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混序的世界   胡泳   迪伊·霍克（ Dee Ward Hock ）在《混序》一书中，提到一种新型组织的概念，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他借用了混沌（ chaos ）和有序（ order ）两词，把这样的组织叫做“混序”（ chaordic ）组织。也就是说，他认为组织的最佳状态是具有混沌与有序双重特征。   霍克本人是一个商业传奇。他是维萨信用卡组织的创始人和前 CEO 。 1968 年，他说服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放弃对其信用卡许可系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成立了一家由成员银行共同拥有的非股份制公司，这即是今天的维萨组织的前身。   1984 年，霍克辞去维萨的管理职务，退回到他在加州太平洋岸边的庄园中，过着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霍克显示了一种对于商业的极为清醒的态度，尽管他曾获得过巨大的成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害怕四头怪兽，如果不能够把它们关起来，你早晚会被其吞噬掉：这四头怪兽就是自我、忌妒、贪婪和野心。 1984 年，我切断所有的商业联系，选择一种隐居和隐姓埋名的生活，认定自己通过以时间替换金钱、以自由替换权位、以愉悦替换自我而占了大便宜，把四头怪兽有效地关在了笼子里。”   十年之后，霍克复出，怀着一种理想，要发展崭新的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这种新型组织正是上边所说的“混序”组织，既非严密控制，也非无政府主义，而是一种两者的杂交形式。霍克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 The Chaordic Commons ，目的是培育、传播和实施新的组织理念，以促成权力和财富的更加平等的分享，让组织与人类精神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圈能够更加和谐地共存。   当霍克四处传递他的理念时，人们无不认真谛听，原因只有一个：可信度。不像大多数有远见的思想领袖——或者管理咨询顾问——一生只动嘴不动手，霍克可是将自己的理念认真实践过。他曾用他今天热情倡导的组织原则——权力分散化、多样化、创新性——管理维萨组织 25 年，而这个组织的成功有目共睹。自从 1970 年以来，维萨的成长率是百分之一万，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电子支付网络。 Visa 卡可以在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万家商户受理，可在超过 170 万台的 ATM 机上取现，受理率全球首屈一指，服务的客户数以亿计，全球基于 Visa 产品的年交易总额以万亿计。   霍克演讲的时候喜欢玩一个游戏。他会拿出自己的维萨卡，问在座的听众：“有多少人认识这张卡？”屋子里的每个人都举起手。“现在”，霍克接着问，“有多少人可以说出来，维萨的总部在哪儿，它是如何管理的，到哪里去买它的股票？”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大部分人可能压根儿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霍克说，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就对了。“公司组织得越好，越是不可见的。在维萨，我们试图打造一个不可见的组织，并保持如此。结果，而不是结构或者管理，才应该是凸显的。”今天，霍克所创造的维萨组织不仅绩效优异，而且蒙上了神话色彩，成为混沌理论的动力原则应用于企业的最好例证之一。   维萨的故事开始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期，当时的信用卡产业处于崩溃的边缘。第一张信用卡叫做 BankAmericard ，来自以旧金山为基地的美国银行，起步很好，直到 1966 年，加州的五家其他银行联合发行 MasterCharge ，成为 BankAmericard 的竞争对手。美国银行对此的回应是，在全美范围内发展特许经营（当时的银行法不允许跨州开分行），导致一场信用卡大战，各路银行纷纷以自己的专有信用卡和特许经营系统跟进。各种客户名录都被发掘出来，无数预先批准的信用卡被寄到客户手上，甚至孩子、宠物、重罪犯都收到卡。欺诈猖獗，银行收益一落千丈。   两年以后，信用卡产业几乎被自我毁灭殆尽，美国银行在俄亥俄州召开特许经营商会议，大家互相指责，争论不休。霍克就在这个时候出场，当时他 38 岁，是西雅图一家特许经营银行的副总裁。在会议开不下去的时候，他站出来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系统地研究信用卡面临的问题。与会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协议，任命霍克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霍克等待大显身手已经等了很久。在他此前的商业生涯中，他曾数次断然离开几家等级森严、严守规则、控制一切的公司，哪怕他在那些公司内正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他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窒息下边的人的创造力与主动性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往往固步自封，无法应对任何新起的挑战和机会。虽然霍克只是个社区学院的毕业生，但他几乎无所不读，从历史、经济学、政治学、科学、哲学到诗歌，也从不在意学科界限。从他的广泛阅读中，霍克意识到支持工业革命的命令与控制式组织已然不敷使用了。这类组织不仅是过时的，而且越来越无关紧要。商业界正面临大规模的机构失败。   霍克坚信，如果他有机会创造一个组织，将把它建立在生物学的概念和隐喻之上。现在，作为专业委员会的主席，他拥有了一个天赐良机。 1970 年 6 月，经过两年的头脑风暴、计划、争论和共识寻求， BankAmericard 系统被纳入一个新的、独立的实体之中，这个实体后来改名为 Visa International ，霍克亲任 CEO 。   新组织在各个方面都与众不同：它是一家非股份制的以成员为基础的营利企业，所有权以一种不可转让的参与权的形式出现。霍克对该组织的设计体现了他的哲学：这个组织必须是高度分散的，但同时又是高度协作的。权威、动议、决策、财富——所有这些因素都尽最大可能推到组织的边缘，即成员当中。最核心的，其实是要解决一个组织如何做到既竞争又合作的问题：让参与维萨组织的每家银行都竞争，服务好自己的客户并角逐其他银行的客户，但同时要维持最基本的合作，保证不管你在哪里刷哪家银行的维萨卡，必须到处都能使用。后者意味着银行拥有某些共同标准，参与共同的清算。这个成功的组织设计令维萨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体系。   霍克总结说：“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都需要清晰阐释和理解的、共同享有的目的和原则，它们构成了该组织的遗传密码。这些目的和原则分享得越好，你就越得以在组织中免除命令与控制。人们将会懂得如何与它们保持一致，然后，他们会以难以数计的不可思议的、充满创造性的方式来实践。