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华盛顿 — 中国不久将出现第一批持有证书的“网络公众舆论管理专家”。中国政府开设为期一个星期的课程，培训专业舆情管理人员，反映出北京控制信息流通的决心。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培训网络舆论管理人员是“各级政府和领导人面临的重大任务”。 自从习近平2012年底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并且出台了一套严厉措施，惩罚那些呼吁政府增加透明度的活动人士，甚至通过特别法律，打击所谓的“网络谣言”。 这个课程将从3月27号开始，到4月1号结束，为期6天，是北京控制言论自由的又一个措施。专家将通过案例分析，模拟实验和小组讨论，来传授“如何正确辨别网上舆论”和“如何艺术地、科学地处理网上公众舆论”。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杨建利指出，试图对舆论进行职业化和职称化管理，说明中国政府以往采取的控制手段已经失效，业余的五毛党不仅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还有损政府形象。 杨建利说：“现在政府意识到这一点，用五毛党的效果不好，必须进行专业化管理。” 目前，第12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第12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说，两会都开设了微信帐号，试图引导和控制公众舆论。 3月1号，一伙持刀份子在昆明火车站杀死了29名平民，给两会蒙上阴影。杨建利说，两会不会放松控制言论政策。杨建利说：“我认为两会不会改变这个政策，只会强化这个这个政策。”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昆明惨案后说，要加紧控制网络来打击恐怖份子。他说，恐怖份子利用虚拟专用网络VPN，从网上的录像等资料中学习恐怖份子的技术和手段，在中国制造恐怖活动。 “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恐怖事件的根源并不是恐怖份子懂不懂技术，根本在于他们和政府的矛盾非常激烈，这才是核心。” 中国一直试图封杀批评政府的网上言论，封杀美国的社交网站，包括脸书、YouTube和推特等。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有争议的敏感话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行为。政府虽然承认毛泽东在1960和1970年代期间发动的文革带来的严重后果，可是至今才刚刚允许民众公开讨论。另外还有所谓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中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加剧等问题不断引起群众抗议。 新华社报道说，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所有政府机关和行政单位”去报名，包括国有媒体、公安部和信访办公室，并且缴纳6800元人民币。 课程结束后，学员要参加3小时的标准考核，通过考核的人将得到工业和信息部颁发的证书，包括“网上公众舆论助理分析师”、分析师、高级分析师、经理和高级经理5个等级。 电子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据他统计，现在网络上的舆论，支持中共的在10%以内，而反对中共的在90%左右。控制舆论只会在短期内造成威慑作用，可是不可能长久。 陈奎德说：“我认为，这个潮流不是通过培养几个网络分析师，几个网络管理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它可以用金钱来收买一部分人，特别是如果能够解决一部分人的生活困难问题的话，在一段时间内会有一点效果。” 据中国官方统计，到2013年底，中国有12亿4000万手机用户，微博和微信的使用者分别超过5亿人。 fullrss.net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1日发布新闻稿，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近几天内被逮捕的三名公民记者。这三位公民记者是因为报道人大会议期间北京实行的高压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遭到逮捕的。 柳学红、刑鉴、王晶三人都是为六四天网撰稿的公民记者。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中国问题的官员威廉.倪表示：“从事新闻工作不是犯罪，中国当局应当立即释放这三名活动人士。”“他们三人的被捕恰恰说明了中共当局在人大期间，不择手段地试图要控制各种消息的发布。” 中共当局抓捕柳学红等三名活动人士、并对其进行刑事拘留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这三名活动人士都参与报道天安门广场附近访民的诉求。 本次中国“人大”会议上周三开幕，于3月13日闭幕。会议期间，很多访民都遭到阻拦，不得抗议。中国访民往往希望借着人大开会有机会向“上面 ”陈情。 就在此次人大开幕那一天，一位妇女想在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但是很快即被警方带走。六四天网报道了这一消息。 六四天网是由数以百计的志愿者支持创办的，以报道人权事务为主。 据悉，柳学红等三名公民记者目前分别被关押在不同地点。王晶已被送回她在东北吉林老家的看守所，柳学红则被关押在北京。目前还不知道只有17岁的邢谏目前被关押在哪里，他是六四天网最年轻的志愿者。 在三月八号那一天，中共六名警察还对柳学红在北京的住所施行了抄家。柳学红的丈夫说，警方带走了三台计算机、两架照相机、一个计算机硬盘。 fullrss.net

华盛顿 — 日本近来与中国为东中国海领土争议与历史问题关系紧张，不过和中国有相同领土主张的台湾，在未与中国联手伸张主权之下不但两岸关系未受影响，日台关系反而还在稳定增长。有日本学者建议安倍政府，参考台湾近年来在务实外交和民族主义间求取平衡的做法，改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日本安倍政府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领土争议，以及参拜靖国神社和慰安妇的历史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导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困难，与韩国的关系受到影响，甚至美国也对安倍政府的强势作为渐感不耐，担心美国在亚洲的2个最重要盟友—日本与韩国无法合作。 分析人士说，日本政府一方面必须同中国交往接触，另一方面又必须防范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风险，两者间如何取得平衡是一个考验。 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福田円，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没有和中国联手作出共同伸张主权的作为，在慰安妇和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也没有对日本作出刺激性言论，这是一种在务实外交和民族主义之间求取平衡的做法，值得安倍政府作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参考。 