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谢毅：邓小平怎样看待政治体制改革？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政治体制改革    ● 谢毅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就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来说，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即政权的构成形式）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政党制度来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国家结构形式来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广大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进行选择的结果。它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坚持这些制度。     既然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为什么还要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和改革的社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它的一些具体制度和一些制度的具体环节上还存在着若干缺陷和弊端。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列举的弊端主要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家长制现象（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对他们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所谓特权，是指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有思想上的原因，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邓小平明确地讲过：“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它要达到的“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页）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前提下，革除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更加有力的政治保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这就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方法和评价标准     　　     在明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同时，邓小平还指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坚持的原则、方法和步骤。     第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说，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比如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     邓小平反复提醒人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当然，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     他对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他还直接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国家的活力，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这就是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页）     为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强调，必须把这项工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否则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为了自觉地把握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方法，邓小平提醒人们要认清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标准。他说，评价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如果不能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是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就可能导致国家政局发生动荡，群众队伍产生分裂，生产遭到破坏，甚至导致人民政权的丧失，那就会从根本上违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     　　     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不可能使党和政府实行真正科学的决策；就不可能有效地使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保持稳定；就不可能对各级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遏制腐化现象的蔓延滋长。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的。邓小平指出，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他强调：“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页）     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他强调：“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要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为此，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搞好工作和进行监督的积极性。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是推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条件。邓小平主张：“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情的监督检查”。“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文件是在总结以往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比如，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的问题，文件规定，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又比如，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文件指出，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只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进行派性分裂活动和散布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也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不等于反党。文件还对关于党内有讨论自由与党员必须遵守纪律的关系问题，党内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见、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发扬党内民主，保证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在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必须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邓小平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这些思想，是在总结党长期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提供的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学习、坚持、运用和发展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切实面对并努力实现的重要任务。         进入专题： 邓小平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6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红旗文稿，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刘江永：国家模式决定大国兴衰 进入专题 ：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 刘江永       摘要：战后迄今，两制并存状态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共存”和冷战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纪，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是否会催生两制“合作共存”的历史进程，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展望未来，国家模式竞争仍将是决定大国兴衰与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将直接影响两制并存的态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6年，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国家模式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国兴衰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当时还特别指出，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国家模式问题严重，必将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本国国家模式的完善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25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当年笔者的学术假说，并将继续检验它的可信度。     在预测未来20年大国兴衰的时候，国家模式竞争规律仍将产生作用。如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更加清晰。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西亚北非发生“阿拉伯大变局”、利比亚战争等，似乎又揭开了未来历史的帷幕。与其相比，近20年来，中国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闹中取静”、“乱中稳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发展。美国《新闻周刊》惊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美国“生活在恐怖时代”，而“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①展望未来20年的国际大趋势，国家模式竞争还会继续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国兴衰的新剧。     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和国家模式角度探讨当代大国兴衰的某些规律，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要大国在社会制度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兴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国家模式竞争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为论证这一点，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及竞争结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本文还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笔者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探讨，对大国未来趋势的预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未来国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模式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作为理论探讨，就不能不首先说明所述主题的基本概念。当下，或许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国家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说法，而情愿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表述。