由此，组织将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信仰共同体。”   最有意思的是霍克提出的组织设计原则，这或许构成了 21 世纪组织的先驱法则。第一条，组织必须是平等的，被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这个组织最后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成员独立的创新；第二条，权力和功能必须最大限度做到分布型，也就是分权化或分散化；第三条，整个组织的治理也必须是分散的，没有哪一家或几家联合起来可以控制这个组织；第四条，组织的可塑性必须非常强，即永远不断地在变化。   霍克提出这些原则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但在今天来看，很适合用来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形态。他还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看上去维萨像是一个控股公司，但它不是真正的控股公司，因为控股者就是维萨的成员。这些成员既是所有者也是客户；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上级也是下级。”一个理想的互联网组织，应该是符合这些原则和要求的。  

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 格瓦拉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就义的日子。每逢这个日子，有很多的纪念、致敬，也不缺少商业上的促销，或许，真正欠缺的是一点严肃的反思。46年来，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性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然而，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 1959年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建立古巴人的古巴”为口号，领导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府。从此，卡斯特罗带领这个位居西半球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48年。 在哈瓦那到处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却看不到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说：“你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我的名字命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们并不是要教会我们的人民去相信什么，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去推断。” 如果古巴人民乃至后来全世界的左派真的学会了思考，他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崇拜切·格瓦拉之处。他在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岗位上，表现得缺乏现实态度。然而他却认为那些有目共睹的挫折和失败不是经济社会主义化的结果，而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结果。当他离开哈瓦那的时候，曾给卡斯特罗留过一封信。信中的话充分表明他是个走极端的人：“革命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这个四处飘泊的人，自以为是殖民主义奴役的破坏者，新殖民主义渗透的敌人，却没能成为一名领袖。尽管他在哈瓦那有权有势，但他不是领袖。他没有能力和耐心使革命加以巩固，使之更加完美，把它引向稳定的政权组织。他是个假预言家，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都没有做出承诺。支持他的不是人民，而是一种好斗的、拒绝接受现实的思想。他宁愿把游击战当成他唯一的可以救世的理想，永远四处飘泊。 他的战友们经常说：“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一种传道士的使命。”但他们有意隐瞒这一事实：他骨子里是个头脑发热的人，幸而缺乏实际观念。假如他独自掌权的话，要造成许多灾难，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他因为与卡斯特罗意见分歧而不得不退出舞台。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有着让世人费解的关系。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历史对卡斯特罗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时贬低了卡斯特罗。” 无论切有多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切·格瓦拉是一个铁定不会按牌理出牌的人。卡斯特罗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对革命，切怀着一种杰克·伦敦式的态度，将其视作一场伟大的、永无止境的冒险，然而他却不具备任何政治上的成熟性去处理让国家得以运转的实际事务。他没有手段就想达到目的。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有选择性的，暴力的，冷血的杀戮机器。”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会在古巴建立秘密警察和劳改营，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不是列宁，是列农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据这一日记，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亚气质使他非常具备时尚潜力。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当被问到他会不会制作一部反映年轻的卡斯特罗的影片时，韦伯斯特说：“不，卡斯特罗身上没有神话。”切年轻而帅气，这一点和以后发生的故事，构成了神话。保罗·纽曼曾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会成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张广为流传的肖像照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科尔达拍摄的。美国作家劳伦斯·奥斯本说：“切的形象可以说是应时而生。他是一位摇滚明星式的革命者。科尔达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抓住了这一刻。”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描述说：“在镜头中看到切，科尔达在聚焦之后，被切脸上的表情所震惊。