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中选网上作者孤鸿的文章说，当年胡志明死了，这种现象出现过；后来，金正日他爹金日成死了，这种现象也出现过；而早年斯大林死了，不仅本国人民普遍痛哭，就连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也只有那些深受极权统治之苦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体会这种对领袖逝世的一片痛哭声中的复杂含义，卡扎菲要是早两年死了，利比亚人民将会怎样表演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记得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葬时，人们捶胸顿足，哭声震天，场面混乱，拥挤不堪，最后以踩死几十个人而告终，甚至有人为其自杀殉葬。 究其原因，凡是在那些伟大领袖被神化的国度，民众必然都是匍匐着的，除了伟大领袖一家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尊严可言。人们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只要是一个集体，不论大小，就会形成一种“表忠心”式的精神绑架，随时都会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在互相监视着。在这样的国度里，领袖的称呼无论是叫主席还是总统，无论是总书记还是委员长，都只是帝王的另一种称谓而已。虽然帝王驾崩，并没有明文规定，但不哭是没有安全感的，不显示出悲痛欲绝也是不行的，人们只能像大海中的群鱼一样，随大流才是最安全的。 换句话说，此时的痛苦表演就是发出一种信号，它的意思可以解读为：领袖死了，我哭了，我痛不欲生，这说明我是忠于领袖的，我是顺民，请不要迫害我啊！但另一方面，它也掩盖了许多难以表达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情感，或许，其中有些人恨不得食暴君之肉，剝暴君之皮也说不定呢。文章又说，无可否认的是，在76年9月毛领袖逝世的那段难忘日子里，我们的确有过真正的悲痛，也有过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但更多的却是某种不可言喻的恐惧。在一个不小心把登有领袖照片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都有可能挨斗，甚至被送进监狱的环境里，人们怎么可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生怕出错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拼命也要挤出两滴眼泪来也就不奇怪了。 记得多年之后，有人曾经问我们排长，当年她为什么会哭得那么伤心，对此，她表情略显羞涩地回答说，“我当时突然想起了我那死去的母亲，她辛苦了一辈子，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呢”！不过，同样是在这种场合，那些表面上装哭，心中却暗喜者肯定也不在少数。说到这里，你就知道此次朝鲜民众如此夸张的表演，应该是一点儿也不难理解了吧，今天的他们，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我们。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推论就是，哪个伟大领袖在去世时国民的表现越悲痛，收获民众的泪水越多，这个伟大领袖在世时，就必定越是凶残暴虐，越是罪孽深重。 接下来，文章作者把话题转到了韩国。韩国原本地少人多，自然资源贫乏，在日本人统治期间，属于农业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落后于北朝鲜。但韩国与朝鲜同时发展了60多年，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其国民的生活水平竟几十倍领先于原本与他们同文同种的北朝鲜兄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们过去那种歌功颂德的老套路，韩国历届领导人的恩情应该是“比山高比水长”了吧？那么，韩国人又应该感恩于哪个“伟大领袖”呢？是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还是金大中、金泳三？或卢武炫呢？ 要知道，他们当中，除了金大中退休之后得以安享晚年至死以外，其余那些居功至伟的韩国领导人，不是被刺或者自杀，就是被法庭判刑清算了。人们不禁要问的是，他们当中哪个人曾经享受过金正日那帝王般的奢华生活呢？他们哪一位的去世能够收获全国人民的眼泪呢？那么，又何以如此呢？政治体制不同也。 孤鸿的文章最后回顾说，当年罗斯福总统领导美国人民走出经济大萧条，并且领导同盟国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使美国成为二十世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罗斯福总统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况且，他又是死在了自己的总统任上，他的葬礼也不可谓不隆重不轰动。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很悲痛，但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是爹亲娘亲还是罗斯福亲的话，恐怕他们都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当然是爹亲娘亲了。由此可见，民主自由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人们不必担心，因为说出人伦常识而遭到迫害。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1976年，伙伴们都盼望着那一天，大家都知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那一天终于到来。大家又高兴又担忧，担心的只是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然而，开追悼会那天却没人敢不去，没人敢不低头！场上的老太婆很少有不哭的，但我们同学们只能在低头时相互扮个鬼脸，知道这一天将是中国变化的开端，而且只会变好，不会变糟。(网友xianan)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16日 出入境旧制惯性仍存，官民有别依旧，跟不上国人对便利的需求 财新《新世纪》 记者 曹海丽 叶逗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近期向社会征求意见，引发一些名人对“签证歧视”问题发表意见，护照和签证问题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说，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面对全球化提供的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机会，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人落地签证或特例免签的便利待遇，可是国内政策和制度却构成障碍。上述《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中，有些条文甚至将这种障碍通过法律予以固化，引发种种批评之声。 　　很多人未注意到，自由地出入国境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是一国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改革开放至今，对中国公民的诸多出入境限制已大为放开，但很多体制惯性和政策尾巴依旧存在。 　　问题也不仅仅在国内的出境限制，还有别国的入境许可。各国对外国人进入本国国境从来奉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在自由旅行已成大势的“地球村”时代，中国护照受欢迎度还很低。在2011年“亨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的统计榜上，中国的排名在48个受统计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六位。 　　影响中国人出境便利还有一个因素，即“官民有别”。截至2011年9月30日，共有74个国家和中国签订过互免签证协议。