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台湾，你读懂了吗？ 今年6月28日，北京、上海、厦门三地开通了赴台自由行。这是继2008年7月台湾地区向大陆居民开放旅游、两岸实现首次直航以来，两岸民众交流的 又一里程碑式的节点。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对岸同胞的生活。 政治风云的因缘际会，导致了2300万台湾人民和13亿大陆人，在过往的60多年里的疏离和误解。对大陆人而言，因为长期受制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 过往的政治宣传，台湾只是意味着阿里山、日月潭的旖旎风光，台湾“立法院”里的混战，蒋介石的独裁和陈水扁的贪腐。这是我们知道的台湾。 而身临其境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之前不知道的台湾：秀美的山川和干净的环境，慈济的巨大影响和各种神和谐共处于一堂的奇观，电视里“名嘴”的口若悬 河和对政治领导人的无情嘲弄，台湾人民的平和与友善。而隐藏在这些美丽和谐的外观和体验之后的，是台湾60多年来特别是“解严”以来水滴石穿的制度创新和 价值演变：环保运动的勃兴，使得台湾的环境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解严”带来的自由民主化，开放和重塑了政府和宗教、媒体的关系；民众的亲切友善， 背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有冤有处诉的心情舒畅。 至于台湾的民主化，长期以来摇摆于赞誉和质疑之间。显然，台湾民主是有缺陷的，但老百姓已经学会了用选票选择和惩罚政治人物，“立法院”里的“全武 行”，毋宁说是表演给选民看的做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众，已经是一个常识。老百姓相信他们的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义，这是台湾和谐美丽的保障。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彼此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当然不完美，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演绎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对今天的大陆社会是弥足珍贵的借鉴。 台湾：印象与思考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 发自台湾 对大陆人而言，台湾是个遥远却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记忆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那一篇《日月潭》，是宝岛台湾第一次闯入印象。属于中国的风光旖旎的宝岛，和 大陆只隔着浅浅的海峡，却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相见不如怀念。因此，心中遐想的台湾，像远观一幅油画，生疏而神秘。 其后，台湾的书籍和流行歌曲扑面而来，我们知道了，那里是李敖，柏杨，三毛，罗大佑的故乡，那里有忠孝东路，淡水和基隆。 再往后，台湾变成了电视转播中陈水扁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立法院不时上演的“全武行”，看到选民如痴如醉的沉迷，飞舞的旗帜，激昂的音乐，还有新闻里说的兄弟、夫妻因为选举而反目成仇，台湾给我们的印象是好乱，好狂热。 但显然，这种片段式的记忆，并不是真正的台湾。6月28日，北京、上海和厦门开通了居民赴台自由行。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那个我们所不真正了解的台湾。 不断给予经济上的优惠来增加认同，相信越交流越会有好感，这是包括自由行在内的一系列惠台措施的潜台词。而之前笔者的台湾行，也许能为此提供另类的思考和观察。 细节之美 6月中旬，笔者到台湾采访。一周的台湾之行，来去匆匆，有两件事让笔者印象深刻： 某天在宾馆的房间里，笔者因为电视遥控的问题致电房务中心，他们答应尽快派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房间电话响起，有采访对象致电商议访问的具体安 排，此时，门铃也响了，但因为电话里谈的事情很重要，对方又是第一次打交道，不好挂电话。5分多钟后打开房门，发现服务员还站在门外，笑容可掬。 某日坐公共汽车，司机在停车时停得离正常位置稍微远了一点，车下的乘客不得不再走一小段路才能上车，按说这种事也算正常，但是司机打开车门之后就立刻向上车的乘客不住道歉，而有一位女士依然不依不饶，而司机依然恭恭敬敬。 这两件事使我有些疑惑：我早就是个成年人了，在地铁里随着人流奋力争抢一个有利位置，在公共汽车上听听司机的大喊大叫，在银行或餐馆里遭遇一些冷遇，早已司空见惯，不是会引起负面情绪的事情，而在台湾，却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从市容上看，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台北，也少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淡的几层楼，没有什么色彩和形状来冲击人的视觉，也没有多少特殊的景物来令你震撼，显然 比不上北京、上海的繁华。很多大陆人因此会看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社科院于建嵘先生的“台湾之问”是最好的注解。他问碰到的台湾老百姓：假如政府官员把 你们家房子拆了怎么办？老百姓说，房子是我的，官员怎么会拆我的房子？于先生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告他。那政府官员的麻烦就大了。 于先生再坚持问：假如法院腐败了，官官相护怎么办？老百姓答：那我到议会那里去告他。于先生继续问：如果议员也腐败了呢？老百姓说：不可能，他腐败了，下 次我不投他的票，他就当不了了。 台湾的街头满是摩托车，但很少看到闯红灯，路面秩序井然；公共扶梯的左急行右站立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小巷里，没有看到保洁员拿着 扫帚提着簸箕来来往往忙碌的身影，但到处都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小巷也基本和主街道一样干净整洁。在7/11吃便当的人，会自觉把剩饭和饭盒分开，再 把筷子捆在一起回收。台湾人说话很柔软和长长的拖音，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会变得怒气全无。 以上都是笔者的切身见闻，没有豪华和气派的炫耀，只觉舒适和熨帖。显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是取决于建筑和外表，现代化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从很多社会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民众素质和人性化。一个社会令人神往之处往往在于那些细节。 台湾山水自然风光旖旎，但与大陆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但台湾厕所多、摩托车多、庙宇多、民俗活动多；警署和警察少、城市管理人员少、集会上访人员少、闲散人员少。所到之处，社会管理井井有条，和风细雨，这己涉及深层次问题，许多东西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自由行的成效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认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40多年，对台湾民众灌输了40 多年的反共教育，祖国大陆几乎完全被污名化了；而李登辉主政12年加上陈水扁主政5年，将反共教育变成反中教育，疯狂地“去中国化”，又将台湾作为一个 “新的国家与民族”加以塑造，使两岸关系跌宕起伏，形成了“400年的疏离，100 年的隔绝，50年的对抗”。基于此，在两岸关系中，争取台湾民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作为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经济在20多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已经滑入了低谷，风光不再。能否顺利走出这个低谷，仍旧是个未知数。这些年来，北 京不断对台湾释放经济上的善意，具体措施包括农产品免关税，台湾学生在大陆就学减收学费，签署ECFA，进一步简化台湾民众赴大陆签证手续等。最新开放的 三地自由行，是和这些措施一脉相承的，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经济上的让利，让台湾民众得到实惠，增加他们对大陆的向心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两岸存在一些摩擦，但是贸易、投资及民间交流都迅速发展。2007年，台湾就对大陆享有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依存程度也越来越高。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的上台和对统独话语权的劫持。 我们大陆人常常不能理解，“一国两制”给予了台湾人的优惠那么多，甚至比香港还多，为什么他们还要选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 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但经济上的施惠之所以不那么成功，部分原因是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些政策的效果却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比如开放大陆游 客来台，声称每天最高可达3000人，结果每天都不到300人。相反去大陆观光和旅游的台湾客大增。这项措施不仅没有拉动台湾经济，反而形成反向输血的效 果。再比如，国民党提高了赴大陆投资门槛，结果一时间造成台湾部分企业关闭转向大陆，对台湾的就业产生新的压力。 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岸的分离已有60多年，各自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双方已在日常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等领域产生极大的差异。由于发展阶段的不 同，大陆的现代化仍处于量的积累、追求GDP、解决温饱、炫耀财富的阶段，而台湾的经济起飞比我们早，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其现代化已经发展到追求精 致和细节，对权利、尊严和观感分外敏感和较真的阶段。这样两种观念的对撞，甚至可能产生某些学者所担心的“越交流越疏远”的状况。 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喊要“告别GDP崇拜”，但实际上，GDP崇拜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大多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对外交往方式，体现在对台关系上，就成了“给你好处你就应该爱我，否则就是不知好歹和忘恩负义”式的自大。而这对台湾人而言，往往很难接受。 在台湾几天，最经常被人问的问题是：大陆人是不是都那么有钱？暗指的是大陆人到台湾买了多少LV的报道，再加上不久前大陆游客在阿里山为抢小火车坐而互殴的新闻，其效果可想而知。 有朋友讲过一个故事：“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 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啊。’”这从侧面反应了两岸隔膜与两岸交流所带来的台湾同胞对大陆认知的提升。 但早在2009年，据《联合报》报道，台湾“行政院”研考会在4月29至30日以电话抽样访问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862人。调查显 示，33.3%民众回答对大陆观光客的印象不好，有好印象的24.9%，另无明确反应的22.7%、不好也不坏的19.1%。显然，要获得台湾民众的好 感，仅仅靠经济政策上的恩惠和自由行的购买力是远远不够的，培植文化和制度上的吸引力，让民众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更加根本的方向。 