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王瑛：企业家阶层的公益行动   被胡泳“点了”，虽恐慌，还是有被“点了”的兴奋。有人逼着我把一些想法写出了，是我目前求之不得的。我想写个东西，大都是明日复明日，“安平”人出题我无处逃遁，逼我改变“习性”了。半年之后，我会隆重地谢谢大家。   我很喜欢这里的“题目”，因为由这几个关键词组成——公益、媒体与互联网。我接龙加进一个关键词——企业家或说企业家阶层。   中国民间的公益事业在近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五年来的变化尤其快。这里我不想谈数据，想说说感受和判断。   我看中国民间公益事业主要是在看 NGO 的发展，也主要是从中国企业家阶层与公益、与 NGO 的关系这个角度上看。我的观察是参与式的——十年来我近距离地参与了中国 NGO 的一些活动， 2010 年以来则投入了更多些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在操作一线感受、观察和思考，算是有实感。   我的感觉直到今年上半年， NGO 的发展势头很好。我的乐观是基于三个情形、三个判断——   今年春天，一个朋友聚会上，有人向我隆重推荐，一定要去看看上海一个叫“真爱梦想”的 NGO 组织。随即，我去了上海，见到了“真爱梦想”的创始人、现在的当家人潘江雪。江雪在百忙中抽出了半天时间，热情洋溢地向我们介绍了“真爱梦想”跨五个年头的创业故事。从那时起，仅半年，知道“真爱梦想”的人，越来越多了，李成才导演正在他的大型纪录片《财富方向》中讲述潘江雪和她的伙伴们的故事。我不是讲故事，“真爱梦想”的事迹大家上网搜搜就能看到，不在这里赘述。我要说的是“真爱梦想”的出现和成熟，是中国 NGO 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为什么有此判断，我有这样几点理由： 1 、“真爱梦想”是一群做过企业的年轻人用做企业的理念、方法、模式做的一个 NGO ，完成了创业期任务，实现了模式的成熟与复制，拥有了支持模式复制的拓展、运营和管理能力。 2 、“真爱梦想”以其国际 NGO 标准的治理结构、管理水准建立了自己信誉、信用，加上骄人的业绩，仅靠“真爱梦想”四个字实现了融资，并可持续。 3 、“真爱梦想”很好地处理了和政府的关系，在登记注册、政府管理、获得发展和维系的持续帮助等多个方面，处理得有思路、有智慧、有坚守，有妥协，有韧性。 4 、“真爱梦想”的年轻人改变了中国 NGO 、中国公益人的精神气质，他们阳光、快乐、自信、昂扬，是一群真正因为工作着而幸福着的人。   说到这里，只要接触过中国传统慈善、公益组织的人，一定会看到大不一样了；只要做过企业的人，搞过投资的人，会知道潘江雪们的商业价值，他们已经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做一家价值斐然，对投资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上市公司。能够做得了企业，挣得了大钱的人，倾心致力于公益事业，还做出了经得起推敲，价值被公认的业绩。我以为“真爱梦想”是中国民间公益事业划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前不久，我的朋友，把中国金融博物馆做得风生水起的王巍很是恼怒地和我说，记者在采访中不断问他，这能赚钱吗？怎么赚钱？不赚钱你为什么要干？把他彻底问火了。他不客气地问，你和你男朋友约会，人家问你一晚上收多少钱，你怎么回答？其实，就是变了，一些做企业、经商很成功的人，如王巍，放下大钱不赚，以成倍的辛苦和努力去做公益，并声称已将后半生全部留给了公益事业；一些在商业上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年轻人，如潘江雪，带领着她的伙伴们，满腔热情地投身公益事业，他们是一群因此找到了幸福的人！这种事业和生活对年轻人是有感召力的，它将从根本上解决构成 NGO 发展瓶颈的人才问题。   我去年参加了阿拉善。有朋友问，阿拉善最有参与价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去干什么？我去阿拉善是看中了它在中国绿色环保领域已经拥有的影响力，依托阿拉善，以前我不大敢想的一件事情，可以上手了。具体说，阿拉善有 70% 的钱是给绿色环保领域中的小型 NGO 做项目用的，如果阿拉善不仅仅给钱，还能同时输出管理和训练，就会对提升一个领域内 NGO 的发展水平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怎么做，很值得探索。去年，我进到了阿拉善一个和 GGF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的简称）合作的三年期项目上。项目的名称很好听，叫“劲草同行”。阿拉善及合作者 GGF 一起经过两轮筛选，挑出了 15 个环保公益组织，每年、每个组织给 10 万人民币。项目组织了由 GGF 专家和阿拉善企业家共同组建的导师团，两个人组成组成一个对子，每一个对子负责 2-3 个 NGO 组织的辅导。我负责了其中 3 个不同发展阶段上 NGO 组织的辅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学相长，各有各的收获。我们督导团正在探讨把小型 NGO 发展和管理整理成 9 个模块，分三年随资金到位一起导入。在这个项目上，我见到了一批亲力亲为做公益的企业家，亲历了和国内外 NGO 专家的合作，践行和观察阿拉善这样规模以企业家为主体的 NGO 组织，如何对一个领域中的公益组织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再说几句壹基金。大家都知道一批企业家参与到了壹基金的转型和改造中，短短三年，成绩斐然。这批企业家之所以能让壹基金焕然一新，最为重要的就是他们不仅仅出钱，还出工出力。中国民间公益事业、中国 NGO 的发展有了企业家阶层作为操作力量介入，也是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情。如果有人做个调查，一定会发现企业家的参与度，他们给到社会公益项目上的时间精力，会大大超出大家和社会的想象。   最后要说的，就是关心公益，涉足公益，出工出力做公益，在新一代企业家中正在形成风气。我观察接触到这个情况，是加入正和岛和参加到阿拉善的活动中之后。这两个地方集中了全国各地不少 65 —— 75 后（包括一部分 80 后）的新生代企业家。他们大都是企业主，企业有了 10 到 15 年的历史，在本地区、本行业领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中不少人会投钱、投精力做公益，好像一切都很自然。