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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在京访民穿黑衣捡食荒纪念六四23周年(图)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今天(6月3日),北京访民葛志慧和胡光及来自陕西、江苏、甘肃、山东、安徽等地的10位访民在北京永定门长途车站附近举行穿黑衣“捡食荒”纪念六四23周年活动。 参于此次活动的访民告诉本网信息员,他们本来准备了一些纪念“六四”23周年和呼吁平反“六四”的标语,但因为消息泄露,几天前北京的葛志慧和胡光家就被“站岗了”,他们还遭到当地警方的威胁和警告不许组织参与纪念“六四”活动。 几天过去了,监控人员发现葛志慧和胡光都很“老实”,没有外出的计划,加之今天是星期天,看守就放松了对他们两人的监控,他们乘机溜了出来。 葛志慧和胡光联系了几位在京的各地访民,大家一起穿上黑衣,以捡食荒为名聚到一起,响应网友发起的“穿黑衣”纪念六四23周年活动。 北京访民葛志慧和胡光几年前都是“小有成就”的老板和知识分子,因遭遇暴力强拆,房屋和财产被洗劫一空,常年奔波在上访维权的路上,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常年遭受打击报复,成为当地政府“维稳”严控的对象,因长期维权和被打压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为了维持生活继续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顽强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访民一样靠捡拾荒度日。 今天他们在永定门车站附近,一起穿着黑衣,打着“访民蜗居街头捡食垃圾”的横幅,缅怀六四英烈,引来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他们向路人诉说自己的遭遇,控诉政府的腐败和黑暗,讲述六四真相,呼吁平反“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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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公知”为什么不靠谱?

作者: 孙骁骥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有人问我:你也是“公知”吧。我回:你才公知,你们全家公知。这位仁兄,难道你不晓得“公知”已经变成一骂人的词汇了吗?感谢伟大的现代汉语,又为我们糟蹋了一个外来词。 “公知”的全称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生活中冠以“公共”二字的东西很多,像是公共汽车、公共厕所等等。大家都可以坐的车是谓公共汽车,大家都能上的厕所是谓公共厕所,这是和外人不能使用的私家车、私家厕相对而言。那么,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面向“大家”的知识分子。大家都关心的事儿,他也来掺和两句,刚好这人算是个知识分子,于是大家称其为“公知”。 敝国,自称“公知”的人不少。我偶尔在网上看看他们的发言,给我的感觉丫就是一帮起哄的。起哄帮腔其实并不丢人,但除此之外你的观点好歹得有点成色、发言里面得见得着干货,这才算没有辱没“知识分子”几个字。因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不事生产而专门从事某方面学科的研究,依靠个人赞助或学术机构的经济支持,且有一定成就。在专业学术研究之余,如果他积极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这时,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然而现在的所谓“公知”,尤其是靠互联网甚至微博起来的“公知”们,有几个具有任何专业背景?发表过什么靠谱的专著或论文没有?没有,一样都没有,他们只有“公”,缺少了“知”。 “公知”的“去知识化”是全民娱乐时代的一个侧影。记得雷吉斯•德布雷在《教师,作家,名流:现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提出过一个基本观念:在传媒统摄一切的时代,市场化价值将逐渐取而代传统知识的价值。因此,为了最大化各自的“市场价值”,“公知”们开始你争我夺传媒地盘。他们时而合谋,时而对掐,用尽手段进行“讨好”公众的表演。其程度毫不亚于《康熙》、《我猜》之类的娱乐节目。我很喜欢看娱乐节目,但悲哀的是,“公知”们自我感觉不错的表演看起来总是很拙劣,甚至连娱乐价值都不具有,看了让人想吐。 与德布雷不谋而合,经济学家施蒂格勒也认为,当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这使得他们告别了传统的出版行业而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常客。他们奉行的原则,其实就是市场竞争法则。德布雷则进一步说,知识分子们的“功利”色彩如此之重,以至于他们今天已成了公众的“思想公司”,成了耗尽他们文化想象力、限制他们争论和扼制他们想象“另类现实”能力的因素。德布雷由此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这不过是说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存在于公众之中而已。 确实,他们能留下的,也剩就这点模糊的“形象和声音”了。80年代的“公知”遗留下一股文艺小清新风;90年代他们又成了下海的第一批旱鸭子;现在的“公知”则改走娱乐路线,三不五时在网上说一些“特别正确”或者“特别不正确”的话,把自己当猴耍给人看,博得粉丝几句赞誉。从这个角度看,当代“公知”的成名之路倒是和敝国的那位护球前锋亨利很类似。所谓善有善报,都是毅种循环。但“公知”们说过的那些话,或许保质期并不能超过一个月,既无思想,也无知识。 