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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茉莉花革命: 新中国大饥荒何以饿死的都是农民？(视频) 中国茉莉花革命主页 自由浏览 茉莉花问卷调查（新） 新中国大饥荒何以饿死的都是农民？(视频) 转发此新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夺去生命的约四千万人中几乎全是农民，城市里，特别大城市里，饿死人的事情则少有所闻。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何以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呢？在那场持续了四年的大饥荒中，中国全国各地都感受到了粮食短缺的压力。据说，连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曾一度停止吃肉，与民共苦。但奇怪的是，死亡的魔鬼似乎只在农村肆虐，而城市人却能够逃离魔掌，饿而不死。是谁在城乡之间铺设起一条死亡隔离带呢？许多证据显示，这条隔离带是一个真正的“顶层设计”。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天听” ，引起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关注。周恩来拍板农村断油一年据中共官方的记载，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要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杨继绳（《墓碑》的作者）：“比如说吃油，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啊！”为保城市，中央铁腕调粮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农村地区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层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其实，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重灾区温江的地委书记宋文彬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往外面调粮，四川会再出大乱子。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杨继绳：“（上面）当然知道（四川）没粮食，所以才讲全局和局部嘛！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人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要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四川当时已是无粮可调的局面，省委只能够决定调集“死角粮”，就是从四川东北部一些交通极不方便的地区往外调粮。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可怕的政治考量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一千万人，为全国各省之冠。四川省委内部许多干部对李井泉多有怨言，向中央要求追究李井泉的责任。但是，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邓小平执意保护李井泉。丁抒（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代尔社区学院教授）：“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井泉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川的干部对他的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力保李井泉的可不只是邓小平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都不仅要保李井泉，而且还非常感激他在中央最困难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周恩来就说过，“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在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有责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带着赞扬的口吻批评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中央是承担了责任，但仅仅是口头上的。对于四川饿死一千万人，全国饿死近四千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名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在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天平上，为保证京津沪等大城市不饿死一个人，即便搭上千万条农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难怪丁抒、杨继绳等专家在谈到这个政治考量的时候都觉得太冷酷、太可怕了！来源：美国之音转发此新闻: 较新的帖子 较早的帖子 主页

最新数据显示，以环保议题为中心，中国各地民众群体抗议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目前达到每天平均约500起。这类民众集会正在成为民众渲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非正式渠道”，不过，当局对这类活动撼动力的容忍度将非常有限。日均500起中国每天都有环保群体事件发生，最新统计达每年十八万起，平均每天500起。在集会自由受到当局严厉管控的中国社会，这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吴逢时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员副教授，3月23日，她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对媒体说：“是的，中国有抗议活动。上次我们得到官方数字是一年七万五千起，但是学术界估计一年有十八万起，几乎每天500起。不过，其中只有10-12%的抗议活动规模可能会发展到百人以上。”最近几星期，四川和云南两省就发生三次针对石油精炼厂施工建设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担心石油精炼场对周边民众健康和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夏竹丽（Judith Shapiro）是美利坚大学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她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不耐烦了。他们现在不敢吃、不敢喝、也不敢呼吸。中国政府知道，必须处理污染问题。要不然，民众就会抗议。”非正式“容忍”中国当局对涉及环保问题的抗议活动，总体似乎很容忍，而且不乏官方借此听取民意。报道说，2016年1月官方批准昆明炼油项目后，当地民怨四起，昆明市长为此在微博开户，一天三小时内，其微博猛增2万粉丝，收评论数千条。不过，以环境议题为中心的“群体事件”，实际上已成为民众渲泄对社会不满的“非正式渠道”，抗议活动内涵经常超出环保范围，不可避免地涉及官员贪污腐化、渎职或者无作为、以及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有抗议者公然挑战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每年十八万起群体抗议的撼动效应，考验中共政治承受力。杀鸡儆猴夏竹丽说：“容忍？环保部希望一定数量的抗议活动，不过中国政府会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中共不希望动荡。共产党要想掌权，必须处理污染，腐败和不平等问题。这三个问题令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为此当局经常是‘杀鸡给猴看’，难道不是吗？例如，王荔蕻被关事件。”夏竹丽说，当局对各类群体抗议活动的容忍将是有限的：“容忍是有限的。无论是好抗议，小规模抗议，还是令政府不舒服的抗议，都是如此。然而中国的常态是，分界线总在变动。抗议活动本星期没事，不等于下星期可以；昆明可以抗议，北京抗议则不行，因为中共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由此看来，这些环境英雄们真的非常勇敢。”吴逢时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对环境群体抗议近年来在持续收紧：“总体氛围来讲，最近两三年整体有所收紧，社会控制有所收紧，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网络上的一些情况。所以现在要看，无论什么样的群众性集体行为，是不是能够很快地变成文明出行，和平集体集会，使之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东西。”微妙共存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环保行动与民间群体抗议继续微妙共存。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生效，环保部第一次“约谈”地方政府第一把手，显示中央对地方政府问责在强化。在地方，4月1日起北京环保局将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者最高奖励五万元人民币。另外一方面，当局对群体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例如王荔蕻等的打压丝毫没有放松，同时进一步收紧网上舆论空间，删除或者屏蔽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信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正在制定之中，显示中国政府绝不允许非正式的环保群体抗议活动成为威胁中共政权的导火索。

“唐荆陵，71年生，湖北荆州人，基督徒。上海交大毕业后，到广州当律师，2003年，联名反对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为太石村民众维权。2012年，调查铁汉离奇死亡案。2014年，因践行公民不合作，他和袁新亭、王清营一同被捕。最终获刑五年。2009年，他曾为假疫苗受害儿童奔走呼号。现在，有人想起他了吧。” 自山东黑疫苗案被曝光以来，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根据自由微博上的记录，截至23日，有关唐荆陵和2009年新会疫苗案的内容已大多被新浪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