最近，我认识的一帮新生代企业家正在组建一个众筹平台，其功能设计中就有为 NGO 提供融资服务一项，一个青年的创业就业平台就有免费为 NGO 招募志愿者的服务，一个基于微信平台的中小型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提出给 NGO 提供免费服务等等。当然，我是特别希望有人能做个调查，检验一下我的这个判断。如果成立，这是件格外让人高兴的事情。   上面讲了三个情况，三个判断，其中有些变化是尤为可喜可庆的。   一是，做公益的人不再是那么悲情、悲催、悲壮。我接触到的新一代公益人他们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发生了变化，很阳光、很快乐，喜欢他们的工作，喜欢和做公益的同伴们一起打造的人文环境。他们不认为是背负什么使命，也不和什么东西对抗，更不是什么苦行修炼，他们付出本身就是自我实现，付出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已经足够幸福。我以为，只有这样，公益才是有希望的，可发展的，造福于人类的事业。中国民间的公益事业开始有了阳光和土地的气味。   二是，企业家阶层把亲力亲为做公益，出工出力做公益，担任职务参与 NGO 的组织建设，作为提倡的参与模式，有的公益组织甚至把它设置为门槛。这就不仅仅是对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对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接触的几个 NGO ，企业家做公益，不允许带秘书，带助手，活儿都要自己干。我自己参加公益活动的事务，被分配承担的任务，都是自己亲自动手的。做了十年以上的老板，往往自己就已经不会干活了。做公益会逼着他们恢复能力，甚至会改善他们与自己助手、团队的关系。   这些人比不会干活更大的问题，是大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把自己惯成了“小皇上”，说一不二，“一言堂”，粗暴霸道，动辄骂人、训人等等。在公益活动里，在 NGO 里，他们会判若两人。时间长了，参加公益活动，会成为他们逐步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使自己变得文明起来一个动因。   我们还看到，在公益组织里，平行关系的建构和维护会逼他们学习全新的东西，使他们受到全新的训练。在公益组织里，他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也变了，不论是沟通、交涉，还是游说、博弈，也是全新的学习和训练。在 NGO 的治理、运营、管理上，也不仅是他们把能力和经验带进 NGO ，而是双向的彼此给予。公益组织在治理结构、运维管理、信用管理上，实际是有着比企业更高的要求，对此，我是近些年才有了明确的认知。 NGO 建立起自己的治理、管理体系，有来自大企业同伴和国际 NGO 专家的支持，这些成果也会被中小型企业主很快带回自己的企业里用起来。   三是，要以做企业的方式做公益，这样一个理念和风气已经进入了中国民间公益、中国 GNO 的发展领域。最近应该是又有进步，社会型企业的模式也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和选择。这一点如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而不是警惧和打压，中国社会的重建就会渐进快车道。反之，已经形成的大好局面，则会遭到破坏。   四是，企业家阶层实操性地进入民间公益领域，还带来了一个对企业和 NGO 都更为长远、更具重大战略意义的事情，就是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思维理念、技术应用带入了这个领域。这个实践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前景无比美好，前途不可限量。   这个问题展开需要做一篇大文章，这里我们只谈一些基本的判断和对策—— 1 、新起步的 NGO 项目和转型的 NGO 项目，必须以互联网的思维理念进行和完成战略规划、战略管理建设； 2 、 NGO 的当家人们要尽快把自己的各种活动尽可能地搬上移动互联平台； 3 、 NGO 的当家人们要积极与移动互联的公共平台沟通、交涉、谈判，争取获得终生免费使用的支持条件； 4 、 NGO 的当家人们要使自己的业务流程不脱离移动互联； 5 、 NGO 的从业人员必须突破对移动互联使用的障碍，做不到的只能淘汰，坚决淘汰； 6 、企业家介入其中会加速 NGO 建立起和互联网联系进程，也会和企业本身按照互联网的要求进行的调整和升级实现良性互动。总之，中国民间 NGO 和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一样，要把到移动互联网上去求生存，求发展，当“挣命”来看！正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追求，我们拥有同一样的爱”。把移动互联仅仅当工具的人和组织不属于互联网，只有把移动互联当成新的生活空间、新的世界，有意愿、有能力使自己属于移动互联网的人和企业才属于未来，拥有未来。   最后，说说和媒体的关系。   公益事业在上述的思路和条件下发展，充分利用和发展自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我们接触的 NGO 项目都非常重视官博、官微的建设，也关心出版物、纸媒的支持。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会迅速发展起来，也会成为在人才市场上一个显眼的需求方。   真正让 NGO ，尤其是有企业家参与的 NGO 纠结、困扰的是和传统媒体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现在大家通行的做法是尽量避开。我们很怕媒体的报道，包括善意的。尤其惧怕深度的挖掘和解读。怕媒体，实际上是怕什么，不须揣测，不须言明。   我们幸福地做着的公益事业总会被看成是居心拨测，而我们又实在不愿意放弃已经开始的幸福生活，就只好躲着媒体做。当然也有比企业家胆子大的，不怕出名做公益的。我们就拿着当戏看，不会去效仿。我估计，记者这方面的采访会碰上困难。   我的“接力”，就此打住了。    

