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2012年 5月 30日 今年4月就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中国问题学者国分良成星期三在说，中国政权内部斗争时常影响中国的对日政策，最近发生的权力斗争胜负已见分晓，胡锦涛政权巩固了阵营，习近平有望顺利接班。 *权力斗争左右外交政策* 国分良成星期三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以午餐会形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分析了中国最近发生的政治动荡。他说，中国外交政策时常受到内部权力斗争的左右。 国分良成分析，中国国内对于重视日本路线一直存在争议，06年胡锦涛政权在权力之争中站了上风，不仅转向重视日本的路线，随后两国首脑还就联合开发东海达成共识。 但是他说，党内和军队内部仍然存在反对意见，(2010年)尖阁列岛(中文名：钓鱼岛)事件发生正遇到中国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事件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 习近平时代* 国分良成认为中国内部权力斗争仍在继续，在最近这场涉及薄熙来的斗争中看来胡锦涛一方终于巩固了阵营，但是形势仍然不明朗，或许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以妥协告终。 他认为习近平接班似乎没有疑问，但是未来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他说：“从习近平多次会见日本访华客人行动来看，重视日本路线可望得到继承。” 最近，中国相继取消多个中日外交日程，这被认为是中国不满日本政府允许世界维吾尔会议在日本举行第四届代表大会以及日本国内出现购买中日两国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岛动向。 *针对中国？* 日本防卫大学校初建于1952年，以培养陆海空自卫队干部为目的，目前在校学生有两千多名。 与其他国家的国防大学最大不同之处是，这所学校从建校开始为汲取战争教训，在先后任职的九届校长中6名是来自民间的学者。 前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以研究中国和东亚政治与外交著称，曾经出任日中政府组建的 日方委员，今年4月成为防卫大学校第九任校长，这也是首位中国问题学者出任这一职位。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人事安排显然是针对军事力日益强大的邻国-中国。

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我们有幸接受了两种不同教育，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离开共产党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决定向二位共产党现任和未来的最高领导人发出这封公开信。 一、被完全掩盖的“六四”事件...

核心提示：今天，中国政治似乎来到了十字路口，它不再推行社会主义年月的高度中央集权和自给自足的战略规划结构，但是也还不能对它在21世纪所面临的瞬息万变的跨国威胁制定清晰的政策。 原文： China Turns Its Gaze Outward 发表：2012年4月24日 作者：Iain Mill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总部中南海的长廊里，当年也几乎没人预见到中国会在邓小平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实现综合国力的惊人提升。中国的发展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政绩之一。但是，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转变史并不像是有人说的拥有明确的战略规划指南，而更像是一部”流浪汉小说”（即十六、十七世纪流行于西班牙的以社会底层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译者注）。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被迫乞讨、偷窃和杀人放火；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大起大落；并且数次从逆境中东山再起，最终达到目标。 制度化的缺乏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取向通常是零零散散和派系鲜明的，不管是在意识形态构建还是在实施过程中。今天，中国政治似乎来到了十字路口，它不再推行社会主义年代的中央高度集权和自给自足的战略规划结构，但是也还不能对它在21世纪所面临的瞬息万变的跨国威胁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前的中国决策者天性谨慎，并且仍然信奉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他们对预测过远的未来仍持极端保留的态度。长期战略规划仍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经常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而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外交理论通常充斥着”双赢合作”、”兄弟关系”、”相互尊重”等陈词滥调，人们很少能或根本不能从中分析出中国的立场。此外，这些套话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而且由于中国的主流世界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因此中国”核心利益”以外的世界得不到足够关注。 尽管如此，仍有迹象表明，随着新一代领导人上任，政策规划与执行部门的水平也有所提高。目前，随着现代中国进一步远离毛泽东时代、后1978年的中国人步上共产党的权力阶梯，保守派僵化的意识形态对政策构成的障碍有所减小。最近数月，改革派在政治权力方面和基本政策问题上对保守派采取了一系列高调举动。 但是，随着北京的长期政策意图日趋明朗，当前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以及党内分歧益发突显出来。在制定文件和执行的过程中，对国内的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仍然是首要的。外交政策仍然停留在毛泽东时代为历史屈辱复仇、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之类的华丽辞藻。这造成政府无法进行更理性的战略规划，并且导致”和平崛起”的根基无法稳固。 确实，北京有关其如何看待世界、中国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表态几乎都经不起推敲，总体上来看只不过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本质上是回应性的政策架构，这一架构仍然是短视的，而没有把眼光放长远。随着中国的许多传统相对优势不复存在，这种架构或许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与此同时，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大。 政策专业化 几乎一刻不停的强劲经济增长让北京的政策有了回旋余地，但是更严峻的挑战则无疑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中央王国的核心经济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币值过低的货币）都正在消失，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正义”现在面临的生死存亡威胁比197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严峻。 