政治框架下的统一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比较遥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才能进一步增强双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一个大课题。而自由行能否对破解这个大课题有所帮助，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8年台湾大选结束以后，马英九在庆祝大选胜利的会上自诩台湾民主是亚洲民主的灯塔。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讲，他们所了解的台湾民主却有 不同的表象，这些包括“立法院”里“全武行”的打斗、严重的权钱交易式的贿选，以及用开枪的方式改变选举结果的“传统”等。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人的眼里， 所谓的台湾民主就是台独。该怎样看待台湾民主的变化以及它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呢？笔者从2001年起曾经多次到台湾访问，也看了多次台湾不同类型的选举。所 看所思，深有感触。 民主之路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为了稳固统治，台湾一直实行“军事戒严”，国民党在台湾施行的是专制统治。前有“二·二八事件”，后有“美丽岛事 件”，这个期间无数的台湾人受到迫害，以致失去生命。这些都是血腥的记录。台湾民主化之后，各地建立了许多纪念馆，将这些事件都陈列出来，让后人了解。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军事戒严，开启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台湾民主化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台湾社会面对的内外变化，二是台湾领导人的决断。 首先是台湾社会的发展，给了国民党政府很大的压力。当台湾的经济在70年代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台湾的中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同时台湾也逐渐开始对外开 放，大量的人走出台湾，了解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内部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在不断加大。社会要求开放公众政治参与之路，让公民 进行政治参与，而不是国民党垄断权力。社会各界办的各种各样的媒体不断涌现，随封随开，政府无法禁止；非政府组织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引起台湾内部巨大的震动；中国大陆从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国际大格局的转变，对台湾带来更 为巨大的外来压力。 这些内外压力，形成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巨大挑战，迫使台湾地区领导人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1987年果断地宣布解除戒严，顺应民意，开放媒体和社会空间，并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访问。 解除戒严、开放媒体，导致台湾开始走向民主化道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台湾社会并没有因此产生更激烈的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 影响，而是用一个比较平稳的方式，打开了民主转型的大门。台湾由反对势力组成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很快就建立了起来。反对党成立后原以为要面临的政府大逮捕 根本就没有发生，蒋经国默认了反对党的成立，主导了这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化。 台湾开放民主的道路也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变化。蒋经国去世以后，对于台湾民主的走向，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委任直选和公民直选两大派的争论，导致 第一次国民党的分裂，新党出走，并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反对党。台湾的民主化最终导致领导人的全民直接选举。1996年，台湾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大 选。如果从理解民主最主要的内容是选举来看的话，这就是台湾民主的真正开始。在1996年的选举中，虽然面对各路人马的竞争，国民党还是轻易取得了胜利， 继续执政。但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当时，宋楚瑜和国民党领导人闹翻，结果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的参选再次分裂了国 民党，分散了国民党的支持票，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陈水扁的得票率只有39.3%。在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党和其它泛蓝力量 进行整合，由连战和宋楚瑜联袂出马竞选，本来大有希望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或许是由于选举中出现的“两颗子弹”事件，使得民进党以微弱多数再次赢得选举胜 利。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和萧万长再次统合泛蓝力量，才夺回了丢失8年之久的台湾政权。 台湾民主的成就 在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是一步一步艰难实现的，在“解严”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渐建立： 建立了公平的选举制度。台湾政治的合法性已经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候的强权统治逐步转变成由选举而来。在国民党到台湾的早期，也存在一些基层选举， 例如县乡长的选举和基层民意代表的选举，但国民党操纵选举，控制选举，以及用钱贿选是普遍现象。国民党政府曾经将这些有问题的选举称之为“台湾的民主”而 加以炫耀，但是遭到了台湾社会的唾弃和反对。随着台湾公民社会发展，当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之后，发现对于中产阶级的参政来讲，最好的路径就是参加这些基层的 选举。80年代以后，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台湾的选举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建立了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建立了公平和公开的选举程序。 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类型虽然有很多，例如“立法委员”的选举、村里长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和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但这些选举都有非常规范的操 作程序。在投、开票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违规操作和操纵选举。当然，台湾选举中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例如屡禁不止的贿选问题、地下钱庄和赌头操纵选举的可 能性问题，以及让人抨击的选举中屡次出现的枪击事件是否影响和操纵选举结果的问题等。当局也用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持选举的公正性，例如为了打击贿选而加大了 举报的奖励等。因此，就选举制度本身而言，台湾的选举基本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和法治化的选举，可以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国际社会也认可台湾选举的制度和程 序是公平和公正的。可以讲，选举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建立了两党政治制度。国民党到台湾以后，经过“二·二八事件”，压住了台湾的本土力量。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垄断台湾政治进程。曾经有些知识分子想 组建反对党，但没有成功。一直到80年代后期，反对党在台湾才正式出现。就台湾当时的政治力量而言，反对党力量不大，但是却在2000年第一次取得了政 权。在连续8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力量在不断削弱。2008年大选，马英九领导下的泛蓝联盟取得了大胜，而民进党士气大落，内部出现分裂，以致 当时有人估计，可能就此民进党翻不了身。但是在经历了2009年县市长选举和2010年的五都选举之后，民进党又很快恢复起来，形成和国民党两党鼎立的局 面。 这样来看，台湾政治中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双方从实力上已经势均力敌，国民党要彻底打败民进党，或者相反，都已经不可能。在两党之 外，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政党，但是也就只能提倡些自己的看法，都无法对这两党形成挑战。这样台湾就已经从民主化初期的国民党、新党、亲民党和民进党的多党政 党体制转变成一个比较巩固的两党政体。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也逐渐分明。国民党比较多代表外省籍和城市有产阶层，而民进党则多代表本省籍和社会下层人 士；在地域上，也逐步形成了北蓝南绿的基本格局。 巩固了民主政体制度。按照国际上的民主政体巩固理论，一个新兴民主政体，只有在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才能形成巩固的民主体制。这就是说，新兴民主 政体虽然可能有比较好的选举制度，但当选举结果表明执政党选举失败，可是执政者不承认选举的结果，拒绝交出政权，或者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制造混乱，这就表 明民主失败。而如果经过两轮的政党轮替都出现权力转移过程是顺利的，就表明这个民主的游戏规则已经被人民和政治精英所接受，民主就在这个新兴民主政体中巩 固下来。从这个理论来看，基本可以符合台湾的情况。2000年，民进党上台，实行第一轮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台湾执政55年后，和平交出政权。2008年， 民进党执政两届8年以后，又和平交出政权；国民党再次上台。这样就实行了两次政党轮替。这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权转移都和平地顺利完成，各政党都承认选举所带 来的政治合法性，政权和平转移的民主游戏规则为台湾社会所接受。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两次政党轮替使得选举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的观 念，成了台湾政治文化的主流。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虽然没有剧烈的动荡，但是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影响了民主发展过程。这些问题包括两类，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发展的阶段性问 题。历史遗留问题中的最大问题是族群问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就是统独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变成了民进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诉求，利用统独 之争来动员本省人支持民进党。