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继香港人有2.5万人上街游行为李旺阳申冤后，日前李旺阳头七晚上又有一千多人举行烛光悼念，据悉这连串事件已触动中央的神经，深恐胡锦涛7.1访港时，成为港人大游行的众矢之的，从而拟定维稳大计，一切只为胡锦涛“和谐”访港的目的。 目的是维稳的缓兵之计包括：中联办副主任李刚14日首次以官方身份开腔评论李旺阳事件，他说：「我们已经注意到香港社会、香港媒体和有关人士对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关注。今天我们把社会的这种关注即时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反映。据我了解，湖南公安机关已经组成了有经验的刑侦专家，对事件作进一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将会即时公开向社会发布。」 代表中央的李刚讲了话，其他一众建制派人士纷纷鹦鹉学舌，连多日来闭口不谈李旺阳的候任特首梁振英，14日傍晚在一个论坛之后，主动走近记者区，声称他已收到内地有关方面知会，湖南省公安厅决定委派刑侦专家调查李旺阳死因，并尽快公布结果，内容与约两小时前中通社发出的新闻稿几乎一样。 任期只有16日的特首曾荫权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再次讲到李旺阳事件，他认为李旺阳案「有疑点」，又称已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见。 香港其他人大政协亦跟紧中央面色行事，起初拒就李旺阳案去信中央，后来又改变主意的人大代表叶国谦14日说，展开调查有助提升事件透明度和找出真相，他不评论此举是否为平息民愤。 另一港区人大刘健仪觉得「有调查好过没调查」，相信港区人大上书有助促成这次调查，她建议中央派人监察，确保调查有公信力。身兼基本法委员会的人大代表谭惠珠，14日出席公开场合后主动向传媒表示，北京当局已收到部份人大及政协关注李旺阳事件的信，她对当局回应事件感到开心。 身兼人大代表的候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椒芬也打破沉默，表示希望李旺阳的死因早日水落石出，又谓新政府也应该关注事件，并为梁振英护航，指他虽然没有公开评论，但「内心也有想法」。 早前曾以「走后门」逃避传媒追访有关李旺阳事件的人大常委范徐丽泰14日也主动开腔，称周日已去信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建国，促中央查出失职官员和公开交代。她说：「官员对人民生命不够重视、对人民权利不够尊重，对于要向人民负责的概念不够深入，希望经过呢次事件，提升这几方面依法处事的能力。」 但在此同时，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和丈夫赵宝珠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李旺阳生前好友仍被当局监视生活。 对建制派这番惺惺作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明不会就此罢休，他还质疑所谓调查只是中央的缓兵之计，旨在为7.1游行消音，「皇帝（胡锦涛）出巡，怕有人告御状，在他面前请愿，所以才做少少事情，希望香港人7.1不要上街」。他还丢了一句狠话：「我们从胡锦涛到香港开始，就会好好的招呼他。」  

香港 – 引起中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湖南邵阳八九民运领袖李旺阳死亡案出现转折，湖南省公安厅表示，已组织刑侦专家调查其死亡原因。有媒体说，这显示湖南当局不再相信李旺阳是自杀。但也有评论认为，这是要在胡锦涛七一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纪念典礼之前缓和抗议浪潮，胡锦涛离开香港后，湖南当局会维持原来的说法。 有官方背景的，和中新社有关系的香港中通社6月14日引述湖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的话说：“湖南省公安机关注意到境外有关媒体和人士对邵阳市大祥区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关注，除委托省外权威法医鉴定机构进行尸检外，已组织有经验的刑侦专家对此作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大案将翻？罪责谁担？* 英文的南华早报派往湖南邵阳的记者说，这显示，当局不再认为李旺阳是自杀或者死于事故。邵阳公安局长李晓葵告诉朋友们，这个案子很复杂，他没有下令杀人。但他担心他会成为替罪羊。 香港明报引用熟悉中国法律者的话说，组织刑侦专家调查，意味着对李旺阳的死因还没有结论，不能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 帮助李旺阳家人的广州律师唐荆陵对香港有线电视表示，官方的回应表明中央政府没有预设立场，而认为值得调查，这毕竟比完全置之不理进步了一些。 *为时过晚？无力回天？* 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李旺阳的遗体已经在6月9日被当局强行火化，还怎么验尸？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调查不抱期望，认为难有结果。香港民运团体支联会的主席李卓人也对这次调查缺乏信心，认为它会受政治因素影响。 南华早报刊登的漫画上，一名官员双手指向装有李旺阳骨灰的坛子说：“为了透明，我们欢迎外部专家来检查李先生的遗体上有没有施暴的迹象。” 邵阳地方当局曾说李旺阳是自杀，后来，邵阳大祥区宣传部向香港传媒发的新闻稿退了一步，称李旺阳是意外死亡。香港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指出，李旺阳“死因可疑，处处透着‘被自杀’的迹象，反差太大，难免群情汹涌。” *为胡锦涛香港行保驾护航？* 苹果日报专栏作家李平写道：“如果民间、媒体自此静待北京回应，不再穷追猛打、不再施加压力，恐怕7.1一过，北京给海外的答案只会是早前邵阳市的声明翻版。”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人们预期中国主席胡锦涛会到香港参加庆典。但李旺阳的神秘死亡使香港民情激愤，不利于胡锦涛来访。所以有人怀疑胡锦涛是否能成行。而在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宋湘燕证实胡锦涛将访问香港。 