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注：本文是一个朋友写的，转贴下。挽救吴英，挽救法治中国。 挽救吴英，挽救中国法治   1 月 18 日 ，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以往引起广泛关注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不同，这一次公众与新闻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对吴英寄予同情，认为不应对其判处死刑。司法机关的裁判是否失当？媒体应否对司法施加影响？司法是否应独立于民意？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 按照司法机关的惯常思维，对吴英判处死刑似乎并无不妥： 其一、吴英的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达 3.8 亿元。最高法院于 2009 年 5 月公布的斯茶仙集资诈骗案、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两被告人的集资诈骗数额分别为 1.42 亿元、 1.28 亿元，均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并已执行。吴英的集资诈骗数额远远超过上述两案，对其判处死刑，符合相同情形相同处理的司法原则。 其二、吴英集资诈骗的直接受害人虽然仅 11 人，但该 11 人向社会上更多的人员集资，其中 4 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 120 多人，吴英明知上述 11 人的资金系向社会公众募集，仍向其吸收资金，其行为造成众多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而且，吴英在案发前行为高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拒不认罪，质疑司法机关办案不公，引起媒体炒作和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攻击。其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其三、近年来，在我国的部分地区，非法集资现象有逾演逾烈的趋势，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冲击了实体经济，造成企业破产、老板跑路，引发了众多债权人催债、职工讨薪，有的地方还出现暴力讨债、被害人因倾家荡产而自杀等极端事件，给社会维稳带来巨大压力，应当以重典遏制非法集资蔓延的势头。 然而，此案二审宣判后，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恐怕是司法机关始料未及的。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主要有： 一、一些贪官犯罪数额比吴英大得多，仍能免于一死；赖昌星的走私罪行也比吴英的行为危害严重得多，而刑法已取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死刑。对吴英判处死刑有失公平。 二、吴英并未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仅仅是向 11 名特定人员借高利贷经商办企业，因亏损造成资金无力返还，不应将此类民事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三、吴英的非法集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是其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无法认定其有诈骗故意，不应以集资诈骗罪定罪。 四、吴英的集资诈骗罪虽能成立，但被害人贪图高利出借资金，有明显过错；吴英的诈骗行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巨额财产损失，但侵害对象有限，尚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其判处死刑有违刑法规定。 五、吴英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应认定为立功，并给予从轻处罚。 六、非法集资现象蔓延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民间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引导与监管不力等多方面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管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使民间借贷阳光化。在管理制度上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吴英式的案件还会不断地涌现，按照司法机关目前的裁判标准，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被判处死刑。严刑竣罚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七、经济犯罪不同于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对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犯罪判处死刑，与“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念相符，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对侵犯财产权利的经济犯罪判处死刑，将生命权置于财产权之下，是对生命的漠视，有违刑罚的正义性。对经济犯罪不应判处死刑。 八、死刑是残酷的、非人道的，因而应当彻底废除死刑。 尽管上述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观点不乏片面之处，甚至有“杀人灭口”、“枉法裁判”的偏激之辞。但是，面对汹涌的民意，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却是我们的执政党、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必须正视的问题。 首先需要辨别，网络上的民意是不是真正的民意？ 有的官员对于网络上的批评意见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感，他们也许怀疑这些意见是不是受到当事人亲属的怂恿、指使，是不是少数别人用心的人或境外敌对势力在混淆视听、恶意炒作。 