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胡舒立 | 转【财新观察】痛定思痛谈铁路

要全面调查真相,要启动问责机制,要打破铁路系统政企合一 7·23”动车追尾惨剧发生至今,已一周有余。尽管最终调查结果公布尚待时日,但根据既有报道和铁路等方面的信息即可判断,事故主要源于“人祸”,而非“天灾”。温家宝总理于7月28日赶赴温州,与伤亡者家属对话,并亲赴事故现场会见中外记者,要求彻查事故真相,给公众一个“真诚而负责任的交代”。 此次动车事故受到公众和媒体前所未有的关注,显示近来新闻报道更加公开、透明,一些关键的事故信息逐步公布,公众和舆论出现了诸多讨论乃至质疑、批评。当政者须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对提高政府公信力、推进铁路体制改革,是一件好事。公众的批评和建议,正是推进改革的力量。 目前看,此次事件主要有两点值得反思:一是如何在全面调查、搞清真相的基础上,启动问责机制;二是加快铁路体制改革,以机构调整为突破口,推动铁路系统的“政企分开”“管办分离”改革。 就问责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快查清真相并予以公开。逝者长已矣。但是,这些无辜逝去的生命,需要一个“真诚而负责任的交代”。那些正值青春年少的生命,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那些遭遇飞来横祸的家庭,都要求查清真相并把责任者绳之以法。 目前,铁道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又是铁路运营和主管部门,对此次事故原因的调查和处理难有公信力。因此,以公开、透明为目标,摒弃以往“内部调查、事后通报”的做法,响应公众的关切,在“救人第一、赔偿到位”的前提下,应吸收专家和公众代表参与事故调查,及时公布调查的最新进展和结论,及时启动事故问责程序。 要彻查事故真相,调查全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同时,如一些宪政学者建议,可援引《宪法》第71条,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此事故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展开独立、中立的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开。这种尝试,在法律上有程序保障,个别地方已有成功先例。 当年“孙志刚案”发生后,也有学者呼吁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惜乎未能变成现实。公众和学界都在期待,此次动车事故能“唤醒”沉睡多年的《宪法》第71条,让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特定问题上,与公众广泛对话,履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责任。 反思之二,此次事故再次证明,铁路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这次事故,表面上是信号系统故障所致,但其实是铁路系统长期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的体制使然。这次事故再次敲响了铁路体制改革的警钟:光求速度,不改革,会出大事。 今年春节后,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查,本刊曾发表社评“铁路不改革的成本”(见本刊2011年第9期)指出:铁道部至今仍兼具政府和企业双重职能,既是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又直接经营铁路运输企业,决策程序烦琐而又“一言堂”,在运营上表现为“预算软约束”,投资风险没有明确的承担主体,其机制和中国逐步转向市场体制的整体格局极不配套。此次事故更是以血的代价证明,如果没有铁路管理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如果不能根治铁路系统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痼疾,很难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随着刘志军下台,铁路系统的反腐败正在向纵深发展,铁路建设和发展战略也面临调整;同时,铁路公检法体制改革也正在推进,原来从属于铁道部的公检法机构,正在逐渐被剥离。这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铁路改革千头万绪,既包括运营体制改革,也包括投融资体制改革,而政企分开实为改革第一步。要做到政企分开,可行的策略是在“大交通”框架下,在将来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把铁道部并入交通部,统筹公路、航空、水运、铁路等管理。同时,以机构改革推进交通管理体制改革。 铁路改革的方向应当一以贯之:今后,政府不应再直接充当经营主体和投融资主体,必须痛下决心实现政企分开,并以放开市场准入和监管垄断企业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市场公平竞争规则。改制后,政府的职责集中于监督垄断企业、维护市场秩序、确保普遍服务及铁路安全运营。 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对伤亡者及其亲友是悲剧,对当政者则无疑是教训深刻的一课。无论是事故真相的调查和问责,还是铁路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都应当在为人民负责、重建政府公信力的前提下,下大决心,做出根本性调整。让我们拭目以待。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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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 转【财新观察】政务公开离不开公众参与

