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信力建 | 从南科大困境看深圳改革之殇

作者: 信力建   前不久,和一些朋友前往深圳,与南方科技大学来了一次零距离,期间与朱清时校长会面并座谈。整体而言,考察的结果令人有些担忧有些失望。学校的规划越来越大,硬件条件日趋完善,大楼化下“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基本目标却离当初的想法渐行渐远。现实中的南科大不仅行政管理人员级别与其他大陆高校毫无二致,且一些人身居要职,这些人究竟受命于市府还是遵循学校章程,可是一目了然。据了解,南科大几乎每一项事关学校发展的决议都要在深圳市的官僚体系中走一圈才能推行,市政府仍然在充当着保育员的角色,生怕学校走错一步跃出现在的教育体制之外,所谓南科大自治根本就是奢谈。 在产权归属、大学章程、行政决定都在市政府把控的前提下,南科大未来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像是一所新建的211工程学校。对深圳的主政者来说,这样的政绩工程很长脸面,今年南科大招生分数跟中大基本持平,说明改革的旗帜无论对家长对学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迄今为止,我们都只看到现有公办本科院校的模式复刻在南科大身上,根本看不到国际一流大学的影子。 如果南科大从一开始不能按照现代大学的规章自主行事,企图通过一两个教育明星的个人感召力来一次体制内的改良,结果无疑又将是一次“城堡”周边的漫游。这就是发生在深圳——这块日渐被人们遗忘的土地上——的改革故事,南科大的尴尬现状正是今天深圳的缩影,不仅从上而下的改革的动力日渐消亡,来自民间内部的自发变革也在遭遇围剿,石头摸得差不多了,河还是过不了。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提出深圳将借鉴香港的文官制度,实行“行政三分”,只不过是政府内部权力的分配制衡,却遭到内部利益集团强大反弹,方案一改再改,最後不了了之。 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也未见什么动静。 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改革近一年,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广受批评。 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公立医院改革步伐缓慢。 与此同时,对于民间维权行动,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市民,各级官僚政府都是采取拼命打压的态度,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 深圳的媒体一直是广东最保守的媒体,死气沉沉,不敢发出任何独立自主的声音,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反而对于体制外的呼声避之唯恐不及…… 当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动静,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犹犹豫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小打小闹之时,深圳之前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成果也面临着失去的危险。 从2002年开始,深圳对于高等人才的吸引力就开始日趋暗淡,上海、北京、广州开始成为人才聚集的中心。现如今,北上广已经将深圳远远甩在身后。同年,包括招行和平保在内的深圳金融产业的龙头以及一些电子企业开始北迁。 2000年以后深圳金融业的地位就开始下降,上海在人才、市场和资金的优势日益显现,开始取代深圳的地位。   不止是高端产业和人才的流失,深圳的中小企业由于受到环境、人工费用等因素的影响也一直在大举外迁,深圳本地优势逐步丧失。而酝酿许久的经济升级转型迟迟不见效果。 与之相反的是,深圳房价一直居高不下,所产生的排斥效应越来越强。对于新进入的年轻人来说,这里已经不再是充满诱人机会的冒险乐园,而是漂浮的空中花园。震惊全国的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环跳自杀,使人们意识到深圳特经济发达的背后,弱势群体的权益可有可无。 从积极的角度上看,“特区不特”也可能是国家之幸,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圳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推广到全国,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深圳再也不可能躺在特殊温室,享受独一无二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特区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深圳必须走出温室,重新定位,正视时代的变化。 从消极的意义上看,“特区不特”,预示着改革在这座标榜改革的城市里频临死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功利化价值观,在改革之初能够起到挑战计划经济的作用,在如今普遍向钱看的时期,不仅失去了感官刺激,其人文关怀、生命信仰的缺失,使得整个城市从一开始就落入机会主义的狭窄框架。不少权贵在三十多年的摸索中完成资本了原始积累,跑马圈地后的特权标志开始耸立,许多行业产业成为利益集团的禁脔,加之没有确立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阶层板结化,创新活力熄灭。