对此，只要具有正常理性的人稍作观察、分析，不难作出判断：在新浪、腾迅、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上，对吴英案的评论达数万条；凤凰网还开展了网上民意调查，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 有 64 万多人参与投票。为吴英奔走呼吁的亲属主要是其父亲吴永正，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农民，显然不可能组织大量的网络“水军”在网上发贴、评论。在微博上，吴英案也是网民们在该案二审宣判后讨论的热点话题，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 新浪网共有 28 万余条相关微博，腾迅网共有 32 万余条相关微博。发表意见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不仅有大量的草根平民，还有众多知名人士，如法学专家徐昕、何兵、谢佑平、范忠信、章剑生、经济学家茅于拭、许小年、郎咸平、叶檀、企业家任志强、潘石屹、媒体人胡锡进、著名律师陈有西、斯伟江等等。很难想象，这些人都是受到他人挑唆、指使而与司法机关唱“对台戏”。 如果有关部门还是对网络意见不放心，也可以深入民间，到街头巷尾作些访问、调查，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相信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民意。 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民意需不需要尊重？ 诚然，在有的时候，民意具有偏激、非理性乃至落后保守的一面，例如，仇富仇官、同态复仇、宗法观念、等级特权意识等在当今中国社会都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司法需要保持必要的独立性，不能为民意、舆论所左右，立法、政府决策也不能完全迁就、屈从于民意。但是，不考虑、不重视民意则完全是错误的。面对民意，执政者需要考虑，这种民意是否合乎理性，是否体现社会进步潮流和发展趋势。对于宗法观念等陈旧、落后的民意，要通过舆论引导、宣传教育使其逐步消亡；对于杀人偿命等虽不先进但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民意，要给予必要的尊重并加以规范、限制；对于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符合普世价值理念的民意，则应给予积极的回应与肯定。 事实上，我们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也一直是这么要求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呼声、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最高法院提出，判不判死刑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在死刑案件复核过程中要深入案发地，听取各方意见和社会反映，这些都是重视民意的体现。闭目塞听、罔顾民意的司法判决不能为民众所接受，不能满足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社会公众对吴英案提出的慎用死刑、保障人权的呼声，顺应了司法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理应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近年来，执政党、最高司法机关一直强调少杀慎杀、限制和严格控制死刑，但是，在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担忧遭到民意抵制，致使慎用死刑的政策难以得到充分贯彻落实。吴英案二审宣判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表明，在对经济犯罪慎用死刑问题上，民众的观念已经走在许多司法官员的前面，司法机关又有什么可顾虑，有什么理由不顺应民意，对经济犯罪滥用死刑呢？ 第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吴英式的案件是不是应当判处死刑？ 受掌握的信息资料所限，本文不打算对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展开讨论，只想就刑法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标准作一分析。 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果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那么吴英集资诈骗行为无疑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但是，数额特别巨大并非判处死刑的充分条件，只有“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才可以依法选择判处死刑。法院的裁判文书也确实认定了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但是，这一认定的依据何在？ 是不是“数额特别巨大”就可以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显然不是。否则，法条无须将“数额特别巨大”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并列，作为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的两个必备条件。是不是因为吴英造成了众多被害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认定其“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如果是这样，司法机关应当对此进行调查核实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还应当通知被害人出庭作证。只有众多被害人出庭陈述，以其亲身经历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灾难，法官才能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众多被害人严重损失，社会公众也才有可能相信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是有理由的。