无冕之王是怎样失去衣服的？   胡 泳         8 月的最后一周，我应邀担任腾讯微博客座总编辑，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总编三人行”，由我邀请新媒体艺术家岳路平和自媒体行动者“滤镜菲林”一起对热点事件进行新媒体式的解读。我们谈到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 岳路平 断言：“我觉得要把传统媒体改造成为新媒体，就像要把恐龙改造成为黄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传统媒体去死吧。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葬礼、一部体面的历史就可以。”后来我们的对话以《传统媒体：知识的殡葬业》为题发在微信上，在被“滤镜菲林”这位《南方周末》前记者转给传统媒体朋友看时，遭到痛骂。   “2013 安平中国·北京大学公益传播奖”设立了一个自媒体创新奖， 9 月底结果揭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朱雨晨对其提出质疑，由此在北大的一个公益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有关传统媒体和传统公益何去何从的讨论。岳路平不改初衷，以进化论式的逻辑，宣称新媒体与新公益乃是另一个新世界，“ 在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的路上，谁会被淘汰？”   朱雨晨用一组妙喻来形容这个其实有点残酷的淘汰过程，就是“天足”、“裹足”与“解放脚”。面对互联网，“我们这一代媒体人，本质上是‘天足’和‘三寸金莲’之间的过渡状态。所以，可谓之‘解放脚’。”   在如此逻辑、这些比喻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残酷性在。一代媒体人的“过渡”，必定充满惶惑、焦虑与痛苦。恰好《新京报传媒研究》约我谈传统媒体人的转型问题，就此梳理一下这个“过渡”过程，也是想以我个人 20 余年的经历，来做点现身说法。自认对这种“过渡”，起码有些经历，也有些感触。   说到经历，我算“戴着镣铐”跳了很久的“舞者”，也算略通中国所有新闻编辑部的必备运动项目——“打擦边球”。在人民日报和 CCTV 的大院里都混过，也做过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之一《三联生活周刊》，然后在 1990 年代中期大肆鼓吹互联网，在 2000 年 Nasdaq 崩盘前夕离开传统媒体去做网站，亲身体会了我称之为过去 35 年中国媒体变化的两大驱动力：一是商业化，二是数字化。   这里有大时代的变迁，也有个人职业选择的兴衰。我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立志做记者的时候，一支笔似乎还有神奇的力量，整个国家也处在一个“纯真年代”，人人都怀有热切的希望，使命和理想都还是响当当的褒义词。然而，等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无论在个体还是国家层面，这种盛况都不复存在。 2003 年，我给《经济观察报》的一篇专栏写道：“说到传统的媒体工作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物质收益会下降，精神收成也会大大歉收。可能他们现在会发现，多年以来大家说他们是无冕之王，现在，大家会说这个无冕之王是没有穿衣服的。”   无冕之王到底是怎样失去衣服的呢？   褪去华服的第一只手：商业化   褪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一只手，叫做商业化。   在 1992 年之后，中国把经济发展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在媒体中，出现了日益强劲的、有潜力带来巨大变化的商业化力量。国家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新闻机构要为读者和广告而战，许多“边缘”媒体——相对于充当党和政府的新闻喉舌的“主流”媒体而言——开始缓慢崛起，完全依靠市场竞争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媒体第一次被当成商业来经营。这一变化，既有深刻的经济影响，也有不小的政治意义。   我在 90 年代中期加入《三联生活周刊》（老周刊人亲切地叫他《生活》）的时候，此前的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充满人文色彩的理想，在商业化的大潮之下，显然没能实现。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了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1995 年以后，《生活》曾经长期蛰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叫做“净土胡同”，那是一个给《生活》的许多记者和编辑都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地方。“净土”，虽是巧合，却似乎很能涵盖当初卷入《生活》创刊过程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欲为这本杂志框定的场域。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想，《生活》在实践中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出净土”的过程。对三联这样的精英文化重镇来说，驻守净土似乎并不太难，但走出来，则需要脱胎换骨。   走出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按我的总结，会遇到“两个 P ”的对抗，一个叫做 propaganda （宣传），另一个叫做 profit （利润）。我的看法，这是大众文化年代所有的中国有志媒体，都会遇到的一对深刻矛盾。   2003 年 11 月，《新京报》创刊，其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是一篇妙文，一方面鼓吹“负责报道一切”，把自己同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对责任的强调：“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下，《新京报》的道德底线却只能是：不可以报道假新闻。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政府在开放媒体市场，但宣传目标不容因此更改。《新京报》虽然为两大党报集团所办，但它不能再靠过去的强制订阅，只能靠自己在报摊上的打拼。如果它不能够用快速的、有刺激力的内容吸引读者，它不可能在拥挤的报纸市场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方面你要搞“政治家办报”，在既有的政治空间内活动；另一方面市场力量要求你大胆进取，不这样无以从竞争中胜出。