明报发表李先知的评论说，如果中央不出手拨乱反正，那么参加七一大游行的人数可能远高于10万，“李旺阳之死得到刑侦调查，是胡总访港加上七一效应所致。” *湖南自查还是中央调查？* 时事评论员李平写道，北京急于舒缓胡锦涛访港面临的示威压力，但“李旺阳案继续由湖南当地公安调查，怎能令人信服？”“当局如有诚意，应先追究地方官员、警务人员毁尸灭迹的责任。”李平要求当局恢复李旺阳亲友的自由，并且由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派出专案组，还要让独立人士参与调查。 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发表给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的公开信说，李旺阳死得不明不白，事关中国人权、法治及国际形象。企业家刘梦熊呼吁最高法院派出调查组，查清有否有执法人员以维稳压维权将李虐杀。 6月15日，湖南公安厅主办的湘警网上查不到任何有关李旺阳的说法，而《市州警讯》的第一条是《邵阳:邵阳县警方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势态已很明显。除周期性因素之外，这种增速下滑也有长期性、结构性的因素。 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问题，一旦高速度无法维持，社会不满与躁动将会大规模显露。此时，政府治理制度的改革路径需要提前设计，以维系社会、经济的繁荣安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特定国情情况下，如何改革政府治理结构，以达成执政党领导下的长治久安。 　　不管是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还是前段时间热议的“改革顶层设计”，都反映出执政党寻求改善政府治理结构的热切期望。的确，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显著成长，而在中国国力远超历史任何时期的同时，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却也积累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改革之势在必行已经成为执政党内外共识。但对于应该如何抉择未来道路，朝野上下却远谈不上达成一致。 　　许多学者对目前中国治理机制做过透彻分析，称之为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分权式威权政府等等。其特点是中央政府在人事权上集权，而地方政府则得到经济事务方面极大程度的自治权。这一体制的首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缺乏法理与财政方面的约束。各地方政府为追逐GDP快速增长，逐渐走上威权主义道路，追求尽可能大地抽取社会资源，不断扩张政府边界，谋求政府主导之下的巨量投资，以此拉动各项地方经济指标。 　　为达目的，地方政府不惜逾越界限，各地因民众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的群体事件呈逐年上升态势；民间经济权利得不到切实保护，中小企业经济活力与投资能力萎缩；腐败层出不穷，范围和深度都不断恶化；债务负担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债务按照三年翻番的速度上升，政府总负债至2010年已经上升至占GDP的74%。温总理数度痛陈：“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不可持续”，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与地方政府权力不受约束息息相关；各项重要经济制度改革如要推进，也都以地方政府受到约束为前提条件。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以下三者缺一不可：提供一个国民经济可以健康成长的环境；维持弱势阶层的基本尊严与生存线；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处理国民之间，以及国民与政府之间的纷争。在单一制体制中，如果政府雄踞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之上，其权力不受司法限制，则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纷争一定难以得到公正处理，权利必遭侵犯，长此以往，社会不满将如火山岩浆般累积。因此，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理约束具有根基性重要性。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单靠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人事任命不足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在当前中国语境中，首先应该考虑强化司法独立。基本思路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坚持党对司法的最高领导，最高法院服从中央政府领导；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分阶段、有步骤地确立独立于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各级法院在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都只受上级法院约束，日常司法运作则独立完成。检察院系统仍旧由地方党委与政府领导，但回归公诉人角色，在法院面前其司法地位与其他民事行为人平等。由于最高法院仍旧服从党的领导，这一改革无损党的领导，而可以从司法角度增加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既然是在统一的中国，不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司法系统由中央政府直管，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地方政府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一样，在法律意义上是平等实体，都必须接受同一个法律体系的制裁与约束。唯此，方可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政府与公民都在法律的约束之下。 　　