尽管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应当通知被害人、证人出庭，但是，既使是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也基本没有得到落实，从相关媒体报道看，吴英案的一审、二审庭审也无一被害人、证人出庭。事实上，也没有听到任何被害人公开宣称，他们因为遭受吴英诈骗而生活陷入困顿，据媒体反映，有的被害人还是公务员、有的是高利放贷者，他们对被骗情况讳莫如深。法院的裁判文书也没有对认定吴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依据和理由作出具体的阐述。据了解，司法机关对“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认定并没有任何标准，法院的裁判过程通常是先确定结果，再寻找裁判的法律依据，只要对集资诈骗的被告人适用死刑，就在裁判文书中认定被告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种因果颠倒的裁判完全违背了正常逻辑，让人怀疑司法的真诚。 严格地说，使众多被害人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仍不足以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个人、数个人乃至成百上千的人都不足以称为人民，只有一个国家、地区的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称之为“人民”。我们不会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针对人民的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非法向人民吸收存款；也不会认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等犯罪是在利用、领导人民犯罪。刑法中既然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就应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这一术语作出明晰、严格的界定，这种界定应当符合其字面含义，能够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据此，“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应当是指：造成国有财产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整体性的破坏。例如：使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损害或者使某一地区的金融体系遭受严重损害，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或严重减缓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引发地区性经济衰退；引起全国或地区性骚乱或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一般的集资诈骗犯罪显然难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照 1995 年 6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 1979 年刑法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作为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的限制条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减少和严格控制死刑，保证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仅适用于严重侵害国民整体利益的犯罪分子。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对该术语的随意解释，导致了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死刑的滥用，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 最后，还有必要对吴英判处或不判处死刑可能带来的后果作一评估。 目前，司法机关所面临的问题是： 2009 年，最高法院已经核准了两起集资诈骗死刑案件并已执行，还在媒体上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如果对数额比前述案件大得多的吴英案不判处死刑，意味着前面的两起案件都属错判；如果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甚至连许多被判处死缓刑的集资诈骗案件也需要纠正。这无疑会使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损害。 也许有人认为，对斯茶仙、杜益敏等案件核准死刑后，并没有引起申诉、信访，也没有遭到民意的普遍反对，说明对此类案件判处死刑的效果是好的。但是，应当看到，上述案件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社会影响不大，当时的媒体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而吴英案经过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在经历２ 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11 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后，经济界、法律界和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现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对经济犯罪慎用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司法机关很难把舆论控制在它所期望 的范围内，这也正是吴英案二审宣判引起社会普遍反响的原因。可以预见，如果最高法院对吴英案核准死刑，必将引起更多的民意反对。 有的官员相信，媒体炒作不可能持久，还可以通过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手段使公众和媒体消音。诚然，大多数人和吴英案没有利害关系，即使对吴英执行死刑，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也会渐渐将这件事情淡忘。但是，只要司法机关不能对自己的裁判说出充足的理由，公众关于司法机关“杀人灭口”、“枉法裁判”的误解、疑虑就无法消除，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将大打折扣。