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并非同一个理论概念。“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概念，主要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模式”绝不是“中国样板”的意思，因为模式也有失败的，如“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中国模式”实质上讲的是国家形态概念，即政治学上的概念。事实上，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形态。“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国家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中，不宜对“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做法，而要认真研究这两个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并用于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代国家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实质，主要是当今时代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形态与治国方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对本国国家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也是借鉴其他国家模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与时俱进的过程。     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社会形态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其研究的范畴包括所有制的性质、国家政权性质等。与其相比，国家模式则是相对社会形态而言的国家形态范畴。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方面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所以各国国家形态便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列宁生前谈到时代变革进程时曾特别指出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②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成“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类型”就是指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包括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形态各异，各国决策者治国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而统一国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现实。国家模式竞争理论涉及到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探讨与总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问题。     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时代，正是国家模式的竞争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未来30年，这种并存与竞争时代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确保本国国家发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形态，而在国家模式转型中失败的国家则可能滑向衰落。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破产     　　     二战后以来，两种社会制度与不同国家模式竞争在大国之间普遍展开，并引起国际格局大分化、大改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这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苏联公布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苏联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④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苏联的所谓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者两者统统抛弃。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⑥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 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所谓“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⑦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俄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是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金融海啸折射美国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⑧     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经济引起次债危机，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际上，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阻碍而横行于世”，结果使人们“生活在恐慌型经济的新时代”，“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⑨他预言，“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他的意识形态或理想肯定会出现。这种大萧条持续的越长，越严重，便越可能早日诞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颠覆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发动战争，都会自食恶果。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单边主义”而改为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后把指挥权交给北约，让盟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预算开支。然而，美国尚未从阿富汗撤军，又与伊朗处于紧张对立状态。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的失败表现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国军费开支与安全成本上升。美国国防开支从2001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约7100亿美元。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测算，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达4.3万亿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战争可达5万亿美元。 第二，美国财政赤字与内债外债上升。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美人均负债4700多美元。第三，美国失业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超过46000名士兵受伤，6200多名士兵身亡。仅驻伊拉克美军就丧生近4400多人，超过“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数。     “四降”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安全感下降、美国软实力下降。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有数据显示，5%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美国的高财赤、高债务、高失业率达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月内扩大到美欧日澳等全球82个国家951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遭辞退或停发工资，另一方面银行却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红，人们对此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也使“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另一种形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上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危机、阶级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难。这堪称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复合型危机。     　　     日本衰落与国家模式转轨失败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140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形态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到惨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是1945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2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持续20年低迷;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20年内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换1次，近5年居然换了6位首相，经济、财政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与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指出，冷战时期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那是在技术、市场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国才实现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时代的蓝图，并引领整个社会，但却出现了小泉首相这种做秀的政治家，对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外交上毫无批判地追随美国”。美国模式的失败使日本失去了传统的大市场，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使日本获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经济上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则把中国作为对手，这种扭曲的对华政策必然妨碍其进一步通过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回升的进程。     　　     中国的国家模式有待不断完善     　　     塞内加尔国际大学校长克劳德·恩亚福纳2009年3月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上升为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 ，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0.3%升至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银行为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美洲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2009年则让位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20年来，在苏联国家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历史性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的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并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也有人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他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种看法符合系统唯物主义“多合为一”的事物结构法则。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中国模式具有“多元一体”特征。