福田円说：“马政府将其中国政策朝着和美国立场一致的方向调整，并且到目前为止，都努力在避险和交往间维持平衡。实际上有许多人都认为，安倍政府应该控制其鹰派言论，因为那不但会挑衅中国，也导致国际社会对日本失去信心。” 福田円说，日本政府一向都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台湾在安全上也必须依赖美国，因此日本与台湾在区域安全的问题上都和美国有相同立场，不过由于日本与台湾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接近，它们在应对中国崛起的做法上，要保持和美国相同的步调也更加困难。 福田円说：“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与中国十分接近，日本和台湾都比美国更容易受到中国的直接影响，因此它们有时候在对中国的政策上会强调防范或强调交往的部分，这或许会超过美国政府的预期，有时候也会导致美国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失去平衡。”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在一篇评论中批评说，安倍首相的民族主义已经危及美国利益并威胁到美国与日本的关系，让美国可能被卷入日本与中国的争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全国人大的记者会上对日本发出警告说，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 fullrss.net

华盛顿 — 记者无国界组织12号公布2014年的因特网公敌机构名单。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榜上有名，但一些民主国家的机构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也未能幸免。   记者无国界组织在12号也就是“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公布年度因特网之敌-“Enemies of the Internet”名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电信，朝鲜中央科学与技术信息局，越南信息与通讯部等机构被列为因特网之敌，因为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超越职权范围对记者，博客，和其他信息提供者进行监视和审查。   另外有三个民主国家机构也上了名单：美国的国家安全局NSA，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GCHQ和印度的发展与信息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of Telematics。   没有私营企业的技术帮助，网络信息难以被监控，因此今年记者无国界组织还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展示因特网监控和审查技术的展销和研讨活动等，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有ISS World, Milipol 和 Technology against Crime。   记者无国界的报告指出，中国领导层早就认识到因特网不仅是一个言论自由媒介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挑战。中国政府强调要保障国家稳定与和谐，以此将压制性审查以及对因特网和用户的制度性监视合理化。 报告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为一个主要宣传机构，是世界上权力集中的信息审查机构。 报告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发动了反腐败与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但是这些只能由政府来进行，低层的记者与博客作者们如果揭露官员腐败可能受到严厉处罚。   报告将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报告说，目前至少有70人因为网络活动而被关押，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监禁的30名记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而被判刑。【新快报】记者刘胡8月23号被抓显示了中国媒体从业者遭受的迫害，刘胡因为在微博上呼吁当局调查一名官员可能的腐败行为而被指控散布谣言。   记者无国界指出，他们希望报告促使国际社会对这些关注并制止对网络自由的敌对行为。 记者无国界组织是一个致力保护记者推动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巴黎。 fullrss.net

华盛顿 — 最近，西藏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月21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地图室会见了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多年来倡导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表示支持。3月6号，达赖喇嘛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全体院会主持祈祷，次日，又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发表演讲，以此结束对美国两个星期的访问。此后，中国的国家媒体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在达赖喇嘛访美期间，VOA卫视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宝申于3月6号采访了他的中文秘书才嘉，请他解释“中间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包括哪些内容。以下就是采访的文字版本。   宝申：才嘉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的采访。   才嘉：谢谢你，谢谢。   宝申：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2月21号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尊者，这是奥巴马任内第三次会见达赖喇嘛。您作为达赖喇嘛的中文秘书也参加了会见。在会见中，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多年来一贯倡导的“中间路线”表示支持。次日，新华社发表了署名文章，对“中间道路”进行了抨击。首先，我想请您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解释一下“中间道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内容有哪些？   