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美国之音 | 轻度追尾,严重抨击

在过去的30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时常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国情”。显然,“轻度造句”运动是一种中国的特色国情,在世界各国都看不到。 目前正在中国互联网上热烈展开的“轻度造句”运动的缘起是,9月27日,上海地铁发生列车追尾重大事故,导致280多人受伤,20人重伤;中共所严格控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报导这一重大事故的时候使用的说法是“轻度追尾”。 *央视“轻度”成话题* 中央电视台对重大事故/新闻的轻度表述立即引起中国公众的注意,并招致广泛的抨击,其中严重的抨击如一位网名“SZ老默”的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的,不但抨击中国官方这次的表现,而且捎带上官方两个月前的表现: “我们知道事故会发生,只是不敢相信他们对待事故的态度如此恶劣。宁波动车事故,草草掩埋车体;上海地铁事故,央视定调轻度追尾─遮掩,说明他们也知道事态严重,也就更让人气愤!” 相对比较轻度的抨击则是已经被四处转发、原作者不可考的一则网贴: “【 中国进入轻度时代 】 地铁,轻度追尾;事故,轻度泛滥;决策,轻度失误;社会,轻度不满;货币,轻度贬值;法治,轻度混乱;物价,轻度上涨;税收,轻度敛钱;民生,轻度痛苦;分化,轻度发展;权力,轻度腐败;经济,轻度危险;舆论,轻度造假;制度,轻度缺陷;环境,轻度污染;改革,轻度逆转。” *“轻度”变成大众娱乐* 与此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或许是轻度使用的“轻度”一词,成为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娱乐词。“轻度造句”在中国成为全民娱乐活动。 有的造句基本上是在语文造句范围之内,如网民“疯狂的machine”在新浪微博上造的一句: “最近有点轻度烦躁,没女友,轻度孤独。工作忙,轻度疲劳。轻度贫困,轻度受挫,轻度健康……” 有的造句则是调侃中国时政,如网民“睿rui睿-明志慎思”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的一则“轻度造句”: “知道天宫一号升空后,我轻度鸡动了。” (注:与“激动”同音的“鸡动”二字显然涉色涉黄,“鸡动”也是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词。将“鸡动”与天空一号飞行器发射升空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性的新闻联系起来,也是一种很典型的政治表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有两篇报导,专讲政治与色情的关系,可以参看。) *“轻度”的分量* 网名“来自外太空的比邻星”的温州中学三年级学生朱同学也参加了遍及全国的“轻度造句”的运动,并通过新浪微波发表了她的造句成果: “我们昨天轻度输了 43-18” 星期四晚上,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被问及她认为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对“轻度”这个原本是了无特殊的词突然产生了特殊的兴趣这个问题的时候,温州的朱同学说: “有点嘲笑的感觉。‘轻度追尾’?追尾就追尾吧,还说轻度追尾什么的,(大家)就觉得这个词用得太那个啦。” 在纽约出版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前曾经研究语言哲学。胡平认为,要想理解当今中国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一下子对“轻度”好像是突然产生了如此之浓厚的特殊兴趣,就需要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 *“轻度”分量不轻* 胡平说,实行专制的中共政权跟任何其他专制政权一样,需要不断用文过饰非的语言来维持其专制统治,例如,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中共强行推行的经济政治政策,导致几千万人被饿死,硬是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大饥荒;但中共把那场人造大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 胡平说: “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即便明明知道不是‘自然灾害’,但是一提到那个时期,他也会情不自禁地用官方当年给他编造的词汇,而这套词汇就可以误导人们的思考。” 胡平接着说,其实公众也不是那么容易给误导。然而,在过去,公众明明即使是知道当局的说法是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但也没法作出什么势均力敌的反驳或反抗。但有了互联网,情况就大变了,公众可以立即对当局的胡说进行旗鼓相当的各种反击。胡平说: “当局为了掩饰上海地铁追尾而编造出来的所谓的‘轻度追尾’不但没有起到掩饰的作用,反而自曝其短,而且引起公众对中共编造术语、误导人们思考的这种伎俩进行反思和批判。” *控制舆论不容易* 7月23日温州附近发生高速铁路列车追尾事件之后,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微博自行报导新闻,并对中国当局匆忙结束搜寻幸存者、捣毁掩埋事故车辆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中共最高当局宣传部门随后发出指示,要求其辖下的媒体(包括互联网媒体)要加强舆论引导,抢占制高点,控制和引导网络舆论的话题和走向。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也明显的加大了言论控制和删贴的力度。 尽管如此,在9·27上海地铁发生列车追尾事故之后,包括新浪微博在内的中国大陆各大互联网网站还是普遍出现嘲讽当局的“轻度造句”运动。这就令人不禁产生一个问题:鉴于中国当局在舆论控制和宣传方面的投资绝对世界第一,下一次出现同样的事情,中国当局在宣传方面的表现是否能有所改善? 《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胡平认为,中国当局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戏。