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针对美国公布的新军事战略，瑞士《新苏黎世报》1月6日认为， “这个战略新调整所考虑的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日益充满疑虑地关注中国的咄咄逼人姿态，形成了越来越明确的利益一致性。” 德国《焦点》周刊写道：”美国以其新军事战略集中力量加强对付一个新的威胁，虽然没有点名，所指就是崛起的中国。这个亚洲大国多年来扩大海军，以遏制美国人在太平洋的优势。……亚洲观察家都很清楚，这个太平洋新战略主要针对强大起来的中国龙。” 该刊认为， “数十年来，围绕台湾问题的潜在战争似乎是主要担忧，北京将这个民主的岛国看作叛离省份，威胁要用武力夺回。然而，新的热点积聚起来，中国与日本因东海的原材料资源发生争执，与越南、菲律宾和其它邻国围绕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有领土争端，那里同样可能蕴藏大量天然气和石油。” 报道说，”先前美国人只要派出航母就足以让中国人收敛些。比如1996年的台湾危机。……而中国海军现在拥有现代化的潜艇部队，而且研制了’DF-21D’那样的新式导弹，可以击中1700公里外的军舰。 “此外，中国还建造自己的航母以及雷达难以捕捉的轰炸机，更不用说它还拥有在全世界渗透电脑网络以及击落敌方卫星的能力，2007年就让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这种能力。军事专家深信，解放军今天可以轻易将美国太平洋舰队赶出其沿海水域，明显地干扰其活动范围，总体上会更易使之无法靠近。” 对于中国官媒的反应，奥地利《标准报》（1月6日）评价说：”来自中国的声调异乎寻常的泰然自若。” 人民币取代美元还有很大距离 《日报》1月6日认为，人民币今非昔比，可以用它在中国买到世界上所有的消费品，只是还不能国际兑换，不过人民币现在即将开始其”全球的胜利进军”。 文章说，”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人民币很快会取代美元这个迄今最大的储备货币。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这种发展是完全可能的。西方国家的负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80%到100%，日本甚至占到200%，中国的债务多年来稳定在20%。 “然而，人民币要成为最大的储备货币，的确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据国际清算银行（BIZ）透露，美元去年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是85%， 而人民币甚至不到1%。” 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沃普尔（Henning Vöpel）在《日报》（1月6日）的专访中表示，理论上讲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会很快，只需要一个决定就够了。可是难以想象中国领导人会这样做，因为迄今所有的经济改革都是逐步进行的，完全放开意味着失去目前还能掌控的外汇控制和资本流通优势。他推测中国在3年之内不会这样做，真要实行的话，估计会在10年左右。 摘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寻找一条促使中国改革具有内在动力、不断深化的途径。综观历史上大的社会转型，往往不同的机遇与选择导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社会后果。因变革途径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废的例子不在少数。第二个挑战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是一场重新规范权力结构，重新界定社会利益分配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集团随着改革措施对其利益的影响也在不断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演变必然导致政治的和经济的新的要求与冲突。简言之，中国社会的未来仍然面临着因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风险与政治压力。我以为，中国改革成功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否可以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分散政治压力的途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近年来呼声渐高的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职能的主张值得商榷。国家政权之存在，中央权力之必需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在倡导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必须对中央集权的代价与潜在危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集权与改革风险 　　我以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质上是选择了一条集中改革风险的道路。主张强化国家职能的一个潜在前提是认为中央政府较之其它社会机构（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实体）能更为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可以选择与实施更为合理的社会经济政策。然而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一个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神话上，即我们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然而人类发展史恰恰证明这一神话的危险性。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的失败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在客观上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发生在一个“不确定”（uncertainty）的时代。虽然这种不确定性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社会演变缓慢的过去，前人成功的模式常常可为后人之鉴。但是，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模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大规模生产模式为代表的“福特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二战以来居世界中心的美国经济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演变。官商结合的日本经济在近年来的经济衰退中迟迟不振，而新的经济区域的组合正重新划分经济贸易的“国界”。 　　从世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看，中国目前经历的这场变革在起点与结构上都是十分独特的。西欧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是由分散、封闭的区域性经济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由分散微弱的领权力走向相对集中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中国改革的起点恰恰相反，它由一个成熟完整的中央集权过渡到社会内在机制的运转，从而逐渐替代行政的纽带。中国改革的经历亦不同于拉美、亚洲地区的强权国家模式。