除了法理之外，还应该从财政角度约束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首先需要考虑的一步，是重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全球其他各国，权力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是大趋势，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的天然信息优势、激励机制优势。这一趋势与民主化趋势是合拍的。但在中国语境中，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算进转移支付的影响，中央财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仅有15%左右，中央政府公务员占全体公务员6%左右，都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状况。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政府创设了与国税、地税两套平行的征税体系，证明了中央政府直管地方机构的必要性。除了外交、国防之外，其他一些职能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例如，跨流域大江大河治理、食品安全、跨地区经济纠纷、社会保险、统计、教育、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等。 　　在减小了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之后，应考虑将地方债务展期予以分期分批的债券化，并规定政府借款来源遵循一定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以银行贷款为主要形式，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强大影响力，地方金融机构难以抗衡地方政府的融资要求。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债券并允许债券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则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度将被迫大为提高，其风险与价值可以透过二级市场不断的交易而得到动态评估，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将被迫付出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空间不断缩水的代价。 　　为此，从法律层面，需要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鉴于地方政府负债巨大已是既成事实，承认此事实并不会减轻地方政府的责任，反而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承担其债务责任。 　　进一步地，应该迫使借钱给地方政府的银行承担责任。在债务展期过程中无力归还的部分信贷，不应该由中央银行全额买单。只要在资本充足率等各方面做好监管工作，这一举措的潜在金融风险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在法理与财政层面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之后，还需要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本身进行改革，并遵循“决策问责化，执行绩效化，监督民间化，信息公开化”的四化原则。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党政分离式改革已经没有实施可能，应以此为前提构建改革方案。佛山大部制改革中强化党政一体化，看似逆潮流而动，却有可能是探索决策问责化的正确尝试。说到底，选举制国家中执政党也被授权组阁，并担当问责；在中国党政合一也可以理解为（永远的）执政党获授权组织政府并为任期政绩负责。 地方政府执行层面、部门层面则可强化绩效化管理。 　　而更为重要的，恐怕是监督的民间化；民间监督能够最有效地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为此，需要适当放松民间社团管理，允许更多的社会组织合法存在；适当放松媒体管理尺度，允许媒体自由发表意见；地方政府各部门都应公开绩效数据，当地官员升迁应予民间组织评议相关，而不是与GDP数据相关。例如，可以由民间自由经营的市场调查公司收集居民对当政者满意度数据，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根据。人大代表制度也应相应予以改革，以专职化、独立化为核心努力打造具备问政能力的人大代表。自然的，前提是需要尽可能加大政府相关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 　　危机从来都是改革的动力，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减速，希望机会不会被浪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微博：http：//weibo.com/liuhaiying2011）

　　最近，台湾总统马英九继就职演说后再次表示，两岸关系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双方互动应当建立在“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基础之上。 　　早些时候，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也公开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地区”，当时胡锦涛答复，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确认这一事实，符合两岸现行规定，应该是双方都可以做到的。 　　台北当局此时推出“一国两区”，着意以宪法位阶来强调和固化对“一中各表”的不同解读，但也说明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多年来维系双方互信的“九二共识”，多少已经无法适应形势需要；仅仅出于口头表述的这一共识，经常只是作为紧箍咒，来防范两岸逾越红线，擦枪走火，或者作为试剂，来测验台北的反独意向。 　 　