他说: “这对大家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举一反三,见一知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一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看透了中共当局的这种伎俩,那么,在所有的事情上大体就都能看得清了。你就不需要新的案例来提醒你自己了。你一旦睁开了眼睛看事情之后,你就不会再闭上眼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温州的初三学生朱同学也是认为,中国当局今后的表现不会改善到哪里去,但她提出的是另一套论据: “那些官员在官场就是随便乱搞,收取别人贿赂什么的,根本就想不到为人民着想。” 与此同时,中国成千上万的网民依然在“轻度造句”,其中包括“老戏2011”的这一句: “上海地铁10号线轻度追尾,我轻度吃惊,对央视也轻度心凉了……求求国家不要再造航母了,还是一艘好,我怕两艘会追尾,即使是轻度的……刚刚发射成功的天宫一号发一个就可以了,暂且千万不要再发第二个,要发也要等到两年后天宫一号的使命完成后再发,我怕会追尾,即使是轻度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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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光明日报:民主还是中国的好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光明日报》日前发表官方学者房宁的文章,称中国的民主优于西方民主。但有评论认为,中国学者的官方观点既缺乏逻辑,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 《光明日报》星期三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房宁的文章,题为“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作者总结出中国特色民主的三大优势:一是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二是有利于统筹各方利益,三是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制度也有三大问题:一为金钱政治,二为集团政治,三为腐败政治。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和制度缺陷。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杨建利博士表示,房宁所指出的有关西方民主制度的缺点确实存在,但程度却远远比不上当今中国制度的缺陷。 “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和中国来比较的话,他说的这三个缺点中国比谁都严重。一个是金钱政治,中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金钱和权力的结合;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集团政治,现在中国的集团政治不光是集团政治,而且已是趋向于黑社会化;第三个就是政治腐败,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 美国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分析说,有关民主的问题,目前中国基本上有三种官方说法,房宁的表述,是目前中共官方的公开态度。 “谈到民主的问题,现在有好几种替中共当局做辩护的论调。一种就是理论上也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强调中国要渐进改革,实际上是把民主的实现推迟到无限的未来。另一种那就是干脆否定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的领导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象房宁这样的是中共当局最标准的论调,就是强调我们现在就是民主,而且是比你西方民主更好的民主。” 胡平认为,所谓中国民主更好的说法实际上缺乏理论逻辑,及政治现实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共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但在房宁的文章中,这些体系已被弃而不用,变成了一种不顾中国政治现实的强词夺理。 “他比起过去经典的论述还差得很远,因为那毕竟有一种说法,象经济上层建筑、公有制、私有制。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这是从何谈起呢?所以他没有任何论证的基础,纯粹是强词夺理。” 杨建利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套有别于世人的话语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把名词之前加上若干定语,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从而改变相关词语的定义。他认为,这是粗糙的偷换定义的手法。 “就象说什么叫苹果,一定要满足几个生物特征的才能叫它苹果。至于说到苹果的品种,我们看到很多品种。民主也是一样,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必须满足那几个最基本的条件才能叫民主。总不能拿出一个萝卜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苹果。” 杨博士表示,世界上有各种类型的民主制度和体系,但一种制度是否民主,则有几个简单而基本的衡量标准。 “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各级政府必须民选;第二就是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必须分离;还有一些,比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符合这些条件了才能叫民主。” 海外中文多维网发表文章分析说,《光明日报》最近两年多次刊登房宁关于民主的文章,要求分清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发表的时间都正好在中国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治改革的言论之后。最近,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再次提出要政治改革,而《光明日报》也再次刊登否定西方民主的文章。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则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反驳说,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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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北京人大参选人再受打压