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年深圳的“改革”几乎全都是应激性的改革,全然没有开创性的改革措施出台,因为能改的都已经改完,现在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气魄,而深圳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 为什么深圳会走到今天?作为邓氏改革的样板工程,其改革历程的兴衰正好反映了这一波改革的本质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开始的改革原本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行的双向改革,由于89年的事件,执政者转向保守,导致双向改革开始停滞,变成一条腿走路。当时舆论的主题变成了反和平演变,有重回阶级斗争的危险,92年小平南巡讲“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讲话之后中国重启市场经济改革,经济自由释放的活力带了中国今天的局面,然而这样的改革有其局限,局限性就体现在它暂停了政治改革,单向改革确立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苏联式政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架构。这种结构越往后弊端越是明显,严重制约了中国今天的发展,如果不打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现状,制约行政权力,可想而知,南科大乃至深圳都不可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另外,深圳的改革之初过于依赖政治强人,一旦没有了政治强人拍胸脯打包票,仿佛整个城市就没有了靠山,没有了精气神,以至于做什么事情都怕步子迈大了扯着蛋。小心翼翼的背后也有迷信政治强人的原因,邓氏曾经立下的“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这种过时祖训迄今仍然被奉为真理,说明时间越长,改革累计的负资产越多,而清理负资产的能力越差。样板工程如果不能自我创新,便注定了其结局“泯然众人已”,它发挥了自己的效用,也会完结于这种效用。 真正的纪念不是为了画地为牢,而是为了超越,超越邓小平才是更好纪念邓小平。同样,对于南科大来说,朱清时是其重要的品牌,没有了朱清时的日子怎么办呢?难道就开始招摇撞骗忽悠改革? 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深圳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同样,大家也不能指望再有一个邓小平来拯救大家。既然,深圳名为窗口城市,曾经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那么现在能不能把门也打开呢? 深圳毗邻香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从制造业主导经济体系转型至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仅是深圳出口的主要对象,也是深圳的最重要海外投资来源,而且香港人也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然而,深圳对于香港的利用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只要其“坚船利炮”物质财富,回避香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公民社会的优越性。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圳未来的发展思路,应该放弃晚清思维,从修墙筑墙转变到全面开放,主动向香港靠拢并且虚心学习,充分交流引进各种现代管理办法,力求在制度建设方面向香港看齐。 首先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政改的保障源,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普通民众更看重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改善,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的安全阀,可能会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其次,是放松社会组织的控制,最近广东省一致持续在做,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目前放松的社会组织类型,基本上集中在环保、慈善、教育这些社会组织上,深圳可以进一步放宽条件,可以扩展到工会、劳工、外来工维权组织,让社会组织慢慢成长起来。社会组织的成长,也为城市自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据了解,深圳目前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有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如果深圳的主政者没有胆量改革,能否有一点雅量?让中产阶级自中间向两端变革。第三,应该放松对舆论控制,相形之下,深圳的媒体实在是太过于寒酸,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深圳的发展有利无害。 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多年改革经验的城市,积累了众多改革成败与教训,应该能深刻的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改革,零敲碎打的应激性反应已经没有出路。我们常说改革是逆水行舟,南科大如果不能真正向港科大看齐,深圳如果不能模仿香港,其将来必然会打上伪改革的标志。 (文章发表于《阳光》杂志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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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年轻维族人更受族裔性收入不平等之困?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励轩 图片来源:新华网 收入差距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挑战之一。除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之外,不同族裔之间也存在差距。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言,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收入差距需要引起重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臧小伟博士发表在2012年6月《中国季刊》的研究表明,虽然年轻维族群众比老一辈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多,但是他们却面临着更普遍的族裔性经济不平等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也是成百上千万维吾尔族人的栖息地。臧小伟转引的资料指明,新疆的名称出现在1759年之后,其适用范围从最初的准噶尔盆地逐渐延伸到更广阔的土地。不过,另有许多史料表明,新疆的称谓早在乾隆平定准噶尔之时便应用于全疆。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清朝逐渐控制了新疆全境,并设立伊犁将军统筹新疆军政事务。清廷于1884年正式成立新疆行省。民国时期,同许多内地省份一样,新疆沦为军阀割据中的一隅。直到1949年,新疆顺利解放,并且于1955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历史的拐点出现在1976年。自彼时起,政府开始强调各族群共同富裕,以及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21世纪的前十年,政府更试图通过西部大开发计划刺激新疆的经济、提高当地生活水平。 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入,新疆地区的族群比例也出现了巨大变化。1949年占新疆人口总数75%的维吾尔族,在2004年已经降至46%以下。相对而言,解放时占新疆总人口不到10%的汉族,在2004年已经增至40%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汉族人口比例高达76%,而维族人口仅占13%。 在经济方面,臧小伟认为汉族居民占据着语言上的先天优势,也因此更有能力在西部大开发的洪流中淘得致富机会。多名接受调研的维族公民表示,一些原本一贫如洗的汉族移民,在短短数年内就能在新疆买房置地。其致富速度令人感到惊讶,乃至不平。 有维族受访者表示,维吾尔族在就业问题上受到了区别对待。比如,国企改革时最先被裁退的是维族员工,而公司招聘时最先被淘汰的应聘者还是维族人。一位维族母亲向臧小伟感叹,自己的儿子参加面试时被汉族雇主要求离开,因为“他不想雇少数民族。” 接受调研的2947名群众分为三个年龄段。其中,接近900人在1950年就已经成年,另外各有约1000名的受访者分别在1979年和2004年满18岁。研究表明,成长于1950年前的维族受访者得益于毛泽东时期的平等甚至优惠政策。等到变革即将来临的1979年,他们已经步入了职业生涯的晚期,因而没有经历劳力市场竞争和就业歧视。臧晓伟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年龄段的族群月收入差距仅仅为60元。 处于第二年龄段的受访者则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其中,维族受访者成长于毛泽东时期,并且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享受过平等或有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企纷纷缩编,大批维吾尔族人同汉族人一同涌入了竞争激烈、以汉语为主导的劳力市场。这一年龄段的族群月收入差距达到了388元左右。 最年轻的受访者不但在市场经济改革的环境中接收教育,同时也在改革的背景下就业。在这一年龄段的维族受访者中,除了有幸进入政府工作的人享受稳定职业之外,其他人也面临着市场竞争和不平等的考验。调查表明,汉族年轻人的月平均收入比同龄维族人高出411元左右。 臧小伟的调查报告体现了市场与政府在族群问题上的密切联系。市场改革的目的是为各类经济活动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在以汉语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族群差异容易转化为谋生技巧上的差距。由于市场机制在强调公平交易的过程中无法识别非经济性质的差异,缩减族群间经济不平衡的重任还需要从非经济领域发起。 为了缩减收入差距,减少族裔不平等,臧小伟建议:一方面维族学生必须要掌握普通话,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让国有单位雇佣更多维族人,也要实施机会平等法律使私营单位雇佣更多维族人。 然而笔者认为,要改善维族青年的就业情况,不能仅仅拘泥于“族裔歧视”的表象,还需要从雇主的角度出发,探究两族青年受的教育是否平等、工作态度是否接近等多方面因素。此外,以机会平等的名义让政府干预经济,为维族人留出更多的就业配额,从长远来看无助于解决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力资源,那么不但企业效益会受打击,而且企业本身也会有破产的危险。届时,汉族员工和维族员工都要面临失业的厄运了。而且这项建议事实上会扩大族群间不平等,因为在新疆,不止有维族,还有哈族、蒙族等各个少数族群,为维族设置人为配额,那么是否也需要为哈族、蒙族等设置配额呢? 