在这些地区的过渡过程中，政府职能、尤其是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控制能力从未达到过中国集权模式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政府权力的演变及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截然不同。 　　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转型的特定社会政治背景意味着中国改革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成功模式，必须在摸索中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何估价中国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呢？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关于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笔者以为这一描述是对中国改革处境的贴切写照。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不仅是中国改革的特定困境，也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理性的唯一可行的方案的话，那么，问题的焦点在于谁去摸“石头”，是否有一个最合适的人或组织承担这一任务？按照加强中央集权主张的思路，这意味着利用中央政府的总体方案去摸石头。不难想象，这个方案一旦失误，则全国十亿人皆翻降水中。但如果允许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各自尝试，找出一条（或几条）过河途径的机率则大大增加。既使有失败者落水，其后果也会相应地局部化、地方化。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此，我以为强化国家职能的主张实质上是选择了一条集中改革风险的道路。加强中央集权意味着集中社会资源于中央政府，从而限制地方与局部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的可能性。改革的风险因此集中到中央政府的决策正确与否上。既然所谓“客观规律”并不存在，这一途径犹如一场冒险赌博。中央政府要能够输掉一场赌博后仍有余力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赌博，就必须通过加强一统的政治结构和维持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这样中国改革就会走上“改革困境──中央集权──改革困境”的恶性循环。可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这一思路的潜在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二.中央集权与政治压力 　　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随着中央权力的增强，其承担的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也相应膨胀。权力与责任是一对孪生的政治现象。在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中，中央政府揽社会资源、经济发展、百姓生计于一身，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时亦邀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于中央。这一体制有三个结构性特点：（1）社会的政治化，即社会各领域、各阶层为政治进程的波动所制约并只能通过政治方式实现其利益；（2）政治的集中化，即中央政府成为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中心；（3）政治的放大化，即局部的地方性的问题与冲突由于必须由中央政府插手解决而表现为中央政府与社会的矛盾。这种情形在中国改革中仍然存在。中央政府既然揽设计、规划、实施诸大权于北京，成为改革的主要驱动力，那么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亦必须要反馈到中央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样，中央政府在各方政治压力的激流湍浪冲击下必然导致内部的急剧分化，为派系斗争提供基础。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因为穷于应付四面八方的压力及接踵而来的各种危机，其政策也趋于不稳定和不连贯。回顾中国改革前期的经历，经济领域中各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每每半途而废，转弄蹊径，虽名曰“深化”改革，往往是政治上不得不转移矛盾的无可奈何的应急措施。 　　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导向中央政府是保证中国改革持续发展的一个严重挑战。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是，在中国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中央集权模式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群体行为上的同步性。尽管社会各利益集团的要求与利益十分不同，但由于他们都受到中央政策的直接影响，并只能通过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来实现其利益，结果是他们在行为上常常表现出一致性，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没有组织的大规模集体行为，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产生巨大冲击。中国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恶性政治循环与这种特定的政治现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应该看到，在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上述中央集权引起的弊病也有了明显的改观。第一，社会非政治化的趋势明显增长。市场经济的潮流冲垮了意识形态所构造的群体界限。金钱的尺度在一定程度替代了政治权力的力量。实现个人利益的渠道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导致了传统利益群体的瓦解与重新组合。连对政治一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明显地游离于政治运行过程之外。尽管金钱拜物教腐蚀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但在政治学意义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由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的转变，使得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过程分离开来。 　　第二，政治的分散化。在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中，中央政府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中心。这一结构造成了社会压力集中于中央的状况。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分配资源的独立权力的强化，社会矛盾的重心由中央转向地方，政治冲突亦随之局部化、地方化了。随着地方权力的扩大，“问题上交”的倾向也转移到新的权力实体。这一趋势一方面表明中央权力的削弱，而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与政治冲突也随之减少。 　　