两部宪法支撑一个中国架构 　　实际上，支撑目前台海“一国”格局的，是两岸现有的两部宪法。根据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地区；依据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疆域还涵盖大陆和外蒙古。中国的主权因此属于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鉴于两岸分治，无论北京还是台北，都无法完整地行使中国主权。 　　事实上，中国的主权属于两岸共有。台北认为其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实际上承认目前台北无法代表全中国，因为中国领土还包括大陆；同时，对岸也无法代表全中国，因为中国领土还包括台湾。双方只能“互不承认主权”，的确是两岸的政治现状。 　　无论大陆宪法，还是台湾宪法，都明白体现了两岸中国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强烈认同。即便民进党执政时期，也无法公然改宪或废宪。“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是挡在台独分裂势力前面的一堵铜墙铁壁，无法逾越。几十年来，两岸因此能够和平相处，共创繁荣。 　　大凡存在，必有其道理。随着国共内战硝烟弥散，多少恩怨已随风而逝。谋求实现国家统一，固然需得夙思夜寐；“王业不偏安”，但在双方交流已经走上正轨，两岸还需从正面和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一国两宪”的历史现象；“汉贼不两立”的心态，并不符合当前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历史上，秦统一中国后，曾经多次出现几个政权并存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既是在维持分裂状态下地区间的政治均衡，也是在为重新统一，而且往往是更大规模的统一蓄积能量，创造条件；更多的族群和土地，因此被纳入新的中国版图。 　　拨开“毋忘在莒，反攻大陆”的历史迷雾，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对海峡另一边中华民国的客观描述：现在行政中心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是成立于1911年，曾经统治而且代表中国的政权在国共内战后政体的实际延续。1949年播迁后，其辖治范围仅及中国部分领土，即台、澎、金、马，因此仅代表，也仍然代表宝岛2300万中国军民。 　　1949年以来两岸隔海分治，或许是上苍在百忙之中留给中国人的一道试炼，有其善意。六十多年来，台湾因此能够恪守市场经济体制，保存中华文化传统，完成民主宪政建设。大陆改革开放后，台商得以携带资金、技术、管理和资讯，协助对岸同胞实现经济腾飞。 　　两岸正处于统一前的弥合阶段，双边经贸规模迅速扩大。然而，和平统一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漫长进程，需要有效地整合双方的政府资源，尤其进入政治与军事议题的谈判与协调阶段，两岸将无可避免地需要相互承认对方行政部门的资格与功能；目前经过授权的民间机构只能处理一般的事务性议题。 　　“一国两区”还需必要的约束条件 　　实际上，抗战期间中国就存在两个地区，即国民党管辖的国统区和共产党管辖的若干边区；“一国两区”也可说早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治。马英九说，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却是首次使用和平解决争端，这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创举。 　　应当看到，台北的“一国两区”，是“一中”架构下存在两部宪法和两个政府。这一构想固然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但在目前台北秉持“不独，不统，不武”的无为政策，尤其台独分裂势力还有很大活动能量和空间的情形下，简单和贸然地把政治现实法理化，也可能导致将两岸分治固态化，甚至形成“两个中国”。 　　“一国两区”是否可行，从而成为现实，首先需要必要条件，那就是两岸经过长期的全面交流，已经达致高度的政治互信，能够打破历史遗留的框架。其次需要充分条件，那就是双方对实现国家统一，都承担明确和具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并为此制定出中长期的规划，步骤和措施。 　　如果加以上述条件，“一国两区”和“两个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国两区”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对两岸现有政治格局给予客观表述，并为迈向中国最终统一形成过渡性安排。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不是导致国家永久分裂，而是通过构筑平台，来落实从而加快统一进程。 　　从历史进程来看，“一个中国”只是一个框架，处于持续不断地演变和进化，可以是进行式，也可以是未来式，在此期间，其内涵正在，也完全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两岸关系经年累月，错综复杂，本无完美的理论可言。从这层意义上说，台北推出“一国两区”，对两岸关系不乏有着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和意义。 　　从理论上说，“一国两区”和“一国两制”构思并无矛盾之处。“一国两制”侧重从体制层面来说明两岸在“一国”之下能够和平共处，“一国两区”则着重从法制层面来规划双方在”一国“之下如何实际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区”是“一国两制”构思的必要延伸和务实发展，它体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色。 　　“一国两制”的实质，就是在实现中国统一的进程中，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来谋求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求同”即迈向统一，“存异”即允许差异，包括政治及经济制度，行政组织及运作方式的不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其实已经为今天的“一国两区”埋下了伏笔。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的确有着非凡的智慧和前瞻的视野。 　　随着双方经济体制差异的减小，以地区来区分两岸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囿于岛内政治生态，台北的“一国两区”仅限于对政治现实的静态描述，从而缺乏动态规划。北京对于把两岸现状法理化的构想，因此只能犹豫再三，惟恐一步走错，今后跟着步步错。国台办对此采取冷处理，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大概就是出于这层顾虑。  

