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

　　 摘要：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就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高度评价这次谈判，并充分肯定这一条约。但随着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尖锐批评有关东北和新疆问题的补充协定，以及有关成立4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并且对斯大林的态度表示不满。从革命到执政地位的改变，不能不影响其民族情感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相应变化，加上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的影响，是促成中共领导人对谈判部分结果重新审视，渐至发生疑义的重要原因。 　　 　　 5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原因多种多样，意识形态的，特别是对革命和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注：关于此问题的初步分析，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代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但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毫无疑问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方面去找原因，甚至也不能仅仅强调双方领导人的性格冲突和历史积怨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距离感。对中苏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利益，特别是在民族情感方面碰撞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多年来，国内的研究者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只是多数文章著作集中讨论了斯大林以及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却忽视了国家利益的碰撞在中国党领导人民族情感上发生冲击和反应，从而影响其外交决策情况的研究与考察。事实上，所有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几乎都把摆脱民族屈辱地位，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作为自己首要的斗争目标。长期被压迫、受屈辱的民族悲情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革命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唤醒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会对革命党建立新的国家关系的努力，起到巨大推动甚或是牵制的作用。一般国家的革命党如此，经过长期战争，且以独立自主取得革命胜利而自豪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的愿望更加强烈。而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增强了他们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新政府最需要外交承认的情况下，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宣布“一边倒”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即暂时不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决定，其实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希望一举成就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目标的急迫心态。但是，建立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关系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否，也不能简单地以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程度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平等已然成为一个更多具有策略意义的外交问题，而非以建立理想形态为目标的原则问题。然而，对理想目标的由衷渴望，和来自国内强烈民族情绪的牵制，使新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谈判废除1945年旧条约，缔订互助新条约前后，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心态转变过程。结果就出现了谈判极大成功而评价异常负面的相当奇特的情况（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即不止一次表示过对1950年谈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他说，1950年谈判中斯大林不仅企图独占中长铁路，而且要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海军基地，还提出在中国开办4家合营公司，甚至提出把东北和新疆实际划为苏联势力范围。他明确说：“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包括“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参见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年3月30日，李玉贞译《国外社会与经济》1995年2期；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23页；《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深入分析这一情况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此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1949年1月8-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频繁的电报往来。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向苏、美、英、法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泽东，并建议提出相当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和谈请求，但委婉拒绝外国调停。毛泽东初接电报大为不满，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他的提议只是争取国内外舆论的一种策略手段，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停止下来，毛泽东也注意到接过和平旗帜的政治宣传作用，事实上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这一段电报交涉才算告一段落（注：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67-271页。）。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很快过去。几天后，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在电报结尾处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44页。）这里所说的“外国人”，自然包括俄国人。而所谓“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即有意识地把自己摆到执政的地位上来。明明是中苏两党关系方面的问题，被提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多少反映出此种情况。 　　 既然做好了执政的准备，中共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党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革命目标，而且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事实上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惟一继续占据中国领土的只有英国。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战争结束之际，苏联政府竟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政府同意租借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30年，以及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过公民投票完成外蒙古独立等项条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件事给国人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注：《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1945年8月1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61-272页。）。新中国的建立，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敏感问题。 　　 战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注：〔俄〕A.列多夫斯基编著《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路远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5-6期。）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非急于收回旅顺军事基地。从新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尚无海军的中共党人，自有其价值。但问题是，考虑到多数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倾向，从即将执政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探测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度。 　　 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外蒙古的归属问题。苏联（当时为苏俄）自1921年开始驻军外蒙古，后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遂致力于外蒙古独立。对于这一问题，中共基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在20年代也一度赞同过苏联的主张（注：最典型的言论可参见1924年3-4月间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长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3-4月。）。但是，考虑到国内的舆论要求，作为中国民族利益代言人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改变看法。毛泽东在1936年曾公开表示，对于外蒙古问题，应当在革命胜利后通过成立“中华联邦”的方式来解决，“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注：毛泽东说：“等到人民的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外蒙古共产党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254页。）。如今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当然要重提这一设想。在会谈中，他虽然委婉，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愿望（注：本段及下段，《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战后苏联坚持要控制中国东北，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利用向中国东北和北朝鲜扩张，建立一道防波堤，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在即，苏联继续保有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明显不利于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形象，在战略上也不再十分必要。因此，斯大林得知毛泽东提出旅顺港问题，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肯定中苏协定是不平等的，说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军马上就会从旅顺口撤退，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最好现在就撤，苏军也可以马上撤出。但是，对外蒙古问题，斯大林的态度却大不一样。因为，在俄国人看来，外蒙古的地位对苏联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外蒙古20年代就已经独立，1945年不过是走一个形式而已。如今再改变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完全没有可能。斯大林因此话里有话地告诉毛泽东说：内外蒙古合并，只会对中国不利，因为坚持外蒙古回归中国，反而可能因外蒙古坚持独立，把内蒙古也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苏两党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建立新中国需要苏联有力帮助与支持的情况，使旅顺港和外蒙古问题不可能成为影响中共领导人这时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几个月后，即1949年6月底，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共中央在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强调重点已发生了改变。