刚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北京朝阳区独立候选人王秀珍遭到中国当局打压的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各地类似王秀珍这样的独立候选人受打压事件不计其数。有关当局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手段阻扰独立候选人参选?被打压的独立参选人对此应该如何回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了旅居纽约的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和江西就此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记者:“刚才我们听到记者乔龙采访到当时被关在警务室里面的北京朝阳区参选人王秀珍。那我想首先请教一下胡平老师,我知道您在八零年代还是北大学生的时候就参选过北京海淀区的区人大代表。像王秀珍现在的情况您觉得跟您当时的情况相比怎么样呢?” 胡平:“我想这显然证明中国整个政府的状况在倒退。因为30年前尽管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也想出种种办法使这些独立参选人不能进入正式的候选名单,或者是在选举过程中使他们不能当选。但是像这种直截了当出来阻拦连他们要进行一些最起码的活动都去制止,这种现象在过去还是没有发生过。而且这次发生在北京天子脚下,其他地方我们知道的情况比这个更加恶劣。” 记者:“说到其他地方我知道李思华你们江西新余的几位独立候选人之前也遭到过不同程度的打压,那就您的经验来看,您觉得王秀珍还会有当选的可能吗?” 李思华:“今年的人大代表选举,独立候选人是纷纷落马。看这个架势可能不会让我们这些独立候选人一个人当选。甚至连独立候选人进入正式代表候选人都做不到。初步候选好像有几个人已经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但是再进一步就被刷下来了,并且很多被刷下来的并没有什么理由可说。” 记者:“现在你们新余市已经在开人大会了,是不是?” 李思华:“现在在开新余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是非法的。因为区人大代表应该是直接选举的。在直接选举过程中,整个程序、每个环节、每个选点都严重违法、普遍违法。” 记者:“胡平老师,像刚才李思华先生提到的这些违法的现象是不是应该说在中国是非常普遍呢?” 胡平:“应该是非常普遍。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各地的独立候选人是风起云涌,比往年多。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对这些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也远远超过往年。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我想它的责任不仅仅在地方政府。中央也是难辞其究,因为他们不可能不了解这些情况。尽管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够做到有选民直接选举的只有县、区级这么非常基层的一种选举。其实和整个国家的民主还远远谈不上。即便如此,对这么一种选举当局还要公然践踏他们自己所通过的规则和法律,这就更让人不可能接受。” 记者:“其实前一段上海作家夏商还有成都作家李承鹏等都通过微博宣布要参与独立候选人的竞选。当时很多网友都非常兴奋,而且也觉得有关当局可能会因为估计民情而对独立候选人的参选可以松动一些。我想请教一下李思华先生,这个事实是不是正好相反。现在夏商还有李承鹏他们都已经宣布放弃独立候选人的参选了。” 李思华:“坚持下来的还是我们这些比较底层的人,比如我们新余这三个人,其中刘萍是一个未聘女工,魏忠平是一个普通的在职工人。我们几个人独立参选人都很坚持。当然整个这个过程很艰难,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和阻力,打压也相当严重。我们认为可能能够坚持下来的可能还是我们这些比较底层的人,层次比较高的人可能压力会更大。” 记者:“胡平先生,在节目一开始您就提到最近中国当局对独立候选人的打压可以说是超过了 30年前。不过我个人感觉好像今年特别严重。因为之前好像有一些地方会送一些个别的独立候选人,还能出来当选人大代表,但是今年好像有关当局控制得特别严格。几乎是不惜一切手段来阻挠这个独立候选人参选。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胡平:“我想跟十八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想更多是由于在过去独立参选人参与的人数不太多,声势不像这次这么大。因为这次我们知道除了人们通过微博、通过互联网甚至在一些官方媒体上都对独立候选人做过一些正面的报道。这么一来就更引起上面的惊恐,所以才采取了格外严格的打压措施。” 记者:“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李思华先生,由于今年当局打压得格外严。那像你们这些独立候选人你们今后还会参选吗?” 李思华:“我们不但以后会参选,我们这次选举一结束接着就搞选举打假。” 记者:“选举打假具体有一些什么工作呢?” 李思华:“我们向市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举报信。举报了渝水区选举委员会组织存在非法选举的一些行为,在网上也公布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旅居纽约的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和江西新余前独立参选人李思华就“北京人大参选人再受打压”等问题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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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9·13事件四十年后林彪为何不能平反?