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例如，“一国两制”便反映出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允许在一个国家内的局部地区保留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两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 “合作共存”。这既符合当代“一球两制”的现实，又高于全球“两制对立”的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如上图所示，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货币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过去30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依靠国家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中包括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阶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ZD0040-2)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主要著作：《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等。         进入专题：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田国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进入专题 ： 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转变    ● 田国强 （ 进入专栏 ）       摘要 中国改革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要解决，关键靠深化改革。从外部看，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从内部看，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愿景决定改革必须深化。当前，要依靠市场化和民营化，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实现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关键词 顶层设计 下一步的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①表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在过去1000年里几乎是水平发展的，1978年是一个拐点，此后人均GDP近乎垂直提升，而中国经济从此也步入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快车道，推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晋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元1820年时，中国的GDP就曾占到世界的1/3左右，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是向昔日世界经济大国的复归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     然而，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过去的发展经验能否支持我们继续往前走？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争论很大。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激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就像正在高速升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但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负面效应，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这造成了理论上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混淆、误区和错误的观点，隐现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次思想交锋之势。交锋的焦点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否应该继续下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指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所以，中国经济当前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改革的成就不容否认，但依然面临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其根源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重国富轻民富”的“三重三轻”，其实质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么，如何去解决呢？关键靠改革，靠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为什么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这是由内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的。从外部看，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中国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     第一，世界正在经历从美国的单极霸权向双极、多极体系的转型。经常有人说，我们不要当老大。从目前的世界格局演变来看，中国成为世界关键一极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已成为客观现实和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的辩证关系，实现从追随者到领导者的转型。     第二，随着“金砖五国”其他国家以及越南、印尼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省视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体制困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实际举措来应对外部激烈的全方位竞争态势。     第三，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之下，全球经济仍处于不确定的震荡调整之中，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各国也纷纷祭出了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使得长期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堪忧。这样，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依赖于一系列相配套的改革制度安排来推动实现。     从内部看，中国也有自己的愿景，希望变成世界政治经济强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距离这一愿景的实现更加接近了，但中国经济也同时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转型的双重难题，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因而，亟待以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解决，进行全方位的深刻转型，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换。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路径需要实现从经济自由化向市场化、民营化的跃迁，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牵引经济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转型，最终理顺政府与市场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这些是中国顶层设计必须考虑的。     要素驱动，是一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普遍特征，其实现手段就是通过经济改革来达到。通过“放”和“开”的政策打破不合理的政策束缚，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给市场更多的自由，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就充分流动起来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初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过，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国经济依靠粗放式的巨额投资驱动和外需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继续维持，无法继续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迁。其次，要素驱动本身是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通过非市场行为压低要素价格而产生的不合理却阶段有效的竞争优势，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从长远看，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再次，这一发展模式所伴生的社会机会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国民基础教育薄弱、民事纠纷上升、贪污腐败盛行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所带来的。     效率驱动，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竞争产生效率。应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市场化这个阶段，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和成效，但是还远远没有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重政府轻市场”的现象非常突出，离一个有效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力度和控制力，越位和错位现象值得警惕。     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随时随地随处都在用，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开始对微观经济也进行调控了，导致行政权力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供需的势头增强，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出现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在强力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已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并且国有企业也进入了一般性竞争行业，使得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当下，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的转型，政府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服务和维护这两个功能，且不能混淆。由于我国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重发展轻服务”的模式。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制度性缺位，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应有保障。     创新驱动，是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而其创新所依靠的不是国有部门，而是民营部门。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然而，从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依然分布过广，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还尚未破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堪忧。这些都是需要着力推进改革的。民营经济、创新经济最强的是美国，而其东西部也有差异，东部大谈政治，西部搞创新。这里的创新，就是熊彼特所谓的毁灭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与企业家才能结合起来，形成企业家精神。     民营化也是扭转“重国富轻民富”的重要手段。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增幅一直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增幅。