但除了圣马力诺，其他国家的免签待遇，基本仅限于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中国公民难以获得免签待遇的重要原因。比如，美国在决定是否给予一个国家免签政策时，要考察在一定时间内，这个国家公民的滞留不归率多少、公民的诚信度如何。如果答案是负面的，就不能给予免签。故此，要让国人在国际上更受待见，除了政府的努力，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不容忽视。 　　——编者   去尼泊尔参加制宪研讨会，已领登机牌，却被中国边检“扣下了，没去成”。原因是：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但是出中国边境还需要前往国的签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2011年5月8日发的一条微博，讲述了他出国遭遇的障碍。他原以为，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可以省去在国内办签证的麻烦而便利出境，结果被边检拒绝。 “很遗憾，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海关（应为边检——编者注）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障碍，因而不能和你们一起参与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指参加制宪研讨会——编者注）。”张千帆在微博中说。 张千帆的个人经历并非孤例。2011年春节前，某央媒员工小华（化名）和丈夫临时决定出国过节。由于时间紧，他们想去一个不需要签证或者可以落地签的国家旅游。咨询了旅行社的朋友后，他们被告知，有两个国家对中国因私护照免签：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去印尼和斯里兰卡则可以落地签。 他们选择了斯里兰卡，并通过旅行社购买了机票。结果在换完登机牌过边检时，遇到了和张千帆同样的情况：因没有前往国签证或第三国签证而被拒绝出境。 小华说，她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并未事先咨询出入境管理局。她先前曾经有过一次持因公护照到新加坡落地签的经历，但她忘了这次自己拿的是因私护照，结果在出境前被拦住。 小华这时想起给自己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求救。对方说原则上是不让出境的，但有时边防也可能网开一面。于是，小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边检人员就要被说服时，对方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小华先生的护照签发地不是北京。边检说，小华可以出去，但她先生走不了。结果两人只好双双退机票。 除了前述的落地签便利，一些国际性会议的承办国，往往会对参与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给予特别的免签待遇。例如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南非政府就向所有注册成功的参会人士提供免签待遇。但是，同样因为中国国内的政策，这项便利难以惠及中国的非官方参会者。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入境日益频繁，深为这种障碍所困扰。然而，新近的法律修订并没有改善的迹象。 2011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第八条规定，除了依法申请办理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中国公民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还需要取得前往国签证或者其他入境许可证明。但是，中国与外国签订互免签证协议或者公安部、外交部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草案是在整合修订1986年实施的《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下称“两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1995年起施行的《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的基础上形成的。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此次立法是因为20多年之后法律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一是大量外国人来华旅游、访问、从事商务活动，对外国人签证、入出境、居留和就业的管理亟待加强和完善；二是现行法律规定的签证和居留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上存在漏洞，近年来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情况突出；三是2006年颁布的《护照法》对护照的申请、签发和管理进行了规范，抽取了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一部分内容，需要修改“两法”以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与和谐。 显然，新法草案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入境和居留问题。对中国公民出入境的管理，则基本沿袭现有制度规则。中国公民便利出境的障碍依旧。   出入境权变迁   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的出入境限制在不断减少，但障碍仍不少   新法草案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合法权益”。这一表述与1986年《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所述“公民出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并无太大差异。 在学者们看来，出入境的自由和权利，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国内的迁徙自由。实际上，跨越国境也涉及迁徙自由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认为，出入境权是指一个人自由离开和返回任何国家的权利。通常，这种权利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等情况的影响和限制。规范出入境权要在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人权之间进行平衡。 许多国际文件都涉及出入境权规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应该充分地不受歧视地享有出入境权。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此外，《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一些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公约，也有相关出入境权的规定。 《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宣示文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尚未批准履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法专家认为，出入境作为一种国家的属地管辖，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制度，这属于国内法规定的范畴。国际法上也没有更详细的对出入境的一般性规定。 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出入境政策。在分析各个国家对出入境权的规定差异时，刘国福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都可以成为主导因素，其中政治和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文明的政治制度促进对出入境权的认可和有效保护，相反，中央集权或者独裁的政治体制会否定出入境权。 