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历来被人视作对知识分子的最深刻解读。90年代还算靠谱的《读书》杂志曾发表过陈来对赛义德的评论《在低调与高调之间》。我翻旧书时,看到那篇文章援引赛义德的话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同时,知识分子也是精神上的流亡者:“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 此类说法在大陆知识分子走“小清新风”的年代常被他们引以为自况,但现在看来,“流亡”、“边缘”之类的名词实在显得太矫情。英国学者史蒂芬•柯林斯曾经批评赛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过于偏狭,且带有一种为民请命的“有害优越感”。在中国的“公知”身上,这种“优越感”经过这么多年的灵魂附体加上来回折腾,在今天恐怕已经低俗化为一种狭隘的虚荣心以及更直接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公知”的数量开始泛滥,水平也愈加走低。这个道理和货币增发一样。想想十年前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现在又冒出来几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流通量这期间增加了多少倍,能不大幅贬值吗?而更为廉价的“公知”,只怕已贬值到和冥币相同的水准了,用来骂人,非常合适。 “公知”为什么不靠谱?主要是因为没文化加上耍流氓。我比较欣赏的学者们,或者说“知识分子”,大多是些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他们不见得整天听风就是雨,动不动就要出去“代表社会的良心”,但他们无论做人做事都很踏实,成就了很了不起的学问。为了避嫌,就不具体说名字了。我想说,有的时候,知识和学问不必太公众,关起门来做比较好。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孙骁骥的最新更新: 赖昌星对中国经济的真正危害 / 2012-05-21 11:44 / 评论数( 9 ) 秘鲁的昨天,我们的今天 / 2012-05-14 12:18 / 评论数( 12 ) 政治变革的经济前提 / 2012-05-08 12:58 / 评论数( 1 ) 文艺为体,经济为用 / 2012-04-16 22:41 / 评论数( 1 ) 当“廉记咖啡”对准权贵经济 / 2012-04-05 13:02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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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美国各州首府系列(3):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

远眺里士满市中心(照片:Amadeust) 在美国东部的沿海地区,有一条95号高速公路贯穿南北,从最北面的缅因州一路南下,经过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直到最南面的大城市迈阿密,这是一条美国最重要的东部公路交通大动脉,而处在这条大动脉中间点的,则有一座历史名城里士满(Richmond),里士满是弗吉尼亚州首府,也是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邦联的首都。 最初知道里士满这个城市,还是在读中学时,那时历史课本中曾提到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定都里士满,并提到北军攻陷里士满导致内战的最终结束,所以印象比较深。但那时并不知道里士满的英文写法,也不知道Richmond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里士满(因为有人翻译成里奇蒙德或列文治)。等到了美国,有次开车从波士顿南下,经过Richmond参观时,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里士满。后来搬到弗吉尼亚居住,经常经过这座城市,加上里士满又是本州的首府,自然对这座城市更加关心了一些。 里士满位于首都华盛顿南边约180公里处,开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南北战争时双方首都离得这么近,也是这一区域发生多次重大战役的重要原因,所以现在在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还有许多当年的战争遗迹保留着供游客参观。里士满由于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整个城市坐落在相对平坦的丘陵地带,城市傍詹姆斯河(James River)而建,詹姆斯河向东南流去,经过漫长曲直的港湾,可以到达海边重要的军港城市诺福克(Norfolk)。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里士满市现有人口约20万,而包括周边城市在内的里士满都会地区,则有人口近126万。17世纪初里士满就有从英国来的移民定居,1737年建市,1780年成为弗吉尼亚州首府。 里士满市著名的黑人住宅区(照片:Morgan Riley) 里士满与底特律、亚特兰大、巴尔的摩、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大城市一样,是黑人喜欢聚居的地方。近半个世纪以来,里士满居民中黑人比例一直在增加,据2007年时的统计,黑人已占城市人口的半数以上,人口比例为52.3%;白人所占人口比例为41.6%,而这个比例在1950年时为68.3%。由于黑人人数众多,里士满也就成为黑人文化、宗教、商业气氛浓厚的一座城市。 在里士满市内,杰克逊•沃德(Jackson Ward)街区是著名的黑人区。