1971年江青为林彪拍摄的学毛选照片 40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九一三事件”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巨大震撼。在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的座机在蒙古国温都尔罕机毁人亡,一般的评论都认为,林彪外逃事件对毛泽东形成巨大的政治打击,甚至加速了文化革命的结束。 40年后林彪案件的许多真相对公众仍然是未解之谜,不过旅美的政论家胡平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认为,随着林彪的后人、过去的部下出版回忆录,加上独立学者的研究,使人们能够从中看清几个问题。 胡平:913四十年后林彪仍不能平反 旅美政论家胡平认为,9/13事件40年后,中共不愿再卷入对毛泽东评价的是非,所以仍未给林彪平反。 收听 mp3 没有安装Flash播放器 下载Flash 用视窗媒体播放器播放 例如被称为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当中的作用,胡平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对企图谋杀毛泽东的活动,他们对所谓《571工程纪要》以及政变图谋未必知情,所以他们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半是被冤枉了。 另外胡平说,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林彪本人是否对571工程知情,以及林彪本人是否真的参与了谋杀毛泽东的计划。 重新评价林彪案件? 中共在邓小平时代虽然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仍然保留了文革时代对林彪案件的解释和结论。在1981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审判中,林彪案件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该案成为唯一保留文革定性的大案。 中共否定文革,不再将自己定位成革命政党后,林彪案件的“反革命”定性似乎也无从谈起。胡平说,回顾中共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非问题,扣上的帽子一般都名不副实。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罕坠毁 不过林彪案件可能同高岗案件一样,平反问题虽然在道理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但对当局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特别是当平反问题涉及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因此当局担心一旦开了口子,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当局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胡平说,短期内看不出中共会重新评价林彪案件。 同四人帮的冲突 胡平说,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时借助了林彪的势力,因此后来林彪势力膨胀。后来林彪势力同江青的势力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早在文革前张春桥就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年)而深得毛泽东欣赏。而与林彪联系在一起的陈伯达谈抓经济搞建设多一点。 早在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就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发生争论之前,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林彪就同毛泽东和四人帮发生了矛盾。与林彪联系密切的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张春桥、姚文元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 在批判林彪的时候,中共内部开始也有过分歧,有人希望借林彪倒台反左。但毛泽东坚持反右,这也是官方批评的口径。姚文元著文批判说,“地富反坏右”是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不过胡平认为,这些批评说辞并无多少根据,在中共政治斗争中,失败一方总被说成“地富反坏右”的代表。许多人在反刘少奇时被打成反革命,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仍然是反革命。 林彪政变、假设历史 胡平认为,对于《571工程纪要》以及反毛泽东的政变图谋,林彪究竟参与了多少,现在还不清楚;这些不成熟的武装政变计划是否都出自林立果之手,还有待更多资料证实。 如果搞历史假设,探究林彪一旦掌权后会执行何种政治路线,则要取决于林彪以何种方式上台。