也许,要改善维族青年的就业状况,除了在学校及社会教育中注重消除潜在的族群歧视,更应为维族以及其他母语非普通话的少数族群提供改善劳动技能的机会,努力使各族群在起跑线上处于更加平等的位置。 【参考文献】 Xiaowei Zang (2012). Age and the Cost of Being Uyghurs in Ürümchi. The China Quarterly, 210 , pp 41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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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美联社》中国新领导人面临严峻的经济选择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模式带来了长达三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现在正在失去动力;该国下一代领导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以保持收入增长。但他们似乎并没有野心勃勃的方案。即使他们想要有什么大动作,他们也需要处理党内高层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原文: China's new leaders face tough economic choices 作者:JOE McDONALD, 美联社商业作家 发表时间:2012年10月29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北京(美联社)—— 中国经济模式带来了长达三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现在正在失去动力;该国下一代领导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以保持收入增长。但他们似乎并没有野心勃勃的方案。即使他们想要有什么大动作,他们也需要处理党内高层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不作为的代价可能会很高。世界银行说,如果不进行变革,到2015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会下降到5%——按照中国标准来说,低得危险。一些私营经济分析家则给出了更加惨淡的警告。   政府自己的顾问说,政府需要促进服务业和消费支出,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这需要向企业家开放更多行业,迫使政府宠幸的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国有银行将不得不对私营企业发放更多贷款,后者苦贷已久。   执政党最新的五年计划只是泛泛地承诺要进行改革。温家宝总理三月份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道歉,称动作不够快,誓言要加快步伐。但是多数变革遭到中国最有影响的势力——国有企业,他们在党内的盟友、官僚和地方领导——的反对。   “如果面临的挑战是,他们是否能够马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我们知道这不会发生,因为这些领导人权势还不够大,”人在北京的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说,他是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政治和商业研究中心主任,“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党领导人有多大意愿削弱国有企业,后者提供就业和金钱,以支撑党对权力的垄断。   李克强将会成为下任总理,中国的经济总管;他将领导改革。目前李担任副总理,他被认为是具有平易近人风格的政坛内部人士,但并非一个进取心强烈的改革家。今年11月,统治高层会和党的常委一起得以确立,李克强会采取共识领导,这会使其行动更加迟钝。   “他们受到压力要进行经济改革,但是他们不会抛弃党的控制,”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他说中国最著名的改革倡导者之一。他合作创建了北京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1998年-2004年间,李克强先后在人口大省河南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他展示了他的政治技能,但是并未显示对改革的热情。   他在河南期间,当地发生了几起致命的火灾——包括2000年圣诞夜在夜店发生的大火,309人丧生——地方官员努力压制由于卖血产业导致的艾滋病的相关信息。其他官员因为火灾受到惩罚,但李克强毫发无损,还被拔擢至国务院。   “宽容地说,李克强在河南以谨言慎行而闻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力说。   而即将成为共产党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人,习近平,也有类似成功的不活跃的名声。   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担任浙江省——位于上海南方的私营企业的繁荣中心——省委书记,他赢得了观察者们的称赞,包括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当时还是投资银行家。他们称赞他的地方并非指其锐意改革,而是不损害浙江市场经济的成功。 下一任领导人将继承世界最强经济体之一,但是许多拥护者称改革停滞。 许多观察家们将过去十年内两位数的增长归功于前总理朱�基推行的变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突破来自国企和党内的阻力,大力减少国有企业数目。