从1949年以后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迁来看，对公民的出入境限制，自改革开放后开始不断减少。 1978年以前，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基本上处于被严格限制的状态，回国也要经过严格的层层审核。改革开放之后，出入境制度从基本禁止过渡到严格限制，逐步放宽。 1984年，公安部印发《关于放宽因私出国审批条件的通知》，规定除了被禁止出境的中国公民，如果目的地国可能批准签证，无论其社会阶级出生、政治思想和家庭情况，均可批准自费出境。 1986年2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大大放宽了公民因私出国境的限制。只有刑事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人、被劳教的人等五种情形，申请出国境不被批准。 此外，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必须提供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单位证明和出境登记卡。公安部官员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当时技术能力不够，判别申请人是否属于“五种人”只能依赖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意见证明；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不高，为保证公民出国境后的正常生活，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交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等相应材料。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交往的需求日益迫切。 2001年11月22日，公安部召开“2002年全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会议”，宣布了六项改革目标。其中有四项是关于公民出入境管理，“按需申领护照”政策是改革的核心。 按需申领护照，就是只要有出国需要，向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递交身份证件和户籍证明即可。 2001年，广东省的中山市率先进行了“按需申请”的试点。2002年，试点城市增加到了24个；2004年，扩大到中国80%的大中城市；到2005年则扩大到所有的大中城市。 但这项改革至今仍未涉及中国的小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2006年12月29日，《护照法》生效前夕，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通过答记者问透露，全国有231个城市实行公民凭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按需申领护照。在这231个城市之外，申请人出国除提交户口簿、居民身份证，还要提供与出国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如出国劳务的，要提交劳务项目说明书。 刘国福教授认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担心按需申请护照的做法普及到农村以后，会使非法偷渡、非法出境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出去后不回来”。但这显然是一种户籍歧视。 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护照法》，并未对护照的申领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而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也未涉及此内容。简化中国公民申领护照的手续，从而增加出境便利的改革尚有很大空间。 同时，《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基本延续了当前《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对限制出境的规定，对以前的五种不准出境的情形仅仅做了微调。 在刘国福教授看来，限制的多少，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在对待出入境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是偏向管制还是偏向公民的权利。国家对于公民自由出国的限制必须是合理、适当的，而且还应当有相应的程序保障以及救济制度。特别是对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应当有更加清晰明确具体的界定和程序制约，防止泛化和被滥用。   签证障碍   中国公民不能自由出境，去往可以落地签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没有调整   要出境，拿到护照只是第一步，最大的障碍还是签证。 对于中国人持因私护照去前往国办签证的待遇，很多人都有深切感受——首先需提交各种材料（不同使馆要求不同，大致包括财产证明，如银行存款证明、收入证明，加盖公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复印件等）。其次排队时间长，以到美国使馆办签证为例，通常至少要三个小时，还得接受签证官对材料的审查和盘问，有时甚至是刁难，结果仍有可能被拒。 最近几年来，由于旅游和商务活动迅猛增加，不少使馆将签证服务外包给中介代理机构，后者收取一定的中介费。虽然节省了排队时间和面谈环节，但增加了成本。而且所需材料并未减少，有时通过中介机构甚至更麻烦。 一位有过多次出境记录的环保界非政府组织人士，2011年受邀去德国和奥地利开会。奥地利使馆要求在室外排队等候进入。那是一个冬天，她在寒风中排队两三天也没进去。排队的人多有怨言；保安说，别抱怨，这事能怪外国人吗？“人家都把你当穷人看。” 分析人士指出，发达国家对受理中国公民签证申请时设置种种严格的条件，拒签率高，主要原因是滞留不归者众，签证官会先推定申请者有移民倾向。中国申请人多，而每天签发的签证有限，拒签率相较其他国家就显得高。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让发达国家对中国人保持警惕。 长期以来持中国护照到哪里都需要签证或通行证的现实，让很多国人沮丧。不少人想方设法拿美国绿卡或香港身份证，或加入他国国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旅行方便，不受签证之限。 但中国护照是不是到哪里都需要签证？其实不然。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给予他国免签或落地签待遇，并不必然需要有互免协议，一些情况下也有单方面开放。比如塞舌尔就向所有的国家免签开放。这些国家往往以旅游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不会担心移民大量涌入或者偷渡，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也不太敏感。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尽管我们常抱怨中国的护照是全世界最不好用的护照之一，但是如果你了解了一些签证的知识和政策，不仅帮你省钱，你还会发现签证挡不住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一位网名“行走40国”的旅游爱好者在其博客中透露，“而事实上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对中国的游客实行了免签证和落地签证，只是很多中国的初级驴友不太了解。” 免签，顾名思义，是不需要签证的入境方式。落地签证，则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各种原因不能预先在出发地获得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签证时，可持本人护照或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特别入境许可证明，在抵达该国家口岸后再办理入境签证。