因此，中央集权的衰落为中国改革走出恶性循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这是中国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在这一前提下，中央政府有可能逐渐摆脱直接的社会压力，过渡到扮演仲裁者、执法者的角度，保持稳定持续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社会转型的进程。 　　然而，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潜在危险是导致中国政治运作回到旧的集权模式中去。在这一模式中，虽然国家职能及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从表面上看十分强大，但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中央政府受制于社会各个领域、不同阶层的政治要求，疲于应付连绵不断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只能是一个被动的不稳定的政权。 　　三.中央集权与组织的局限 　　强化国家职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主张是靠一个庞大的“科层组织”（Bureaucracy）来实现的。中央政府的决策与实施均需要以组织的形式完成。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一下组织的局限性。 　　本世纪初，当韦伯阐述科层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时，他提出科层组织形式是一个理性的结构，具有高效率、非主观意志的特点。然而组织学领域在近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科层组织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西蒙（HerbertSimon）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信息加工能力与组织结构的限制，组织的决策过程是不可能进行理性选择的。组织学家马奇（JamesMarch）在六十年代明确提出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其决策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必然偏离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化目标。 　　正如韦伯所指出，一旦组织存在，它就有着内在的生命力，力图维持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组织内在的生存逻辑是什么呢？第一，组织必然表现出历史的依赖性，即为过去经验和其自身历史演变过程所制约。当经验在组织内部得以保证，信息渠道已经建立起来时，这些因素就会成为组织结构的一个部份，从而限制组织摄取新的信息的方向和能力。 　　第二，避免创新，保持稳定是组织的内在机制。信息渠道一经建立必然走向结构化。任何组织意欲创新也就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组织内部结构同时也是各种利益的分配方案。一旦组织结构变化，就会导致利益的再分配，这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 　　组织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特徵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种对内部变革和创新的桎梏。由此，组织与环境的矛盾就会导致组织的危机。组织作为一种固定的结构，拥有一定的资源，必然倾向于遏止环境条件的变化以保持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当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此外，组织为了维持其原有优势，必然在力图改变客观条件以利于自身生存的同时，强化其内在的控制机制。正是针对这一情况，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在《组织的局限》一书中告诫说：“我以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这种对过去目标的信奉使得我们恰恰在以后的经历表明这一观念必须改变时，反而强化了最初的承诺。”这一点值得我们生活在不同组织中并试图通过不同组织为社会造福的人们深思。 　　从中国社会现实条件看，改造现有的组织体系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几十年来滋长积累的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病是众所周知的。当我们主张强化国家职能时，首先必须对承担这一功能的组织有一个现实的估计。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对中国科层组织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切实的改革措施。 　　四.结束语 　　关于中国改革的未来发展，我想，改革思路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1）有利于鼓励不同地区、单位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的尝试，以达到分散改革风险的目的；（2）有利于分散决策过程，改变地方性社会矛盾冲突导向中央的倾向，从而减少中央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3）有利于克服组织结构的局限性，以新的调控手段代替旧的行政组织纽带。 　　在上述意义上，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似乎没有对中央集权的代价与困难给予足够的考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央集权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中央政府有意识“放权”的政策，而是中央政府实际上无能为力的结果。客观上，这种“放权”实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中央集权”论却意味着收回这些改革利益进行再一次分配。且不论如上所述的这一方案在理论上是否合理，现实上，中央政府是否还有这样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其结果极可能加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引起政局动荡，延缓改革的进程。 　　周雪光，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博士。

美国援助机构美慈组织(Mercy Corps)朝鲜项目主管戴维•奥斯汀(David Austin) 2月份参观了朝鲜平安北道的一家医院，探视那里的新生儿情况。当时，医院大楼里非常寒冷，连奥斯汀钢笔里的墨水都冻住了。在一间冷得像冰窖一样的产科病房里，四张病床拼成了一张大床。在大床上，六位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合盖着几条搭在一起的毯子，挤作一团取暖。尽管她们的宝宝谁也不是早产，但每个都不到两公斤重。 奥斯汀在这个与世隔绝国家的医院看到的情形，暴露出该国经济最紧迫的两个问题：电力供应几近中断，营养不良现象十分严重。朝鲜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100万吨，据联合国(UN)估算，约四分之一的朝鲜人在饿肚子。 观察人士正密切关注朝鲜新领袖金正恩(Kim Jong-eun)的新动向，以判断他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Ewha Womans University)的朝鲜问题专家Jo Dong-ho表示：“搞经济改革很难，因为它会威胁政权的稳定性。”2009年，金正日(Kim Jong-il)推行了里程碑式的货币改革，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导致许多市场关闭并引发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作为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肯定对此印象深刻。 