而国民党主张两岸发展关系，缓解紧张关系，被民进党批为卖台。族群问题和统独问题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发展，成为划分两党的一个 重要依据，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难于解决。 而诸如“立法院”的武打场面等，以及没有妥协和对话的党争等这些，都属于台湾民主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很多“立委”在镜头面前打得不可开交，那是给选民看的“做秀”，镜头一移开，马上就偃旗息鼓。随后在同一家饭店遇见，还会客气打招呼。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掌握政权之后，都被社会批判为行政无能，只会党争恶斗搞选举，不能很好地执政；台湾“立法院”委 员被批评为无心议政，只是一心跑基层拉选票等。这些都说明台湾的民主虽然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从形式上已经巩固，但是民主的内容，以及民主的质量，也包 括制度建设等，都有待提高和完善。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已经有200多年，尚且存在权钱交易、腐败等严重问题，一个20多年的新兴民主政体的发展存在很多问 题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问题在欧美等老牌民主国家发展的早期也都存在，随着民主品质的提高都逐渐得到了解决。 民主带来了什么？ 台湾民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带来了许多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但是对于台湾的普通人民来讲，台湾民主发展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这是需要值得关 注的。这也是理解台湾民主发展结果的重要观测点。其实就政治发展来看，民主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对于人民来讲，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更自由、更有尊 严地生活。 从台湾的民主发展来看，依我个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上述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而是实际上对台湾公民权利带来的变化。 2001年，也就是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我曾经到台湾做访问学者一个多月。当时第一次政党轮替刚刚结束，我的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和同学担心民进党上台 会对国民党进行迫害，都心有余悸。我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小心翼翼，担心隔墙有耳，怕被人打了小报告；即使在公开场合谈话，也要求我小声，不要让 旁人听见。2008年，国民党夺回政权之后，民进党有人也曾经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2010年“五都”选举的时候，我在台湾，已经感觉 到台湾有了空前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再担心会因言获罪了。 所以根据我的理解，台湾民主的结果，尤其是两轮政党轮替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举例来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开始的时 候，社会需要更多的自由，因此需要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因此台湾出版法的恢复就成了保证出版自由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台湾民主发展的今天，这个曾经是无数社 会人士希望得到的出版法已经被取消，这个取消不是说出版自由被取消，而是台湾现在的言论自由程度已经不再需要出版法来加以规范了。台湾任何公民如果有财力 的话都可以办杂志报纸，办出版社，办媒体就像登记注册一个公司这么简单。 这表明，台湾民主所带来的重大变化，是台湾人民已经有了空前的自由，也就是空前的人权，任何人在台湾都可以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尊严。因此从民主 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民主推动了人权的提高，而反过来人权的发展又推动了民主的前进。而保证这个民主——人权发展正常秩序的就是法治。所以以前只有在欧美国 家(亚洲是日本)才存在的法治，现在台湾也可以看到了。而这个法治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华文化的地区曾被认为是难于建立的。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中国大陆是个内在同构性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几年前，日本人才结束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本人统治 下，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小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台语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 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人虽然受日本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 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 “清乡运动”，逮捕大批台籍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 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50年记忆。 当时，国民党带领了超过100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100多万来自不同省分的人，一下子要融入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主张国民党仍然 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是最纯粹的 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 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 “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 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 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50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民主化的影响 19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就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 言。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于是 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 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 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 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 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8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8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8年的对立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 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 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 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10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 和谐正在成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再加上这10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台湾人纷纷去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 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博物馆亲 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 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 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 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 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 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1/5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示来提倡 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 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 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 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台湾民众， 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 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许多人喜欢到台湾旅游，不过，游玩的景点除了著名的日月潭、阿里山、故宫和诚品书店外，最常呆的地方恐怕就是饭店了。并不是因为台湾饭店的豪华设施 或体贴服务，而是在饭店里可以看到近百家的电视频道，手里不断按着遥控器，享受着频道转换、光影和声音急速变化的快感，实在好不热闹。 “说话”，其实是台湾社会一直以来的特色，即使过去曾经受到政治的压抑，许多言论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但在庙口、在店铺，总有许多人聚集喝茶、嗑牙，说人长短或批评时局，不过，能在电视上如此大鸣大放，也不过是近10多年的事。 20年前，台湾广电媒体仍受政府控制，不但无法自由经营，意见也不能自由表达，主持节目、评论时政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经过官方认可的媒体人的手中，绝 大多数民众像是个没有嘴巴的人，对公共事务无法置喙。直到1990年初地下电台的出现，改变了禁锢的媒体生态，为言论自由闯开了另一扇门。当时著名的地下 电台主持人许荣棋带起了call in的风潮，一句“一块钱让你当自己的主人”，鼓舞着观众只要花一块钱打电话到电台里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就能让自己的声音与意见透过大气电波和更多人分 享，享有近用媒体的权利。 当时的地下电台可不是只批评政府，还介绍了大量的地下音乐，也关注弱势者的声音，呈现了边缘与非主流色彩，包括不受社会重视的原住民、劳工、妇女、同性恋、小区组织、地方文史、儿童等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节目。