因这种签证是在乘飞机等交通工具到达口岸（俗称落地）后获得的，所以称为落地签证。 免签证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公民的最高待遇；落地签次之，但仍优于提前签证。 按网友“行走40国”在博客中的介绍，他亲自去过和了解的对中国普通护照免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斯里兰卡、俄罗斯（需跟团）、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瓦努阿图、安道尔、贝宁、阿鲁巴、叙利亚、诺福克群岛、埃及西柰半岛、韩国济州岛。其中马尔代夫和叙利亚其实是落地签，但由于不收取签证费，被看做免签待遇。而他列举的落地签国家中，包括柬埔寨、尼泊尔、马来西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这并非完整的列表。比如多数人熟知的泰国、印尼、新加坡也可以落地签。 但是，到底有哪些国家向中国的因私护照持有者给予免签和落地签，中国并无任何官方网站提供有关的信息。财新《新世纪》记者分别致电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和外交部领事司及出国签证处，对方均表示不了解。 目前相关的信息均来自个人的收集整理。不少网站曾转载一篇“中国因私护照免签落地签国家大全”，源自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中的“中国护照”词条。其中一些信息和“行走40国”提供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行走40国”称贝宁和毛里求斯为免签，前者称是落地签。 显然，相关政府机构并无对国人出境便利的服务意识，他们更重视管理。对于外国的落地签或免签便利却因国内边检政策而受阻的问题，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人士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电话咨询时表示，出入境权是国家事权，国内法要高于国际法，其他国家的单方面国内立法不能影响中国的国内立法。 他承认，中国公民不能自由出境去往可落地签国家，主要是因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没有调整。如果他方向中国公民开放落地签或免签，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中方，照会主管机构，否则仍视同需办签证出境。而像南非气候大会的案例，免签属于特殊政策、临时措施，同样需要对方国家通过正式途径照会中国主管机关，边检才会放行。   互免签证“官民有别”   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这些国家多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且只针对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其实，外交部网站上并非没有免签信息。截至2011年9月，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这些国家的完整名单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有公布。 所谓互免签证，是有关国家之间以条约形式或依据国际惯例，事先为某种人员取得了凭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入境的法律认可，是由国际法预先给予的整体性的入境许可证明，而不是通常采用的对申请人个人审批的方式。 但是，细究这些和中国有互免协议的国家，多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几乎没有西方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这些免签协议，基本只是针对外交护照、公务护照，或者因公普通护照，基本不针对因私普通护照。 中国的护照和国际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分为普通护照、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但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普通护照又分为因公普通护照（即公务普通护照）和因私普通护照。 外交护照主要颁发给中国党、政、军高级官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外交官员、领事官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外交信使等。 公务护照主要颁发给各级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上官员、派驻国外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和驻联合国组织系统及其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等。 公务普通护照，主要颁发给各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下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因公出国人员。 普通护照主要颁发给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留学、就业、旅游等因私事出国的中国公民。持因私普通护照的公民无法享受上述免签待遇。 上述74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少数国家将条件放宽至团体旅游。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因私普通护照免签，即欧洲袖珍小国圣马力诺。外交部领事司的有关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由于没有直飞该国的航线，需从意大利入境，中国旅行者仍需申请申根签证，因此这一免签协议形同虚设。 为什么互免协议中“官民有别”？外交部领事司有关人员私下透露说，从中方来说，当然希望能为更多的人争取免签，但这并不单方面取决于中方。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法专家也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说了算的，“这是双方同意才能达成的协议”。 由于互免协议是对等协议，这也意味着，中方也只允许协议国的外交及公务护照免签入境。   争取免签国际地位   是否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衡量   长期以来，公众对哪些国家可以向中国因私护照提供免签或落地签所知甚少。当然，从官方的角度，这种宣传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不论抵达国什么情况，都得凭签证或其他入境许可证明，才能出境。 按照一个名为“亨利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的机构2011年的排名，中国的国际旅行自由度在4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6位，仅在伊朗、尼泊尔、黎巴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前。这家机构将中国免签国家统计为40个。 刘国福教授认为，是否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衡量。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人口基数很大，层次也很多，各种差距在不断扩大，包括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人的群体差距。而外国在衡量是否给予免签待遇时，因为担心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受到冲击，会考虑这个国家最贫穷群体的状况。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法教授指出，一般西方发达国家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有两大顾虑：一是意识形态惧怕；二是对庞大的中国人口的顾虑。