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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專訊 】聽說候任特首要設立文化局，令我笑了出來。我一直無講文化局的事，也無傳媒訪問，因為他們大概知道，我一旦發言，新政府的馬騮戲就演不下去，沒戲看了。 從職能來看，文化局不包括影視廣播，也不包括文物保育，其功能就如將康樂文化署長升格為局長，兼管藝術發展局及演藝學院等文化機構及基金的撥款而已。原本是在民政局的文化職系，原封不動地割出去，成為文化局。如果沒有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撥款，這是毫無必要的舉動。指定民政局副局長專管文化事務，更為省事和省錢。 九七之前的文康廣播科（一九八九—一九九七）或九七稍後的文康廣播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職能仍未恢復過來。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文康廣播局解散，文化事務轉遞民政事務局負責，廣播事務轉遞新成立的「科技資訊及廣播局」，從此香港的文化管理，脫離世界潮流。世上的文化局或文化部，一般合管文化藝術、康樂與資訊廣播，有些更兼管教育或旅遊。詳細討論，請閱拙作《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 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局，功能萎縮，名義上是一個文化局（Culture Bureau），實質上只是一個藝術局（Arts Bureau或Arts Council）。不包括影視廣播和文化保育的文化局，世上少見，能做什麼事？如果真的要做到Arts Council，不如將現時藝術發展局改革及升格為藝術局，將各文化場館公司化，變成藝術局可以管轄康樂文化署等機或成為這些機構的法定撥款諮詢就可以了。 香港設立藝術局的建議，英殖政府在一九九〇年已經提出[1]，不過當時由於有民選的市政局管理文化藝術，而香港當年亟須實踐民主，故此不宜由專業管理代替民主政治。一九九〇年提出的藝術局，要二〇一二年才實現，而且命名為文化局，欺世盜名，不是很好笑嗎？ 文化局長不一定要是藝術家或文化人，但必須要有文化論辯能力，有能力為國家或地方的文化辯護，有能力將文化爭議的事務提升到文化價值觀的辯論，令議會和輿論可以切入文化論題，增加社會的文化論述能力。文化局長要講得出一番道理，不能只懂得講資源公平分配、節目多姿多彩、在保育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要聆聽市民意見、廣泛諮詢業界之類的行政廢話。在這方面，據傳獲聘出任文化局長的許曉暉女士，從未見她發表政見，是一個缺了嘴巴的Hello Kitty。 台灣的文化部長龍應台，之所以令香港文化界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在香港的大學出任訪問學者期間（二〇〇三—〇五），撰文探討香港文化，公開演講，挑戰中環價值，在理念價值層面與香港社會對話，而非背誦官僚套語。龍應台牙尖嘴利，極難招架，當年她的文章（「 香港，你往哪裡去？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於明報）批評香港殖民地文化和政府行政，香港文化界除了附和之外，噤若寒蟬。我認為她的脫殖思想，不合香港實情，於是奮起應戰。我的回應文章「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刊於《信報》（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成了當年唯一應戰的本地文化人。文章透露了香港城邦自治思想。 當時我在民政局出任研究總監，負責文化政策等研究，以筆名發表回應，算是盡了文化官員為香港文化辯護的職責。如果一個官員認為識得去看話劇或當眾演唱走音的《獅子山下》[2]，就是懂得文化，則擺一個Hello Kitty在局長之位，也許更好，起碼令我們耳根清淨。 [1]文康科於1989年9月委任英國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研究香港藝術政策。至今仍是歷來最為坦誠與精到的香港官方藝術政策諮詢報告。Peter Brinson, Dance and the Arts in Hong Kong, A Consultancy Report 1990, ch.1&2; p.41. [2]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身為公益金高層的黎明出席無線電視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及公益金董事黃永光合唱羅文的經典金曲《獅子山下》籌款。許的演出，簡直虐待聽眾，見李怡：〈走音王做文化局長〉，《爽報》，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新世紀】今年5月某夜，北京有個喝醉的老外公然在路邊侵犯一名女子，爭鬧聲驚動了道旁商戶，於是大夥見義勇為，將他交給警方查辦。事後，報紙採訪這些好市民，其中一個店家告訴記者：「一開始我以為是夫妻吵架，於是就想出去拍熱鬧，走近一瞧才曉得是怎麼回事。」 讀到這段，我不禁頓了一頓——「拍熱鬧」？什麼叫做「拍熱鬧」？這位先生是不是想用手機拍下人家夫妻吵架的情況呢？拍了之後，他又會不會像今天許多網民那樣，順手把他拍到的片段傳到網上？我很好奇，他有沒有想過這很可能侵犯了人家的隱私，傷害了人家的尊嚴？ 請別誤會，我絕對無意苛責這位先生；恰恰相反，我很佩服他的正直與勇氣，畢竟見義勇為是當今稀有的德行。更不要以為我不讚成大家隨時隨地利用手邊便利的電子工具，記錄所聞，傳播所見；恰恰相反，「人人都能做記者」是我懷抱十多年的夢想，因為再獨立再自由的媒體也難免有盲點，更別說受到政府和市場宰制的傳統傳媒了，而「公民記者」則是擴充視野突破侷限的可能。 傳統新聞媒體掌握了定義新聞的權力，它可以判斷什麼算做新聞，什麼不算；而它用以判斷的標準往往是很可疑的。比如說同樣是死人，我們總是能在國際新聞上頭看到一個美國瘋漢活活把人咬死之類的故事，卻聽不到每天甚至每一分鐘都發生在貧困世界的兒童餓死的消息。如果在一些媒體受到威權掌控的國家，官方定奪了新聞的定義和範圍，我們大概就會讀到連篇累牘的領導人動向，卻不曉得社會底層備受壓迫折磨的不公遭遇。所以，我們期待每一個人都能做記者的時代，期待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和權力去發佈他們看見的事實，讓我們知曉新聞定義之外的新聞。 忽然，這個時代就好像真的來了。非洲某國內戰中的童兵影像傳遍全球，歐洲某個商界明星的內幕交易遭到曝光，中國某個官員腕上的名表被人起底；同時，我們還看到了某城的公交售票員美得堪稱「中國最美售票員」，某個名人躺在泳池邊曬太陽的豔照，又或者是一對夫妻站在馬路邊上吵架的經過。