两办“意见”的要求如能化作公众有效参与机制,就有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起点  在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引发公众质疑之际,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下称“意见”),显示了决策者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顽强努力。但是,要使“意见”落到实处,必须依靠公众积极支持和有效参与,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也不可或缺。 近来,7·23高铁事故、郭美美事件、故宫“瓷器门”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引发了公众对相关部门处置措施、特别是信息公开的广泛质疑。虽然两办“意见”酝酿有日,内容丰富,但舆论依然普遍聚焦其中一项内容,即“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多家媒体冠之以题。显然,人们更愿意将“意见”视为中央以反思的态度向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提出新要求,对“阳光政府”的渴望昭然。 即使从2002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起草算起,中国提倡政务公开也近十年。2008年,这一里程碑式的法规施行,但执行效果远不理想。正如“意见”坦承,政务公开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形式轻内容,公开内容不全面、程序不规范,不能妥善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法规要求“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但实践中往往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必须认真纠正,依法问责。 在当代,“主权在民”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政府应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令人遗憾的是,某些部门被公众称为“某老大”或“某老虎”,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是谦恭的,而是傲慢的;不是亲切的,而是苛峻的;不是公开透明的,而是暗箱操作的。这种不良政声在平时或许只是引起一些抱怨,然而,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会掀起舆论巨浪,政府公信力饱受质疑,社会稳定遭到破坏,令政府孜孜营造的良治形象蒙尘。 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处置过程中偶有瑕疵亦属难免。但是,一再出现的应对不力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行政能力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究其原因,一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提高,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臣民意识渐渐被公民精神取代;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革命,使得信息能够低成本、高速度地传递,新传播方式重塑了公共事件的概念和过程。 公共行政的适应性危机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尚需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改进。政务公开是基本切入点,可视做对服务供给者即政府的基本要求;同时,服务对象即公众一方须有制度化参与,这是推动良治最强大的力量。 有鉴于此,“意见”在信息公开和加强政务服务的公众参与上着墨不少。在谈及“创新政务公开方式方法”时明确指出,“依靠群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畅通政府和群众互动渠道,切实提高政务公开的社会效益。”在谈到决策公开时,指出:“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 还要求“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必经程序加以规范”。这些要求如能够化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具体参与机制,公众参与制度化水平将有效提升,并有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起点。 媒体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公器,有责任、有能力在促进“阳光政府”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历次突发事件中,媒体捕捉新闻、持续跟踪、动员公众、促进沟通的作用无可否认。此次两办“意见”重提新闻监督,正是对媒体角色的肯定。其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已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但是,部分官员“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心态根深蒂固,近日更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的惊人之语。此种官僚惰性不除,加以权力体系内部的形格势禁,“正确引导舆论”极易沦为压制舆论的代名词。为落实“意见”计,各级政府需尊重媒体独立报道的权利,对新闻监督切不可叶公好龙,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后,要为记者多架桥、少断路。 倘若行政体制改革进展滞后,政务公开的推行将十分艰难,这正是两办“意见”将政务公开与加强政务服务相提并论的深意所在。而二者欲相辅相成,又均离不开公众有效参与和新闻媒体监督。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公众有效参与机制、赋予报道广阔空间。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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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 转【财新观察】故宫整改不应在口头