胡平说,如果林彪上台的方式是神不知鬼不觉,完全按照党章规定合法接班,那么他会继续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为这是他即位的合法性所在,所以修正的程度有限。 但如果林彪上台是以在南方另立中央的形式,公开反对毛泽东,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打毛泽东的旗帜,因此也会表现出更多的政策和路线的偏离。胡平认为,即使这样,在当时的条件下,林彪也只能作些修正主义色彩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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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大事办不了,办点小事也好

《朱鎔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一轮朱鎔基热,《人民日报》 9 月 13 日罕见的以整版篇幅推介此书。《人民日报》的文章题为“一部记录中国改革和发展历程的著作”,文章说,朱鎔基主持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价格与流通体制、政府机构、社会保障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对此香港《苹果日报》指出,这些改革的成败,多有争议,但文章回避了朱鎔基力倡的医疗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因产业化的方向性错误而告失败。 也有海外媒体质疑“朱鎔基值得如此推崇吗?”,指责他回避谈及失败的改革。海外学者指出,朱鎔基新书掩饰不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交了白卷。美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现在中国经济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在他做总理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很突出了,而他在任内并没有解决好;那么到了这些年,这些事情就变本加厉。这当然首先肯定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路透社》报道说,在中国领导层换班前,对当年朱鎔基大胆改革的批评越来越多,批评他的改革给当今“天价”楼市等社会问题埋下了种子,包括 1990 年代国企大改制,引发大规模的下岗和社会动荡。而针对《南方周末》刊登的朱鎔基部分讲话,包括《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深圳的政治评论员朱健国表示,朱鎔基“希望能证明今天的社会顽疾并非他的错”。美国政治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直言:“朱鎔基是说的多,做的少,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达到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改制过程当中、私有化过程中,是采取一种极不公平的黑箱操作的做法,权贵利用手中的特权,夺取百姓多年积累的财富。” 有评论道,朱鎔基在位时被称为“经济沙皇”,他一直主管金融,并一度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曾说:“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 99 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但朱鎔基的爱将因贪污腐败被判刑或畏罪自杀者众多,包括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前中国银行 ( 香港 ) 第一副总梁小庭、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长李福祥、前中国银行 ( 香港 ) 总裁刘金宝等等。对此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说,“朱鎔基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很多开明人士,他们跟随这个体制,大大小小也做了很多违背人性、违背良知、违背文明准则的行为,甚至犯了错。” 外界评论指出,不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维护一党专制的改良只能是徒劳。固然,朱鎔基显起来要开明,但在政治改革上、在民主改革上,是交了个白卷,这是他最大的缺陷,尽管当时以他的地位要真正推行这种改革、要实际去贯彻,也很困难,但他讲都讲的很少。《路透社》引述中国网民对朱鎔基改革的评论说:朱鎔基的改革“就是允许一党以最长的时间存在,来加强它们的权力、财产和稳定。(而)人民的需要诸如房子、医疗、选举权、司法公正等,都没得到满足。实际上,普通老百姓没有从他的改革中获得任何好处。” 所以,对在内地引发一轮朱镕基热,人们很有质疑:风趣幽默的朱镕基,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如果要论功过,是否真的值得如此推崇呢?! 但笔者以为,朱镕基是很值得推崇的。 