新聞的範圍果真大了許多，只是有點大到了侵犯常人隱私的地步，大到了我們未必可以欣然接受的程度。 傳統新聞媒體發展了這麼多年，任何國家的報刊電視多少都會養成一些默契，並且依此訓練從業者，要求他們不得踰越某些界限。那些界限不一定只是政治的，而且更是倫理的。報導強姦案，多半不可刊登受害者的詳細資料和照片，以免人家的人格遭到二次傷害。前年的日本地震，也叫人瞭解到日本這個社會的道德禁忌，他們的媒體幾乎絕不刊出任何一個死者的遺體慘況，為的是對得起往生亡靈，對得起遺屬感受。新聞固然可以監督權力，但它也可以傷害平民。在滿足民眾知情權的前提底下，傳統媒體也該慢慢學懂知情權與好奇心之間的差異；民眾好奇的東西不一定是他們有權知道的事情，例如一個性侵犯受害者的身份。 然而這幾年大家卻能在網上看到不少性犯罪的細節，嚴整如日本，網絡也一度出現過福島地震死難者的照片。拍攝和上傳這些資訊的網民有沒有想過這麼做的後果？他們有沒有發現自己手握便利的電子記錄工具，擁有推特、臉書和微博等仿如媒體的大眾平台，其實就已經是個公民記者甚至是個獨家的新聞社？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沒有反省過掌握這些工具平台就等於掌握了權力，甚至武器，因此就該負有相應的道德責任？ 目前看來，在這個大部分人其實都已經是個媒體機構的年代，大部分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所以那位勇敢的北京市民聽到外頭有人尖叫吵鬧，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去「拍熱鬧」。他沒有想想看人家願不願意被拍；沒有想想看這條片段要是傳了出去，這對夫妻的尷尬；沒有想想看要是他倆的親友發現了這個場面，這對夫婦日後該如何自處。又說不定這對夫婦一向安和，只不過正好大吵過這一回，卻在網絡的世界裡就此被定位在最惡劣的那一格畫面。說不定你我都可能會像這對夫妻，終有一日也成了不情願的新聞主角。 任何人都是新聞的供應者，任何人也都是新聞中的角色。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要學懂其中的倫理規範和分寸拿捏，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朝核问题目前正处于一个潜伏期。目前虽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仍然会不断有事情发生。不管是新的核试爆，还是其他紧张局面，朝鲜半岛从来不缺惊奇，所缺的是惊喜。在这样一个难得的短暂平静时刻，反思中国的朝鲜政策是必要的，甚至也是紧迫的。因为不断的危机说明中国的朝鲜政策是失败的。如果不及时调整，很难想像中国能够走出这种政策失败。 　　六方会谈启动之初，不少观察家甚至普通中国人都对中国在半岛事务的作用有所期待，一些学者还希望能把六方会谈发展成未来东北亚的安全机制。但是，中国国内现在已经普遍失去了这种乐观情绪，不但学者们对中国对朝政策或公开或私下提出各种批评建议，就连在网上，也到处可以看到对政府对朝政策的冷嘲热讽。 　　笔者以为，中国的对朝政策之所以陷入一种窘境，不但是由于朝鲜一意孤行先后两次进行核试爆，以及美韩推行强硬的制裁政策所引起国际形势的变化，还由于我们对朝政策的基点即利益定位出了问题。在对朝政策上，中国的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或换个角度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朝鲜？这个问题想不明白，或想错了，相应的政策自然可能南辕北辙。 　　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想强调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一个作为国家的朝鲜而不是某个政党或政权的朝鲜。朝鲜之所以重要，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为中国提供了战略屏障和在东北亚发挥影响的战略支点，而这种战略作用源于朝鲜作为一个地缘上的国家存在，而不是其政权性质。固然，政权性质不可避免地与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中朝友谊的最初源起确实也离不开两个社会主义政权的相互同情。但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现在的国际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退一步看，即使要讲意识形态，现在中朝在体制方面已经千差万别。往日意识形态的朋友已成为当前重点防范的对象，以致中朝边界可能是世界上防守最为严密的边界之一，防范中国“腐化”因素的渗入，已成为维护金氏政权的头等大事。所以，中国不必甚至也不应把朝鲜的政权性质当一回事，而应把朝鲜作为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当一回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人在朝鲜掌权，而是朝鲜能否作为中国的战略盟友而长期存在。如能以后者而非前者为战略出发点，中国的政策就会有更大的想像与发挥空间。 　　其次，中国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的朝鲜。不可否认，在当前朝鲜封闭的状态下，中国亦能从中获利。因为朝鲜几乎没有其他的经济交往对象，不得不在各方面依靠中国，而中国也能藉此获得一些矿产和其他资源。但是，从更长远和更宏观的视野看，一个改革开放的朝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朝鲜是中国东北对外经济交流的一个必经通道。朝鲜实行封闭的政策，就如同在东北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放上了一块拦路巨石。中国处心积虑地获得罗津港的使用权，其实不过是在巨石旁打开了一条很不确定的小缝而已。而一旦朝鲜实行改革开放，不但有利于将东北对外经济交流的通道从天堑变坦途，还能够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为中国东北的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更不用说，一旦朝鲜走向改革开放，其对商品、资金与技术等方面的全面需求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大的市场和其他经济机遇，这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朝鲜所不能企及的。 　　再次，中国需要一个强大但无核武的朝鲜。