（博讯编者按：本文为匿名来稿，博讯无法核实） 曾名动一时，被称为中共执政新气象的“胡温新政”在数年之内变调和夭折，外界多认为是由于胡与温政见不同所造成。但来自中南海的最新消息，却透出胡温渐行渐远更重要幕后原因，是被称为“当代魏忠贤”的令计划从中作梗。 据中办一消息人士透露，十六大后，胡锦涛、温家宝两人联手合作，在温家宝建议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步调一致，推出一系列改革新举措，尤其是执政重心偏向民生及社会公正。一时间国内外均持肯定态度，认为开辟了中共执政新气象，标志着中国改革在解决先富问题后，开始向解决社会问题纵深深入。 但好景不长，自十七大后，胡与温渐行渐远，其中的原因，外界从政治、经济及领袖个性等方面进行了很多评论，比如认为是胡保守、温激进所导致的，等等。知情人透露，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并没有那么复杂，而完全是人祸所致。 直接导致胡温新政变调，胡温由合作走向对立的，就是胡锦涛最信任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胡温新政”的一大特点就是亲民，新政推出后，温家宝作为主抓经济社会工作的国务院首脑，无论是走访民间，还是考察经济，出镜的机会自然要多一些。加上温总理又的确比较平易近人，面对民间疾苦时，也更多一些中共官僚少见的人性反映，故此，媒体和社会舆论多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温总理的形象也日渐深入人心，声望也日益高涨。 这引起令计划的不快。因为令不仅负责胡锦涛日常的政务安排，也负责领袖的形象。温总理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胡锦涛，这意味着令作为“化妆师”的工作至少是不太成功的。 该人士说，这方面的确也有温总理的问题。如果温总的亲民脚步能慢一些，能顾忌到别人的看法，尤其是自身形象对胡的冲击，也许令计划的嫉恨就不会那么强烈。但温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尤其是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局面，他总有一种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于是他表现的更加义无返顾，只知道拼命工作，不在意别人的议论。尤其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会全力去做，而不管旁诼。 令计划一开始的反应，是加紧树立胡的形象。但令这个人，伺候胡总有余，帮胡总树立形象却明显力有不逮。而且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于是，他不着急没事，一着急反而露怯。在接连的化妆行动失败之后，竟然学习起了温总理，比如温总跟老农话家常，他也让胡总与老农促膝谈心；温总理写粉笔字，他也让胡总书记写粉笔字。几近到了无招可使，拾人牙慧的地步。 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胡总书记在令计划一个个不得要令的策划下，形象不仅日渐保守，木讷，甚至发呆，而且以领袖之尊，演绎了“邯郸学步”的现代版。国内外的嘲笑不绝于耳。 尤其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温总理的形象上升到最高点后，令计划不反思自己的策划无能，反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向温家宝，认为温总理是有意利用一切机会树立自己的形象。他开始不断地提醒胡锦涛，要小心温家宝，不要上温家宝的“当”。 结果就是，原本比较默契，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相同看法的胡温，在令计划的挑拔下，开始出现问题。原来达成一致的，胡总书记也突然转变了看法，拉开了与温总理的距离。 消息人士透露，在这一点上，不仅国务院的人看得很清楚，连总理的家人也明白这一点。他就曾听同事说，总理的家人由于令计划在中间拆台，致使总理的一些政策方针不能出台，温总很无奈，家人开导温总，不要跟令计划这种“当代魏忠贤”计较。 令计划嫉恨温总理，也许还与另一种传言有关。据说早在“胡温新政”推行期间，温总理以他丰富的阅历，就看出令计划这个人不堪大用，曾委婉提醒胡总书记，用这个人可能会出大事。 果不其然，令因为儿子的事，就没有站稳立场，与周永康合作，严重影响了胡总书记十八大安排的这个大局。 说令能力平庸还是客气的，胡总书记六一与北京小孩子玩“击鼓传花”的安排，就出自令计划之手。这说明令计划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政治判断力很糟糕，连最基本的政治敏感都没有，将一场根本无涉政治的亲民秀，“导演”成憋脚的政治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嘲笑。 消息人士表示，原本这些事情不想对外界透露，但一是这类事，其实中南海内部都清楚；其二是因为对党和国家的担心，连令计划这样除了会伺候人其他能力都非常平庸的人都妄想当常委，而且态势很强，这简直对诺大的中国和号称拥有7000万精英的中共一个最大的讽刺。此人一旦当选，则 “太监主国”的历史将再次上演。 相关日志 2012/06/04 — 多维:周永康“再续传奇”，令计划“躺着中枪” 2012/06/04 — 博訊:北京3·18神秘车祸再度打乱中共十八大布局 2012/06/03 — 明鏡:北京新風暴，直撲令計劃？ 2012/06/03 — 博讯:令公子高速车震死亡牵出令计划、周永康、薄熙来三角政治同盟(这故事越编越离奇了) 2012/06/03 — 博讯:令公子车祸牵出令、周、薄政治同盟：操纵常委初选、高层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