结束口头整改,着力机制再造。故宫方面及有关部门应以公众信任危机为契机,建立起完善、透明、可问责的监管体制  本刊上期封面报道“故宫蒙尘”,在公众中特别是文博界引发强烈反响。事实上,自5月8日故宫发生窃案以来,这处中国最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屡爆丑闻。在舆论不断追问、质疑声中,故宫方面一再声言“整改”,但是,每次宣布“整改”之后,旋即出现新问题。这不能不使公众怀疑故宫管理部门自身的整改能力,担忧这处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所托非人”。 面对质疑,故宫管理部门向公众一再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整改。在5月8日窃案发生后一周,故宫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一份“整改措施”,承认此案“暴露了故宫安全保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表示:“故宫博物院现正组织全院各部门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堵塞漏洞,增强工作责任心,进行全面整改。”在“会所门”发生后,故宫方面表示,“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7月4日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破碎后,故宫方面在8月1日向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报送“事故调查和整改情况的报告”。8月3日,故宫官方网站就这一事件处理结果通告说,“我院将汲取此次事件的沉痛教训,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完善有关制度和措施。”不过,7月29日至8月8日,故宫的官方微博没有发布任何内容。在此期间,媒体新披露了几项故宫文物管理上的失误,舆论对故宫的质疑达到了又一个高潮,故宫方面的“淡定”令人吃惊。 虽然一再声称“全面整改”,公众对其整改内容却知之甚少。其语焉不详的“整改措施”,均将矛头指向下属机构或个人。这反映出,故宫方面将这一系列事件都视做“偶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表示,故宫的管理制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几乎“每一制度的细节都很规范”。问题在于规章制度“没有执行好”。据此,所谓“全面整改”恐怕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至于管理层应承担的责任,顶多是象征性的。这种自专自断、避重就轻的行为方式闪避有效问责,只会为未来的事故埋下伏笔。 应该承认,管理一家如此庞大的博物馆绝非易事,公众对偶尔出现的管理漏洞乃至轻微事故也可以理解。然而,漏洞一个接一个出现,恐怕就不能用“偶然”一词来掩饰,用下级单位没有很好地执行规章制度来搪塞了。故宫方面应当将这些问题视做系统性问题,做总体性反思。 加强内部管理的具体举措固然必不可少,但接二连三出现的管理失误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需下重药才有望祛除。作为一家事业单位,故宫具有这一旧有体制的所有弊端,如“官本位”,效率低下,封闭运行,财务混乱。因此,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和清晰地界定故宫等文博机构的角色。诚如评论者发出的下述追问:故宫是什么?是旅游景点,还是专业文物机构?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以公益为目的?是禁苑森森的“衙门”,还是开门传播文化的现代博物馆?故宫是对公众、对历史负责,还是只对首长负责?恰如本刊在报道中提出,需要厘清公共文化资产的保护和经营之间、公共性与商业化之间的适当边界,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道。 要划定适当的边界,首先要明确故宫作为公共博物馆的定位,围绕这一公共属性构建起强固的外壳。有了这一条,其他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比如,要不要开展商业化开发?博物馆的商业化经营是国际通例,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经营不能影响保护,商业化不能损害公共性。故宫之所以连续出现管理漏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体制无法保障文博机构抵御野蛮的商业化冲击和强势者对其资源的觊觎,它的外壳太弱。 在当前的形势下,同大学等公共文化机构一样,文物机构也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文物被视做无法再生的宝贵资源。管理部门很容易也很方便地采取“开发主义”的态度看待这些资源,管理者的内部人地位使之具有利用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从媒体报道中不难发现,故宫博物院办了很多关联公司,故宫管理方鼓励员工从事创收活动。这些公司和创收活动,常常躲在有效监管之外。在如此浓厚的商业化氛围里,在有关部门和公众监督缺位的情况下,久而久之,管理怎能不出现漏洞呢? 因此,“全面整改”应体现机制再造之意。故宫方面及有关部门应当以近来一系列事件导致的公众信任危机为契机,对故宫的管理体制实施系统性改革,建立起完善、透明、可问责的监管体制。搭建法人治理结构,组建独立的理事会,也应作为博物馆改革的目标不懈推进。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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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 转【财新观察】谨防“高铁大跃进”变种

如果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即使高铁热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  “7·23”高铁追尾事故引发的对高铁发展方式的思考和讨论,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政策层面的降温措施开始执行,专业领域的讨论出现多元化趋势,舆论对高铁的评论渐趋冷静。由此,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高铁大跃进”开始了理性复归。 高铁较快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对快捷交通的需求,其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自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以来,高铁的“跨越式发展”越来越呈现为对规模和速度的盲目追求,在很多方面,十分类似1958年的“大跃进”。从列车制造技术到工程建设,从区域经济空间的整合到地方产业规划,从出行方式的便捷到生活形态的变革,高铁被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座新神像,“突破”缤纷而至,“革命”旋踵即来,高铁兴奋弥漫于整个社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志军主政下的铁路部门为“高铁大跃进”精心制造了一套“修辞学”。