他引领北京进入自由贸易的世贸组织,推动贸易飞跃,使得中国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   朱�基于2002年退休,新领导人享受其财政红利,却把注意力转移至其他领域:改革司法体制,试图加大在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领域的支出,以缩小日益扩大到贫富差距。   他们利用垄断、低成本银行信贷和其他优势在业界建立了国有的“全国冠军”,从石油、电信到钢铁和银行。北京2008年全球危机后的巨额救市资金也流入了国有企业,提高了他们的主导地位,而真正为中国创造就业和财富的企业却在危机中挣扎。   政府为其给予这些石油、电信和其他大型国企的特权进行辩护,认为这是建立中国的全球竞争力的必要之举。但是企业家们抱怨这些国企滥用他们对基本资源(诸如能源、电话服务和银行贷款)的控制,欺骗消费者,给员工支付高额工资,从而抑制创造就业的私营企业。 在去年底报告中,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计算,过去十年中,大型国有企业消耗了数万亿元(数千亿美元)的财政资助。他说,这些企业如此低效,其净资产回报率(一个对盈利的量度)为每年亏损6%。   温嘉(音译),西部省份成都的一位私营旅行社旅游百事通经理说,她的公司在一个被国企包围的产业中挣扎求存。   “旅游景点属于国家。一些好的酒店如此,保险、航空和火车票都一样,”温嘉说,“国有旅行社拿到的景点和国有酒店价格比我们低10%。”   始于去年的突然的经济放缓凸显了企业家和公众的不满。上个季度经济增长降至7.4%,这是自2009年初以来的最低值,几乎只有2007年上半年爆炸性增长14.2%的一半。   “批评于以下事项有关:这些对市场的扭曲之举不仅仅使的既得利益者获益,他们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杨大力说,“经济压力矛盾地给他们提供了必须干点什么的动力,因为他们必须干点什么。” 今年三月,世界银行和国务院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来一份进取的改革路线图,呼吁缩减国企,对私营和外国竞争者开放市场。它警告,除非进行变革,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与否的差异就是带来6%~7%的增长步伐或者根本不增长之间的区别,”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姚炜在一份报告中说。   改革的支持者们受到鼓舞,因为现任总理温家宝和继任者李克强都支持国务院研究机构参与的世行报告。他们感到失望,因为李克强并未赞成其建议;当然,他可能是保持沉默,以避免在领导层更替之前触怒对立派系。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反对放弃垄断和其他优惠的国企可以辩称,他们提供了税收,给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资金,为一些激进但是无利可图的项目提供了资助,例如发展本土的移动电话技术。   大型国企的老板是党任命的,政治上有影响力。一些国企领导将参加11月份的党代会,新一代领导人将在这次会议上确立。这些公司也创建了一个收入丰厚的高管和其他专业人士阶层,这一阶层成为了支持一党制的基石。   “国企领导有权有势。他们甚至比监管他们的人位阶更高,”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他是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商人,著有新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专制资本主义的挑战》。   “这非常难以被打破。但是与之匹敌的压力是,除非他们稍微放松,经济增长无法持续,”麦克格雷格说,“党的唯一合法性来自于,让人们生活更好,但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怎么维持稳定?”   — 上海的美联社研究院Fu Ting对此文有贡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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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要闻解说: 外媒:“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大局已定

这份名单还包括王岐山。今年64岁的副总理王岐山特别受到外国投资者青睞。不过,中共最直言不讳的政治改革者汪洋却不在名单内。57岁汪洋是广东省委员会书记,他相对能包容一些自由言论及基层公民权利,他也被西方许多人士视政治改革的一盏明灯。另外,65岁的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反倒出现在名单上。刘云山严格控管中国媒体,并设法管控越来越难驾驭的网路通讯。中国有超过5亿网民。 这份名单上的其他人选,其党内关系都比改革资历突出,其中61岁的李源潮是组织部部长,65岁的张德江接替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员会书记,65岁的张高丽是天津市委员会书记。所以虽然新的政治局常委包含金融改革专家,但这份名单却令外界对当局的政治改革承诺产生疑问。 不过,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专家崔大伟评论认为,胡锦涛不想要汪洋进入常委会,因为他太过追求改革,出现大变 革的风险太高。但崔大伟同时表示,这份名单也相当平衡,它纳入具改革意识的人选,虽然政治改革步调可能不及经济改革。他说:相信这样的阵容能相当迅速地落实改革。 路透社认为,事实上,在这个阶段公开展现改革姿态是相当冒风险的事,而且现在就判断上述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官员他们的改革意愿也并非易事。如张高丽与王岐山本质上都是金融改革人士,李源潮则在组织部门掀起任人唯才的改革。消息人士分析,这些人选大多和江泽民及胡锦涛关系密切。