而且，随着类似的案件不断交付审判，公众的记忆将被不断地重新唤起，相关的话题将被不断地传播、讨论。久而久之，不仅司法权威将荡然无存，而且会使执政党失去民众的信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相较于纠正错案给司法权威带来的损害，拒绝反省、坚持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在法治发展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人因为法制不完备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即使是在一些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也存在错杀和冤狱。我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立法、政府决策和司法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和偏差，是完全正常的；只要我们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持谦卑的态度，听取群众的意见，时时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进行反省，使自己的工作不断改进，群众是会理解和支持的，从长远看，有助于提高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司法机关应当相信，勇于自省、依法纠错才能赢得民心。 除了依法纠错外，司法机关似乎还有必要对其内部体制加以反省。熟悉司法工作的人都知道，法院的办案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从事审判活动都受到其内部权力体系的管理和约束，法官提出的裁判意见是否符合上司的意图，影响到法官的业绩考核和职务晋升。吴英案从立案侦查时起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官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不可能无所了解。但是，在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法官们很难冒着被上司批评的风险充分、独立地发表不同意见。也许，正是这种迎合上司意图和从众的心理，导致了目前审判结果的发生。司法机关应当改进其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得案件审判过程中各种不同意见得以充分的发表。 撰写此文，不是为了挽救一个吴英，而是呼吁挽救中国法治。

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 / 神了旁逸斜出 2012-03-05 21:22 | 阅读(253) | 标签: 反智时代 , 反智主义 , 智障 , 常识与理性 |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近来“反智主义”的话题大行于市。以前我知道北京的言论独行侠薛涌（现在在美国做教授）自称是“反智的书生”，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薛涌的用意是“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只要薛涌不是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者就行了，何况以书生之命反智，则别有深意焉。     “反智主义”一词，起源于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一书而走红。“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此类态度我愿意嗤之以鼻。—引者）。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是来自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美国的建国之父，多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则源于古典的希腊罗马，反智的成分很强。比如，雅典人对知识分子就强烈地不信任，认为老百姓集体的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人智慧。二十多年前这个词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也是个贬义词。余英时先生还写了篇《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传统》，把反智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反智主义”主宰社会固然不好，但一个没有“反智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成问题。有人后来写文章和余先生辩论，说中国历代的专制皇权，实际上非常“主智”，并不“反智”（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有多大的文明智慧，所以严格说，算不得“主智”。—引者）。中国的每一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持的。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太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利益和意见的渠道。说到底，作为全民理性生活的义务，全体国民的“智慧水平”应当具有平衡的地位，智慧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禁区。那么一部分人要用智慧来欺骗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成了愚民，则是专制社会的真正的反智。智慧有不同的范畴，平民有平民的常识智慧，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学问智慧，分工不同而具有共同的理性常识高度，这才是正常社会的健康文明状态。权力和知识联姻垄断智慧与平民大众文化横行社会“反智主义”成为主流，都不是什么好鸟。     