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众媒体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的前负责人所说的，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在中国这份最为大胆的、被普遍认为代表自由派立场的报纸中，政策的考量依然压倒市场的追求。   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传媒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一方面看似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注重利润回报，迎合受众需求；另一方面，新闻的审查与自我审查愈演愈烈，政府对媒体实施权力的“硬控制”与金钱的“软控制”，而大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以屈从管制，换取在中国大陆经营媒体的巨额利润。          就在这样的场景之中，网络闯入了。   褪去华服的第二只手：数字化   脱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二只手，叫做数字化。   1995 年 9 月底，在北京东城逼仄的净土胡同的粗陋的编辑部里苦干了一个月之后，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十一”的假期。“又得浮生半日闲”，哪里去转转呢？我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一位亲戚邀我去他那里上网。上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打开位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那台主机时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天启”般的时分的话，那一刻就应该算是了。         网络能够令我在任何时间内与任何地方的人对话，它“消灭了工业化时代的两大特征即火车和钟表”（我在事后的一篇短文中这样断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 Bruce Sterling ）的描述如此契合我的心境：“每次打开 Internet ，我总是陷入发现的狂喜。就好像火山灰覆盖的阴冷之地突然爆裂，从中走出盛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与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随着我对互联网的认识越来越强烈，我想向中国人介绍网络之种种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1996 年 1 月，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万字长文《 Internet 离我们有多远？》，是时，北京电报局拥有 1000 个左右互联网用户，其中个人用户 300 个。文章在《生活》发表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海南出版社，希望我能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我说我特别想写这本书——这就是 1997 年初出版的《网络为王》，它是第一部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书。在我潜心写作《网络为王》时，海南出版社正在整批量大规模地引进海外版权书。他们请我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引进。我们一起去版权代理公司看英文样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写的 Being Digital ，尽管这本书混杂在很多书中，但我一眼就选中了它。   首先打动我的是尼葛洛庞帝讲的一件轶事：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国某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总部，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参观你们公司。”他说。 　　“好的，请登记。”前台小姐礼貌地说，“顺便问一下，您随身携带手提电脑了吗？” 　　“当然。”男人从包里拿出一部 PowerBook ，这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有点旧了。 　　“那么这个也要登记。”前台小姐拿出本子开始记录，“它值多少钱？” 　　“我想，”男人回答，“大约值 100 万到 200 万美元吧。 　　“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惊，“这玩意儿最多值 2000 美元。”她写下了这个数字，然后才让男人进去。 　　“当然，你说的是原子的价值，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男人心想，“而我所说的价值，是它里面的‘比特’。原子不会值那么多钱，而比特却几乎是无价之宝。”   如此珍贵的比特到底是什么呢？“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 DNA 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              仿佛是为了说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庞帝接下来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到加拿大宝丽金公司参加一次高级经理人研习会。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一年的计划有一个整体概念，公司展示了许多即将发行的音乐作品、电影、电子游戏和摇滚乐录像带。不幸的是，部分包裹被海关扣了下来。