不过,这只是胡锦涛、习近平及江泽民的共同决定,党内一些元老仍握有否决权。 据消息人士猜测,这份由三位掌握大权领导人全面支持的名单,或许能减轻政治局常委遴选过程的内部紧张,不过仍可能遭到前总理李鹏等其他党内元老的否决。另外,这些人选还必须通过无情的密室政治考验,不到最后关头,仍无法确定这些人选是否会突然因为诸如贪腐等指控落马。 此外,定于11月8日召开的18大,将要卸任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是否仿照前任江泽民续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牵动中共各派角逐权力的重要关键。 距十八大召开还剩不到三周的时间,但可借“枪桿子”把持中共最高权力的中央军委主席由谁担任,在中共“密室”政治传统下,外界只能做各种猜测。。 《泰晤士报》等媒体报导,为确保自己意属的团派人马顺利发展及维持在中共政坛的影响力,胡锦涛将仿照先例,在18大交班后仍保留军委主席职务2年。但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通讯社则报导,胡锦涛计划在2013年初交出所有职位“裸退”,但前提是他的亲信、将接任总理职位的李克强,要担任军委副主席。 关于胡锦涛要“裸退”,也有各种传言。一说是胡锦涛因任内没有过多政绩,遭江系等人马逼宫,同意把职务全部交出,由习近平尽快全面接班。 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大陆面对东海、南海主权纠纷,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引发的大国摩擦,胡锦涛必须交出军权,让新领导班子更有实力来面对挑战。 但也有分析指,胡锦涛刻意“裸退”,就是要显示与江泽民不同。因为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2年的恋栈做法,引发中共党内普遍不满,也遭舆论议论纷纷,“裸退”不但可羞辱江泽民,也可赢得内外对胡锦涛不恋栈权力的赞誉,同时为中共建立新的制度。 消息说,最近,“习欲敬老,缓掌军权。党校八月,已有建言”的消息,在中国境内、境外网路论坛上疯传。分析认为,由于毛派藉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扑等事件尚未完全落幕,中共内部左、右路线争议再度激化、政局不稳,外有钓鱼台主权等问题,习近平已建议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 中央社的分析认为,中央军委主席这个位子之所以重要,主要是中共向来迷信“枪桿子出政权”,各代领导人都牢牢抓住军权,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生前都坐稳军委主席的位子;尤其是邓小平,从未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却连做3届军委主席,都是要抓住实权。邓小平更首创宣布“退休”后保留军委主席的模式,牢牢以“枪桿子”继续幕后“垂帘听政”,维护改革开放政策往前走。 随后,江泽民也追随邓小平老路,在辞去党政要职后,继续把持军委主席位子,以安插江系人马在中共领导层,发挥他在中共政局的影响力,维护自身利益。 分析指,胡锦涛是否续任军委主席,将牵动中共内部权力分配,更将影响中共政局甚至左、右路线走向,而成为“18大”召开前后,各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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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王岐山未来可能不再掌管经济

北京——长久以来,呼吁中国进行深层次经济政策改革的倡导者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王岐山身上,后者曾是一位精明的银行家,他因长于在顽固的官僚体制内强力推进艰难的决策而享有声誉。 朱镕基在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家总理期间,拆分了数千家国有企业,为私营企业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彼时,王岐山正是朱镕基的得意门生。2003年春季,非典型肺炎(SARS)席卷了北京城,却未受到遏制,王岐山临危受命担任北京代市长,并迅速地控制了疫情。 Pablo Martinez Monsivais/Associated Press 2011年5月,美国财长盖特纳(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2008年,当胡锦涛主席需要一位掌管日常金融和经济政策,以及负责中美经济关系的副总理时,他选择了王岐山。 不过,很多党内人士表示,随着计划在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日渐临近,王岐山成为中国经济的掌门人,从而手握相关大权的机会在一天天地变小。十八大将揭开中国十年一度的领导层更迭的大幕。 虽然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的权责还没有最终敲定,而且根据预测,有关决定直到本次党代会行将结束之际才会宣布,但一个正在达成的共识是,王岐山很可能转任某个党内职位,该职位只能对经济政策发挥有限的影响力。 预计今年64岁的王岐山会得到一个资历较高的职位,而经济政策方面的大权将大部分落入李克强手中,预定后者将在明年接替温家宝的总理职务。今年57岁的李克强是一位有着高学历的官员,行事颇具学者风范。据称,他阅览了大量经济政策报告,且事无巨细,他都予以了高度关注。 尽管如此,长期和王岐山及李克强共事的一位人士透露,在应对危机以及推行触犯利益集团的艰难决策这两方面,和王岐山相比,李克强的经验远远不足。他说,“李克强可能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影响力。” 直到最近,王岐山一直被认为是接任常务副总理的有力人选。该职务主要负责处理几乎所有和非军事问题有关的政策,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职位。