在被刘志军高度赞扬的一篇报道中,高铁被描述为“中国梦”的最佳模本,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铁道部原发言人王勇平语)。刘本人则是这样描述中国高铁成就的:“我国高铁丰富和发展了世界高铁理论与实践,把世界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把世界高铁运行品质提升到新的水平,为世界高铁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技术领域。目前,我国高铁技术创新正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引领世界高铁发展新潮流。”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们对这套语言或许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铁修辞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速度不断刷新、本土创新、世界第一、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羡慕。这些关键词糅合起来,将高铁塑造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崛起的代表性事件。本是一种交通工具的高铁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符号,基于便捷出行需求的高铁幻化成显示民族自信心的工具。 “高铁修辞学”向社会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铁道部门围绕高铁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二是对高铁的质疑有可能变得政治上不正确。在这种不良氛围里,严肃的专业问题无法得到耐心、细致、科学的研究。例如,高铁一再提速,但速度的经济合理性则很少被提及。世界高铁发展经验显示,超过一定速度将导致车辆制造、路基、运营和乘坐成本大大增加。过高的速度使安全性下降,本是常识,而支持高铁的专家的结论却是:不同时速下的列车,其脱轨系数都要小于0.8,中国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脱轨系数小于0.1,远远低于限度标准,中国高铁更安全。对此,一位铁道部前副总工程师对财新记者说:“这并不说明高速安全,只能说明我们原来用的数学模型在这么高的速度下不符合实际。”但这种质疑不被重视,相反,“违反科研规律的行动计划”还是获得通过,更“令人振奋”的跨越目标不断被提出。技术这一高度专业化、累积性的领域在“技术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无法得到自由研究。 透过这一套修辞,我们看到,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批评的那种发展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铁道部是政企合一的体制,它对整个行业形成垄断,它拥有众多企业,它还曾拥有自成体系的公、检、法(目前尚在改制之中)。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之时,“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但是,这位部长很少谈及转变发展方式,相反,在其任内进一步强化了政企合一的体制,将垄断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其体制优势:“中国铁路运输市场,任何一个车,任何一个配件,都不能分割。”这种抵制竞争,强化统制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虚假繁荣和泡沫,在路内公司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大量民间企业被排斥出局;在权力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 “7·23”事故之后,高铁热开始降温。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支撑“高铁大跃进”的体制实施改革,不改变其政企合一的威权发展模式,过一段时间,高铁热或许会再次出现。铁道部门的改革已经不可再拖延了。 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代表,“高铁大跃进”暴露的弊端应当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在其他领域,这种旧的发展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0多年,最近十年来更是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取向,但是,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旧体制的基础仍然深厚。即使高铁热最终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因此,全社会应当形成广泛共识,汲取高铁热的教训,谨防高铁式热病再次出现。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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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8.29)——万税,万税,万万税

1 、武汉对婚前房产证加名按“赠与行为”对待,按加名方取得房产份额征收 4% 契税。如果市民婚前购买的房子现值 100 万元,要加上妻子的名字,双方约定各享有 50% 权益,妻子获得 50 万元,按照这 50 万元的 4% 征税,需要缴纳 2 万元。 2 、网友曝,内蒙古公益事业联合会红头文件:为了满足广大残疾人与公益事业志愿者中的文艺爱好者,特别向张学友演唱会主办方发申请索要 270 张门票 ( 大约 20 万 ) 。公益事业联合会的负责人表示拿到票后会把 70% 的门票留给残疾人。 3 、日前,河北省盐山县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明文设立了县长特别奖,并承诺为获奖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或者获奖个人的子女在事业单位安排工作。有网友认为“萝卜招聘”走后门变成了走前门。 4 、滁州醉翁亭因 900 多年前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而名动天下, 900 多年后滁州市政府将引资 15 亿打造“东方醉城”,据悉醉城仅是景区筹划项目之一,在建的度假中心更包含了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尔夫球项目。 