朱镕基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贡献良多,但重点不在于他提出了多少个体制改革的方案,不在于这些改革的成败,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传统,决定了他能做的远多于他能说的。他最应受推崇的有两点:其一,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从此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其二,促成解放军、武警放弃经商,关闭了军队参与、支持走私的大门。 其实,内地舆论对朱镕基的推崇,是现任官员缺乏改革勇气的隐性批评,类似一些港人如今称赞董建华,主要是因不满曾荫权。如果将医疗、教育改革的失败,甚至是房地产改革造成高房价,归咎于朱镕基,有失公道;同理,将税务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说成是朱镕基的成功之作,也未免言之过早。 其实,朱镕基当政期间,最受人诟病或者说将来会受人们最大反弹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在其主政期间容忍或宽宥了自他过市长的上海开始的、继而全面爆发的“拆迁”潮;二是默认了“闷声发大财”的“上海模式”。而这两个问题,给当今和未来中国都产生深重的影响。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起码得让老百姓活下去,起码得有片瓦遮身,一家人得有房住,才能活得下去。如今大城市豪华大楼成群,而大学生毕业,买房结婚却成了梦想,不吃不喝,攒半辈子工资也买不起。父母在大城市有房住的,可以凑合着挤在一起,但是不可思议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说不定哪天轮到哪家头上来。本来在 1997 年之前北京叫“拆迁”有商量,被拆户迁新楼继续租着住,私房户外加少许钱,遇到老外用地,即使是租房户也给钱去买郊区楼居住,这批住户是幸运的有房可以住,身家性命可以保全。在 1997 年之后,渐渐改戎“砸迁”了,高论是“为创名牌:要支持暴利”。暴利从哪里来?白折最好,哪就要从住户、从私房户身上榨油,说白了就是强抢,赔偿款买不起新楼的十几分之一,凭爷赏,没商量!由雇流氓打人开始,与时俱进到专业强拆队受警察保护,半夜偷袭或乘主人外出,推土机“砸迁”——主人财产、存折、拒迁或病卧的老人,一砸了事,受害家属到中央求救,罪名是“非法越级上访”,由原地公安派驻北京的打手“截访”押回原地。…… 于是,权贵集团从大上海发起的强拆风暴,扩向大陆全境的大中小城市。 这是权贵集团原始资本积累中的一种方式,陈良宇等辈狐假虎威,放纵庇佑台前周正毅之类的大奸商,去放手非法捞世界,权贵集团幕后吃大头。这也是官商联盟形成取代传统的社会基础工农联盟的开始,受害严重带头上访的工人成为阶下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再提了;邓小平的工业改革方针:“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也取消了。从官商暴发户产生大资产者阶层,主要靠垄断,就象当年英国特许的东印度公司那样,所以就有高官子女一回国就顺风顺水,成功了中国大陆“信息王”,被大贪官们羡慕为“天下第一贪”。现在,中国大陆在国际上所吹的“中国模式”实质是权贵集团创造的“上海模式”,和邓小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城市改革方针背道而驰!完全相反,是依靠官商联盟发财,炒作楼市,取代工农联盟。 而上海模式的主宰意识就是“闷声发大财”。无论陈良宇、周正毅都是这个思路。“闷声发大财”一般人理解“是别让人知道,偷偷地去发财”,其实“闷声”就是要“不出声”。所谓“闷声发大财”,还不止是政治策略,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变革。不但毛泽东、邓小平不会提出这个口号,西方政治家也不敢提出任何号召发财的口号,因为现代世界己经是人欲横流,刺激大众去发财,必脱离正常轨道,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意识形态很市侩,很现实,足以俘虏一切人,人人在闷声发大财,大小商人都成俘虏,各行各业,所有阶层人士都以自己的方式推波助流。于是,赚钱最容易、最迅速、变现最便捷的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竽领域为权贵子弟捷足先登,而对百姓生活极需要的农业、能源、社会保障、教育、和卫生五大领域,无人问津。它渗透一切领域,直到人人脱离不开的衣食住行,使得:铁道部职工出门不坐动车,建豆腐渣工程的自己不住,生产食物的自己不吃,市场上蔬菜水果光鲜水灵,西红柿不酸,辣茭不辣,黄瓜没味,因为在种植使用激素、增熟剂、增粗剂、增红剂、保鲜剂,而高价反季菜蔬,储存中还喷敌敌畏,防腐剂、增粗粉、保鲜剂……。而这些农药,化学物质,对人体有直接伤害;损害的是整个国民,无一幸免。所以科学技术与闷声发大财相结合,实在可怕:为农作物高产普遍利用转基因技术,已经发现转基因玉米,虫子吃了立即死亡,为了发财,还在普遍利用! 