同一天，在旅馆的房间里，尼葛洛庞帝却利用互联网把比特传来传去，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接收各地来的东西。他骄傲地宣称，“我的比特完全不会像宝丽金的原子那样，被海关扣留。”   尼葛洛庞帝把上面这些有关比特的经历写在 Being Digital 的开头章节，用来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 Move bits, not atoms. ”它们一下子就攫住了我，我站在版权代理公司的几大排书架前，读这本书读得入了迷。   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双向沟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主动地“拽取”（ pull ）信息替代传播者将信息“推排”（ push ）给我们，电视形存神亡，将被一种看起来是电视但实际上是电脑的数字设备所取代，游戏与学习的边界将因为网络的出现而逐渐模糊，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人们用不着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对于一直生活在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中的人们（我自己学的和干的就是大众传媒），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实际上这本书 1995 年已经在美国畅销，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凭借一种直觉选中了它。我的感觉强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网络为王》，而一定要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而且只用三周的时间。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对尼氏的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它翻成《数字化生存》，并着意将“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样一句话打在封面上——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事后想来，这也缘于 80 年代我接受的启蒙教育。          挑动“生存”神经的结果，是《数字化生存》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人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我的朋友吴伯凡对此书在中国的流行过程有精到的评论：“海涅（  Heinrich Heine ）在评价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说：赫尔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今天都不清楚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了，因为他的那些一度惊世骇俗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们脱口而出地说着这些话，而浑然不知这些话是一个名叫赫尔德的人最早说出来的。尼葛洛庞帝的影响也可以作如是观。《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           我被这种刺激力激动得枕席难安，以至于我很快变成了一个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乐观主义者”，眼中只有“闪闪发亮的、快乐的比特”。   众声喧哗的时代，铁匠何为          十余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我当然也不复原来那种简单的乐观。          雨晨用“天足”与“裹足”的不同来形容一代媒体人的变化，其实，在互联网思想界，早有人用另外一组比喻来强调“数字化代沟”的出现：互联网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 digital natives ）和“数字化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 ）的分别。前者根本就是与科技一起诞生的，也一起长大，通过同化过程，早就视科技为他们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使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都要学会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把架子放下来，所以，媒体人在这个时代的转型的痛苦，实际是整个精英世界崩塌的一部分。   对于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我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          学习变成机械师的第一步，是首先克服自己对“打铁”的偏爱。那些持专业化观点的人们，很难理解非专业制造的一些东西怎么可能影响到他们。媒体行业里有一种自恋的偏见；他们认真对待过的威胁仅仅来自其他专业媒介出口，无论是报纸、电视或者广播电台。当业余爱好者开始自己制作内容，这种偏见令媒体进行了错误的防御。全世界一些顶尖的媒体人都不太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更不必说作出应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答案同专业化的自我定义的实质有关。   萧伯纳有句话：所有的专业都是针对普通人的阴谋。克莱·舍基对何为专业有一番解读，对思考媒体的专业性很有启发意义，简单概括如下。   有关专业的第一条法则是： 每项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解决一个要求某种专业能力的难题。 驾驶一辆赛车需要特殊训练，因而赛车驾驶者是专业人员。驾驶一辆普通汽车则不要求其驾驶者属于任何职业，因为它足够简单，大多数成年人只要接受一点点训练就能上手了。 