言论的空间因此撑大了起来，也造就了日后的“名嘴”文化。 “无所不知”的名嘴 跟着广播电台开放的脚步，电视频道也随之开放，原本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的台湾，几年暴增超过200个频道，其中有8家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新闻频 道，高居世界之冠。然而，这些频道无法每个小时提供全新的新闻内容，许多“新闻”一再回放，观众也逐渐失去兴趣，新闻频道开始提供谈话性节目表达对公共事 务的立场与观点，同时试图满足阅听者澎湃的情绪。于是，谈话性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开播，从下午到晚上，从黄昏到夜里，有真实的政治人物对决，也有虚拟的模仿 秀。 这些政论节目大多以地下电台的节目型态为原型，和过去不同的是，地下电台是听众的call in为主体，但电视的政论节目则是重视名嘴的意见与表演，民众能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特别是和媒体中的新兴名嘴比较起来，普罗大众的意见显得卑微许多。 虽然这些节目强调“公共讨论”、“全民参与”，让观众可以在电视上做自己的主人，但即使民众好不容易打电话进去，往往只有30秒的发言时间，根本无 法畅所欲言，就算有再高明、伟大的见解，最后也多沦为发泄情绪、骂骂脏话，观众充其量只是跑龙套的角色。相反的，名嘴是节目中的主角，享尽发言的权利，甚 至累积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许多电视名嘴或节目主持人放弃媒体人应有的中立立场，帮政党候选人主持竞选活动、助讲、站台，甚至参选市议员与立法委员，形成 “媒政两栖”的有趣现象。 台湾的名嘴大致可分为政治人物与媒体工作者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政党发言人、国会党鞭，以及派系代表等，主要工作在于为自己的政党、政策辩护；而后 者则大多是在线记者、报社主笔，以及媒体主管，他们往往以评论者的角色出现，透过时庄时谐的口吻与专业对时政品头论足。有趣的是许多在线的媒体工作者成了 名嘴后，逐渐放弃原有的工作，专心做个专职的名嘴，靠着接通告、上电视、主持节目维生。 虽然这两者有其不同的角色与功能，但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伴随着政治性谈话节目而起的新兴意见领袖，并且透过“专业”的正当性来取得台湾言论 空间的发言权。他们不仅有滔滔不绝的口才，更有无所不谈的天赋异禀，每个事件、每个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影视、命理，甚至是外星人都能侃侃而谈，也不 管是天文、地理，或真实、虚幻，尽都在这些新兴名嘴的掌握之中。 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就像幽灵一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各样的媒体、不同的时段中随时出现，让人们难以逃脱其建构的意见天罗地网，除了关机与转台外，大多只有在这些人提供的有限意见中，认识时政的多元面向。 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名嘴对台湾政治意见有多大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生产大量政治言论的同时，也排除了其它意见的表达。少数的 “专家”不但成了不同政党、年龄、性取向、阶级、职业的代言人，也让意见局限在个人利益以及“专业”见解的狭隘胡同，而广大、多元的阅听众，只能透过想象 的替代性参与，让出评价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这种现象对强调媒体应自由化经营的台湾而言，实在是一大讽刺，因为台湾的言论天空始终只有几张嘴。 从这样的角度看到政论节目与名嘴或许太过严苛，也期望太高，毕竟这些节目越来越难吸引观众，收视率早已不若以往，至多只能吸引同类型的基本教义派，以及自己在节目中培养出来的电视红卫兵，许多观众早已抱着看综艺节目的心态来欣赏名嘴们的精彩演出。 事实上，台湾的政论节目也越来越综艺化，许多电视名嘴宛若明星，可以严肃论政，也可以插科打诨，有着夸张的表情与肢体，表演味十足，有趣的是，名嘴 们也经常在节目爆料，却经常缺乏实际证据，只能“乱打一通”。这种亦庄亦谐，虚虚实实的后现代意象，有时和曾经引领风骚的“政治模仿秀”没什么两样。 “政治模仿秀”的嬉笑怒骂 “政治模仿秀”一直是台湾很受欢迎的节目类型，艺人在节目中模仿政治人物，透过丑化，甚至丑化的夸张表演方式，结合当日时事，每天上演。不但让严肃 政治新闻进入欢乐的家庭客厅，更是许多民众了解当下新闻事件的主要管道，甚至参与成为其日生活政治论述的来源，而模仿者嬉笑怒骂的演出方式，也成了人民发 泄情绪，讽刺政客的出口。 虽然，包括《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在内的政治模仿秀十分敢言，也大受欢迎，不过，“政治模仿秀”可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畅所欲言。 艺人最早的政治模仿表演来自于20多年前在台湾红极一时的“餐厅秀”，在这个传统歌厅或餐厅的表演场合中，包括李立群、邓志鸿等实力派艺人就经常在 表演中模仿李登辉、林洋港、俞国华等政治人物，相当受欢迎，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氛围，表演的内容大多只是在口音上模仿，对政治议题也仅点到为止，没有 嘲弄，更没有批判。 知名制作人王伟忠20多年前制作的《连环泡》节目中有个“7点新闻”单元，模仿《华视晚间新闻》的播报现场，透过主播之口讽刺时事，后来则以皮偶扮 演政治人物，讲述和自己有关的一些事件或新闻自嘲，包括当时的“行政院长”李焕、台北市长吴伯雄、“财政部长”郭婉容都是被模仿的对象，不过，由于内容太 过辛辣、对时政诸多批评，最后被华视以“丑化长官”的理由禁播，而当时的华视是由官方所经营的电视台。 到了1997年，由王伟忠制作、邓志鸿主演的政治模仿秀节目《纯属虚构》在民视开播，是台湾第一个政治戏仿节目。随后《主席有约》、《2100全民乱讲》、《老邓搞新闻》、《纯属巧合》等政治模仿秀节目陆续播出，一时之间蔚为风潮。 有趣的是，这些模仿秀的演员不仅身价水涨船高，还从虚拟的模仿戏剧走入真实的政治现实，不论是模仿“李祖惜(李登辉)”的侯冠群、“陈水扁”的唐从 圣，或者是模仿“马英九”的李志希或“苏贞昌”的郭子干，都成了蓝绿政治人物争相邀约为选举站台、助选的当红炸子鸡，甚至候冠群还因为模仿政治人物声名大 噪，因而成为第一位参加模仿秀当选民意代表的艺人。 局限 不论是政治模仿秀或电视名嘴都让曾经受到禁锢的台湾社会获得了新的解放，也展现台湾独特的政治动能与特殊文化现象。这样的节目，横跨时空、穿越真 伪，混杂着严肃与娱乐。让政治看起来不仅只存在庙堂之中，不再距离人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观看政治大秀的观众，对于政治现实理解却是十分 有限。 换句话说，这些节目的出现是可喜，也是可叹的，可喜的是，台湾政论节目的确发挥一定程度的监督力量，同时也是言论自由，甚至百无禁忌的新天堂乐园， 即使看起来有点乱，但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节目也使得严肃的政治越来越趋向表演与综艺，成为日常生活琐碎的装饰，肤浅的愉悦，越来 越难以引发人们的政治关怀与行动，甚至造成人们对政治产生轻蔑与反感，而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警讯。 慈济45岁了。证严法师从无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飞越海峡，到花莲探访慈济精舍，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文弱的女子，是怎么样支撑起一个慈济世界？ 花莲位于台湾东中部，从台北坐火车沿海岸线南下，快到花莲，绿野中凸显出一座灰白色小殿，这便是慈济精舍。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白点，如今已是一 大片灰白建筑，目前又在扩建一座新殿。慈济精舍坐西朝东，面朝太平洋，背靠台湾中央山脉，精致典雅，迎着东升的太阳。慈济精舍既没有一般宗教场所那种香火 缭绕的场面，也没有功德箱，记者看到的是证严法师的徒弟们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机肥作坊、瓷器作坊、蜡烛作坊等岗位上忙碌。 慈济精舍一直践行证严法师“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不拿一分善款，还为在精舍办公的慈济志业中心支付水电费。证严法师带领慈济人做慈善，有一 点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从捐款中拿管理费，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费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这样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济成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 葩，不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质疑”，它的募款能力全台第一，它的志工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千万大军”。 行动优先 慈济精舍一日的作息，从清晨3点多开始，于晨钟中礼佛、做早课，在宁静、精进中开启每一天序幕。证严法师会在7点到8点的早会时间“勉众”，早会向一般公众开放，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受众以千万计。证严法师孜孜以求的是净化人心，构建一个祥和社会。 这一天，早会结束后，证严法师听慈济医疗志策会同仁报告，忆起当初创建花莲慈济医院开创慈济慈善事业的源头。早年证严法师到山区访贫时，曾见到一独 居老先生遭毒蛇咬伤手，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整双手肿胀溃烂，老先生只能将手放在蒸笼上，借由蒸气让脓水滴下——这个场景，让证严法师“不忍”，使她决定要 建一所医院。而后，让证严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滩血”。1966年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一家私人医院探望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一名原 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缴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 证严法师说，“我只是起于一念‘不忍之心’而创立慈济。”她带30位信众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经过4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团体——佛教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早期慈济的创立主要目的，是去帮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费与医药费的贫苦的人。不过，随着台湾社会急剧变迁和慈济本身的成长，慈济关怀的范 围很快的就扩大了，包括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另外还有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四项。 今天，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台湾医院纷纷向慈济看齐。记者参观花莲静思堂慈济四大志业博览会，陪同人介绍，慈济开始拥有社会影响力，始于盖花莲慈济 医院。当初，当证严法师发愿建医院时，信众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因为没钱。当时建一所医院至少需要6亿台币，可慈济只有不到3000万台币。一位记者听到 后，吓一跳，但他决定帮助证严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大众被感动，善款源源不断涌来。参观展览时，记者注意到一张相片，年轻的证严法师 和蒋经国站在一起，时间显示为1980年10月19日，蒋经国到慈济精舍拜访证严法师，亲自为花莲慈济医院用地问题排忧解难。 证严法师是用理想用行动去感动整个社会。起初那几百万，并非大富豪一掷千金，而是证严法师号召家庭妇女以不影响生活为前提，从每天的买菜钱中省下五 毛钱，再放到竹筒中。