才嘉：其实我觉得这个“中间道路”的主张，它的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应该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阐述，就是说，西藏这一方不争取西藏独立，不争取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这么一个主张。然后呢，我们也不接受现在中共对西藏的这种实施方式，我们去选择一个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寻求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而这个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之下的一个自治。中间道路，简单讲的话，它的一个精神，或者它的宗旨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宝申：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说呢，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在外国占领下的一个国家。达赖喇嘛对西藏的地位和历史究竟是怎么看的？   才嘉：您刚刚谈到的这个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有点奇怪。那说自古以来到底是什么时候？自古以来中国有吗？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吗？所以这个陈述的方式上还是有它的问题，我曾经了解到，中共的说法有些变化。有些时候他说，13世纪的时候，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有时候他们说，自元朝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时候又说是自古以来。我觉得这个历史的部分呢，应该由历史学家去定论。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呢，我觉得“中间道路”的精神不是去追踪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情况。它最关键的，最在意的，就是未来西藏前途的问题。达赖喇嘛也多次强调，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要去纠缠它，因为很多历史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历史的问题没有办法改变。也就是说，达赖喇嘛讲一句话：没有办法否定历史，我们在意，我们注重的，是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宝申：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另外一个指责呢，就是达赖喇嘛试图搞所谓的“大藏区”，把中国版图四分之一的土地都纳入这个大西藏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青海、四川和云南，还有其他中国的一些省份，或者说自治区的这么一些地盘，然后在这个地盘上搞一个国中之国。请您解释一个所谓“大藏区”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吗？   才嘉：不是，我们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公开的文件里面，从来没有提出“大藏区”的概念，而“大藏区”这个概念，应该说是中共相关部门–可以是统战部啊，或者是宣传机构–他们扣的一个帽子。就是说达赖喇嘛或者是西藏这一方他们在搞大西藏。其实这个“大藏区”，因为藏区没有大小，它只有一个，那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跟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所承认的所谓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的法律所承认的区域，没有什么大小西藏之分，也没有什么大小的藏区之分。所以呢，我们从来没有提大西藏，也没有提小西藏，我们提的是所有的藏区。   宝申：但是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上看到了所谓西藏三区的说法，包括卫藏、康区还有安多，这和所谓的“大藏区”有任何重叠的概念在里面吗？   才嘉：这个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藏区，包括在西藏三区里面，当然有时候我们谈到西藏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在定义上有些含糊不清。现在很多人觉得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区。但是呢，在英文和藏文里面Tibet就没有任何混淆的地方。就是说，这是藏区。您刚刚提到的卫藏、安多和康区实际上它就是所有的藏区。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称呼而已，但是实际上，它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范围之内。   宝申：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篇就是过去西藏的中共高官、曾经担任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平措汪杰先生在写给胡锦涛的一份信中就谈到过藏区统一自治的问题。他说，早在五十年代，一些西藏的中共的高官向中央提出过统一藏区这样一个想法。其中它包括的地区就是很多现在划归青海、云南、西川等等一些省区的这么一些地方。他们当时认为，这样的话对西藏的进步是有好处的。中央代表团原则上表示同意。而且，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先生在在拉萨的一次高级党的干部会上也说，这个说法很好，西藏将来可以分别的联合起来，这样对于西藏发展，对于藏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有好处。您是怎么理解当时这一段历史的？   才嘉：我知道这段历史，而且平措汪杰之前给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写过信，谈到的也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这个情况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在十七条协议里面有提到西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但是后来毛泽东觉得西藏的情况跟其他的中国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特别跟其他的少数民族地方也不一样，西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是当时毛泽东跟当时的中共的这些领导他们共同的认定。