尽管金氏家族在粉碎民众抗议方面战无不胜，但饥饿对朝鲜政权构成的挑战似乎越来越严峻。秘密拍摄于朝鲜的视频显示，“流浪的燕子”越来越多。“流浪的燕子”指的是一些瘦骨嶙峋孩子，他们在火车站乞讨，或在田野里搜寻可以吃的草根和浆果。 奥斯汀说，今年2月至9月间，朝鲜粮食供应情况严重恶化。据朝鲜人称，政府设定的每人每日粮食定额是150克（相当于一个土豆），比2月份时的定额少了一半以上。对朝鲜多块玉米地的实地考察结果显示，收成状况非常糟糕。 奥斯汀说：“朝鲜人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一次吃蛋白质食品的时间，这不禁令人不寒而栗。他们记得自己上一次吃鸡蛋或豆腐的准确日期。” 由于公共渠道供应不足，朝鲜人越来越依赖他们的自留地——他们能在上面种点粮食，养点小牲畜。脱北者团体表示，金正日去世后，朝鲜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官方关闭了许多市场、以示哀悼。这些团体表示，大米价格上涨了约三分之一。 电力供应也逼近临界低位。朝鲜今天的用电量只有20年前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为获取燃料，朝鲜人砍伐了大片森林，导致泥石流和洪灾频发，进而造成许多煤矿被淹。因缺乏抽水技术，朝鲜许多被淹的矿井得不到清理。 一位外国目击者表示，露天煤矿的状况也很糟糕，老掉牙的挖掘机在那里挖出的煤炭“品质低得吓人”。他说：“我们看到几百名妇女手持铁锹铲土，帮助在那里重建一个项目。她们显然比挖掘机更廉价。至于她们在那里到底是义务劳动、还是领工资、抑或是在尽部分‘社会责任’、甚至是在接受什么惩罚，我根本分辨不出来。” 上月，韩国央行估计，去年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万亿韩元(合220亿美元)，是韩国的四十分之一。朝鲜大部分政府支出流向该国100万人的军队、铀浓缩和核导弹计划。 朝鲜官方媒体去年报道，金正日试图加速维尼纶的生产。维尼纶是朝鲜自力更生发展出的一种化纤面料。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尽管朝鲜努力促进纺织业的发展，该国整体经济产出去年仍下滑0.5%。

年终岁尾，一个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由于明年执政党召开十八大、后年中央政府面临换届，这个话题益发引人遐想，答案扑朔迷离。 历史的结局总是嘲笑预言者。其实，与其费尽心思预言未来，不如梳理现实的脉络，毕竟，“现在决定未来”。在笔者看来，现实中国社会的八大趋势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第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21世纪之初，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颇高，政府高层也多有呼应。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任伊始，即提出政府机构改革，声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而“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可是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权力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就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看得见。”无孔不入的政府干预越来越严重地扭曲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恶化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第二，司法改革偏离正途。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卸任以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有人批判司法改革职业化方向，力倡司法民主化，欲回归大众司法。中国共产党偏安陕北时所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度受到欢迎，而重庆的“打黑”一度如火如荼，令法学界忧心。司法本应以制约公权力为旨归，近年来却一再强调“为党和国家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几乎沦为维稳工具。法学家贺卫方有一首诗：“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庙堂新招频频闪， 摸起石头过旧河。”写尽对中国司法前景的忧愁和愤懑。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它关系改革的全盘，司法机制的弱化，会让所有政治与经济改革失去保障。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十二五规划”设计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初衷很好，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潮流，但多年来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缺乏正向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从中得益的人不会放弃既有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出口企业对补贴政策的依赖等，他们甚至会阻挠改革。另外，中国过去30年里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场“奇迹”并不独特，可以说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结合，弊病很多，政府究竟想要实现什么转型目标，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没有明确的指向。波兰前总理科勒德克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比较波兰改革和中国改革，他说，1989年之后的波兰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而中国改革则是不知道“到哪里去”，这让人对中国的未来难以判断。 第四，利益集团不断坐大。30多年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那些能影响政策走向的特殊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强化和固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现象是，一些可能损害利益集团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出台后又得不到有效执行，起不到预设效果，例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且最后文本大大弱化了对行政垄断的制约，只有在作为部门利益斗争工具时才被使用。利益集团的强化造成很多领域的改革迟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严重倒退。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基本没有制约能力，而靠政府制约或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制约，又不足以抑制其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国进民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遭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