世界银行就中国环境问题所做的主题研究报告:列举了当时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及带来的后果: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估计每年有 17.8 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过早死亡;室内空气污染每年约造成 11.1 万例早亡;在上海、沈阳及其他一些城市,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平均超过 80% 左右,对智力发展不利 ; 中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严重危害。 这种上海模式——权贵集团暴发戶闷声发大财主义,只管权贵集团暴发戶发财,撇弃民生于不顾,在如今已经全面开花結果。 但将这后果归咎于朱镕基,却很失公允。继《朱镕基讲话实录》成为公众焦点之后,《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最近再版的《变化: 1990-2002 年中国实录》一书又披露了不少政坛秘闻,指朱镕基当年未料到自己面对的最大 “ 地雷阵 ” 其实是官僚队伍令政策受阻,朱镕基也觉得愤怒和无奈。书中所述,朱镕基说的话因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令官员们难以接受。书中提到某年新疆棉花积压,但山东却在走私入口棉花,朱镕基希望山东能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但山东官员并无执行,朱镕基连连感叹“管不了啊”,表达他对面前庞大官员队伍的作风既愤怒又无奈。还例如,当年朱镕基决定精简公务员人手,逐个与国务院的 60 多个部长谈话,总共要减少 300 个正副部长、 1900 个正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 3 万人员减 1.7 万人。除电子工业部长胡启立同意撤销自己的部外,其他部长都在游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不能撤销,很令朱镕基失望。 堂堂一国总理,还被外界形容为“铁血宰相”,居然哀求地方官员“可怜可怜我吧”,这是何等的悲惨?!难怪朱镕基会说,“ 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 难怪朱镕基的继任者 温家宝 上任后几十次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提出过要进行政治民主改革的意见,即使最近的 2011 年 9 月 14 日,也在大声疾呼 :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朱镕基一个令人不会忘记的品德,就是勇于接受监督,乐于倾听异见。比如 人民网曾说,朱镕基爱看港报: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 通过观察《朱镕基讲话实录》,可以看出他对港媒的 “ 爱恨交织 ” 。 2001 年全国 “ 两会 ” 上,朱镕基说, “ 去年香港有家报纸说我是 ‘ 黑手党 ’ 的 ‘ 教父 ’ ,我一笑置之。这家报纸说是转引自美国的报道,而美国报纸只是说我不要像教父一样说教,并没说我是 ‘ 黑手党 ’ 。 ” 对于港媒这种污蔑性的评价,朱镕基并未放在心上。他说, “ 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可以针砭自己。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但最好不要刻薄、谩骂、挖苦。英国首相布莱尔说他每天只看五分钟的报纸,看多了影响信心 ” 。 2002 年 5 月 30 日,朱镕基在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时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没有干涉。 “ 香港有的报纸每天都在骂中国的领导人,比美国的媒体骂你们的领导人还厉害,这说明我们没有对香港施加任何压力 ” 。 朱镕基将港媒作为鼓励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展开舆论监督的例子。 2001 年 12 月,朱镕基在与新华社各部门座谈时说, “ 最近,审计署审计了 1,290 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 68% 。这个消息一公布,马上就被全世界媒体采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说我们腐败 ” 。他话锋一转说, “ 我不知道你们新华社发了这个消息没有,我估计你们可能有顾虑。其实,你们根本不用顾虑,因为香港报纸会把消息传到内地来,传得很广。 ” 而当年的央视《焦点访谈》,是朱镕基提及最多的电视新闻栏目。他 1998 年 10 月专门赴央视与《焦点访谈》节目组座谈,自称 “ 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 ” 。 “ 很多部长原来不看这个节目,但是他们来参加我召开的会议时,怕我问昨天看了《焦点访谈》没有,所以他们在开会的头天晚上一定会看 ” 。他并称这档节目是 “ 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 。…… 这在朱镕基来说,也许就属于“ 大事办不了,办点小事也好”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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