所以，免签的事情只能慢慢做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 有学者指出，争取免签就是在争国际上的地位。 比如，中国台湾地区便以免签为荣。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竞选连任造势活动中，就将台湾获得的免签国家数量作为政绩的一部分。他声称，在他任内，台湾获得的免签国家从54个增加到了124个。2011年12月22日，台湾更是获得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Visa Waiver Program, VWP）候选地区的提名。 2011年11月，香港特首曾荫权也表示，已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希望美方可以给予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入境安排及取消双重征税。目前，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公民，只有前往美国属土关岛或塞班岛可豁免签证，到美国其他地方旅游、留学或工作，都要申请非移民签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已有143个国家及地区接受香港免签证安排。 当然，中国大陆要想获得西方国家的免签待遇，短期内暂无可能。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少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放宽对中国公民入境限制，特别是为吸引中国游客而作出一些特殊安排。比如欧洲大部分国家向中国游客开放了团体和个人游，在签证办理程序上简化了许多。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在一个月前的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将以缩短等候时间、延长签证面试工作时间、增加签证官员、扩大工作空间，增添面试窗口、延长签证有效期限等措施应对日益增多的中国申请者。 但中国公民出入境相关政策，没有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有人担心，如果允许中国公民自由出境到免签或落地签国家，可能会发生借道偷渡到他国的情况。 但事实是，偷渡都是在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限制越严，偷渡越严重。对大部分公民来说，如果大陆的政策不调整，利用香港前往无需签证出境的第三国将是最现实的选择。

汪洋的“横批” –汪洋即席吟对联横批“广东唱红” 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2-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5 1:08:44 阅读量：65次 　　昨日下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广东省人大代表、省委书记汪洋，省人大代表、代省长朱小丹到所在的广州代表团参加讨论，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广州日报报道，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首先发言。他说，广州跟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相比，在城市建设、自主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存在差距。要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战略性发展平台建设实现重大突破，争当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领头羊。 　　会场开了暖气，万庆良一边发言一边擦汗。汪洋注意到这个细节，提醒工作人员调低空调，并有感而发地说，这件事引发我们两点思考。首先，要提高对规则的执行力。国家对冬天室内空调温度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这个规定往往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大家对会场的温度都没有把握，结果就有人穿着羽绒服，有人穿着衬衣。他指出，一个社会制定了规则，但如果这些规则没有约束力，人人都对周围环境感到充满不确定性，社会运转就会付出很大成本。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靠制度保障社会运行，提升社会整体竞争力。其次，要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素质。人人都觉得温度高了、感到热了，只需举手之劳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人行动。要使这个社会更加美好，每个人都要增强“善小而为之”的意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说，广州今年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引进更多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广州，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在服务外包上有所突破，走出广州特色的科技投入增长新路子。还要聘请国际国内策划专家，对广州的各大商圈进行策划和包装，打造国际商贸中心。 　　代表们踊跃发言，聚焦“转型升级、幸福广东”。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代表结合自己在广州l5年的创业生活经历，建议把扶持高科技企业提升创新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和留住人才等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海珠区江南中街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赵广军代表建议将一些优秀的倡导奉献、彰显爱心的文学作品拍摄成影视剧，进一步弘扬志愿文化，促进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广州市环保局副局长杨柳代表建议，把PM2.5监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建议当场得到了汪洋、朱小丹的赞成，代表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其他十余位代表从自己所在社会阶层、所处工作领域实际出发，分别就社会组织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听了大家的发言，汪洋以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朱小丹代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审议意见。他说，《报告》牢牢把握“主题主线”和“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核心任务，贯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充分肯定了去年省政府在黄华华同志领导下，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显着成效。 　　汪洋说，《报告》部署今年工作，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都很强。一是保持了工作和政策措施的连续性、稳定性。二是强化了加快转型升级的工作力度。三是突出了以人为本、建设幸福广东的政策措施。四是注意了解决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广东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去年汪洋在小组讨论时用三副春联说出他对幸福的理解，今天汪洋又即席吟诵了一副对联：上联是“2011黄华华圆满谢幕”，下联是“2012朱小丹漂亮开局”，横批“广东唱红”。 　　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