慈济宗教处主任谢景贵对记者说：“如果跟证严法师的是30个博士，不会有慈济，他们会做评估，最后结论是，证严法师没有能力，所以医 院不能盖。”证严法师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气，证严法师一直说：“做，就对了。”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济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假如当初我只 有理想，没有行动，慈济没有今天。” 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拔杂草的故事”，说小时候下地拔草，体会到，如果抬头看，无边无际的杂草，手脚都软了。但如果专心于当下，埋头一棵草一棵草地 拔，一段时间回头一望，一大片杂草已经被拔掉。证严法师正是用“拔杂草”的精神做慈济。从社会反响来看，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一个出家 的弱女子，却可以盖出一个现代化的大医院来救助他人”的这种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动了台湾社会大众，也带给慈济人具体的成功经验。慈济“行善行孝不能等” 的行动哲学便是这样发展出来。 “慈济的行事风格跟证严法师性格有关，着急，行动优先，做了再说，有多大愿就有多大的力。这样，慈济的效率就出来了，把其他慈善团体和NGO组织的 效率比下去了，慈济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在花莲慈济医院当过4年医生，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慈济的组织文化，一是视慈济为一 个大家庭，二是一种“做，就对了”的社会实践观，少说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体力行，社会实践至上。正是这种不折腾的组织文化，让慈济内部少争论和 摩擦，虽然一路筚路蓝缕，却已枝繁叶茂。 回应现实社会 慈济志业是台湾社会几股力量合力的结果。 基本组成，第一股力量是证严法师的领导，第二股力量是朴实而修苦行的比丘尼们的无私奉献，第三股力量是任劳任怨的妇女们的积极社会参与，第四股力量 是事业有基础的中年男性们的热心支持，第五股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参与。其中第四股社会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济，带给慈济丰沛的社会资源，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 主，也有郭台铭这类大企业家。 慈济的崛起与成长，要由台湾的政治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中来了解。1966~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约10万左右的会员，而在1987年台 湾解严以后，慈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成长，短短3年内，会员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左右，现在全台有400多万会员。慈济的中坚力量叫 “委员”，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现在委员人数已好几万。解严以前，因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结社的不自由，台湾很少有 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慈济不仅成为台湾“市民社会”的建构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湾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传统社区与价值的瓦解所进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济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济贫与教富，证严法师 总结出8个字，“教富济贫，济贫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济贫，资助贫困的同时要教贫困者富有的心。证严法师对症下药制定了“慈济十戒”：1、不杀生；2、不 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7、不赌博不投机取巧；8、孝顺父母调和声色；9、遵守交通规则；10、不参与政 治活动示威游行。很多人读到后五戒，都会心一笑。 慈济的“委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在台湾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大规模的中年妇女，由原来局限的“私领域”步入了“公领域”的活动，找到了家庭以 外的舞台。关键是，证严法师凭什么吸引她们做慈济？记者在慈济史料馆中翻出证严法师的自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文化，因西风东进，很多人被西方的风气扰乱了 固有东方的精神文化。现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演变成亲情的脱离。接着是家庭破碎边缘，社会形态秩序混乱，有些轨迹脱轨了。妇女在精神上需 要一种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务工作简单化的演进，妇女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于是台湾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们构成了社会上一股相当大的可资动员的社会 力。证严法师诠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并以此产生有效的社会行动，符合了社会变迁中价值混淆民众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随者心理上的满足， 使她们愿意跟随她的脚步。不仅如此，她们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慈济，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诚队”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慈济新进委员受访，在叙述其参与慈济的原因时，注意到证严法师个人的事绩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来得还要多出很 多，48位受访者中，47位选择前者。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丁仁杰进一步分析指出，证严法师的重社会实践的务实性格，以及因“悲情”与“无常感”所引发出来 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触动台湾男性心灵的基础。证严法师的个人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其个人能力——包括社会实践与对成员心理纾解的能力——的被肯定。 在慈济找到身份认同 在慈济的成长历程里，199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一场大台风重创台湾，而慈济的资源分散各处，整合困难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证严法师更 看到这背后的人际冷漠疏离，她提出“社区志工”观念，以社区为主，重新整编“委员”分组，带动社区居民“敦亲睦邻，守望相助”。 “我们的社会需要‘复古’——恢复传统社区的温情。谈‘情’，不一定是血缘之情，而是清净的‘觉有情’；若能在社区里提敦亲睦邻，让周遭孤苦无依的 人得到细心的照顾，在急难来临时互相帮助，社会就会处处充满温暖。”证严法师说。社区编组，让慈济的组织行动力得以迸发，“社区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 离”，慈济人平时就地耕耘志业，一旦灾难发生，能就近取得资讯，及时救助苦难。 比如3月日本海啸发生后，慈济日本分会赈灾团在当天就启动，当天就为几千位民众提供了热食。而且，台湾的物资最早送到日本的，也是慈济的环保毛毯和香积饭。做完这些，慈济还没有正式开始对外募款。 慈济大爱电视台导演萧菊贞分享了这样一次经历。台湾“行政院长”拜访证严法师，问：“为什么当有灾难的时候，经常我们到的时候，你们志工已经在那里 了，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快？”证严法师答：我们不是天灾来才赶快组一个团队，不是啊！这些人平常就在操兵演练啊！平时就在社区做关怀做访视啊！ 慈济卓有成效的“社区建设”是环保站，目前全台共有7.2万多位环保志工，5400个环保点，台湾319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慈济的环保点。环保 收入归为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营运所需。回收的塑料瓶则制作出45万条环保毛毯，送达20多个国家救助苦难人民。5月下旬，四川省长蒋巨峰到花莲静思堂拜会证 严法师，她还亲自向蒋巨峰展示慈济的环保毛毯。记者在花莲静思堂目睹了这些环保毛毯，也在台北参访了慈济八德环保站，慈济环保社工冒着高温、在没有空调的 简易工棚里做垃圾分类工作。 慈济环保站向社区开放，经营得像个家，免费提供饮食点心，成为许多志工生活寄托和身份认同的所在。慈济的环保观念具有生活化、大众化、道德化的性 格，人人可做，可推广到每个家庭。台湾研究者陈玉峯观察慈济环保实践的特征，指其提供广大基层人员生命价值的切入口，有灵性关怀的一面，提供生命价值观的 救济，使许多人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从社会面分析，传统社区瓦解，很多人需要归宿，慈济志工互称师兄师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环保站提供了新的社会联结。慈济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比政府还有效能的集体主义。”王浩威分析。 “社区人利用这个时间，常常见面，聊聊天，培养感情，塑造了一个敦亲睦邻的平台。环保点最重要的价值是把邻里的感情串联起来，让大家同一个时间，同 一个地点，做好事结好缘，有形做环保，无形做邻里，编织新的社会网络。”慈济北区环保站总干事陈金海对记者说，慈济环保站跟社区没有距离，是社区人做好事 最低的门槛，想做就可以来做，慈济环保站有很多“钟点工”，不少人是利用下班时间前来做义工。 “证严很像曼德拉” 7月6日，记者在台北大爱电视台一楼的静思书轩采访慈济发言人何日生。年初，何日生被邀请到哈佛商学院李纳德(Herman B. Leonard)教授的课堂分享慈济经验。哈佛大学商学院首度将慈济列入个案研究。李纳德对前来采访的台湾记者说：“我接触过不少世界领袖，曾在1990 年代见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几次，我感觉证严与曼德拉有相同的领袖特质，他们都有一种宁静、坚毅的力量，而他们最大的力量，是提供追随者生命的意义。” 李纳德研究发现，慈济没有所谓“战略计划程序”，不预设长程策略目标，而是遇事立即决策，快速因应；它不是传统组织的“先计划，再执行”，慈济将执 行放在计划之先，但非常有效率，这些都使慈济与众不同。这一点，何日生给予证实，他说慈济会继续这样运作下去，一切看“因缘”。这便是慈济管理哲学核心， 来自佛学“因缘观”，因果互依，灾祸发生不可预期，每一个灾祸都有它独特因素与境遇，慈济并不像其它组织机构，设定“成长指标”或“长期规划”，而是遇事 (救济灾难)随即因应，迅赴时机。 慈济以“价值”及“信念”作为管理与领导核心，与西方管理讲求策略、诱因、速效等大异其趣，提供了一个新启示与新途径。譬如慈济志工在捐助灾民时， 还向对方鞠躬致谢，这是很有力量的利他助人精神。慈济另一特点是“非中央集权式”领导，证严法师有特殊领袖魅力，亲身带领，身教言教，但慈济慈善事业的协 调与执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动性，“志工嘛，其实不想干就可以不干了，我们专职人员从来不敢命令志工”。 记者发现，慈济成员对组织有着高度的服从性，他们的言行流露出与组织对外出版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证严法师的领导方式中，流露出一种母性关怀体贴式 的家长式领导，领导者与成员间产生一种很强的人情纽带的连接，没有强制性。每年，会有很多慈济志工选择回到慈济精舍过年，现在年夜饭要摆到200桌以上。 慈济内部保持一团和气，但外部质疑却不少。