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

有人权组织发布年报说，2011年是10年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最糟的一年，有4千多异议人士遭到当局拘捕。 总部在香港的民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守护者”星期五发表年度报告说，2011年初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大陆当局增强了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去年中国有4千多名维权人士被当局拘捕，其中至少有150多人受到过酷刑折磨。中国当局大力压制异见声音的做法，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成为该组织自2000年开始监督报告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最恶劣的。 总部在中国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有以下特点. “应当说过去一年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普通民众受打击的面已经迅速增长，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 黄琦介绍说，自去年初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当局对各地的维权民众和访民的打压尤其严厉. “相对于过去十年来说，中国大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在最近一年应当来说相对数量是比较少了。比较少打压的情况力度还不算很重，但是对民间的压力是特大的， 因为在最近一年当中民众抗争的力度增大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五千多万民众的利益受到侵犯，这些民众在依法维权、依法上访的过程当中遭到了官方的非法羁押、绑架、殴打，甚至于还有失踪，也有一些人在这种压力下受伤甚至于死亡。所以说对民众打压的力度是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 香港的中国人权守护者的年报指出，在2011年有数十名人权活动者失踪，数名著名异见人士被判处重刑。最引人警觉的事态之一是中国当局使用强制手段秘密拘捕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至少有20多名维权人士被长期秘密拘押，家人得不到任何有关他们下落的信息。中国当局秘密拘捕维权人士已经众所周知，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去年就曾在当局对中国各地的“茉莉花”行动的镇压中，被拘留在警方的秘密关押点好几个月。现在，中国当局准备将秘密拘捕合法化，使它成为中国刑诉法的一部分，并已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讨论。 北京的维权律师唐吉田认为，在中国，很多维权人士常常因为被当局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到秘密拘捕. “他们把很多公民行使正常权利的行为也归结到所谓威害到国家安全，实际上是扩大化、泛化的理解和运用。而且没有有效的司法审查和公民行使抗命权的途径，事实上就变成警察或背后指挥警察的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他们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杀手锏，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冠冕堂皇地为他们去侵犯公民的人权作为一个托辞或和是借口。” 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说，目前中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将秘密拘捕的对象列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犯罪，他对此很忧虑. “而当局现在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特别涉及人员可以提前关押，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司法程序关到很长时间。应当说我们也担心刑事诉讼法扩大化的使用，进而导致更多的民众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我们在这方面坚决抗议当局扩大刑事打击面的。我们也希望胡温当局在余下的时间里能够迅速逆转民众权利遭到侵犯的情这种况。” 接受采访的两位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都呼吁，国际人权组织继续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大陆改善人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元老李锐日前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先导，其“文化改革” 站不住脚。有评论认为，李锐指出了中国改革的瓶颈所在。 香港《明报》3月9日以“专讯”形式发表对中共元老李锐的访谈内容。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表示，去年中央曾就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展文化的文件咨询过他的意见。他认为，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作为先导的文件有两万余字，却空话连篇，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站不住脚”。 报道说，年过96岁高龄的李锐还谈到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触，以及当前对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争议，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拘押，和流亡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遭警察殴打等“热点时事”的关注。李锐认为，在前苏联共产党倒台后，中国的中央文件中不再提“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就所谓“三个代表”的提法，李锐表示，共产党不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而只是个人代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北京学者吴稼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文件抛开政治体制不谈，单独渲染文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李锐的观点更多是指出了当前中国改革的瓶颈： “政治改革如果不是先导的话，没有什么文化改革。改革就是放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一锅煮。中国目前的感觉是要回到文革去了。关键的事情，中国改革的推动点、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迫切性早都具备了，因为邓小平在20多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来。现在缺乏的是改革的意愿，领导层如果没有改革意愿的话，改革再迫切也不会管的。” 吴稼祥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面临权贵利益集团的纠缠，但如何看待民主价值以及遵从本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则是决定一个政党执政甚至生存命运的关键因素： “不改革的理由有一千种、一万种，只要是不想改革总是有理由的。中国近代以来从清王朝主动退位到国民党主动退位，已经有两次退位了，而这两次每一次都面临着巨大的权贵集团，假如不这样做，后果更加严重。如果是个独裁政党，在当代世界只有葬送前途。如果仇视民主、打击民主，这样的政党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下场很惨的，像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就算典型的代表。第二种对改革半推半就，对民主也是推散帖敷，然后又加以拒绝。这样的政党可能还能生存下来，继续执政的可能就非常小了，苏联的共产党就属于这种。