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   仰光，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部，昂山素季召开获释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不大的房间内挤满了新闻记者（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527.html ）

核心提示：领导人换届的微妙性和习近平的权力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尤其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将制约他或他的同事推动改革的努力，即便他们有意这样做。一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去年底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习近平有任何希望的话，要看第二任期。” 原文： In Charged Moment, China’s Political Heir Tries Introducing Himself to U.S. 发表：2012年2月11日 作者：MICHAEL WINES、EDWARD WO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去年，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成都。摄影：Peter Parks/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当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据推测，他将成为下任国家主席）14日抵达白宫时，美国领导人将仔细打量他，在他身上寻找中国在众多关键问题上的未来立场的蛛丝马迹，从中国的军事雄心到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 但经济学家们说，最重要的——而且就目前而言，最难解的——问题是，习近平和下一代领导人想把中国经济带向何方。中国经济目前仍在快速增长，但已经显示出受到压力和存在结构性不稳定因素的迹象。 习近平将穿越整个美国，从华盛顿到艾奥瓦州的一个农业小镇，再到洛杉矶。他此行的背景是，美中关系正处在政治上一触即发的态势。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了今年共和党党内总统初选的一大主题，奥巴马总统在中国的贸易和财政问题上的语气也强硬起来。 在14日白宫举行的习奥会上，奥巴马先生的讨论将主要是一系列经济要求 —— 中国降低美国投资的障碍，建立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购买更多美国进口商品，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更快升值。 而在习近平这边，他向美国民众介绍自己时，将展示一种淳朴热情的个性。他将宣布与美国公司的一些商业合同，而且将承诺改善双边关系。但考虑到中国国内因10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而产生的压力，习近平公开答应奥巴马的要求的可能性事实上为零。 长期以来，人们对改革一直存在争论，甚至直到现在。仅几个月，几位共产党精英私下里以新的热情讨论这些改革的必要性；一些讨论进入了公众视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前官员批评，”既得利益集团”威胁要将中国进一步推向权贵资本主义。 领导人换届的微妙性和习近平的权力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尤其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将制约他或他的同事推动改革的努力，即便他们有意这样做。 习近平与其新的领导团队今年末将登场，继承一个准市场经济体，要将上述各方面结合在一起，驱动中国的快速增长。 这一经济政策的相关方包括：膨胀的国有企业，从出口中变富的沿海省份，地方政府，他们从卖地中收获巨额财富并把这些钱用来建立灯火辉煌的新城市。经济学家们同意，中国需要改革土地所有权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金融体制；中国必须彻底改革其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型，但是所有这些都有悖于利益集团的利益。 大型国有企业随着他们的财富增长，尤其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产业——银行、石油、航空、建筑和电信——他们与党的最高官员保持紧密联系。在目前的九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两位是庞大的石油和机械公司的前高管；而这九人基本上按照集体同意制来管理中国。 今年10月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官员也和国企领导有某些联系；例如，王岐山，被外界认为相对持自由经济政策观点，自己也是一位前国有银行高管。国企高管常常轮岗担任省级党政高位，很多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如果新的领导层对这些国有公司采取严厉措施，他们会在公众中得分。但是这些利益集团非常强大，”华盛顿布鲁金斯有关中国精英政治的学者李成在采访中说，”这样做政治奉献太大。” 但是，也有人认为，无为而治也有风险。对于新兴的权势精英层，一些党员感到忧虑，民众怨气渐长。玩世不恭的人发明了”黑领”一词，描述那些大城市的大佬和政府精英，他们身着昂贵的黑色西装，总是开着黑色豪车，经常超速，藐视交通法规。 一位党报的编辑说，在12月份的共产党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显然缺少有关新的经济改革的内容，胡锦涛主要集中在稳定上。 但是，去年高干子女在北京组织了五个私人访谈会上，人们讨论了改革的需要，与会者介绍。这些与会的所谓太子党通过个人联系施加政治影响，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影响下一代领导集体，尽管他们对改变的呼吁未必立竿见影。 按照当前领导的标准，习近平是个相对进步的人。58岁的习先生和狭隘的胡锦涛不同，交游广泛，与西方关系密切。他的女儿在哈佛念书，据说他喜欢关于二战的好莱坞电影。（而胡先生据说是个亲俄派。） 胡锦涛一度是位水电专家，从底层艰难奋斗上升。而习近平是共产党高官之子，他的父亲习仲勋亲历中国转向资本主义，帮助发展深圳特区。习先生在中国私营化的沿海地区间担任不同党政职务，逐步上升。 一些专家说，中国其他新领导人的背景和经历预示着中国可能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 经济学家和中国中央银行顾问李稻葵说：”这些人在改革开放的蜜月期接受大学教育，即1977年和1978年中国刚开始转变之际。对此最激动的是大学生。这些人从本质上相信改革开放。” 但习近平的意见虽然影响力很大，但他将只是中国集体领导层中的一员。经济管理可能会由另外两位常委负责：李克强，显然会接替温家宝担任总理；王岐山，曾担任国有银行行长，被认为是第一副总理的最佳选择。 王岐山和中国金融和工业界有紧密联系，在和美国财长 盖特纳 的经济会谈中扮演中心角色。他是1998年至2003年届总理，经济改革派朱镕基的爱将，他的过去令人相信，他支持市场经济政策。 李克强的观点还不清楚，但是他曾担任中国最贫穷的中部省份河南省的省长。至于他目前的职责，他负责改革中国的住房和医疗，暗示他倾向改善民生。 但是一些党的精英批评李克强无所作为，在这些领域他不愿挑战既得利益集团。 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主要的政策变化将不得不经过严厉的审查 —— 可能会遭到反对 —— 包括新的政治局常委和其他共产党大佬，包括胡锦涛，和其前任一样，他大概会在下台后继续保持其政治影响力。 变化不会很快发生。在最新的五年规划中，已经推出了很多近期经济政策。在习近平将自己的盟友安插到重要岗位上——这需要数年时间——之前，胡锦涛的经济蓝图仍将起指导作用。 在未来数年，胡锦涛会是”一位太上皇”，一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去年底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习近平有任何希望的话，要看第二任期。” —— 也就是说，在习近平主席10年任期的后五年。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章立凡：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进入专题 ： 改革 南方谈话    ● 章立凡 （ 进入专栏 ）       岁月不居，从意气风发的改革年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难免百感交集。或许是评价的时机未至，或许是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便言说，未见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纪念。眼见这难忘的日子悄然飘过，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作此祭文，浇奠两代人消逝的岁月、理想与激情。     、“南巡”在历史上曾是君主专用语，康熙、乾隆祖孙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义。历史名画《康熙南巡图》至今传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将南巡和西征（开拓新疆）视为平生两大功业。     在共和国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视” 尤其是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出京沿途宣讲，造舆论扭转形势，这法子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后一次“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也被称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发表了讲话的“南巡”，往往政治意义非常。           