尤其是2009年台湾8·8水灾后，在灾后重建中，慈济面临过一次强烈社会质疑，在王浩威看来，这是台湾 NGO界对慈济意见的总爆发，因为慈济做大做强了，每次募款它都吸走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其他慈善团体募款变困难了。而且，慈济还引起台湾宗教竞争，大家都 要跟慈济比。另外，慈济“向上管理”的做法也饱受社会争议，2009年8·8水灾，慈济跟政府协调后，立即展开永久屋建设，被质疑“有特权”，不和受灾民 众协商。而慈济在台北内湖地区用地建医院，也被环保组织质疑不尊重生态。 一个团体大了，社会对它就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王浩威便指出，慈济人“我们的”意识太强，穿上慈济衣服的很骄傲，其他人则感觉被慈济排挤了。 “存在越明显，反弹越大。”王浩威说，“慈济需要转型。” 文|卢思骋 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全球各地都有民间团体举办各式活动，呼吁民众关爱地球。最值得庆祝的，应是台湾的环境保护团体。今年地球日，12个环保团 体与马英九会谈，提出民间环保运动的多项绿色建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要求政府撤销“国光石化”案。马英九会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的开发，为台 湾民间环保运动的重大胜利。 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 台湾国光石化公司于2005 年提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计划庞大，包括多间炼油厂、烯烃厂、芳香烃厂及中下游工厂。因为未能通过环评，2008年提出转移到彰化县。原定投资新台币9336 亿元，后来修正为新台币6325亿元。 这项台湾近年少见的大型石化投资开发案，过去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环保组织认为，国光石化不单可能带来污染，而且选址不当，建成后将会严重破坏生 态。首先，预定开发地彰化大成位于浊水溪口，是国际级湿地，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价值高，在此地兴建污染性的石化工厂，实属不智。 其次，彰化县地表水缺乏，居民生活和农业用水长期仰赖地下水源，全县自来用水量98%都取自地下水，而国光石化一天的用水量，预计将超过整个彰化县，有环保专家一针见血地提出“请问水要从哪里来”？ 其三，科研人员在2004年于台湾海峡东岸发现了一个中华白海豚族群，但估计数量少于100头，相当脆弱，2008年国际保育联盟(IUCN)将其 划为“极危”，若然不加保护，短期内有全部灭绝之虞。国光石化的预定兴建位置，正处于这群中华白海豚之栖息范围，若然建成，恐怕会使其加速绝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石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竟还补贴支持设厂，非但浪费公共财政，更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伤害。多年来，环绕国光石化案的讨论，事实上已 上升到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以及人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台湾环境运动在反国光石化案中提出的口号：“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直接扣连上可持 续发展，以及台湾之未来。如此设定讨论的框架，朝野两党自然难以拒斥。 从保护家园到社区营造 事实上，“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这个口号，正好总结了台湾民间环境运动过去30年来的发展轨迹。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70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70年代末，台湾的 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自发组织起来反 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象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 1986年彰化县的鹿港反杜邦运动，将自力救济运动推向高潮。化工巨头杜邦

章太炎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章太炎（1869－1936）的，恐怕不多。章太炎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学大师，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胡适说：“太炎先生是中國最后的朴学大师，自己虽然不是他的弟子，却受其影响最深。事实上，在章太炎所有的弟子和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旧学上完整承其衣钵，但是对于中國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章门弟子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黄侃、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周氏兄弟，他们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或是共產主义在中國最早的研究传播者。学生们后来的发展，已和老师的思想渐行渐远，然而，鲁迅却引用章太炎的话为老师正名，“（先生）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出生于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幼年受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是汉学家）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外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1902年章太炎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 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 章太炎与国民黨元老吴稚晖宿怨甚深，其时吴稚晖正在国民黨中任着高官。吴在1936年1月《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的文章，吴说：“从1924年到今，我是在黨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章太炎）不愿投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好像失意。我若此时去同他相打，终好像我仗势欺人。今后他也大名鼎鼎地在苏州讲学了。黨里的报纸也甚赞他的读经的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那末，我也准备着鞋皮候他。” 章太炎终究没有去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也没有投在青天白日旗下，章太炎先生下葬时依然用的是五色爻（象征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五色旗）裹尸。章太炎先生逝后，国学会师生遵先生遗愿，决心把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继续办下去，可是吴稚晖此时在南京扬言：章氏国学讲习会既不是大学，又不类研究院，未经立案，应予封闭，并拟向当局提出。国学会全体闻之气愤，朱希祖、汪东、潘承弼、金毓黻、孙世扬、诸祖耿、徐复等二十人联名，致书吴稚晖，由朱希祖、汪东二先生送达。内有“如封闭学会和杂志社，当一同到南京与吴决战”等语。最后，吴未敢行事。（详见沈延国《章太炎在苏州》，载《追忆章太炎》第401页1997年，中國广播电视出版社） 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说：“我祖父一生呢，没有投到青天白日旗下面。他一生自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遗民，中华民国是他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建立的中國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他非常忠诚于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当时的五色旗。” 章太炎逝世，章门弟子十人联名呈请政府国葬，由朱希祖先生领衔，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诸先生次之。国民黨政府曾发布“国葬章太炎令”。 朱希祖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朱希祖（1879－1944）的，恐怕就更少了。但是，学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的确不应该，尤其读中國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那非常遗憾。可以这么说，朱希祖是中國文史分家的第一人，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國文学史，第一个在大学文科中创建历史系，并首任系主任。 朱希祖（逖先）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于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研习历史。1906年阴历5月，章太炎先生出狱，孙中山先生派人迎接，东渡日本，主任《民报》笔政。是年8月，国学讲习会成立，章太炎为主讲人。朱希祖于这一年开始从太炎先生听课。1907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正式受业于太炎先生门下。 章太炎的对朱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于1920年到欧洲留学，先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1926年10月，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國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朱希祖与傅斯年，朱希祖是老师，傅斯年是学生。在众学生当中，傅斯年是颇受朱希祖青睐的好学生。在傅斯年毕业两年后，朱希祖还在别人面前赞扬这位学生。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受蔡元培之聘，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月，朱希祖受聘为该所特约研究员。 1929年夏，中研院史语所迁至北平，朱希祖聘傅斯年在北在史学系兼课；傅斯年聘朱希祖在史语所兼职。由此，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并且还互为领导——在北大史学系，朱希祖是主任；在史语所，傅斯年是所长。 朱希祖是著名的南明史专家，所以，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傅斯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朱希祖的。同时，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在征集文物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这在史语所这两年的年度报告中均有记载。至于傅斯年，在北大这两年的课自然也是十分叫座，很受学生欢迎。 …… 荀况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比喻学生可以后来居上，超过老师。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看看这三位国学大师，他们的师生关系好像大家庭里的兄弟关系。他们，师生不但心理相容，而且心灵互相接纳。 师生关系，若没有这种真挚的“家庭”情感，也没关系，只要师生在人格上平等，就行。可怕的是，师生关系堕落成“博导”和“被导”的关系。