尽管2007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二者之间的增幅差距有所缩小，但近几年来增幅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后，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减税和民营化应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样，对外我们需要应对时局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肩负起世界大国、强国的使命、责任，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对内我们需要应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解决发展驱动方式和科学发展的问题，因而进一步改革非常必要。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由于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时表现积极，效果不错，使得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不少人将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政治权力结构，并主张将现有的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改革动力逐渐消弭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面临的艰难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也很可能退回到政府统制型经济。之所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与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很大关联。下面我们先来理清理论上的误区，探讨改革的艰难性。     一是理论上的误区。理论指导原则，理论上的偏误会导致方向性的错误。如前所述，当前中国最大的争论是围绕“中国模式”论展开的。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所谓模式需要具备相对的稳定性。但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尚不存在完全成熟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首先，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下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远景目标，以现在的社会经济状态来看，离目标的实现还相差得很远。按照和谐社会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内涵来看，还做得非常不够，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中国模式”还未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仍处于塑形和优化过程之中，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次，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上讲，由于初始禀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没有任何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复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边界，过度且持续介入本应由社会、市场解决的事务，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再次，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老百姓发家致富，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对外开放，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当然还包括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及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渐进转轨方式。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之所以产生这些误区，可能是由三方面的误区所导致的②：一是没有区分好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过渡性安排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政府主导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二是没有区分好常规和非常规情况，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和非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三是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     这些误区、误解是缺乏经济学基本训练的结果。说到经济学基本训练的重要性，有人说经济学理论完全没有用，约束条件太强。如果30年前有人发表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情有可原，但现在说就不合适了。市场经济理论本身没有错误，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是非常有用的，但也有其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笔者坚定支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也不否认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就像药本身是好的，但如果用的不对，再好的药也会药死人。同理，经常有人说经济理论都是错的，笔者对此很不以为然，经济理论没有错，除非有逻辑错误，更多情况下是用的人误用了。     二是改革本身的艰难性。改革和变革，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但几乎都不成功。有人说改革是社会进步，但是为什么难以成功呢？实际上改革是非常残酷的，是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风险的。真正反对改革的很可能是作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是他们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利益下降，当然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而可能会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比如，商鞅变法所创立的一套行政管理机制体制沿用两千多年，至今在中国的行政体制里面还有很深的烙印和痕迹，具有很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商鞅没有树立起势，其改革得罪了旧贵族阶层。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挑拨继位的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被秦国发兵讨杀于郑国，死后还受车裂之刑。王安石、张居正、光绪皇帝所进行的变法，结局也大都悲惨，不是被流放、罢黜就是被囚禁。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和变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被逼到一个死角，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问题和矛盾积压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往往会越大，使改革无法进行，而不进行改革，最终往往导致了社会停滞不前，结果出现了中国朝代不断变更的现象。中国的改革需要借鉴中医的思想。中医在病人身体好的时候就注重调理，认为平日的健康调理比治疗疾病更重要。但话说回来，治病只是涉及到一个人，而改革则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而易于遭到反对，大家都在博弈，只有将大家逼到一个死角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艰巨性、残酷性，所以往往很难成功。     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首先，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国家的前途和客观现实，也就是“明了道”；其次，他有巨大的威望，所以“取了势”；最后，他正确处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行“放开”和“开放”的改革，方式方法对路，也就是“优了术”。所以，做成事需要综合治理，也就是“明道为本，取势为导，优术为用”。          下一步的改革关键所在：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要有一个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有限就是恰当，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中国社会经济平稳转型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科学发展。     那么，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有限职能呢？哈耶克主要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同时，他也指出，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     为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第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在此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反对早期政府的干预。笔者认为，到现在为止，政府的干预，政府主导经济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应该逐步放手，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充分发育，否则与政府主导相伴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会不断累积，而又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缓冲，这会使得后面改革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迟改不如早改。     第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一方面，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     这样，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仅仅依靠GDP指标就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利于政府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夺之手”，④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构建成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很多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学。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导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司马迁还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司马迁的这一论断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颇有共通之处。自利性假设加上信息不对称，这也正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该管得越少越好，要相信市场，依靠市场。相反，对于政府则应该是管得越多越好，因为政府是唯一具有强制力的经济人，这种强制力如果不加约束可能会导致经济滑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坏的市场经济。          结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明晰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手段，同时也阐明了改革所面临的艰难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和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才能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当然，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应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题，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按照老子的观点，改革和治理之道在于“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也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和管得少”。