最近因为韩寒被方舟子这个一根筋的疯子死揪住不放之故事，引发出了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的长篇论文《韩寒神话与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肖鹰指认韩寒是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代表，把他与文革时代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坐实为一伙，这个论证显然不顾事实且牵强附会，不大合乎一个教授的智慧水平。韩寒纵然是当代中学教育的失败者（中国式教育所包含之智性水平，一向受到本国人民的质疑），但是他的言论文章显然不是“白卷”或者弱智蛮横的叫嚣文字，至少还博得过无数有知性者的欣赏，甚至称为“公共意见的领袖”；韩寒的成功是依靠一篇一篇的文字实绩形成的，并非依靠什么权力的推行而愚民的。至于韩寒文章是否有代笔，很有些后现代游戏娱乐的性质，方舟子本身就是一个偏执狂，一个方舟子就足够了，偏偏又插进一个上纲上线的肖教授。肖鹰不愧是中文系的而且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很善于表现情绪化联想力的“失智”水准，竟能够纠缠不清地洋洋洒洒写下近万字去证明韩寒的弱智与“反智时代”的联系。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反智时代”的代表作，顶级学府的大教授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去做，坐不得自己书斋的冷板凳，却参加到网络是非之地，耗费特大的精神时间，去做妇姑勃谿的造势辩论，他自己就是最反智的先锋。当韩寒的基本事实尚且没有真实证据之前，一个博士出身的大教授却言之凿凿地赶来下结论，那么这个教授本身就是完全违反做学问的基本规则的；道听途说一方胡扯，以不实之词在市场上发表不着调的高论，匆匆忙忙地表态，还习惯性小题大作，以貌似学术的功夫来做失智的事情，这样的夯货居然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我们忽然间就明白，果然真是“反智时代”来临了。     “反智主义”本来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雅士与走卒，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高雅打桥牌，我俗点斗地主；你高端下围棋，我上联众专攻五子棋，大家自娱自乐，互不影响，在各自的地盘里作各自的主。可是肖鹰却舍得一身剐，就穿着教授的西装走到菜市场吵架的中央，开起迂腐的讲座来了。在我看来，“反智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由社会分工去做智慧大事的公共知识分子，放弃了公共知识的责任感，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明星和打手，他们自己彻底颠覆了“智慧”的精神，是为真正的“反智主义”。韩寒本来就是时尚文化的明星，他的文章作者之真伪本来就是无厘头的话题，只要这些文章为大众喜欢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那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方舟子无事生非，把不恰当的考据和严格理性追究的功夫用在完全不切题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智慧”用错了地方。肖鹰再赶来趁热闹，煞有介事去证明一个青年明星与“反智时代”之关系一类哗众取宠的项目。这方舟子和肖鹰与常言的“脑残”，即“不问是非，只看立场，不看内容，立马表态”的追星一族，根本没有区别。方舟子是留学美国的理科博士，肖鹰是神圣中国文学文化的博士，两个脑残的“当代智者”去跟大众文化言论明星韩寒纠缠，你说反智还是益智？     何谓“智慧”？如果说“反智时代”，那么一定是人类普世价值内涵的智慧和历史上积累的理性受到了蔑视和抵制。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具有两种——实用智慧（亦即“审慎”）及推测或哲学智慧，今天，“智慧”一词在我们的眼中仍然具有道德及知性的双重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方舟子和肖鹰两大博士高手就属于反智的代表。因为第一，方舟子和肖鹰要封杀韩寒的目的非常奇怪，正如一位先生指出的：方先生选择“打假”的对象，以前就遭人质疑。此次PK，方先生的诚信和目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不少的人怀疑此次方先生不是为了“打假”，而是为了“打倒”。其目的是要将韩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人造韩寒”垫脚（使自己更高大）。你将韩寒往死里打的时候靠的可都只是“逻辑推理”呀！“代笔”造假，那一定是必须有“枪手”存在的呀！您为什么不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找出“证据”呢？找不到，或者不屑于找“证据”，就要人们相信一件事物的存在，是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科学的理性的严肃的态度吗？第二，方、肖二人“有意识选择性动作”与“反智”甚有关系：打倒韩寒与对权势的沉默是相反相成的，霸道的权势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质疑，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方、肖三缄其口，不干；但是却对勇敢冲锋在前的韩寒下套子，需要施展智慧的地方不智，却对增长世界的知性滥智，至少这就是最地道的“反智”打手。所以，我们宁愿相信：真正“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挂羊头买狗肉的方舟子博士和肖鹰教授。     我认为“反智时代”比较完整的构成因素应该包含以下几条：1，真正需要知性智慧追究的大事和思想，有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敢也不愿意去做，而他们都屁颠屁颠地客串成了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打手；2，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则成了公共思想意见的领袖；3，凡是有公权力的大鳄，都一定充当一国之“大学士”，换言之，一国之文化思想的主旋律，是由这些宣传家博导来主导的；4，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公共舆论例如网络之界域，就会由许多情绪化的愤怒青年甚至暴民哄抬成妇姑勃谿的吵架阵地，而更大多数的信息参与者，都沉醉于一地鸡毛的无厘头微博轻薄细节上，例如某明星的硅胶腐烂穿帮了，某小三暗度陈仓之相好之小三与前小三的养主有路等等；5，最后，由于所有人都热衷于狂欢化的戏剧性场面，所以导致整个时代民族智力精神创造力的解构和消耗。于是，“反智时代”成功地诞生了！