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三代国学大师的师生情谊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文化视点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需警醒的中国文化危机 (0) 迷失的一代 (0) 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0) 赵本山，别以为买件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3) 走出中国问题的文化困境 (1) 谈谈中国当前文化中的“弄臣”化倾向 (0) 诗，自我怀疑的形式 (0)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0) 认领我们的使命 (0) 脍炙人口说脍炙 (2) 美得惊动了中央 (0) 美国经济危机中的文化情结 (0) 罗大佑为何还能颠覆工体 (0) 综艺节目这是怎么了？ (0) 私欲熏心的当代中国文化现象 (16) 珍爱自己的历史文化 (0) 王朔：一半自恋，一半受虐 (0) 温州文化对企业文化设计的启发 (0) 浅谈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0) 林黛玉爱上罗密欧 (0) 有感于“文化平等权” (0) 无处不在的人文冲突 (0) 文坛骂战——无聊或争鸣 (0) 文化霸权或文化柔权 (0) 文化生产力理论的实践价值 (0) 文化与文明 (3) 文化“化”人 (1) 文人的四个档次 (0) 改写红楼梦——移花接木 (0) 我们是否需要成人文化 (0) 我们是否可以有另一支“狗仔队” (0) 我们在对话的氛围中缱行心灵 (0) 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启蒙？ (1) 惊闻汉城改首尔 (2) 恶俗和高雅其实是一个代沟问题 (3) 将假话进行到底 (0) 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0)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再认识 (0)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0) 国人出游时的陋习与中国文化无关 (1)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18 次 更新时间： 2011-06-30 10:14:00 “逃兵”侯德健：我到重庆“真不是去唱红歌的” 标签： 侯德健 红歌 ● 洪鹄 侯德健的人生，就如他的身份一样，斑驳复杂，难以一言以括。无论如何，听过他音乐的人都会不吝给出最高评价，如李皖所说：这个很少照搬西式民谣和摇滚语汇的人，他在中国音乐运用上的雄辩和彻底，他的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讨好任何类型的观众也从未进入过商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听者的想象。 红歌 不止一个人问侯德健跑去重庆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2006年，侯德健从新西兰回国。自他1990年离开大陆再未踏足，十六年倏忽而过。老友安哥在广州见到他，惊呼：小侯，你肚子怎么这么大了！“当年走的时候，侯德健才三十出头，还很瘦，人称猴子。我总以为他应该还是那个样。”安哥忘了一个事实：时间的斧琢同样发生在了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原来小侯也五十岁了。” 侯德健坐在家中宽大的沙发上，给我们斟了茶。茶几前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他的高尔夫球具，他说以此来减肚子。“比起最胖的时候已经瘦了一大圈了。”他指着自己的腹部比画。他号称是游戏爱好者，人生的动力便在于“扫除障碍、击中目标，从而获得游戏快感”。高尔夫是他这几年喜欢的游戏，而去重庆则是为了做一个新游戏。 这个游戏名叫音乐现场。想法诞生于他回国后不久，和安哥、孙冕等一群老朋友在珠江边的一个仓库玩。“那个仓库很高，很大，声效非常有趣。我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Live House，应该很不错。” 侯德健说他这是“想音乐了”。新西兰十余载，住在奥克兰，城市像农村，每天就是种菜放羊，“香菜种到七八十公分高，简直畸形，羊养得特别肥”。他在那里没写过一首歌，“写给谁听呢？真正是对牛谈琴。”如今甫一回华人社会，他便手痒，“还是想唱歌，不只是唱歌，想搞音乐，把现场给做起来。” 做Live House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侯德健凭借《龙的传人》、《归去来兮》等一批歌曲爆红台岛，“红到没对手，年底的金曲排行榜里三首中有两首是我的。”作曲唱歌的游戏算是玩到头了，他便想着做现场，要即兴，要互动，灵感来自于纽约东村酒吧里的爵士演出，以及诸如Michael Jackson等偶像巨星的演唱会，他觉得这样的现场才是音乐传递自由精神和作为交流工具本质的实现。很快他就做了两个演出吧，一个叫Ideal House，一个叫稻草人，胡德夫、杨祖珺、后来飞碟唱片的老板吴楚楚等都在里头唱过歌。侯德健希图以此来打破台湾流行音乐仅靠宣传和排行榜一统天下的呆板面目。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德健从台湾突然出走，投奔大陆，人生轨迹从此不同。Live House大计搁浅。 孙冕、安哥都支持侯德健的旧梦重圆。他们先是在广州找地方，看了好多剧院、仓库，各有各的问题。 侯德健说落户重庆纯属偶然。2010年12月，他的老家重庆巫山县搞红叶节，邀请侯德健前往高歌一曲《龙的传人》以撑场面。这次巫山行，侯德健结识了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后者正身负招商引资重任。南岸区有条南滨路，沿着长江，已被打造成了高级餐饮一条街，夏泽良头疼的问题是这里一过晚上九点就成了空城，客人们吃完晚饭便翩然而去。侯德健想做音乐现场的计划，和夏泽良试图把南滨路从“晚间三小时经济圈”延长为“夜生活六小时经济圈”的想法不谋而合。重庆方面很快拍板，为侯德健的项目打开绿色通道，还纳入了南岸区2011年精品工程。 南滨路上给了侯德健一块地，“我们找合作商买下来，然后自己建符合我们需要的剧场”。至于演出类型，他打算先请蔡琴、齐豫、胡德夫这些华语老将，也会请来自欧美的一流表演乐队及佛得角、哥伦比亚等地的世界音乐前来驻唱。 “真不是去唱红歌的。”侯德健说他已经解释了十几遍，“重庆对我们演什么从来没作要求，唯一一个建议是希望我们能命名为龙的传人·音乐现场，让人知道是我做的就行了。” “符号化的解读，人们喜欢这么搞。因为贴标签最简单了。重庆是红都，去的人都是红人，做的事都是红事，这太简单了！”他放下茶杯，看上去颇为困惑，“说实话，我都是看电视才听说重庆处处唱红歌，我自己在那里都没听到。到底是在哪儿唱的？” 那么，《龙的传人》是一首红歌吗？在去年末的巫山红叶节，以及今年“五一”在鸟巢举办的滚石30年演唱会上，最后一刻才拿到批文登台的侯德健，都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唱这首歌。他曾经去国十六年，和这个国家断了一切联系。唯独这首歌，始终被视作寄予着强烈民族情感的宣言和恋曲，流传在这片土地上。 侯德健说，你可以把《龙的传人》看成一首红歌，但它想说的一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祸头子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本该是一首哀伤的歌，而不该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复那样以雄壮、激昂的方式演绎，“它根本不是一首进行曲”。 写《龙的传人》的复杂情愫，来自于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的那个早晨。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有的同学还哭了，说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抛弃了。 22岁的侯德健自认为无法加入这群同龄人的幼稚。成长过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罗秉谦的影响。罗秉谦曾是飞行员，国民党命其轰炸延安时，他把炸弹全部扔在了秦岭上。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小告诫外孙，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个民族内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来不可原谅。 侯德健一方面觉得以岛为国的“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但更让他厌恶的其实是台湾当时尚充斥着的对威权统治的膜拜。他回忆了一件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每场电影正片放映前，都会出现蒋介石一副民族救星姿态在阅兵台上挥手的短片，全场观众则必须随之起立唱‘国歌’，并高呼老蒋万岁。有一次在梅花戏院大家起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再也不想忍受这样被愚弄，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本来只是我个人一场小小的行为艺术，但屁股还没坐稳，脑袋便被后排观众狠狠一拳重击。我回头一看，打我的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看上去也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看着对方一脸忠君爱国而不自知的糗样，我差点和他打起来。” 侯德健后来自称“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用来指那些调皮捣蛋、无法无天，还不知改悔的人。十年后，台湾“解禁”。身在大陆的侯德健想起了这件事，仍会忍不住地想：不知那个男生是不是还觉得对威权的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他有没有懂得别人也有不崇拜的权利？ 台美断交的上午，侯德健花半小时写下了《龙的传人》。“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伤痛，奴才二字尤为刺眼，这是侯德健的一贯观点—因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现了统治奴才的主子。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侯德健此前已以《捉泥鳅》、《归去来兮》等歌出名，《龙的传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复以进行曲方式演唱，随即风靡。十天后，《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大力推广这首“轰轰烈烈的爱国歌曲”。 这让侯德健深感荒诞。紧接着，是时任新闻局代局长的宋楚瑜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并亲自改动歌词，希望加上“庄敬自强”等国民党口号。侯德健拒绝了，还劝宋楚瑜说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写首歌。 1983年侯德健来到大陆。当时台湾尚未“解禁”，侯德健此举被视为“叛逃”。到底何故来大陆？侯德健一直以来给出的官方回答是，他在泰国北部难民营目睹了华侨的凄凉绝境，为台湾政府不愿出手营救而愤怒，遂寄信心于大陆。而如今再次言及此事，55岁的侯德健神秘一笑： “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 作为勇闯禁区的台胞先驱，侯德健在大陆受到了“统战待遇”的欢迎。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歌舞团，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舞蹈比起其他的正统团队也要洋气得多。侯德健主要负责写歌，他给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一炮而红，卖了两百多万张，每张他可以抽成一块钱。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多岁的侯德健已是一个十足的百万富翁，开上了奔驰，在北京广州都买了房子。 符号 据侯德健说，东方歌舞团当时还给他开了份工资，每个月250元。他非常谨慎，没有领过一分钱。“我不给他们干活，不代表他们表演，所以这个钱我不拿。如果拿了钱，我非常清楚，我得为你做什么。” 