大多数职业存在是因为某种稀缺资源需要持续的管理 ：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书架上的书籍，报纸的管理者们负责决定哪些内容发到头版。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对专业阶层的需求——图书馆的数目总是远小于其读者之数，频道总是太少而观众太多。这些情况下，专业人士变成看门人，同时提供和控制有关信息、娱乐、通讯或其他短效商品的通道。          将某件事称为一项职业，意味着要去定义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那些地方。以报纸为例，职业行为不仅受商业规则指导，还应符合一套额外的标准，诸如报纸是什么，报纸应该雇怎样的人和怎样运营，什么是好的新闻，诸如此类。这些标准并非应顾客而是应行业里其他专业人士的要求执行的。由此可以导出有关专业的第二条法则： 任何职业的关键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一个行当里，成员们只是部分地以为公众服务为指针。如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詹姆斯· Q. 威尔逊（ James Q.Wilson ）在他的权威著作《官僚体制》（ Bureaucracy ）中所指出的，“专业人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参照群体获得重要的职业性回报，这个群体只接纳有限成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过正式的专业化教育，并且接受这个群体对于正确行动所定义的守则。”很长的一个定义，但其中两个关键点适用于新闻记者（还有律师和会计师）：一个专业人员学习的方式使她和人群中的大多数区别开来，当考虑怎样完成她的工作的时候，她关注同行们的评价和客户评价一样多，或者关注前者比后者更多。          第三条法则 ： 一项职业，对于其成员会变成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一种方式。 专业人士们通过同职业内其他成员创造的镜头看世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普利策奖（ Pulitzer Prize ）的报偿主要在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认可。          很多时候专业评价的内在连贯性是好事情——我们不仅想要高标准的教育和能力，我们还希望这些标准是由同职业其他人士产生和贯彻的，这样一个体系几乎就是对于职业化的定义。 不过有时候，职业化观点可能造成不利，阻止了最关键的利益攸关方——恰巧是专业人士自身——理解有关他们职业的重大结构性改变 。特别在一个职业基于某种资源稀缺而产生的情况下，比如图书管理员或电视节目制作人，相关职业人士通常是最后发现这种稀缺已经成为过去的人。          第四条法则：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已经存在很久、让人们感觉它们似乎从来都在的职业，其成员们有一种倾向， 将对于特定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等同于有关世界的深刻事实。 不仅今天的报纸如此，几乎全媒体行业都是这样。近年内传播成本的瓦解使媒体行业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从前把文字、图像、声音从创作者送到消费者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做印刷出版还是唱片发行，多数媒体企业都涉及对于信息传输问题的昂贵和复杂的管理。因为帮助解决了那些问题，媒体企业得以实现对于各种媒介的相当控制，并从公众那里获取可观的利润。大多数媒体企业的商业化生存依托于提供上述解决方案，因此，保留原始的问题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诫命。然而现在生产、复制、发行的问题都大大简单起来。结果，对媒体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的手中。           今天，每个拥有电脑的人都有了不受限制的完美的复制能力，有形的纸媒变成仅仅是临时的解决方案，纸媒的老一套——重大新闻与星座运程和分类广告堆在一起——已经终结了。 互联网所引入的未来是出版的大规模业余化（ mass amateurization ），以及从“为何出版这个”向“何不出版这个”的转变 。大规模业余化给传统媒体提出了问题 : “当复制和发行的成本消失时情况会怎样？当出版变得完全普通，因为用户自身都能做到，情况会怎样？”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正在得到答案。           到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 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关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如政客参加剪彩典礼），和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每个人都一定能说出好几条）。不过尽管有那些抱怨，新闻价值和出版之间的基本链接继续存在，因为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链接现在中断了。 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真的，新闻媒体现在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而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许多人抱怨网络的乱象，他们正确地懂得每个互联网信息出口的可信赖程度要低于历时已久的媒体。许多专业媒体人对专业门槛的坍塌感到愤怒和不解，他们无法忍受信息世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他们没能懂得的是“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更大数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这倒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 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Media ，而不是 Message          通常情况下职业性的自我设想与自我保护是有价值的，但却可能在许多革命性时刻变成不利因素，因为职业人士总是会担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受到威胁。