一 “南巡”的政治意图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为他所自称的“平民”，但仍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平民”，守护着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1989年6月的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他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统统插上“资本主义”“自由化”标签。针对这些挑战，邓小平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质问改革“姓资姓社”。     中国的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朵拉之盒。曾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阴影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 “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利用报刊媒体上大造声势，各种“反和平演变”学习文件、宣传册子也纷纷出笼，下发到各单位。     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岌岌可危，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两位得力助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           二 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迹          “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孙子兵法》孟氏注），统兵之道与为政原理相同。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谓“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陪伴左右，昭示着他的抗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迅速扭转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南巡讲话”被整理成中央二号文件下达，《解放军报》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被打压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调反击，收复了大片舆论阵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思想，主导了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会政治路线，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三 “南巡讲话”的性价比          “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背后，则是急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1989年以前，经济与政治的两只改革车轮，相对而言是同步并进，即便后者稍慢，但距离不会太大。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改革形势整体停步不前，国内矛盾尖锐。素持“猫论”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机智地撬动杠杆，将全民推入商海，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难关缓和矛盾。这固然是邓氏实用哲学的成功典范，但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是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 “强人政治”将走进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历史评价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有定论，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唤醒了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无论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后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还是在处置北京政治风波后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所守护的政治底线，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近十年间，由于摸石头上瘾和短视的维稳思维，已错过了主动过河的最佳改革时机。尽管“永远执政”是历届领导核心的底线所在，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执政者须有所抉择。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书记所慨叹的那样——“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聪明”，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一个长期执政缺乏竞争而活力尽失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     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令广东成为近代历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祥地，从变法维新到共和革命，从国共合作到革命军北伐，从深圳特区到“南巡讲话”，乃至探索中的“乌坎模式”……。睁大眼睛看看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2年2月5日 风雨读书楼 进入 章立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8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马国川：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吴敬琏：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打破了 “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一般称为“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马国川：现在，有一些人把这种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在强势政府掌控下的“半统制、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吴敬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马国川：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问题在于，新经济体制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吴敬琏：这就是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 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 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 　　马国川：所以，就像您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的，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时，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况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吴敬琏：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国川：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显然只能适得其反。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他们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发展，中国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娜拉出走以后又会回到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对人的战争”。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主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之类的终极目标，于是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马国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面临一个改革与革命(暴力革命)赛跑的问题?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危险。而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唯一办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吴敬琏：是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