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进行私有化，”这是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一向坚持的观点，他同时也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的非执行独立董事。中国石油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重组后成立的上市公司，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他警告，只要国企仍在产业中占据主导，国有资产便会被用来为企业老总和政治精英谋利，进而损害法治。在共产党的等级体系中，某些国企老总的政治地位远高于其监管机构的负责人。甚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这一负责监管大型国企的机构，也通过在航空、能源及金融等行业不定期轮换行业内不同国企的负责人导演了一场内部循环分肥的污秽游戏，尽管这些企业本应是商业竞争对手。此举让所谓的鼓励竞争成为了笑话，反托拉斯当局很少找茬中国大型国企也是另一个例子。
阅读更多从“试点”万能论看中国“实验主义”的兴起和危机 作者：杨松林 纵览共和国史60余年，从宏大的改革开放、运动革命到微观的条例颁布、政策执行，“试点”总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话题。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均会强调全面推行前的小范围试点，以确定政策推行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阅读更多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前景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忧虑。 2015年8月汇率政策意外调整，引发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不断下跌的预期；而股市在经历了上半年疯狂上涨后，也一路下跌，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种种政策的改弦更张更是放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熔断机制推行不久就迅速叫停，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
阅读更多2016年3月31日，标准普尔确认中国评级为AA-，将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标普表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慢于预期。预计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将恶化，预计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速在6%或更高。而此前3月2日，美国金融信用评估穆迪也将中国政府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负面”。穆迪表示，降低北京的主权债券的信用等级展望是因为中国政府债务持续增加，2015年底上升到占国内总产值的40.6%，2012年的比例是32.5%。两家机构也在随后调低了对于部分中国企业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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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拉面成为“供给侧改革”样板？自从习近平去年年底正式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这一经济学术语便成为中国社会的“热词”。但究竟什么是“供给侧改革”？对于这一问题，却似乎有着诸多不同的回答。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虽然被外界视为“橡皮图章”，并不具有实质决策权力，但在两会期间得到讨论的热门话题还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路透社认为，本年度两会迄今为止的“热词”之一是“供给侧改革”。不过，对这一改革的涵意却有着各种不同解读。中央地方不同调分析人士认为，“供给端改革”表示减少政府对于商业行为的干预，允许市场扮演更为具有主导性的力量。比如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便是措施之一。但在数千名中国人大代表的口中，“供给侧改革”却出现了各种内容不一的版本。比如，“供给侧改革”在甘肃省就有一个“兰州拉面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周曾刊发报道称，作为全国知名小吃，兰州拉面的大部分面馆经营环境都比较差，产品和服务单一。而近些年来，“一批批装修雅致、价格低廉、文化气息浓厚的牛肉面馆悄然涌现，并快速向全国推进。从破解‘蹲着吃面’带来的改革命题开始，诸多市场要素参与，拉开了牛肉面的‘供给侧改革’序幕。”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表示，这是中国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如此之大，政府层级那么多。要让讯息一直传达地方，并保障正确贯彻，这确实是一大挑战。”路透社引述另一些中国人大代表的言论称，“供给侧改革”的另一个版本是：中国制造商应该尝试生产出高端智能马桶盖。此前，许多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曾经疯狂抢购当地的此类产品。此外，也有专家认为，“供给侧改革”为中国企业大举进行海外并购打开了大门。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位杨姓教授在今年1月该校的一次校友活动上表示，“供给侧改革是什么？目前全球经济低迷，许多欧洲品牌都陷入困境，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们买下来呢？如果中国人买下这些品牌，它们就成为了中国品牌。香奈儿、LV、阿迪达斯、耐克-把它们全买下来。”中国“小米手机之父”雷军则在上周对媒体表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中国企业将可以提供足以与进口商品媲美的产品。而按照江西省卫生及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人大代表李利的说法，抑制药品价格过快增长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其实并不是中央领导层在关键报告中所提到的供给侧改革，”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对路透社表示。“供给经济学”曾风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部分西方国家，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是其倡导者之一。一般认为，这在政策层面上意味着减少政府管制和降低税负。北京面临两难局面中国的全国两会往往是中央政府释放政策讯息的一个平台，但从以往情况来看，中央有关对经济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动议却并未阻止地方政府继续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自身也往往面临着两难局面。一方面，北京希望能够消除过剩产能，保障新兴产业能够得到发展状大所需要的资金，同时保障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希望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继续控制国有企业，并继续保持温和的货币政策。路透社此前曾报道称，中国计划在今后两三年内裁员500万到600万名国企员工，以减少产能、遏制污染。但在人大期间，却没有人愿意将“夕阳产业”所面临的裁员潮与“供给侧改革”联系在一起。而中央政府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模糊表态同时又给了一些地方官员以机会，按照自己意愿用这一名词大作文章。但是，这也许也不能全怪这些地方官员，瑞信集团驻香港经济学家陶冬对此表示。“没有人对其做出定义。如果我们不知道‘供给经济学’究竟指什么，那你又怎么能说地方年政府的定义是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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