报告中再度提到旅顺驻兵、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中国东北运走机器的问题，且说明在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对此存在着不少议论。但报告提出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却是向苏联方面表示，中共中央并不赞同这样的议论。在外蒙古问题上，报告虽然坚持提到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联合”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明白表示愿意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其独立的事实（注：《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共和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对报告的批语）》，1949年7月4日，《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2期。）。 中共中央这时的主要外交考虑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即根本废除旧政府遗留下的一切外交条约，与所有国家重建外交关系。要做到这一点，真正实现毛泽东关于“另起炉灶”的外交意图，能否废除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另订新约，自然成为关键所在。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高度评价说：旧的中苏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民主是有利的，不仅“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今后也仍将产生更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另一方面则又委婉地表示：一旦新中国与苏联建交，中国政府既愿意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也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当然，也可以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等适当时机再签订新约（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062.html

　　 　　 全国两会前夕，在省部级主要领导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专门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随后这一阐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在政治学圈子里，在理论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的政治概念曾被学者们广泛解读。 　　 在众多学者之中，俞可平是国内最早研究并倡导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学者之一，他曾提出了“治理”“善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等重要概念，主持过“国家治理评估”和“社会治理评估”的重大课题，并且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相继发布了“中国国家治理指标体系”和“中国社会治理指标体系”。 　　 俞可平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拥有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导头衔，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俞可平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致力于治理研究，在引介国外治理理论的同时，试图发展起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改善中国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 　　 2007年俞可平的声誉达到一个新高度。当年年初因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尽管俞可平矢口否认，但一些媒体还常常给他贴上了“智囊”的标签。近些年来，人们不仅关注这位著名学者的言论，也试图通过他的观点理论来观察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改革路径。 　　 俞可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新的政治发展趋势，中国要走向社会现代化，必然要走向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实际上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俞可平如是说。 　　 　　 “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何重大现实意义？ 　　 俞可平：实际上，2013年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明确地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认为这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实际上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了一大步，也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 　　 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因此，它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有机整体。 　　 “国家统治”与“国家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极其不同的意义。它们甚至不是概念上的区别，而是理念的不同。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这里的“统治”是政治学的范畴，其实是指“政府管制”。换言之，“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说白了就是“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制”。 　　 中国新闻周刊：两个“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自己的现代转型是什么关系？ 　　 俞可平：与西方国家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核心政治权力，因此，中共自身变化是影响中国现实政治进程最为重要的变量。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共自身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一个革命党逐渐转变为执政党。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治理主体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现代化程度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直接相关。 　　 我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们党自身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将促使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进一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前段时间审议通过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6个专项小组就有两个涉及党自身的改革，即党的建设和纪律检查体制。这清楚地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党自身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党自身的改革甚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记都明确地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执政党逻辑：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必须靠努力为人民谋福利、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来实现。也只有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成为可能。只有通过不断改善民生和推进民主，党才能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巩固其执政地位。这与革命党“打天下，坐天下”的执政思维是截然相反的。 　　 　　 现代国家治理也是民主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准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概念？这个制度体系包括哪些方面？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 　　 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有哪些标准？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形成的因素有哪些？ 　　 俞可平：我个人认为，国家治理有三个要素，即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样。这三个要素也就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机制和效果，它们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首先，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应当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他们应当拥有高度的责任性、强烈的民主法治精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 　　 其次，从治理体制来看，应当建立和健全一整套民主的和科学的现代化治理制度和机制。最后，从治理效果看，应当强调制度的执行力和实际效益，有一套衡量治理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上述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高素质的治理主体，即使有最好的制度，也不会实现善治。没有民主和科学的制度机制，即使治理者的素质很高，执行能力很强，也同样不会有良好的治理效果。如果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实际治理效果不好，那就是治理失效，一切都无从谈起。 　　 　　 治理危机与执政危机 　　 中国新闻周刊：该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强调，“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对此你如何理解？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首先是国家制度体系，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基础。 　　 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有三个基本来源。一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三是现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某些成果。现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这三者的一个融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有根本区别，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 　　 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进步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未改革，政治变革主要发生在治理领域，我们在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推行政务公开、强调依法治国、鼓励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等等。 　　 这些治理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在推进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这可能也是产生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依据：我们在没有变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治理改革，保证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但是，强调制度自信，并不意味着否认我们的国家治理制度和机制存在重大的问题和严重的挑战：党和政府公信力下降、腐败特权现象普遍蔓延、群体事件和上访数量居高不下、维稳压力和代价持续增大、社会共识严重撕裂、少数民族地区暴力事件明显上升、民众公共安全感下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0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