5 、今年 10 月 10 日为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从即日起至 10 月 10 日 ,武汉市 2 万民警要全力以赴为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活动创造平安环境”,特警将携枪巡街,全市开展大清查、大破案、大防控三大战役。 6 、河北张家口尚义县客车和半挂货车追尾事故车祸人数已增至 18 人,初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准载 17 人的客车居然实载 34 人;肇事司机 B2 驾照,不允许驾驶 17 座以上车辆;雾天司机未保持安全车速;停靠路边的半挂车未开报警闪光提示。 7 、据悉,新个税法将自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纳税人 8 月收到单位发放的月饼或月饼券,将按旧标准 2000 元 / 月的减除费用标准来计征个税。 9 月收到的月饼或是月饼券,则将按 3500 元 / 月的减除费用标准来计征个税。 8 、新加坡 27 日开始总统选举投票。共有 4 名候选人角逐这次 18 年来首次有竞争对手的总统选举。 28 日,前政府部长、副总理、华侨银行主席陈庆炎,当选新加坡总统。 9 、截至 8 月 28 日 ,已有 12 家上市银行公布了 2011 年上半年业绩。 12 家银行上半年共实现净利润 4244.47 亿元,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就有 2057.43 亿元,占净利润近半。 12 家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普遍增幅在 40% 以上,其中华夏银行高达 90.40% ,位居首位。 10 、 8 月 29 日 上午,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突发火灾。起火点是位于甘井子区的一个储油罐,内有 800 吨柴油。据悉,中石油一年内,仅在大连就发生四起火灾事故,说明该公司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存在诸多隐患。 11 、台湾新竹一名脑死患者由家属决定,捐出的心、肺、肝及肾脏等器官,让五名病患者受惠,但在完成手术后医院才发现,捐赠器官的脑死患者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导致五名病人都受到感染艾滋病毒的高风险威胁,有 47 名医护人员也存在感染艾滋风险。 12 、原本为了增加安全系数的手机动态密码,如今却成了广发网银最大的漏洞。近段时间,广发信用卡盗刷事件频发,作案者手段几乎一致:在受害者网银中修改手机号码,利用新号码接受动态密码,从而完成盗刷支付。 13 、为纾缓通胀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压力,澳门特区政府制订了《二零一一年度现金补助》行政法规草案,向居民发放一次性现金补助。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分别可获得澳门币 3000 元和澳门币 1800 元,此次补助总开支超过 17.8 亿元。 14 、据英媒报道,正在首都与卡扎菲余部作战的利比亚反对派 26 日晚在的黎波里南部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人体屠宰场”。卡扎菲幼子领导的 32 旅撤退前在一个仓库中杀死了上百名囚犯,并将仓库付之一炬。事隔两日,被烧焦的尸骨仍留有余温。 15 、为了响应全国节能用电的号召,日本一家企业要求 2700 名员工统一剪成短发,男生留寸头,女生则剪“可爱包包头”,以节约吹风机用电。 16 、在解读目前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情况时,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称,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为了战胜 2008 年金融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现在也不是处于通货膨胀历史最高水平。 1994 年我国通胀水平到了 24.1% , 1998 年通胀水平也达到了 18.8% ,都要比现在高得多。 17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恐怖组织卡伊达二号人物拉曼,已在巴基斯坦被击毙。这是继奥萨马被猎杀后,该组织又一次遭沉重打击,美国相信挫败卡伊达指日可待。 18 、傅一河《活着,越来越没有人样?》:有人说只要把心态放平,世上所有的不公都摆平了,活得好与活得不好,都是一个样。我不苟同。有权有势的人与缺衣少食的人不一样 ; 贫困交加的民众与肥得流油的政府不一样 ; 在民主制度下享受有公民权利、有人的尊严的生活与在不民主的制度中苟且活命不一样。 19 、丁咚《金正日脚踩两只船》:但是,金正日却把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这么重要、中国也最在乎的承诺,给了俄罗斯——众所周知,全世界都把中国看作朝鲜问题最重要的斡旋者,背负了强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的确为此不遗余力。这么看来,俄罗斯真是有天大的面子,反过来也凸显出中国的“ 2 ” 。 20 、郎遥远《“世华会”主席卢俊卿的红与黑》:他出生在中国,一个对权力无限膜拜的国度,一个有规则而又无规则的国度,权力给了他幻觉,更给无数拥趸幻觉。他奇迹般地成功了,又戏剧性地跌倒了。他的奇迹,生长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国度 ; 他的戏剧,落幕在 21 世纪的中国,人们不再是傻瓜和瘪三,正成为有自由意志的公民,媒体也不只是鹦鹉学舌,而有一双犀利的眼睛。 21 、梁发芾:一些大型垄断国企,燃气公司给自己职工免费供气,电力公司给自己职工免费供电,这样的福利或所得,比月饼要多得多,税务机关为什么不去征税呢?现在,千方百计要征收的月饼税,其实主要是针对普通企业的白领,它并不会向行政和事业单位职工征收。这样区别对待的歧视政策,违背了执政者必须平等对待每个人的伦理义务,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谴责,完全是咎由自取。 22 、胡舒立《卡扎菲的教训》:一个革命型的领导人陷于今日之末路,值得深思。卡扎菲是否必定有如此结局呢?从 20 世纪的历史来看,他实际上有机会实现从超凡魅力型权威向着制度权威的转变。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还是有机会的,事实上他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建基于他多年打造的那一套体制,向制度权威或现代国家体制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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