这个认定有了以后他们觉得，西藏要成立这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那么这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您刚刚谈到的，当时的中共的高官陈毅到拉萨的时候，据我了解还成立了一个小组。当时这个小组里面呢还有当时的藏族的共产党员、老红军天宝，这么一个人，藏人的名字叫桑吉悦希。以他为主成立一个小组讨论是不是把所有的藏区，我们所提的所有的藏区统一起来作为一个自治区，这样对中央的管理，以及西藏的整体的发展是不是有帮助。因为这样分开的话，这个对西藏民族的援助、对西藏民族的发展，包括对西藏生态的保护等等是不是更好，就是说，统一起来是不是更好。当时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据我们了解。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因为中国后来也发生很多问题，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宝申：所以可以说“大藏区”的这么一个概念也不是达赖喇嘛尊者他首先提出来的。   才嘉：对，这很清楚。   宝申：我们知道新华社的文章还指责达赖喇嘛搞所谓的“高度自治”，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自治法。但是您刚才谈到，达赖喇嘛还有其他的一些藏族人士所主张的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自治和“高度的自治”之间有什么区别？   才嘉：我觉得，我们没有使用“高度”这个词，因为“高度自治”这个我觉得在宪法第三十一条下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时候提出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没有用“高度自治”这个词，我们用的就是真正的自治，也就是名副其实的自治。因为这是我们公开的文件里面，是达赖喇嘛所有的公开的讲话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刚刚谈到“中间道路”，我刚刚也提到“中间道路”的宗旨，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名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以及它的框架之下寻求西藏的真正的自治。那所谓的真正的自治是什么呢？我们最关心的是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西藏的语言以及西藏的民族特性，还有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这个保护呢不仅对西藏，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好的事情，一个正面的事情。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那么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呢，我想特别是华人的观众、听众朋友最需要了解的一点，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最关键的一点是没要分裂中国，没有说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要为了发展西藏、为了保护西藏既有的传统的文化，你把藏区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自治，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要把西藏分裂出去，西藏要独立的话，当然这样中共的官员，中共的华人可能不接受，但是关键是我们没有分裂，我们没有独立啊。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我们说藏区应该怎么发展，藏区应该怎么去保护它既有的传统的文明，那么关键是这一点。   宝申：关于高度自治，我记得八十年代在北京采访的时候，十世班禅也多次提出要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他在全国人大会上也经常谈到，回到西藏视察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那么这个真正的自治是不是和现在由于西藏没有真正的实行藏族自治所引起的一种说法呢？   才嘉：对，我觉得这个显然很清楚。因为我们为什么说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现在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有很多自治的条款在里面，但是这些条款这是书面上的，它没有真正的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从宗教自由的方面来讲的话，它宪法里面有宗教自由，但是在藏区，有宗教自由吗？很清楚，是没有的。我们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达赖喇嘛的照片。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但西藏挂一个达赖喇嘛的照片都是要被关进监牢的，在那边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宗教自由是可想而知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最关键的，我们也最在意的，就是西藏的语言、文化，就是文字、语文。那西藏语文在藏区它的地位是非常的脆弱，也就是说，你在小学，可能有藏语课，但是实际的运用呢，你藏语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曾经也当过老师，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你藏语学的再好，用藏语学了数学啊、化学啊等等，但是你高考的时候没有一张考卷是用藏语的。实际在当地招工、招干的时候，不可能用藏语去考试。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藏语被边缘化了。所以西藏的语言跟文化的保存遇到了很大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最在意的就是真正自治里面语言文化的保护，这是我们很在意的。还有就是宗教自由，对西藏人来讲，他注重精神大于注重外在的物质。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宝申：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还指责达赖喇嘛说要把其他的所有的民族都赶出藏区，达赖喇嘛本人有这种想法吗，有这种主张吗？   才嘉：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中间道路”，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寻求真正的自治的中间道路的精神可以说在1974年的时候就讲出来了。