所谓“行得正”就是遵循普适正道，按客观规律办事；“用得活”就是因时、因地、因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管得少”是政府要少管，但要确保经济人受到约束。          注释     ①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②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③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     ④对“掠夺之手”的详细讨论，参见 美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编著：《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赵红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China‘s Reform at Next St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ian Guoqiang     Abstract： China’s reform is now at a crossroad and faces many deep-rooted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o solve them， the key is to deepen reform. This is because， internationally， vast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in world order and China‘s external environment， which puts pressure to advance China’s reform； domestically，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China‘s rise entails deepening reform. Currently， Chinese government need to rely on marke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mote a shift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y from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ward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reasonabl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demarcate social governance boundary； and change itself from an omnipotent government into a limited one and from a growth-thirsty government into a service-oriented one.     Keywords： Top-level design， reform at next stag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作者简介】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经济理论、机制设计、中国经济。主要著作：《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等。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 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转变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2.html    

萧功秦 ：彼岸随想五题 进入专题 ： 美国 政治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1民间压力集团          1998年春夏之交，我在美国各地访问 , 估计正式见到的美国受访者不下一百人。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对美国公众的政治态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想，我的回答是，美国政体被一种更深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          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做得更为有效，更为清廉。更具体地说，当一个心地很坏的人，由于处处害怕做坏事而被人发现，而不得已不做坏事，在这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不得已”的好人。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天生善良的真正好人，二者当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这种对政府与官员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使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无数由公民自发组织的社团。各种民间组织的存在，似乎专门为了与政府作对。他们这种永不改变的怀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国民间社团生命的基石。          我在威斯康辛麦迪逊访问过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成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监督政府官员，不允许这些公仆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礼品。这个州通过的法律是如此的严格，以致一个官员接待访客时喝一杯咖啡，都必须自己付钱，否则就会被当作受贿论处。这个州能通过如此严格的限制性法规，并能大体上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行为，当然与民间社团强大的压力有关。          一个名叫”我们，人民”的传媒联合组织，是由一些电台、电视台、报刊传媒从业者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旨在让公众参与政治过程，了解政治，监督政府，使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压力团体，是华盛顿的”共同的事业”。它成立于七十年代，其宗旨是”继承美国的一个古老传统：通过尖锐地批评政客，来达到公民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他们正在从事的一件事，是争取美国通过法律来限制私人的政治捐款，例如，每次捐款数不得超过五千美元，捐款人必须公开自己的姓名与身份，以便让社会监督，等等。他们鼓动公众做成这一件事的方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让参加他们组织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写信、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给议员；或通过要求议员亲自接见，以此来向议员提出诉求，以这种种方式，来争取议员同意通过上述立法。          在美国，一纸条文一旦成为法律，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因素，人们就不得不遵守它。这样，他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来影响政治。          在访问结束时，我向接待我们的那位中年美国妇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一组织，你们做这样的事，动机是什么？我清楚地记得，她是这样回答我的：”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挚爱着我的女儿，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让我的女儿这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之中。”当她这样说时，我看到她颇为动情，其真诚在眼里闪闪发光。          2从训练到习惯再到自然          一般来说，由于美国人对当官的颇为苛刻，所以有些人很少有进入政坛的机会。反过来，就像商场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当官的也不得不把选民视为”上帝”。          那一天，我们去美国国会办公大楼访问一位相当于中国科长级的美国官员，主要是想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开展廉政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官员因为当天临时有许多急事要处理，我们觉得不便打扰，也提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时我们在国会大楼里转悠，时间还早，上哪儿去呢？在国会办公大楼长长的走廊上，一间一间开着的房间门口，均树着两面旗帜，那就是各州议员的办公室。陪同我的翻译吴女士说，何不找一间进去看看，说不定真会见上一位议员什么的。我们随便走进了一间议员办公室，里面有三位秘书小姐，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就说，你们愿意见一见托尼斯众议员吗？他现在正在接待一位客人，马上就没有事了。我们当然很愿意。          不一会，里面的房间门开了，那位刚送走客人的身材结实的主人，就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托尼斯。他貌不出众，走在路上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做体力活的劳工。托尼斯很热情地问我们愿不愿意进来坐坐，我们就这样坐在他的沙发上，成了他的客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十六年的议员，准备不久后退下来，让更年轻的人来替换他的位置。他说他喜欢绘画，也喜欢钓鱼，今后他会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他还让我们看了他全家的相片。他对我们说的许多话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我们这些议员和你们当教授的不同。我们在公众眼里就像是推销汽车或地毯的商人，谁也不会把我们看得很高。如果公众觉得我们看上去很高大，那么我们也就当不成议员了。”过了一会，铃声响了，按理我们应该告辞了，这位托尼斯却问我们，愿不愿随他去看看国会投票，我们当然很愿意。于是他带我们坐上专门供议员从办公楼到议会大厅的地下电车，接下来又把我们送到国会投票大厅楼上位置上坐下来，然后对我们说，他投完了票会再上来陪我们谈一会儿。当这次有关美国学校是否应该举行宗教仪式的法案投票结束以后，他又上来与我们谈，直到最后把我们送上电梯告别。          我后来想，这位繁忙的议员为什么会对我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外国人表现得这样友好？如果说他是为了作秀，那么，对于我这样的个人，作秀又有什么意义？我并非记者，他决不至于认为，我会把他的事情在报上予以报道，宣扬其亲民的品德，以使加州的老百姓会因为他出众的外交才干，而让马上就要退下来的他再次出任一次议员。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在长期政治生涯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职业习惯。数十年的生活中，他只有不断地与他所见到的人们握手、问候，他才能成为议员，才能在议员的位置上体现自己的价值与成功，而且，当他形成这种习惯以后，他也在这种交往方式中，在这种交往给人们带来的欣喜与称赞中，在人们向他投来的肯定的眼光中，享受到一种乐趣。当然，这种乐趣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大有好处，他可以由于人们对他的亲民形象的好感，而得到更多的选票，而老百姓则由于可以很容易地与他接近，把自己要政府解决的事情提出来。          话又说回来，这种职业性的习惯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东方专制传统下的某些官员却总是习惯于民众的夹道欢迎或者山呼万岁？我这并不是虚构，因为我不久前就曾在国内报纸上读到，某县委书记下乡就受到这种组织起来的欢迎。          中国现代化过程始终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由于没有强大、成熟的市民社会，缺乏直接实行高水准民主政治的稳定社会基础，而且自改革起步以来，国家全能主义的种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和矛盾与文革后遗症，会导致体制内的保守势力与激进而浪漫的自由主义从不同的方向来冲击政治稳定，而这种政治稳定为有序的经济变革所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想避免前苏联采取的经济与政治休克疗法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的话，有改革导向的政府保持权威实在是必要的。事实证明，在改革启动阶段，开明的权威主义较之浪漫的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失为一种更切实的选择。然而，另一方面，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权威运作，以拒绝体制外势力的重大挑战为其特点，长期以往，这又会造成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的乏力，导致某些领域和方面的腐败的增加和排他性的分利集团的膨胀。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会使中国陷入另一种困境，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依存形成的双重陷阱。如何在维护政府权威的基本框架的同时，又能保持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这也许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对的大难题之一。          