它是那种绝对的难以抚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门，照片随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最负盛名的招贴，装饰了无法计数的大学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个终极的革命偶像，他的眼睛大胆地直视未来，他的表情充满了男人气概，写尽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个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国的激进主义活动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观社会》，惊人地预测了我们今日对名人和奇观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写道，“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还有什么比切的命运变迁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的确活在我们心中，但不是以他的革命同伴所想象的形象。切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他现在是一个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传记的作者乔治·卡斯坦达说，“吊诡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拥有的意义。不论左派怎么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榜样的作用。”比起列宁来，切更像是列农。 在40年后，切帮助煽起的革命乌托邦理想看上去像是爱丽丝的奇境，今天残存的对切的迷恋不过是一种青少年的浪漫和老年人的怀旧的混合物。切的神话之所以还存在，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怎样活过，而是因为他如何死去。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切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爱人类，但厌恶人   希金斯属于60年代的青年人，他说，在某种程度上，1968年始于1967年切的被害。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的时候，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偶像，那一代的青年人把他看作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罗宾汉，敢于冲破社会习俗，敢于与恶人歹徒进行战斗。一时间，似乎所有的旧秩序——资本主义，冷战，保守主义，军国主义——都可能被被一种更年轻、更自由的东西所取代，尽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从来没有人清晰地界定过。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蔗糖的生产几乎崩溃，工业化一无起色，因为物品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制，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1960年3月，他说：“一个人必须经常为了群众而不是为了个人思考……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1964年8月，他提出个人要“为自己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感到快乐，一颗有自己特性、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而不是必需的螺丝钉，一颗自觉的能够自我驱动的螺丝钉”。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争论切的历史地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革命者不能以他们的意图和理想定高下，只能评价他们的最终成就。对于切，在工业部长任上，他只能生产出一旦挤出来就硬得像水泥的牙膏；作为土地改革者，他的政策引发了食物短缺、骚乱和饥饿，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错，在切的身上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他甘于放弃政治权力带来的特权地位，而去打一场毫无胜利保证的游击战。身处荆棘遍地的困境，他的表现即使不是英雄主义的，也超乎了常人的勇敢。或许，他从来没有克服过由于出身上流社会而对劳苦工农所怀有的罪恶感。驱使他行动的高尚情操可能很多，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把切的整个人生，看作一场预先注定的离开他所属的阶级的挣扎。   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家们则从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写道：“切·格瓦拉逃避他作为部长的责任，抛弃了他的所谓领袖的假面和他新获得的古巴国籍，为了重新穿上破烂的军服而把家庭交给国家照管，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没有办法面对生存的困难，便宁愿绕过这些困难。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类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理论家，罗伯斯庇尔类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自杀性行为。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为了用一种不乏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两位作者说，很久以来，纳赛尔就把格瓦拉视作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认为他“思想残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对他说，“衡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触及的人数，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会的位置”，纳赛尔回答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 纳赛尔最后给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革命课。他说：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像结婚一样，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格瓦拉颇为不快地说道：“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纳赛尔针锋相对地说：“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拒绝把手术继续下去，您对此有何想法？