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是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当然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一政策是对的，但忽视了另外一方面，即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朝鲜。如果朝鲜不够强大，连生存都困难，要作中国战略屏障或支点也无从谈起，反倒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包袱。从这点看，中国尽管应该反对朝鲜进行核武装，但却有必要通过其他途径保证朝鲜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生存。躬身自问，朝鲜之所以在发展核武方面一意孤行，也与中国轻视对朝的联盟义务不无关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置与朝鲜签订且仍然有效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不顾，公开宣称奉行不结盟政策）。所以，朝鲜的鲁莽应该批评，而中国自身的失误也应该反省。当今之策，笔者以为中国有必要从战略角度对中朝安全关系再加以审视：一是可以重申《中朝友好互助条约》规定的军事援朝义务，当然要公开明确只有在朝鲜遇到外部入侵时才承担这一义务；二是支持其常规军队与军备建设。事实上，朝鲜正是看到自己无法在常规力量上与美韩对抗，才有发展核武器以进行不对称威慑的强烈想法。中国帮助朝鲜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也有利于消除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 　　当然，中国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这就涉及到本文要谈的最后一点，即中国需要一个尊重彼此利益关切的朝鲜。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常的，但一种国家间关系只有在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前提下才能长久。在朝核危机演变的过程中，朝鲜过于强调自己通过发展核武器追求安全的利益，而忽视了这一举动对中国利益的严重损害。中国应该在如前所述保证朝鲜安全的前提下，也大声地要求朝鲜尊重中国的利益关切，放弃追求核武的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要注意到，中朝要真正做到尊重彼此利益，单靠表表态是不行的，还应该促进双边关系的机制化。中国与美国都建立了许多沟通机制，但中朝作为盟友，在战略与安全上的沟通反倒比较缺乏，这是不正常的。今后中朝应该把联盟关系机制化、把相互协调利益的途径机制化，这不但有利于增进信任，也有利于及时协调分歧，真正做到互谅互让而不是同床异梦。 　　当前，中朝两国或已经或即将进行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更应以一种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彼此关系，而不是在被动因应和得过且过中走入政策“迷宫”。特别是中国，作为双边关系中的相对强势一方，更应该抓住一切政策机遇，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塑造”一种积极而有益的中朝关系。 　　（原作于2012年2月24日，修改于6月2日）

 　　进入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门口日益拥挤的车水马龙似乎暗示着，大型投资项目的审批正在加快进行。从公示的信息看，已获批项目中不乏百亿以上规模的大投资项目，譬如投资为696.8亿元的湛江钢铁项目和投资639.9亿元的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其实，上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一直在加大项目批准力度，仅4月份就批准项目328个，其中包括西部地区多个城市的机场建设项目，接近去年同期的两倍。 　　5月2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加快前期工作进度”。显然，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中央的态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短期看，投资不振、出口乏力明显构成了经济下行的主要压力。而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出现放缓态势，反映出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看淡、投资意愿低落。因此，国家发改委对投资项目的密集性批准，让社会各界人士不禁猜测，这是不是政府又一次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的信号？ 　　然而，2008年政府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尚未消除，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投资刺激，后果究竟会怎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这里实际上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当前政府是否应该鼓励大规模投资？二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再承受一次大规模投资？ 　　对第一个问题持肯定答案的人通常有如下理由：第一，中国的西部地区目前依然很不发达，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继续推进，而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第二，中国目前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大在这些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资，从而为培育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创造条件。 　　此两理由看上去似乎颇具说服力，但却不经推敲。