3政治文化的过渡性空白          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奉天承运”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地方官员历来被称之为”父母官”，正如人们绝对不会对自己父母的动机进行怀疑一样，人们也不会去自觉地监督政府官员。中国人从心理上从来没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怀疑”的。而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理应受到公众质疑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官员腐败到了不能为百姓谋取利益时，人们才想到要抨击他们。新建立的王朝一开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同样”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预支的信任，这样的官僚于是又同样变得忘乎所以，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          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对政府行为”永不设防”的政治文化。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社会，专制体制内部仍然有着一系列相对行之有效的自我监控机制，如直属中央的御史台、监察史、门下省，以及职官不能在本籍任职的回避制度，等等。这种监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腐败化的速度与程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与过去相比，在制度建设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官僚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体制内部的自我监控制度有所削弱。其原因倒并不是鼓动或方便政府官 员去进行贪污，而是因为受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性善论”的误导。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进行监督了。这种”阶级性善论”，是影响建立党与政府内自我监督制度力度的一个原因。          虽然如此，腐败在当时却远未成为主要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强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对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府官员及其他人，确实有一种内化的道德制约的力量；另一方面，当时这些人也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接触经济方面的事务；再加上毛泽东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可以说是对原来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修正，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不断进行自下而上的群众揭发腐败的运动（例如”四清”与”文革”），这种群众性动员体制所存在的严重弊病固然众所周知，然而，这种”群众运动政治”对各级官员也多少起到了一些威慑作用。          当今中国的社会监督机制虽经全社会的不断努力正在逐渐加强，但不如意处仍十分醒目：一方面，传统中国人对政府”不设访”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而另一方面，传统政体下某些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被继承；一方面，全能主义政体下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政治遗产依然延续，而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下的群众运动式的反腐败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却早已在”文革”结束时被抛弃；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信仰对人们良知的内在约束力，由于信仰的动摇与”风化”，在很多人那里已日渐稀薄，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所诱发的趋利动机与官员在经济改革中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却史无前例地剧增。这种种因素互为因果，内因外缘叠加在一起，使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内的腐败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立足于我们国情的前提下，积极注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民族如何监督政府和防范腐败的政治经验，恐怕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4″知识分子”还是”专业人士”          为了了解美国的基层民主现状，我还访问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市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基层组织，还考察了一些小地方的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这一天，我来到麻省的一个小城荷尔顿（ Holden ）。去那里完全是原访问计划临时变动的结果，但正因为事出偶然，所以就显得更有意义。          荷尔顿是一个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小城市。早上九点，我们按时到达市议会会议厅时，那 儿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们，其中三位是市议会的议员，另两位是当地的电视台与报社记者。过了不久，他们的市长、以及退休了的前市长和小城的其他一些重要人士都来了。通过交谈，得知他们的议会共由五个人组成，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镇委会。          不一会，一位年轻小伙子赶到了，据介绍，他就是该市的现任议长。他看上去大约只有三十岁，身板结实高大，穿着一身红运动服，就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令我吃惊的是，这位议长竟是当地技术学校修理水管的工人。而且五个人中，除一个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外，其余的人按中国人的尺度都统统只能算作普通劳动大众。但就是这样的五个人构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个业余的最高权力机构，比方说他们五个人曾经”业余”地任命了该市市长。          我问这位年轻的议长，他当议长薪水如何。他说了一个不大的数字，然后补充说，按工时计算，他一年做议长所得到的薪金，平均起来每小时不到五美分。我问他是怎样被选出来的，他说他很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又由于他会帮助居民修理水管，所以远近闻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于是他的选票最高。他自信人们把他选为议长是一个 ” Good choice （好的选择）”。他也读过大学，而他之所以选择修水管与地下水道，是因为他力气大，干活快，收入就特别高。他认为，他能挣高收入就说明自己是有本领的。          被他们任命的市长，也是当地的木材商人。由于商务在身，市长也可以说是”业余”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尔顿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它处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乌斯特附近，那儿是学者颇为集中的地区，好几所医学院与著名医院就在这位议长与市长的管辖范围内。然而，这个城市的主政者却几乎与专家学者的身份无缘。          与这位当议长的水管工人交谈，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自己是贡献于社会的公益事业的。以我在荷尔顿所见，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我在国内时，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那种意义上的” 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只是说，在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那些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才会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更有一位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朋友说，如果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被一般民众认为更像是沙龙里的”知识分子”，那他注定失败无疑。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以及为这种种自己认同的理念而斗争的行动者。恰恰相反，在美国社会中，关注社会以及为社会事业而奋斗的人士同样相当普遍。然而在美国，这些人士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也许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分化较为显著，身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而这些”精英”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人，是拥有知识运思能力从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的人，是执着于人文价值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做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做出根本性和整体性的解决。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抽象理念中的理论探求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由此产生一种行动化的趋向。          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倾向。一个阶层等级较为明显的社会，一个仅仅有少数人接受人文教育的社会，一个有大量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之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特别是欧洲一些有过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贵族文化的遗存是产生精英主义优越感的基因，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然会强化精英与平民的文化分野，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如果这个社会恰遇许多困难和矛盾，那么握有理念与思辩权的精英们难免不充当政治运动的发动机。与这样的社会不同，美国是一个职业化程度很高的高收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中产之家，且人数众多，使每个职业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美国既没有前面所说的封建历史与贵族传统，至少在目前似乎也没有灾变式的大问题去刺激人们的形而上理念思辩，无须提出某种政治神话来安抚人心，因而美国的平民主义倾向很强，美国人的责任感，多由那些专业人士用一种专业方式来体现。          当然，美国的学院与书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国会山见到的自称是”如同汽车推销员与地毯商人”的众议员，以及那位当小城议长的管道工人和当市长的木材商人。他们似乎没有理想家的想象力，这也许使美国的政治舞台少了几分诗情，却同时多了几分可能使他人颇为羡慕的优点，那就是大跃进式的或”文革”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他们无缘。          当然，我决非认为中国不需要知识分子，而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多一些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也许中国就更有希望了。          5新闻的有色眼镜          我承认，我在美国一个月的这些亲身感受当然也都是一些浮光掠影，难免肤浅。美国还有许多消极的方面，包括在国际上的山姆大叔也总是显得过于自以为是。尽管如此，作为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访问者，我宁愿把异国文化中的长处看得更多一些，这种态度对于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也许十分必要。          现代社会中，大众新闻传媒在报道时，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更经常、更普遍的原因，是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天然地钟情于坏事与怪事，是”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满足人类好新求异的心理。