那70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74年的时候他在我们内部开会的时候他提到了，说未来解决西藏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和中央政府谈判。如果要谈判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个不分裂中国的道路，不然你要争取独立的话，中央不可能跟我们谈判。那谈判的话，对话的话，唯一的就是我们寻求真正的自治。当时中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79年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跟达赖喇嘛的哥哥见面以后，邓小平当时提出来，只要你不争取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所以当邓小平提出来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1974年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就以“中间道路”的方式开始谈。但是“中间道路”经过这20多年来的调整，它的政策和内涵有一定的正面的发展，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说，所有藏区的，不是藏族的民族都要赶出来，没有这回事。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我刚刚提到，保护西藏的民族的特性，外来移民，如果超过当地的居民的话，那对这个保护文化是有冲击的，你懂我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外来的民族的人数超过了当地的藏族人口的话，那你所谓的藏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不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是有一点在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居住在西藏的其他民族在西藏获得真的自治以后要让他们离开，没有这回事。   宝申：因为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网站上也看到就是要停止向西藏地区进行更多的汉人的移民的这么一个呼吁，指的是这么吗？   才嘉：对，我们提到的就是有计划的移民，那这个移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曾经在5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做过这种移民，但是呢，因为当时的天候、环境不适应，很多这些移民的，当然没有在西藏自治区里面，大部分在青海藏区、四川藏区，中央当时做了大批的有计划的移民，在那些牧区进行开垦、开荒，做过这么一些大的努力，但是因为天气、环境的不适，都没有成功。我觉得这种有组织的移民，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像刚刚提到的，我们最在意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自治县，你是藏族自治县，当外来的人口超过了藏族人口的话，那这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就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最在意的。加上这样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利益的部分，因为一个民族自治区，我们也是在意除了文化以外经济的发展、当地生态的保护等等。移民越来越多的话，会冲击到当地民众的生态，特别是在经济上因为藏族民众的本身在商业上不是专业化的问题下呢会边缘化等等，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是在政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的。当西藏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落实以后，我觉得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可以讨论，是可以改变的。   宝申：这署名文章还指责，达赖喇嘛呼吁把西藏建成一个国际和平区，说是达赖喇嘛不要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再驻扎在西藏区域内，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提要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区？   才嘉：我觉得达赖喇嘛当初提出和平的区域的时候应该是在1988、8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美国国会发表的一个演讲以及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提出来的一些建议里面，他有这种建议、有这种愿景，就是说未来如果西藏成为一个和平区域的话，对整个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两个国家，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有这么一个缓冲的地方的话，有利于当地的和平、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这是达赖喇嘛的一个愿景，不是他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计划。它是一个愿望，也是达赖喇嘛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作为一个和平的导师，他提出来的一个心愿，但是这不是一个计划、这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一个自治，也不是我们寻求自治里面的一个条款。当然，当时也提出来说，国防跟外交由中央政府主导，其他的西藏人自己去做，那这个国防的话，当然要有驻军嘛。所以达赖喇嘛的讲法和他被指责的这个是完全矛盾的。他们的指责里面说，达赖喇嘛说，除了国防和外交以外全部要有达赖喇嘛来领导。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说他来领导，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做主，但你承认达赖喇嘛说国防的话，国防由中央领导的话，达赖喇嘛怎么会说解放军要撤出西藏啊，所以这是矛盾的。所以实际上呢，达赖喇嘛的想法就是说，提出和平区域是他的一个愿望，他的一个愿景，但是我们在自治条例里面，特别是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跟中央提交的一个全体西藏民族获得名副其实自治的一个建议书里面讲的很清楚。   宝申：您刚才谈到，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方面商谈的事，据我了解，从2002年到现在，双方已经进行了十轮的商谈了，请您介绍一个商谈的主要话题是哪些，在商谈过程中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才嘉：我觉得2002年到2011年，您刚才谈到的，我们大概相互谈论了十次，这个结果呢，基本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成果。