南北战争后,自由了的黑人奴隶和他们的后裔在这里居住、生活、工作,使这里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区,被称为“美国黑人华尔街”(Wall Street of Black America),又有“南方的哈林区”之称。从这里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各界黑人领袖,包括美国第一位黑人女银行总裁沃克(Maggie L. Walker)。沃克女士的旧居于1978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遗址、 1985年作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所以,到里士满市参观时,杰克逊•沃德街区是值得一游的。 里士满有许多内战纪念馆、博物馆以及古战场遗址。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由于里士满是南北战争时南方的首都,所以有许多纪念馆、纪念碑是纪念南方人物的。著名的如南方联盟国唯一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纪念碑、位于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附近的邦联博物馆以及杰斐逊•戴维斯的旧居,这个旧居又称“邦联白宫”。对美国历史、特别是内战历史感兴趣的人,里士满的这些博物馆、纪念碑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里士满是一座古城,也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市内高楼林立。2007年“市场观察”在评选“最适合经商的大都会区”时,大里士满排名第三,仅次于明尼阿波利斯和丹佛,高于排名第四的波士顿。财富五百强公司中有六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这里,还有许多其他中小型公司也以此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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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梁文道:不自由的滋味

【蘋果日報】新聞審查這種東西的可怕在於就算你知道它確實存在,也不一定真能感覺得到,久而久之,你甚至會忘記了它,幾乎以為它不是真的。 回想十多年前的大陸,碰到每一個朋友說起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都忍不住要搖頭嘆氣。的確,天底下那有這種新聞,播放消息的順序全看領導人排名;儘管三號人物訪問華盛頓比較有新聞價值,但不巧這天一號大哥親切接見了陝北民謠歌手,所以還是得把一號大哥和鄉間歌者握手寒暄的片段排在頭條。 這種新聞當然是政治擺佈的結果,它一定排除了大量重要但是敏感的消息,也一定有選擇地扭曲了某些事實的真相和全貌。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識;然而,你只能知道自己看見的是被過濾了的新聞,卻不能具體瞭解它究竟過濾了什麼。如此這般天天看下來,你腦中的常識就變成一個存而不覺的知識了;就好比我們大家都明白地球自轉的原理,但具體感到的卻是日出日落;於是便習以為常而且不自覺地接受了一個被審查被扭曲的世界。 那個年代,只有幹媒體的人才能親身體會審查的威力,他們很清楚什麼消息被抹除,什麼話題被禁止。這些人天天站在審查機制的第一線上,有口難言。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大陸新聞業者多半會傾向自由派的原因了,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新聞自由的可貴。 然後我們到了微博的年代,一個人人都在當記者,人人都在做媒體的時代。奇怪,為什麼我昨晚才發了一通義憤難抑的批評,今天上午就全都不見了?為什麼前一小時大家還在瘋狂轉發的可恨視頻,現在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忽然,每一個網民都能明白十年前只有少數人才能感受到的壓抑了。審查不再是一個理智層面的常識,它就在你我身邊。如今四億中國網民都成了媒體,也都成了新聞審查的對象;同時,他們還都第一次親身領會了失去言論自由的痛苦與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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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何曉清:在哈佛教六四有什麼難

【明報專訊】按: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自兩年前開設六四課程,去年秋季開始課程加碼,由原來一個學期一科增設至兩科,兩班學生修畢課程後,今年春季共同組織了「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研討會宣讀期末論文,來自哈佛不同學系的資深中國問題研究教授全程參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國學大師余英時教授為學生寫賀辭。六四課程的課堂照片連續兩年成為哈佛新生課程總目錄的封面,何曉清也連續兩年獲頒哈佛傑出教學獎;一切看似順遂無虞,實則,這第二年裏,她面臨種種挑戰。於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她將經驗整理總結和分享,一次過回答關注這個課程的一些疑問。 問:可否分享一下在哈佛教授六四的心得?有了第一年的經驗,第二年是否教得更得心應手? 答﹕按常理說,應該是這樣的——開新課是最難的,教過一次有經驗就應該相對容易了。不過,因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在過去二十多年在國內被有系統地刻意抹殺和篡改,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真相總是困難重重。