例如，我们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新闻，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通过美国新闻网转播过来的有关印度的新闻，无非是铁路中断、大水泛滥、沉船死人、公路翻车。除此之外，我们对印度几乎是一无所知。久而久之，印度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不幸的可怜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印度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持续稳步地增长，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在思想与文化方面各种新的成就。在当今这个世界，美国的新闻资源正似美国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种话语霸权，美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和偏见，也通过新闻传媒”拷贝”给了中国。          以此类推，印度对中国的印象，也是从美国新闻中”拷贝”过去的一塌糊涂。如果说，中国的报纸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国内的事往往愿意”报喜不报忧”，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当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报忧不报喜”。美国一般民众极度缺乏对外部世界的 兴趣与知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所发生的事几乎都是走私军火、出售导弹、强迫计划生育、劳改产品、福建船民偷渡等等。这些事情即使全部是事实，也只是变化中的中国的一小部分。不幸的是，在很多美国人头脑的信息仓库中，它们可能就是全部的中国。美国人不太了解，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中国二十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享受到的自由已经扩展了多少。          难怪许多美国人来过中国以后，都会感叹实际的中国比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好得多。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学美国，因为我们有比美国沉重得多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我实实在在地认为，每一个有机会到另一个文化中去的人，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第一印象，从当地人或移民因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发掘出对自己民族有启示性的东西，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有色”眼镜”，去发现异质文明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以此作为参照物，用来反衬出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原载《天涯》1999第3期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国 政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48.html    

郭道晖：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进入专题 ： 文革    ● 郭道晖 （ 进入专栏 ）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两次提到“决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认为温总理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而已。          文革幽灵还在游荡          文革发生的基本特征，最显著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思维与制度：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包装起来的“以人为敌”（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的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四要素。四者在文革后虽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能无视我们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必须承认并切实清除文革遗产的现实有害影响。     1．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真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或者真的在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排除异己。     建国以来，他不断在人民内部以及共产党内找敌人，制造敌人。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倒大批“走资派”老干部，最后连他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文革后虽有所抑止，但并未根治。如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产指引下，就进行过诸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反和平演变”等等“对敌斗争”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这些都是非法律的模糊语言，可以任意作扩大的解释。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党中央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正确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诉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2．关于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     文革的发生虽然有其社会基础和党的领导制度根源，但文革得以全面发动和延续十年之久不能扭转，则是基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早已牢固形成的个人绝对权威，并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这是中国发生文革所特有的条件。文革后，这种条件似已随毛而逝，但其变种则还在流传。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固然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但只是否定了这场“革命运动”，并没有清算“文革思维”，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与“党权高于一切”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相反，决议违反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极力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与他遗留下的政治体制。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要求改变权力过度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体制和家长制特权等封建主义影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过30多年还未予实施。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文革幽灵仍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不时左右我们的政局。     一个突出表现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时出现毛泽东的方阵。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这些动作，恐怕并非真心实意要学前人，而是要树立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威。至于在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如果说，这些活动还只是蒙蔽一些善男信女，为复活对毛迷信造势；那么，各地“第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与制度，则是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体制在党内各级的潜规则和习惯思维的延伸。     文革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个著名的恶法《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属于“恶毒攻击罪”，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不少仁人志士就因此屈死于这一“恶法”。现今有的基层地方党政“一把手”在公民批评检举他们的丑行时，也滥用所谓“诽谤罪”、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抓捕惩处。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小毛泽东”，而小民则疑似犯了文革中的“恶毒攻击罪”。     3．关于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     文革是党的领袖个人发动的一场对全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浩劫，当然只能是踢开宪法和法律、“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地恣意而行。     文革中，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废掉一个依宪法经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文革后也出现超越党章法定程序，在已退位的几位元老的“生活会”上，就可以促成废黜总书记。     文革前，国家的检察机关和律师已取消，文革中，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公安政法部”，公安“老大哥”独断专行，制造各种冤假错案。     现今党的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事实上也仍然凌驾于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之上，或取代了他们的职权。近年出现的一些错杀的冤案，其中有些就是出于上级政法委的强行非法干预所致。如河南“杀人犯”赵作海冤案，本来当地检察机关和法院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几次发回重新侦查，但迫于上级政法委的“指示”，只好硬判“死缓”。11年后，被“杀死”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宣告所谓赵作海杀人是彻头彻尾的冤案，赵作海也被无罪释放。但此前另一个情节类似的“罪犯”则没有赵作海的“幸运”，早已人头落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但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1990年初又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     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站在直面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权益的第一线，本应是一支勇敢战斗、为民服务的力量。长期以来他们位居“老大哥”的强势地位，受人尊敬，这自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由于他们手握强权，不受制约，也易于滥用权力。而各级政法委书记大多是原公安机关的首长。有的政法委领导人公然宣称司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有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成为地方贪官污吏的门丁和打手。重庆原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王立军的胡作非为就是一个恶例。他居然无视公民与媒体对公安等政府机关和人员的监督权，公然号召“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号称“双起”。再如对李庄律师的起诉和强迫犯罪嫌疑人去“检举”替他辩护的律师，在李庄刑满释放之前还企图另加新罪重审，其违反司法伦理、践踏法治的霸道，于此可见。     在民众的法治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有些政法干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无法无天，改而学会了“以法谋私”和“以法反法”的手法，即打着“依法办事”的幌子，其所依之法却是“恶法”，是为本部门本地方谋私的自定规章、红头文件。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其第73条和第83条关于公安机关可以对他们独家认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秘密拘捕，无须通知其家属。这种只便利公安而侵犯人权的法条，就是公安部门的意志体现，它居然获得全国人大以2639票多数通过，被认为是公安部门的“胜利”！（不过也有160票反对，57票弃权。）     4．