那当然双方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交流心得，沟通心得的一个接触，那到了大概第五第六的时候，开始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提到了西藏的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的部分。后来，中央的代表也提出来说，你们说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我们想听听，我们想看看，后来我们把备忘录，就是很详细的自治的内容，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书面的意见交给了中央，那后来这个中央的代表说这是变相独立，是半独立等，他指控这个。那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谈判，2005年的时候我们正式的提出说，达赖喇嘛希望去五台山，因为达赖喇嘛在54、55年的时候去过北京，当时他提出说，作为一个佛教领袖到五台山，因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圣地，到五台山去朝圣、礼佛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达赖喇嘛希望去，但是当时北京说那边的道路不好，条件不成熟，所以达赖喇嘛没有去成。所以达赖喇嘛还在一直希望说能去一趟五台山，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也把这个具体的问题提出来，后来没有下文。所以呢，我们觉得过去的谈判呢基本上没有获得真正的一个的成果。我不知道中央的骨子里面是怎么想的，是不想解决，还是有一部分利益集团觉得拖这个西藏问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把真正的我们的想法用书面的方式呈给了中共相关的代表。   宝申：也就是说从2011年到现在双方没有任何新的接触？   才嘉：对。   宝申：现在达赖喇嘛和北京之间有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渠道的存在？   才嘉：我们到目前为止，从2011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官方的沟通的渠道，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可以说是退休的一些干部陆陆续续都会来见达赖喇嘛，特别是中国的佛教徒。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012年的年底，达赖喇嘛在印度的菩提嘎雅举行一个大型的法会－时轮金刚法会。那个时候呢，有大概两千多的来自大陆的华人参加，这里面不包括台湾、新加坡、香港还有马拉西亚的这些华人，纯粹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超过了两千个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佛教徒越来越多，特别是藏传佛教的人。那这些人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安排他们单独和达赖喇嘛见面，那么这些见面的人里面也有我刚才提到的知识分子啊、包括商人啊，包括一些退休的干部啊等等，也有一些共产党员，等等。这些人呢他们也会带一些讯息，就是说现在中央的政策怎么样，他们现在对新一届的领导的看法，等等。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渠道。   宝申：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担任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央统战部门人事安排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在习近平今后掌权的这些年当中，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会改善吗？西藏问题会出现突破吗？   才嘉：我们希望有突破，我们希望发生变化，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一些施政方针、他的一些作为，我们是非常肯定的。特别是达赖喇嘛也在公开的场合他特别的肯定习近平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他觉得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面后来提出来的很多改革的项目，达赖喇嘛也注意到有一些关于农村、农民的权益的保护，还有一些司法体制的改革等等，而且已经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废除这个劳教制度等等，还有很多司法，法制层面的部分，达赖喇嘛也了解了这些问题。所以他也在公开的场合里提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有一些很正面的，包括他很关心的农民、农村的问题，未来可能有机会改善等等。我觉得，从现在这一届中央领导的做法来看的话，我们希望未来西藏问题，他们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呢去解决这个问题。   宝申：我们确实看到习近平执政以来面临各方面的挑战，有党内贪腐的问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和台湾的关系问题等等。现在您认为，和这些问题相比较起来，西藏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哪里？   才嘉：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承认西藏问题的存在，因为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你要逃避它，回避它，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想中央也知道这个问题。因为过去的中央，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我们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2002年，他们也知道有这么一个问题。不管他们愿意解决还是不愿意解决，不管他们的这种谈判是一种表演也好，是对国内的一个说法，还是对国外的表演也好，至少他们面对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应该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达赖喇嘛是现在西藏的精神领袖，虽然他在2011年辞去了所有的政治责任，但是他依然是西藏人民心中的精神领袖。所以他的影响力、他的说服力是非常强大的。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去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个容易度是比较高的。