多数情况下那些也同样是对社会的威胁；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为外科医生或飞行员的标准有任何松懈。然而有些情况下，威胁一种职业的变革可能对于社会有利，例如印刷机的推广使用。即便是这种情形，职业人士们通常更关心的是自我保护而不是社会进步。 过去的遗产现在成为瓶颈。   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先前出版资源的稀缺。从前容易确定出版商是谁的时候，也容易确定谁是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职业（因而也是小众的）类别。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视频分享、微博客、社交媒体等等。所有后面这些新的出口与传统媒体出口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性质（ built-in scarcity ）。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          这里显现的模式很简单——像“新闻记者”这样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职业类别，与之紧密联系的却是因印刷装备费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时这种稀缺的历史达几十年之久（如摄影师的例子），甚至几个世纪之久（如新闻记者的例子），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 而当某种稀缺逐渐消除，看上去稳定的职业类别则失去了依据 。这不是说职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不存在了，但它的确意味着，职业和业余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已经消失了。曾经的断层现在只表现为一个缓坡。   当出版变得毫不费力，决定出版点什么并不是个重大的事情。因为资源稀缺，出版曾经是严肃的职业，而对于不感受这类稀缺而成长的一代，写出来的字自身并无特别意义。亚当 • 斯密（ Adam Smith ）在《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指出，虽然水比起钻石对于人的生命要远为重要，因其稀少，钻石却远较水为昂贵。现在，钻石终于跌到了水价。 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则无论它多么重要，都已不够稀罕，而不能让人为它掏钱 。   二十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都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有三种不同的事件： 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大众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 喜欢创造的意思是：“看我做了什么！”喜欢分享的意思是：“看我发现了什么！”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终于有了除能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在将一个世纪主要用于媒体消费之后，另外两种能力重现了。   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 media ）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它也是 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所以我们强调其中的创造和分享潜力。   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媒介定义则是过去盛行多年的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材料、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然而今天，我们不能仅仅使用“媒介”一词来指代这些过时的商业模式和内容材料。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 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业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创造和分享工具。   行文至此，想起多日前我和岳路平在微信上就艺术进行的一番对话。看似谈艺术，实际对媒体人也非常切题。 路平认为，如果在“艺术家序列”观察，陈丹青是最重视“ Message ”的，蔡国强和徐冰是最重视“ Media ”的。所以陈丹青比较受“启蒙性很强”的记者、作家喜欢。因为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几乎都对 Media 的设计、生产和再生产麻木，非常迷恋 Message 。   路平接着说，他不看好过度注重 Mesaage 的艺术家。他对艾未未有个酷评：“艾未未是一个最狡猾的艺术家（当然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艾未未的行动的有效性几乎都来自 Media ，但是大家误以为是 Message 。”   其实，今天，旧媒体人、新媒体人、自媒体人也是一样，行动的有效性都来自 Media 而不是 Message 。路平说，作为一个媒介革命者，不能有旧 Message 的乡愁。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今天的新闻教育，不能进行新闻理想的教育，而必须进行新闻理想破灭的教育。   “ Move bits, not at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