无庸讳言的，我们都成了“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了。     除了方、肖一类反智的博士教授都成了私家侦探或者无聊论坛的大师之外，还有像北大的孔庆东作为“反智时代”的智障英雄，非常典型，他冲出网络视频的前台怒骂南方报系为汉奸报系、斥责香港人都是狗，被人称为“三妈教授”，“舆论打手”。孔庆东粗鲁下作如泼妇骂街一般的恶毒下流，污言秽语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其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称为“智障人物”不会过分。考虑到普通一个大学教授也会珍惜自己的智者名誉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质疑：孔庆东挂着北大教授的名号而肆无忌惮有如疯狗，且常常出言极端，全盘否定，不讲事实逻辑，绝无一个学者受过智慧训练的修养，则肯定是一个在道德和知性方面丧失常识理性的智障。方、肖、孔都是时髦知识界有资格的“智者”，这个时代的智者之通胀率极高，就像去年津巴布韦的币值一样，8亿元津币只可以买一杯咖啡。而另一方面呢，重庆警长王立军同志，一身而兼任数个博导、教授、研究员名号，所涉及的专业依次是：政法、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担任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现场心理研究所主任，东北财经大学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博士生导师。查验王立军警长的教育背景，是中专自学考试参加者，在职公安大专学习一年，在职研究生学习一年。王立军肯定不是智障人士，而我们肯定是脑残者，因为他以天才之力，远超比尔•盖茨的地位。教育背景当然不能够决定成就，但是领导干部百忙之下而仍然能够在各个学术领域作为领军人物，这样的冠名至少是在侮辱我们的常识，两种结论非此即彼：不是王立军警长属于“伪军”，就是我们都是“反智时代”的智障人士。当然，中国的事情总是会有惊艳的“中国特色”的，中式“反智主义”和美式“反智主义”不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美式反智是平民以常识知性对抗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中式反智则是专家学者北大校长为王立军等保驾护航而全心全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讨伐自由青年韩寒。     最近薛涌再度贴出《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一文，特别强调“反智主义”的平民世俗对抗“知识暴君”的合理性，呼吁给予尚未成熟的网络民主以充分的理解、宽容和耐心。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薛涌的观点是政治正确的。但是事情还需要回到原始出发点：你要看究竟反的是什么“智”。假如反对的是“知识暴君”和空洞八股的假道学之智，则善莫大焉，否则袭击真正的常识、自由和普世价值之智，则是文明之损。考虑到中国特色，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式反智主义”的岐途：1，“知识暴君”为政治正确忠诚服务，主宰了“反智时代”的主旋律，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写道：“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样的“智者”显然是用很专业的操作来给我们制造总确定感的“智障”。2，我们成功地教育出一代一代有确定感的政治正确的接班人和技术工具理性的操盘手，所以，当他们遭遇到“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就会在网络舆论上施之以暴力手段，他们是网络“反智主义”的“自觉维护政权”的草根主体。3，中国式教育最严重缺乏的其实是知性最重要的前提—追究基本事实真相和严格遵守事实、常识的逻辑，不以空洞吓人的大概念打击对手，习惯于在民主、公平和自由探讨的基础上与不同意见者交流，“理性的反智主义”只是反对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和借助这类知识优势打压他人，但是中国式的“反智主义”或曰“病态的反智主义”常常会用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方式对正常的事实探究和理性来反智，现在在网络上这种状态方兴未艾。这种不讲逻辑的现象在被认为可能思想水准比较高的网络上到处都是，显示了中国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网民整体上的愚蠢和自以为是。之所以说愚蠢，是多数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言论都明显的缺乏起码的逻辑，多是凭着一股子情绪在发言。网上不缺正义，不缺情绪，缺的是基本事实、常识逻辑和正常的思维。正如何适之所指出的：韩寒的“韩三篇”一出，就被混球时报以及一批国内左派人士热捧，则让一些人认定韩寒已升级为“高级五毛”；十年来在媒体的正面塑造和“庸众” 的狂吹胡捧之下，韩寒的确有帮子教徒级的粉丝，而同样的，作为事物的两极，自然也有很多非常讨厌他的人， 这批人抱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使出文革式的简练、愤怒、凶狠的标语口号要“打倒韩寒，打倒韩仁均”。——由此观之，政治智障了我们，我们便发泄和娱乐政治。真的是把我们很需要的真正的政治和智慧都解构掉了。     总而言之，如果真要把这个时代称为“反智时代”的话，那我们真的需要辨别清楚这是否是一个公民可以运用常识和事实知性来反对“知识暴君”的状态——果如是，我们应当欢迎这个理性平和的民主时代。可惜我们遭遇的总是被喂食“白果”而已。在中国应当慎提“反智”，反智的结果之一肯定是流氓无产阶级习性的发扬光大，“暴力传统”生命力强大得很哪！如果网络文化正在得到合法合理发展的话，我当然乐意相信网民们正在天天向上。然而我最警惕的还是永远存在着一种给我们设置“智障”的主旋律。我们应当警惕自己是否已经浑然不觉地堕为一个“反智时代”的智障者。智障者，就是正常知性思维的思路堵塞了，我们的智慧被彻底解构了，被误导进入一条不追究事实真相和不遵守常识、逻辑的岐途了，找不到清晰推理和明智判断的方法习惯了。那么一定是我们的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已经被某些东西毒化了。是什么使我们丧失了常识和理性呢？愿所有人反思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云之：倒韩运动中出了许多滥文，也有不少不错的文章，感觉这篇是最好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