关于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     无法无天和运动群众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文革运作方式。利用群众运动来“砸烂”宪法和法制，可“立竿见影”，而策动者可以在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旗号下，幕后操纵，而不承担个人专制和违宪的责任。不加节制的群众运动，也势必越出法制轨道。     文革的特色之一是“人治加群治”，运动治国，即以群众运动的外衣包裹起来的领袖专政，提倡所谓“群众专政”的“大民主”，纵容以群众斗群众、践踏人权。     文革后，虽然执政党宣布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变相的运动则不因某个领导人的意志而终止。其中经常进行的所谓“专项斗争”，就是换个说法的群众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严打”以及以后几次，虽然对维护社会治安不无效果，但由于仍然承袭过去的某些做法，举国动员，大搞运动，常越出法治轨道。运动中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本来应该从轻处罚的却从重处罚了。有的地方还一仍旧制，规定杀人数字，产生一些冤假错案。“严打”还必然伴随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原有制度中的相互制约机制被搁置了。一个案件还没有经法院开庭审理，往往就提前由政法委决定了。     近年这类“专项斗争”，也形成对司法官员的政治压力，扭曲了司法公正。有的地方为了制造声势，又搞起群众大会“公审”，或押解妓女游行。最近河南省的周口项城市还举行“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将被拘押的41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疑犯反绑双手，挂黑牌，押到广场蹲下示众。     重庆的“唱红”也搞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传箴言”为例，据媒体报道，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的区县更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市主要领导人2009年4月28日亲自创作并上传一条“红色短信”，这条“红信”到该年6月初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见华龙网2009年6月3日报道）前些时重庆曾将15000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光碟下发到全市所有学校。还组织千人来北京举行专题“唱红”大会。媒体报道说，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入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了。而这种红色运动的政治动机，无非是企图借恢复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树立当地领导人的权威。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文革重演          上述文革某些元素的遗毒之所以还在一些地方、一些事件中表现出来，基本缘由还在于文革结束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和某些局部的政治改革，但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的根基基本没变。诸如“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第一把手说了算”，权力无制约，司法不独立，政法委擅权，公民无自主的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如温家宝总理所忧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历史条件已大不相同，像极“左”势力所盼望的全面复辟文革，难以如愿；但像重庆这样，特别是某些文革元素的局部乃至大面积复活，则已是可以触摸到的现实。     长期以来，人民期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讲得口干舌烂，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难有进展。     正如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所尖锐指出的：“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评论尖锐地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现实昭告我们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民心所向。就连《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且期待一场新革命的受访者居然占到49%以上。（见该报今年3月12日的英文版）面对这个看来使人惊心动魄的数据，不能不使人警悟，如果还依然不为所动，其后果就不是执政者所愿和所能承受得了。     且不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抵制政改；对于有心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我想也不必把政改设想为那么艰险复杂而趑趄不前。无论执政者还是社会精英，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实行多党制，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普选……改革步骤不妨找准切入点和非改不可的急切点，然后平稳推进。以下几点，我认为是当下不难办到、也是迫切要做的：     1.通过“重庆事件”展开对文革的大讨论大反省     应当说，重庆刚刚经历了一场小文革，它已引起全民的热议。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迅速公布“重庆事件”、特别是其“唱红打黑”的真相，由此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反省文革产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检讨其遗留的弊害，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张本。     2.通过纪念82宪法诞生30周年，宣传宪政精神，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落实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这部宪法是初步总结了文革教训的产物，它确认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在以后通过的四个修正案中，进一步确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等重要原则纳入宪法。它是四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其最大缺陷是没有鲜明地明确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严格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还有不少缺漏，宪法权利缺少或没有立法保障。     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在治国理念和法治建设目标上，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82宪法颁布2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还要特别强调吸取文革时期破坏宪法的教训：违宪、毁宪就有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危险。     二是要立即落实宪法第35条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的立法。立即制定出版法、社团法、新闻法（《共同纲领》第49条曾确认“保证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以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法律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草案，由于各种不成理由的原因而被搁置。鉴于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进行诉讼，必须有立法为据。在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以前，司法机关不能把宪法司法化，这样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现今只有国务院或其部委制定的有关这些权利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甚至红头文件，如宗教管理条例、出版印刷条例、社团管理条例、互联网的一些规定等。这一则违反了《立法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以法律来制定的规定，是越权立法和越前立法；二则有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的立法主旨是要以保障公民自由为主，而现在的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则以控制和限制自由为主。这也是违反公民权利立法精神的。     3．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     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和官僚腐败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危机催生改革。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社会动力主要来自备受文革磨难的“走资派”老干部和长期受精神压迫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知识精英，以及被“一大二公”所掠夺、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的农民，那么，今后改革的动力何在？     我认为，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社会的维权力量。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动和促进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其中一些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政治体制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自发地强烈地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     近年来，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散步”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因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更可靠的社会力量还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在形成能与行政权力抗衡的公民社会。现今很多社会事务和政府事务已由自愿组织起来的公民和相关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利来治理。他们对多样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动地自愿地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些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汶川地震时第一个赶到现场施以救援的就是民间社会组织）。它们的崛起还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去年延续至今的广东“乌坎事件”，一方是村民依法理性地抗争，抵制了基层贪腐官员的恶行，索回了部分被非法侵夺的土地，保卫了民主选举的成果；一方是党和政府由打压到理性地与村民平等对话协商，终于化解了矛盾冲突。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官方处理维权事件的重要参照。《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指出：“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可以说是摸到了“乌坎事件”的脉搏。     由此，我们应当从单方面仰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移向关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动力，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最近广东省官方宣布，将逐步从行业协会商会入手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广东省民政厅还表示要放宽社会组织的限制，对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采用登记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改革范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推广的积极举措。     只有这样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6期 进入 郭道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文革博物馆专题 > 评论研讨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2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