侯德健努力避免成为符号。他试图以拒领工资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与此岸的体制保持一点距离。事后看来，他很有先见之明，一年半后即1984年底，侯德健与东方歌舞团闹崩，他在大陆受到的统战礼遇、他和官方的蜜月期也到此为止。 这一年侯德健出走广东，与安哥、孙冕等人的友谊即在此时结下。东方歌舞团卡住他的档案，广东这里就无法接受，侯德健一时成了黑户，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麻烦的。但在安哥的印象里，他从来没看过侯德健流露过任何忧愁和不快。他认识侯德健的时候后者二十七八岁，瘦得跟猴一样，一脸嚣张，正在大放厥词： “三十岁之后还有什活头，人都废了，还剩这两年，大家抓紧时间干吧！” 安哥当时三十过半，听了这话差点一口气抽不上来。侯德健还拍着他肩膀，当他是同龄人。 “侯德健是那种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伤害任何人—可能除了女朋友。”安哥笑着说。侯德健是极度聪明的，“一会儿一个点子”，他帮安哥策划个人摄影展，这在当年根本没人办，“还帮我写策展词，拿张纸片，刷刷刷十五分钟就写好了”。侯德健也是慷慨的朋友，饭局上沈宏非夸他的手表好看，他说拿去拿去，谁夸他的琴好使，他也说拿去拿去，“从来不会记自己给谁送过什么。”程琳和侯德健当时生活在一起，在安哥和一帮朋友看来，两人并不合适。程琳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做事很绝，有时让侯德健的一帮朋友都觉得下不了台。侯德健送出去的琴，据说后来多半被程琳挨家挨户敲门又收回去了。 用今天的话说，侯德健几乎带来了“先进文化”。他的英文和中文底子都相当好，在北京时，他每周都往杨宪益、戴乃迭家的“二流堂”跑，座上客还有黄苗子、丁聪、唐瑜等人。所谓二流，就是不正经，二十七岁的侯德健和七十岁的杨宪益气味相投异常，杨宪益说什么这个小青年都能接上，两人并列为二流堂两大话痨。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侯德健是真正的开门人。北京的摇滚乐手最早正是从他家的地下车库里听到了侯从香港带来的数百盘西方摇滚专辑，从侯德健这里学习了电子合成器的用法、真正流行音乐的编曲理念、演奏方法以及录音技术。 然而，随着1990年侯德健的二度出走—这一次是离开大陆，他在音乐上的启蒙意义几乎被遗忘了。他走的时候留下的是难以解读的背影，一段虚与委蛇的历史，以及辗转于海峡两岸的反复。这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以至于如乐评人李皖所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回顾流行音乐史的时候，已然“习惯性地把罗大佑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开启人，将《之乎者也》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张重量之作，以为流行音乐的文化关怀、社会良心、抗议、评判、反省和思考，都是从罗大佑开始的”。 如果可以离开那面太简单也太易变形的历史的哈哈镜，或许能见侯德健这颗敏感而矛盾的心。在李皖看来，侯德健的作品中分量高过《龙的传人》的有太多，比如收于他在大陆做的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里的《龙的传人续篇》。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 “不同于《龙的传人》的中国主题，《续篇》虽然仍关注这篇土地，却远远超越了民族的主旨，我把它看做是对命运的追索。”李皖说。这首歌不曾大红大紫，或许是它出现得太早，或许是它的曲式太复杂，或许正因为它过于开阔的视野反而不能再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总之，这首歌，如同1990年之后的侯德健，被干净地遗忘了。 客人 1990年，侯德健由一条渔船载回台湾。上岸的时候他双手举过头，表明偷渡身份。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陆的时候，和台湾其实也有过联系。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席周应龙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和台湾关系很尴尬，我要是回去，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的态度，似乎仍是责备中带一点无奈，好像侯德健只是一个因为不懂规矩而闯祸的孩子。 再回台湾，侯德健却明确地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包括罗大佑在《东方日报》公开向其开骂，视他为政治上的摇摆者、首鼠两端的风派人物。 “我当时感到很伤心。”二十年后，侯德健这么说。 1993年他去了新西兰。一开始靠种菜、教书为生，日子过得散淡自在。之后逐渐介入澳洲的电影业。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侯德健就担当过制片人，找年轻导演余为彦拍了部叫《月光少年》的片子，居然拿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台湾政府奖励了100万。在新西兰，他成立了工作室，专门帮美国大片做特效。他是技术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就捣鼓线性编程，自己冲印胶片，现在影视技术改为非线编，对我来说只会更简单。” 在老友安哥看来，侯德健的缺点是“太聪明”。“站得太高，看得太远，反而对自己周遭的危险不觉察，缺乏人情世故方面的基本感觉。”侯德健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仍有电话联系，安哥知道侯德健做电影了，结婚了，研究《易经》了，唯独不知道侯德健病了。 去年12月的巫山红叶节是安哥和侯德健一起去的。1988年他们就一起来过，当时还有侯德健的老父，从刚“解禁”的台湾跑回来，父子俩给乡亲捐了不少钱，资助了一群年轻人出门学开车、进工厂。侯德健对巫山感情很深，每次回来都很自在的。而这次演出，他在台上唱他唱过无数遍的《龙的传人》时，安哥却在台下发现他打冷战、非常紧张、满头大汗。 事后侯德健告诉安哥，他的抑郁症发作了。“没有及时吃药。”他解释的病因是，前几年身体不好，吃很多药，有些药不该吃，引发了抑郁。 此刻侯德健坐在沙发上，他看上去放松，平和，对于抛来的任何问题，都愿意回以足够的坦诚。“其实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通。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但不被人相信。人们不管你是真话还是谎言。这成了我的心结。小时候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外公就是。后来这段时间，我感觉我需要帮助，但是基督教没能帮上我。我又往佛教里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了困惑都是要到《周易》里找答案的。我就开始研究《周易》了。外面传说我在搞算命，还说我成功预测了2000年国民党输掉台湾‘大选’和9·21地震，其实我没测准的也有很多，大家不关心罢了。对我来说，《易经》只是方法，我在学习通过它来解惑罢了。” 侯德健说他始终是个客人，这话并非矫情。“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是四川巫山人，但我生在台湾。在眷村，我说自己是台湾人，同伴们说你明明是外省人。来了大陆，你们说我是台胞。等再回台湾，我成了大陆偷渡客。现在我又回来了，拿的是新西兰护照，大家叫我华侨。”侯德健语气畅快地背出这一段，仿佛在为今天的聊天作结。 确实，他的人生，就如他的身份一样，斑驳复杂，难以一言以括。无论如何，听过他音乐的人都会不吝给出最高评价，如李皖所说：这个很少照搬西式民谣和摇滚语汇的人，他在中国音乐运用上的雄辩和彻底，他的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讨好任何类型的观众也从未进入过商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听者的想象。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79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都周刊，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逃兵”侯德健：我到重庆“真不是去唱红歌的” 相同主题阅读 “逃兵”侯德健：我到重庆“真不是去唱红歌的”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4日 – 08:40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侯德健 所以，说 侯德健 出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是扯淡。信号啥呢？ 侯德健 出来，响响亮亮告诉我们，老侯的时代彻底终结，或者说，六七十年代生的同志们，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墓志铭了。滚石三十年，光荣都已经是昨天，滚石快滚不动，德健也难再健。这中间哧溜过去的二十二年， 侯德健 搞搞算命，读读易经，嘿唉！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树；嘿唉！今天的树晒不到明天的阳光。 作者：毛尖，选自：东方早报，原题：归去来兮侯德健 上世纪八十年代，唱过多少次《龙的传人》，谁也没法统计，不过，侯德健毫无疑问是我们青春岁月里的一个重要名字。尤其在那些玩音乐的同学看来，他比罗大佑比崔健更牛逼更神圣，那些年，我们在音乐系同学的地下室里，看他们用所谓的“侯德健编曲法”创作自己的校园歌曲，觉得自己读的专业整个就是人生错误。虽然，二十年过去，当年玉树临风的校园歌手有的秃了头发有的肥了肚子，令人很是神伤，但毕竟，在最需要被崇拜的年纪，他们凭着神兜兜的“编曲法”跨界娶走了科学工作者的心上人儿。 “侯德健编曲法”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时隔经年，红尘辗转，他在鸟巢重新唱响《龙的传人》，让很多年轻人突然意识到，哎哟，《龙的传人》不是王力宏的原唱。不过呢，谁是原唱也一点都不重要，在鸟巢现场的朋友说，侯德健登上舞台的时候，她眼泪就下来了，二十二年啊，十个手指掰两遍还不够！ 二十二年，侯德健身上的政治意味完全被怀旧内容代替，他站在舞台上，几乎就是他自己的歌词：“想过去年轻神气的排长，不正是今天你自己老张。” 二十二年，我们在他身上托付的梦想是他自己的歌词，结局也是他的歌词：归去来兮 / 田园将芜 / 是多少年来的徘徊 / 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不过，走过为了理想而理想的年代，看到侯德健泣不成声，每个人的眼泪其实都是为自己而流。 欧，不用左看右看了，现在，轮到我们成为老张。装嫩倒是不难，自己给自己减去十岁，也容易，可饭店里坐下，举起菜单，胳膊伸得笔直，小姑娘一看，嘿，眼睛老花，大叔奔五了？这故事是听马原老师说的，不知道是不是源于生活。不过这个，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所以，说侯德健出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是扯淡。信号啥呢？侯德健出来，响响亮亮告诉我们，老侯的时代彻底终结，或者说，六七十年代生的同志们，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墓志铭了。滚石三十年，光荣都已经是昨天，滚石快滚不动，德健也难再健。这中间哧溜过去的二十二年，侯德健搞搞算命，读读易经，嘿唉！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天的树；嘿唉！今天的树晒不到明天的阳光。 光阴拼命向前，青春难转回头，侯德健其实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先驱，他当年的理想主义如果不是空洞的东西，今天他就不会怀着一些杂乱无章的计划归去来兮。所以，鸟巢再唱《龙的传人》，地地道道是一曲自我挽歌，个中意味，也许和《茶馆》最后撒出的纸钱可以互相推敲。 滚石三十年鸟巢演唱会结束的时候，观众飙出的眼泪没有主办方预想的吨位惊人，这个，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在任何意义上，侯德健今天站在舞台上，只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背影。而我会说，我们那些秃了头发肥了肚子的校园歌手，其实比侯德健更动人，这是因为，平民歌手在和生活的短兵相接中，真真实实地在当年虚幻的理想主义中填入了肉身，个中情形，也像侯德健唱的，“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