事實上,第二年教學遇到的挑戰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真相與偏見 問﹕為什麼?第二年有什麼變化? 答﹕第一年我教的六四課是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也就是說只對哈佛新生開放,其他年級的學生無法報讀。但去年秋季哈佛一個學期就開了兩門六四課——一門是新生課程,一門是中國歷史課。這樣一來,哈佛任何學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報讀。一個學期開同樣題目的兩門課在哈佛是不尋常的,系裏也很支持這門課。一般來說,系裏喜歡開大課,吸引更多學生,不過大家覺得六四這樣的題目需要深入討論,因此決定六四歷史課也應該像之前的六四新生課程那樣以研討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與大課(lecture)不一樣,研討課是有名額限制的。我利用暑假對閱讀內容和課程安排作了一些調整,包括安排每堂課開始前先播放一段與該周閱讀主題相關的短片。這些短片多是港人製作,從《自由花》到去年新製作的卡通《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萬事俱備,只等開學。 開學第一周,一位學生在臨近下課的時候既慶幸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差點就決定不上這門課了,幸好沒有聽別人的勸告。他接着解釋說:負責義務接待他的(host family)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告訴他不要上哈佛的天安門課,因為這堂課教的是「有偏見的歷史」(biased history),並堅持要幫他填表另選一門課。這位來自歐洲的學生覺得自己意願不被尊重,決定先來聽一下課。話音未落,另外一個中國學生也說他是頂着壓力來上課的,他的另一位朋友就因為壓力不來了。另外,聽說一位中國學生也是因為「偏見歷史」杯葛我們的課。她說一看那「坦克人」(Tank Man)的海報,而不是「暴徒」打士兵的照片,就決意不選這門課。這些「偏見歷史」的說法和「頂着壓力」的感覺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但是對於班上其他剛剛從中學考進哈佛的美國孩子來說,這些傳言既充滿神秘感又有點不可思議。 同學們這樣的情緒開學沒多久又加深了。起源是我們班上的一個E同學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議論我們的課——該名中國學生在眾人面前宣稱她之前上過我們的天安門課,但覺得教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就把課dropped了。E同學是一位特別有正義感的美國女孩子,她在課堂上問我﹕我們這門課一直是「爆滿」的,是不是?到底去年有沒有人中途dropped課的?我回答說﹕是爆滿的,沒有一個同學中途放棄,而且全班每一個學生都在教學評估裏給了我滿分,不可能有同學對這堂課不滿——這點班上的同學是了解的,因為哈佛學生很看重教學評估,他們決定選修一門課前一定會看前一年學生是怎麼評價一門課的。E同學覺得很困惑。類似的小插曲,在開學初層出不窮,歷史課班上也有。 問﹕這些情况對教學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些例子,正好說明八九民運並沒有結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只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八九民運與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社會密不可分。不過新生同學不一定都明白。為此,我相應調整了教案。按照原來的課程設計,前面幾個星期集中閱讀有關六四歷史的文獻資料,後面再講記憶。可是,因為同學們一開學就要面對關於六四記憶的爭議,因此歷史與記憶的討論無法再分開,而是雙線並行——一方面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回顧分析歷史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如何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裏被記憶和解讀。當然,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公義,愛國與身分認同 問﹕可否具體講一下遇到的困難? 答﹕大概因為想證明我們這門課不是有偏見的歷史,新生課程的部分同學一開始對傾向於中國官方的觀點更為包容而對批評的意見則有更多的質疑。例如,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反覆強調中國現在很強大、六四已經過去西方嫉妒中國的崛起才糾纏這些問題等等,同學們也是老老實實地聽着不大爭辯。這樣的情况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們去燕京圖書館看天安門資料集。面對死難者的血衣,面對那些被坦克壓過連頭、手、身都無法在辨認的血肉模糊的照片,那位中國同學開始解釋中國政府是沒有辦法才鎮壓的,當時沒有更好的裝備。他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相信政府是好意的,是為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才鎮壓等等。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半個學期大量的史實閱讀資料分析,加上眼前血淋淋的證物,還有那一箱箱充滿希望的八九學生的照片——那些曾經如同這位哈佛中國學子一樣年輕的臉孔,依然無法讓他理解二十多年來天安門母親的苦苦等待與抗爭。