞后。在五、六、七十年代,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增加, 只是中国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像四小龙,日本一样,人口和经济同时快速增长。     可见贫富和人均资源无关,只和发展模式有关。从短期看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或有害;从历史角度看,人口数和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但是人口结构的扭曲必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有确定的负面影响。最新的经济研究还表明,工作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以后,年轻人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幅降低,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减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的变化也证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他们的科技创新力明显下降。     我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和人口结构及其变化有关。早先年轻型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出生的小孩大幅度减少,家庭负担减轻。储蓄率空前提高,在世界各大国中排行第一第二。这为我国的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这种短期有利条件看似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借债,将来是要偿还的。因为出生率下降必然导致将来的劳动力短缺,养老的负担加重。社会将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还债。在这过程中将发生低储蓄率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如基本建设缺少投资,环境保护没有钱,教育和科研经费不足等等。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萎缩,甚至发生贫困化,即人均收入的持续性降低。     老年人口比例高的社会,和劳动力人口比例高的社会比较,显然更为不利。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医疗进步,老龄化是全球的发展趋势。通过技术,组织,制度的调整,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社会的适应能力,人类社会有能力适应这种变化。但是过快进入老龄化,就会发生未富先老的问题。与其他各发达国家老龄化过程比较,我国未富先老,社会发展总水平落后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除了经济上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也造成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的极度扭曲。独生子女政策造成4(祖父母)-2(父母)-1(当代)的家庭结构。当代的一个年轻人要负担六个中老年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叔叔阿姨舅舅姑姑。全社会缺乏横向的血缘关系,只剩下垂直的单线条的直系亲属。这种单一结构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人际关系。一个人生了病或发生别的困难,除了直系亲属,没有旁边的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固然朋友也能帮忙,但是远不如血缘关系那么自然和紧密。每个人身处直系亲属的环节之中,他担负着上下直系亲属的各种安全责任,没有别人能够真诚帮助,担子非常重。极不利于社会的安全保障。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育政策?       按照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来推算,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会在1.7左右。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的伊朗,泰国都自然地降到了1.8左右。东亚地区的台湾和韩国二十多年前的发展水平和中国现在差不多,当时的生育率也只有1.7左右。现在他们鼓励生育,生育率还是很低。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农村的年轻人会生3个小孩。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面临抚养小孩的压力和城市人是一样的,很多研究表明,他们的生育欲望也不会超过2个小孩。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放开后生育率过高,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后,生育率还远远达不到更替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其中华人社会的香港和台湾更低。     是不是从限制只生一个变到放开二胎就可以了?还是应该自由生育,不加限制?自由生育对管理者来说,取消了生育管理,所有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都消失了。放开二胎(即限制二胎),仍然有一定的管理成本。而且有一个强制性的二胎政策,就可能发生侵犯人权的野蛮执行。显然,自由生育更好一些。对全社会而言,我国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其理由已如前述。所以我们建议取消强制性计划生育,赋予公民自由,自主,负责的生育权利。     这一建议的争议在于会不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引发人口的出生反弹。事实上我国大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以下。北京,上海的妇女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7,超过了只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的要求。说明取消计划生育不大可能引发超高的出生率。     试看世界各国的生育政策。人口密度远高于我国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尽管如此出生人口数仍不见增加。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机四伏。我国也需要鼓励生育,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没有可怀疑的了。     取消计划生育,会造成几十万计生干部转岗。这不是坏事。停止做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事,就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不过,做出尽可能详尽的计划,让他们顺利转业,使得政策转变没有阻力,还是十分必要的。     建议发起人:   梁建章;穆光宗;易富贤;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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