第三种体会到了世界的潮流、大趋势以及自己本国人民的要求，主动地应运这种变化，推动改革，这样的政党即使有可能暂时地离开政权，也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样的在当代世界做得比较杰出的就是台湾的国民党，还有外蒙古人民党。所以我想就要看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直接介入经济运作三十年后，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任何连带性的改革措施都势必触及当政者的利益： “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当局在十八大前已经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改革方案。因为整个中共执政集团已经成为一个自利型的特殊利益集团，任何的改革势必触动权贵集团的利益。政改已经停止多年，经改是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官富民穷。经济领域任何的改革势必触动权贵集团和垄断企业的利益，又会动摇现在所谓党国的制度这么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提出来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的渗透，既是对党文化和主旋律被边缘化的孤立，同时也是对文化体制改革本身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的一种防范来收紧对社会的控制。” 2012年被称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换届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秋季中共“十八大”后，将结束十年任期，预计会由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在胡温执政期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状况，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批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3月4日人大开幕前夕，十一届中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在记者会上答记者提问时，首先肯定直选制的优点，但话锋一转，重申中国不适合一律直选，其理由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中国选举制度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这符合中国的国情。” 这一席话，顿时将前一向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宁要微辞，不要危机”激起的“政改想象”击得粉碎。要知道，中国这种所谓直选只是在中共地方党委严格控制下的一种政治游戏，各地代表的参选资格必须经过地方党委与政府认证背书。君不见上百独立候选人只是想尝试参选，就遭受当局各种花样百出的打压。既然连一党专制下的一律直选，都因“中国的国情”而不能成行，更别说那通向民主之路的政治体制改革了。 但李肇星的话实在太过荒唐，荒唐到让人怀疑这位中共党内的洋务派——前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号称“铁嘴”“诗人外交家”，并集中国各名牌大学学衔于一身的政治精英是否具备常识。 世界上比中国土地辽阔的国家多的是，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这些国家都已实行了以全民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俄罗斯民主制度的成色就算不足，因普京好玩些个政治小动作，民众崇拜强权的文化传统打了个大折扣，但人家的选举制度可是认真实行了的。而且人家的气候条件比中国要寒冷得多——说这点，是想要李肇星等类政府发言人将来别把天气太热或者太冷，选民不愿意在日头下曝晒或顶风冒雪投票拿来做中国不能直选的理由。 李肇星强调“有些地方交通不便”的困难时，显然忘记了一点，即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时，这个国家的交通工具还是时速不足10公里的公共马车。在那个年代，美国的公共马车曾担当起了在西部和东部城市之间传递资金、金融文件，运载单身商旅的主要角色。直到电报和火车出现后的1861年，公共马车才结束了其长达150余年的历史使命。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陆续建成，此前，铁路是美国最主要的交通动脉。但这些都未阻碍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及各种选举活动。 相比之下，中国现在交通状况远非百余年前的美国可比。路网发达，且不说飞机航线与近几年以“大跃进”速度建成的高铁，仅说公路一项。截至2008年，全国县道、乡道（不含村道）里程达到142.46万公里，公路密度为19.5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58%。通公路的行政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92.9%。由此可见，李肇星所云“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不适合一律实行直选”纯属权势者的信口开河。 至于“人口众多”的托辞，有印度作为证明其荒谬的例证。印度人口现有人口12.1亿，仅次于中国，该国早在1947年就实行了议会制民主，而且政府更替一直比较稳定，不象中国一样，权力交接充满了斗争与变数，政治人物个个成了阴谋大师。 李肇星还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拿来做为不能实行一律直选的理由。这一点说明他这些年来的驻美大使白当了。要知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包括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以美国而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平衡，以中国习惯的用语形容，北部是美国的“第一世界”，西部是美国的第二世界，南部则是第三世界。这三大地区的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明显差异，有明显的市场分工和技术分工。历届联邦政府为了调节区域经济的差异，采取各种财政措施，收效甚大。其它如英国、加拿大、德国莫不存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都要等到李肇星所说的那样，等到“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的那天才能启动选举，当今世界上就没有民主国家与全民选举这套制度了。 是李肇星们真的不了解上述政治常识吗？不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不让政治体制改革动摇一党专制统治下的利益格局，并保证利益顺利传递给权贵的子孙后代，北京及其帮闲曾想了千万条理由证明中国不适宜实行民主制，试列举如下： 中国经济基础太薄弱，要等到经济发展之后，实行民主制的条件才成熟——中国在本世纪前十年成为经济大国，后来还位居世界GDP老二了，这条理由不再提起。于是“民众素质太低宜缓行民主”被再次搬出来做为说辞——大家别忘记近两年口头宣示要实行民主的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被一美国人问及中国何时开始实行民主时，还以“中国人民未准备好”做为托辞。此理由经一些人以美国、台湾、印度实行民主制时，人均受教育程度远低于今天的中国加以驳斥，于是又有人开始体恤党情地说，要给胡温这代领导人一点时间。如今到了胡温行将交班下车，就有了“铁嘴外交官”李肇星这套说辞，“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一毛时代高调标榜的中国优势，竟然成了今天中国不能实现一律直选的理由。由此可见，北京当局对不能实行政改真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即使换了“铁嘴”出马，也只能信口开河、随意乱说了。 其实，中共不肯实行以民选、民治为特点的民主制度，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民主制度会结束中共这一以自我服务为特点的自利型政治集团的统治。一旦开启民主化之门，中共权贵及官员将再也不能视国库为私库肆意掠夺，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在党内私相授受。只是这条“理由”无论如何太过丑恶，搬不到台面上来，于是才有了李肇星在3月4日上演的这幕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