首先，笔者和同事有关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一项研究，没有发现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资本不足的现象。相反，我们运用各种计量方法得到的结果都是，绝大部分西部省份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要远远低于生产性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换言之，相比于基础设施，西部地区总体上更缺的是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过，从基础设施内部的结构来看，目前西部缺乏的主要是将商品货物运出的高速公路和货运铁路，而不是机场和以客运为主的高速铁路。问题是，正在开工建设的、以及最近刚刚获得批准的项目恰恰是后两种为主。这就意味着，政府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存在严重的资源误配。 　　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确需要一定的前期投资，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中国在光伏产业上的惨痛教训。几年前，各级政府把光伏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扶持，不遗余力地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像优先拿地、低价用电、环保绿灯、贷款贴息，不一而足，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阵投资光伏产业的狂潮。据估计，2006年以来，已建好和在建光伏项目的总投资额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鼓励政策也迅速催生出一批规模不小的光伏企业。然而，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光伏市场的萎缩，行业巨头无锡尚德和赛维LDK都出现了高达数十亿元的巨额亏损而滑落到破产的边缘。这一事实说明，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政府针对特定产业和特定企业的“鼓励”与“刺激”政策是多么“不靠谱”。 　　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再承受一次大规模投资？对此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从中国GDP的支出结构上看，过去10年间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投资则上升了13个百分点。如果再搞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则意味着这一不合理的结构还将被进一步扭曲，改善民生还将继续被忽视。其次，从政府财政收支来看，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今年以来，无论预算内还是预算外财政收入的增速都大幅放缓，如果要政府或政府担保的投融资平台扩大投资支出，则意味着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再次大规模举债，从而推高目前尚未得到释缓的政府债务风险。 　　最后，从金融风险来看，中国的银行体系可将居民存款转变为高风险资产的空间还有多大？正如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的，这次启动稳增长政策，政府出台了多个相关文件，向民间资本放开银行、铁路等国有垄断行业，希望民间资本成为此次扩大投资的主体。笔者以为，短期内，重视风险的民间资本不会轻易进入这些由国有资本和政府掌握游戏规则的行业，大规模投资所需资金仍然会主要来自银行体系。前一次刺激计划中，地方政府新增10万亿负债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为此监管部门不得不加大对银行向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信贷进行监控。10万亿元的潜在坏账尚难估计，新的压力银行又能再承受几何呢？ 　　问题关键在于：面对当前的经济困难，我们该相信政府还是市场？如果认为要靠政府，那放松货币政策、加快投资项目审批，干预汇率、加大政策优惠力度，这些措施本质上都没有太大区别。短期内，由于刺激了需求，它们都会带来经济的短暂回升。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充分掌握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产业发展的走势，其做法都难免带来严重的资源误配，由此造成的损失最终都要由社会来买单。 　　如果认为要靠市场，那政府最紧迫要做的事情，便是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更有效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一方面，这要求政府加快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事实上这个改革已经重新启动；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加快金融改革，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利率市场化，让基准利率能够反映资本的稀缺。在此基础上，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尤其是发展债券市场，让具有不同风险水平和风险特征的各类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依托基准利率对其发行的债券进行合理定价。而拥有不同风险偏好特征的投资者，则能够在其中找到适合的投资对象。从而在风险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激活民间投资，发展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笔者以为，市场的力量显然比政府的力量来得更加可靠。既然我们已经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那么，拿出更大的改革魄力来调整政府职能，强固市场经济基础，就是必要和明智的。（本文删节版刊于2012年6月3日《南方都市报》，此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