不过,王岐山的另一位崇拜者,一位能够接近共产党高层的人士透露,虽然王岐山仍有很小的机会能够赢得该职位,但在政治核心圈内对他出任该职位的呼声正在迅速降低。 与部级官员和更高层官员有接触的党内人士表示,王岐山似乎更有可能成为全国政协主席。政协是一个顾问性机构,而主席一职并无实权。他还有极小的可能会成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人大担负着进行法律改革的重要责任,但在经济事务上涉足较少。 无论是以上哪个职位,都能确保其就任者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统治中国的九人小组可能会在十八大之后缩减为七人小组。实际上,通常的观点认为,上述两个主席职位在常委会中的地位要比常务副总理一职更高。 但在传统上,政协和人大主席的职位拥有的行政权力和实际权力比常务副总理一职要小。 一名党内知情人士透露,现在,常务副总理一职的第一人选似乎是现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他拥有经济学学士的学历,但以谨慎著称,他更专注于维持政治稳定,而非推行有试验性意义的经济政策。 中国许多大型、低效的国有企业都被共产党元老的孩子和私人朋友所掌控,这样就使制定全面的经济改革措施十分困难,包括在不侵犯他们中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允许更多来自私营企业的竞争。 总理与副总理职位的实际交接还要等到明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然而,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及排名将提前决定权力的交接。 共产党内部人士和研究中国的分析人士表示,在政治局内部残酷的权力争夺和互相利用的政治游戏中,王岐山受到了排挤。 “主要的担忧是,如果王岐山当上副总理,那么李克强就可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无法摆脱其影响,”一位经常和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内部人士表示。“王岐山比李克强年长,并且经验更为丰富,也有着更高的声望,这让他们的关系有些尴尬。”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中国政治专家林和立(Willy Lam)称,李克强和王岐山似乎关系不和。“如果王岐山当上副总理,他和李克强之间的将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林和立说。 两位认识王岐山和李克强的北京政界内部人士表示,两人虽未公开地表现出对彼此的敌意,但却有着迥异的个人风格。王岐山喜欢掌控局面,会花大量时间和与其共事的人讨论政策,而李克强则更理性,喜欢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报告上。 其中的一位内部人士说,今年夏末,一些党内元老曾做出努力,希望王岐山而不是李克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但是该努力不仅以失败告终,而且可能起到了反作用,破坏了两人的关系。 李成在位于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下辖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担任研究主任。他说,王岐山“总是想做出点事情,十分积极主动。” 可是在以共识驱动的党内高层,这并不一定是个绝对的优点。 除了王岐山和张高丽之外,政治决策的内部人士以及观察人士认为,最有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人选还有: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另外两名竞争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最近几周受到了日益加剧的反对。不过目前流传的任何一种排序,在十八大召开前仍然可能改变。基本上已经确定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两个人物是预计将成为下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和即将担任总理的李克强。 中国政府高层均希望把中国经济引到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上。该发展道路将会更依赖内需而不是出口,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支出,依赖中小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而在国有银行系统发放贷款时,也会更多根据信用可靠性而不是政治关系。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要实现这个大目标所需做出的每一项具体政策改革都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利益集团中通常会有“太子党”,即中国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的后代。 即将离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花了大量时间谈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是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僚系统,在推动艰难决策的形成上,他几乎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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