您当过医生，您不能做这种事。”然而，切已经对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洛桑医学院的格劳尔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碍——职业革命家无祖国，无居住地，无家庭——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身份，经常是和恋己癖联系在一起的。握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实现视为唯一的准则，这种狂热，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出路，但这种出路，始终受着潜意识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郁症变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胁。类精神分裂症这个字或许对格瓦拉不合适，因为至少他在战斗过程中曾表现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认识他的人经常提到他的这些品德，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艰苦，绝对无私（罗伯斯庇尔就喜欢被叫做‘不受腐蚀的人’）。” 如瑞吉斯·德伯里所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群众的悲剧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属于那些流浪的冒险家一类，他们无法重建他们所摧毁的东西。

舒泰峰：乔布斯释放地藏心   一个由学者、媒体人、公益人、艺术家组成的混搭群体，用“流觞曲水”的方式，搞文章接龙，由前一位作者指定下一位作者，被点名者必须“接招”，这样的文人雅集在当下这个商业为王、娱乐至死的小时代里真如沧海明珠一般难得。       在这个游戏中，文章是觞，比特是流水——我们没有真正围坐一起，而是通过网络实现连接。当然雅集的真正灵魂是公益。国庆节前刚刚揭晓的“ 2013 安平中国·北京大学公益传播奖”使大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分散于全国各地的评委、获奖者以“安平人”的身份重新汇聚于比特世界，热热闹闹，不肯散场。       流觞曲水的笔会形式很快就脱离了最初关于奖项本身的探讨，而衍伸到了传统媒体的衰败，新闻理想的破灭，传统媒体人的进退失据等深层维度。流觞至此，每个媒体人都必有话说。不及指定，我先抢前一步，“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亦快哉！       从业十年，我经历过两份杂志的创办。 2003 年，我见证了《瞭望东方周刊》的横空出世，那正是传统媒体的峥嵘岁月，一批优秀媒体在此前后诞生。尤记当时的发刊词霸气外露，曰“缔造东方新主流”。那时候的编辑记者们也大有指点江山之势，连编辑部回荡的脚步声都那么铿锵有力。       安平人、艺术家岳路平用“地藏属性”代指那些身在地狱，却拥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坚定信念的传统公益人所具有的精神属性。这个概念用在传统媒体人身上也大致适用，他们的精神世界与传统文人相接，试图以笔为投枪，投向黑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那时候的媒体是比较纯粹的媒体，记者是比较纯粹的记者，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传播正义，启蒙思想。十年之后，一切都变了。传统媒体的第一要务变成了生存，据说一个优秀的主编不应当仅仅是主编，而且应当同时是个产品经理。一个优秀的记者不仅要会写稿，而且要会“整事”——整合资源，为经营服务。传统媒体人的出走几乎每日都在上演，剩下的人所谈论的也不再是报纸杂志是否会消亡，而是何时消亡。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北大教授胡泳所说的商业化和数字化加上舆论管控，使得传统媒体人充斥着末世情绪。自媒体是最大的敌人，它带来了传播史上前有未有之大变局。它使每个人都获得了安平奖发起人、北大教授师曾志所言的新技术赋权，没有任何采编经验的人也能够运营属于自己的媒体。岳路平用“乔布斯属性”形容自媒体的技术和传播手段创新。换句话说，自媒体时代，人人都乔布斯附体了。   如果把信息理解成一种商品，那么这种新技术赋权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市场的供需关系。过去，信息的提供由少数编辑部掌控，所以记者享有“无冕之王”的桂冠，现在，新技术赋权绕过了编辑部，渠道无处不在，信息的流动如何阻挡？   传统媒体衰败的真正原因或许埋藏在此——信息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了，供给无限放大，大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精准地订购自己需要的信息。也因为技术赋权，原先被大众媒体所定义的大众开始分化，大众不再存在，有的只是小众，他们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表达。“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民，我只看到一个个的人”，袁世凯倒似乎有先见之明，自媒体时代的特征正是如此。评论员宋志标在他的曲觞流水文中发问：“为什么大众不需要大众媒体了”？既然只有人，没有人民，只有小众，没有大众，要大众媒体何为？   传统媒体在技术赋权中被逐步消解掉，“无冕之王”的桂冠被扯落一地，但是说新闻理想的破灭，却不免过于悲情与矫情。因为所谓的新闻理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朱雨晨将传统媒体人比喻成“解放脚”，尴尬地介于“三寸金莲”和“天足”之间。传统的新闻理想又何尝不是这“解放脚”。       新技术赋权倒是有可能解放这解放脚。因为一切专制都有信息控制为帮凶，在信息不对称下，谎言才能够重复一千遍，并成为真理。自媒体技术赋权打破了这种控制，使信息流动，最终趋于对称，而这正是新闻理想的基石。只要信息之河能够自由流动，启蒙的功能将自我实现，而谎言哪怕重复一万遍，也仍然是谎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媒体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只是，在这个全新的比特世界，传统媒体人何为？是安坐传统媒体这搜大船的甲板上，迎着寒风送它最后一程；还是去“劈柴，喂马，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还是……，我相信，有理想底色在身后的投照，必不至于跌落无尽的暗夜。       新技术没有傲慢与偏见，它同样赋予了传统媒体人新的武器，传播上的专业素养将能够使他们在比特世界照样脱颖而出。安平的同仁运营的滤镜菲林、 CAOTV 都是证明。理想也并未走远，相反，他们通过新技术赋权获得鹰一般的重生。还有比安平人在比特世界的流觞曲水更具理想情怀的事情么？   这么来看，乔布斯释放了地藏心。不过，嘘！也不要过于开心，以免惊动隔壁的撒旦。   2013/10/8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