然后一点我觉得，中国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西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宝申：我看到有些评论人士说，现在北京并不是十分愿意和达赖喇嘛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希望在他身后，西藏问题就是自然而然地消失。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才嘉：我觉得北京应该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利益集团。据我们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说，吃藏独饭的人超过了六十万人，就是所谓的分裂饭，他们说吃分裂饭的人超过了六十万。这个是一个庞大的，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藏族的官僚，但最关键的问题，我相信像统战部一样，这些利益集团他们没有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去着想。他们想到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部分。他们千方百计就是想把西藏问题拖，拖到达赖喇嘛圆寂，这样的话对他们的利益是没有冲击的。他们永远都可以站在利益的最高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央要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宝申：接下来我想请您谈一谈达赖喇嘛，因为您是达赖喇嘛的中文秘书，而且据我了解，您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非常亲密。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国政府经常指责达赖喇嘛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还说是达赖分裂集团等等。请您谈一谈，跟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达赖喇嘛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想些什么？   才嘉：我觉得达赖喇嘛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完全的退出了政坛，因为之前他从16岁开始自然的成为了西藏的政教领袖，这不是达赖喇嘛的选择，这是因为西藏本身的一个制度。在公元十七世纪的时候，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成立了西藏的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这个政权从十七世纪的时候开始一直到2011年都是由达赖喇嘛，历代的达赖喇嘛担任西藏的政治跟宗教的领袖。但是2011年，达赖喇嘛除了他个人退出政坛以外，他非常坚定的、自愿的把将近四百年的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一个制度划上了句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觉得达赖喇嘛他现在的做法，您刚刚提到，他唯一的觉得他有三个责任。第一，他说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类的一部分，他到世界各地访问，他接见不同的人，他都是提倡人类的这种善心，就是说提倡人类的慈悲心，人类的爱心，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人类需要幸福，人类需要安定。人类需要和平的话，关键是从每个人做起。每个人的这种爱心，激发他们的爱心。提倡他们的慈悲心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觉得实际上，七十亿人口当中，除了十亿人口没有信仰之外，六十亿人口是有信仰的，那说明宗教在人类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宗教人士，宗教之间的对话、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世界各地区的时候，他会见到很多不同宗教的领袖，他在提倡宗教之间的对话、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友爱。这是第二。第三，他虽然辞去了西藏的政治责任，但是他依然有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名称。加上他是一个藏人，他有义务、他有责任，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保护西藏的宗教、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西藏的语言、西藏的民族特性、西藏的生态环境。为了保护这些，他要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你说达赖喇嘛是什么一个人，用他的这三个职责来形容的话，最好不过了。   宝申：那么达赖喇嘛就像您所说的在2011年是基本上全职退休了，但是他现在还是西藏的事务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现在几次访问美国还有访问其他国家，每次来中国官方都指责他分裂祖国的活动，您谈一谈他访问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其他国家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才嘉：过去六年多的时间，我是跟随达赖喇嘛去世界各地，他的访问基本都有跟随，跟随他的行程。所以在这么多的行程计划里面，我看到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一些大学里面演讲，然后就是对民众的公开的演讲（Public Talk)，接见一些不同层次的，包括跟科学家的对话，包括跟知识分子的一些论坛。那这个议题啊，基本上我刚刚提到的，他就是提到人类的责任心，然后就是宗教之间的对话，他从来没有谈到任何政治，包括西藏问题。当然，有的这个大学里面演讲的时候，演讲的是相关的一些问题，但是有的人提出来一些西藏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提问者这样提，他把他知道的告诉他们。除了这个之外，比如美国、欧洲之外，我们去年也去了墨西哥，也去了拉脱维亚，也去了蒙古，这些比较不一样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达赖喇嘛都是在宣扬他对人类的这种爱心、宗教的和谐，当然去了蒙古跟这些国家，有些佛教徒的国家，他会安排一些佛法的课程，两天、三天，这是讲法，他没有谈到任何的政治问题。对。   宝申：好，非常感谢才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请您向达赖喇嘛转达我们的致意。   才嘉：谢谢你，谢谢。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