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把資料集的最後一個箱子交還的。當我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居然看到好幾個同學在雨中等我,陪我走回哈佛園。後來這幾位同學多次要求哈佛圖書館給他們機會不收報酬義務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他們希望六四證物重見天日而不是放在塵封的箱子裏。 問﹕那次經歷對學生有怎樣的影響? 答﹕同學們開始對關於八九後的清算、媒體宣傳、網絡控制、教科書修改、天安門母親等閱讀題目產生濃厚興趣。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別人中傷我們的課程而困惑的E同學,在哈佛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新聞和網絡審查的文章,指出言論自由的中國才有希望;班上另一位同學也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五毛黨的文章。 當同學們讀到「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和修改過的教科書主題,發現裏面的論調居然如此熟悉——他們都在不同的中國學生那裏聽說過了,就愈發好奇。我開始引入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同學們在這個理論框架下有效地探討教育、傳媒、網絡、同齡人、家庭等社會化的媒介(agents)在民主社會會和非民主社會裏所起的不同作用,從而分析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與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對年輕人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影響。好幾位同學在期末論文裏不同程度地探討對後八九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大陸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身分認同的影響,以及掩蓋真相的做法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其中一位W同學用QQ的社交網絡方式與大陸同齡人探討六四問題的論文在研討會上讓人印象深刻。多位學者表示W同學的論文無論從文獻資料到數據到分析都是研究生水平,無法想像是出自大學新生之手。W同學中學期間在中國生活過三個暑假,與班上其他一些同學在大陸生活過的同學一樣,平時談起中國總是一往情深。在美國長大的孩子都明白批評政府不等於批評國家和人民——相反,監督政府是公民的責任。W同學也是當日雨中在圖書館門口等我的其中一位,我清晰記得他當時問我﹕為什麼他們知道真相還為政府辯護?W同學大概沒有料到:他提出的那個問題,竟然被一位大陸觀眾在我們的研討會以感嘆的方式表達。 問﹕是由學生組織的研討會? 何﹕是。當時的情况是這樣的﹕在研討會第一輪小組討論上,W同學宣讀完論文後,歷史課班上一位來自香港的J同學宣讀她的關於港人的六四記憶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的論文。她用自己的個人經歷說明「為何香港的年輕人會關心六四」,她用維園的燭光來回答「香港人是否愛國」。她從一個八九年後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年輕人的眼光,講述她小學的歷史老師陳先生明明知道六四不是必教內容,但依然在下課後在黑板上寫上「六四」兩個字,並向當時還是小學生的J和其他小同學講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這位陳先生又帶同班上的十多個同學參加維園紀念活動。 聽完J同學的論文後,一位大陸觀眾在提問時段舉手,並表示他不是要提問,只是想談一下自己的感受。一開始我以為「偏見」大批判又來了。結果,這位朋友說他看到J同學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對六四的關注,看到香港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再想想大部分大陸年輕人不了解六四真相,非常感慨。雖然這位朋友英文說得十分費力,說話時因情緒激動而聲音一度哽咽,但他表達的擔憂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感受到。值得欣慰的是﹕當天現場觀眾席上就有好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有批判精神、獨立思考能力、探討真相勇氣的年輕學生。J同學的論文也得到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先生的共鳴。 對那位大陸觀眾的感嘆,我自己當然也感同身受。正因為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挑戰,每一個人對真相的執著、對公義的堅持才顯得更為重要。J同學的小學老師陳先生一定沒有想到:他為同學們講述「六四」的聲音有一天在哈佛燕京禮堂裏迴響。 米蘭昆德拉把人民與強權的抗爭形容為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一九八九年,北京市民學生用血肉之軀面對機槍坦克;在八九後的二十三年裏,港人用燭光面對強權,點燃真相。維園不滅的燭光,代表着不死的民心,無權者的權力,人民的力量就算在漫長的黑夜裏,我們都不言棄。因為,明晚,維園將再次燭光點點。 六 四 血 衣 ( 哈 佛 燕 京 圖 書 館 天 安 門 檔 案 提 供 ) 哈 佛 學 生 整 理 天 安 門 資 料 集 的 箱 子 , 見 證 六 四 證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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