尽管有了重大进步，但中国一直不愿在政治和经济的关键方面推进结构改革。进步官员意识到，中国稀里糊涂作出大量灾难性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些灾难从严重的经济震荡或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危机，到基本资源短缺，或突然爆发牵涉一起或多起的广泛地区领土争端。 随着中国的外部利益不断增加并日趋复杂，政府内的改革派主张推进战略规划安排的制度化。薄熙来最大的罪过并不是极左，而是过度游离于党的惯例之外，不管是在公关管理和政策实施方面还是在党内拉票的做法上。在当前政治精神倾向于系统化和制度化之时，薄熙来的个人主义作风被视作明显倒退。这样看来，尽管人们有时说胡温领导班子没能颁布任何重大改革措施，但他们或许是在一步一步地稳扎稳打，新建一种政策制定框架，既能化解有些派别对改革的反对，又能改善战略规划机制。 这样说的证据是，政府各部门最近就货币和能源政策发展等一些关键领域颁布了十年计划或更长期的计划，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颁布五年计划。这些部级的较长期计划通常与国务院颁布的五年计划相左，而按照宪法规定，五年计划决定着政府的重大政策。尽管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政策混乱，但它们同样代表着战略规划领域的一种新思路。除了更加强调长期思维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权力则从保守派阵营——如军方、国务院和财政部（从前指令性经济时代的决策者）——转移到别处。 新的战略规划制度已经在若干方面（包括外交）巩固了改革派的立场。去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了战略规划部，显然是要改变当前普遍的个人拍板以及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做法。中央似乎是想用技术官员来稳步取代上层中叫嚣动武的官员，以此来控制军队。 在战略规划部组建之前，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在2009年至2011年间严重恶化。考虑到中央对军队高层中的强硬派采取的其他举动，可以将战略规划部的组建视为一种协同努力，旨在通过中央军委加强文职机构与军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统一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战略规划部隶属于中央军委下属的总参谋部，而总参谋长是胡锦涛任命的陈炳德。 另一个重要的新角色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一家半政府性质的经济智囊机构。该机构由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管，而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也是胡锦涛的盟友。与解放军战略规划部类似，国经中心的成立目的似乎也基本是为了从下至上削弱现行的权力结构。 尽管中国决策的专业化仍然在探索之中，但当前的政治时机似乎对改革派有利。中国战略规划架构的制度化和改进表明，如果继续推进，将可以拥有更清晰的2030年远景规划，北京正努力推行更为连贯、更加切实的政策以便能够将远景变为现实。 超越”中国中心观” 随着十年计划以及各种战略规划机构的出现，就中国决策者如何看待世界和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一种试探性的设想正在浮现：到2030年，中国经济将和美国经济规模相当，而中国届时将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全球资源最大消费国的地位。 这一设想大言不惭地谈及中国的雄心，它认为中国将首先成为地区领袖，然后成为全球领袖，不仅是在国民经济规模方面，同样是在产业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以及全球文化方面。中国已经在这条道路的初级阶段迈出了许多步伐，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做法可能有朝一日会对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构成挑战），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并由政府发起对中国软实力的宣传。 但是，尽管有这一更为统一的框架，中国的战略规划机制仍然最关注国内问题和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这是一项消耗巨大的任务，而缺乏真正的远程军力投射能力意味着，中国只是刚刚开始在口头上谈谈如下战略设想，这一设想超越了与国际伙伴之间基于贸易和投资的”中心－边缘”关系。 此外，由于中国奉行不干涉其他主权国家事务的政策，因此中国规划者在政治上受到约束，或者对较远战略舞台漠不关心。尽管这与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一致，但它显然极大约束了规划者的能力，使他们无法预测重大的国际事件和新潮流并做好准备，这一点可以从北京去年对”阿拉伯之春”的迟缓反应中看出来。 周边视野 中国的战略规划或许对远方缺乏重点，但其周边局势的复杂多样也构成了诸多巨大挑战。认为中国是中心、同时受到包围的想法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这导致中国抱持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观，并从根本上塑造着中国的军力投射规划以及较宏观的战略规划。 这种”中心/包围”思路对中国战略家构成了”第一圈”障碍。对中国规划者来说，位置的远近和战略重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决策者相当清楚，中国必须首先增强在亚洲的实力，然后才能考虑向更远的地方进行主要的战略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北京把视线投向何方，它都能看到潜在的威胁，而中国的军事规划重点正好在这些区域。 在中国东面，存在两个统一问题——朝韩统一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和夙敌日本，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除中国外）都受到美国的防卫保证。此外在亚洲沿海地区，还存在多重领土争端。在北面和南面，两个强劲的对手——正在衰落的俄罗斯和正在崛起的印度——同样是中国的考量重点。再加上中亚和东南亚，一个完整的包围圈已经形成。这两个地区同样和中国存在由来已久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北京正身陷多重领土争端中，并且正在应对各边远省份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内部威胁。 中国后院：东亚和亚洲沿海 与台湾统一是中国外交的头等大事，也是北京表述最清晰的长期战略抱负。北京在1995年提出的”江八点”主张为两岸关系奠定了基调，它允许台湾在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保持政治、经济和军事独立。这一建议开启了”一国三制”时代。 为实现这一愿景，北京正双管齐下。中国针对台湾岛部署的大量军事资源仍然受到美国安全保证的牵制，从而达到一种相互威慑的状态。为使天平向自己倾斜，北京一方面在发展军事作战能力，这一能力可以在美国张开防务保护伞之前（或之后）打垮台湾，从而形成”威逼”（compellence）态势。另一方面，北京清楚上述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所以加强了与台湾的经济融合，利用台湾商界的亲大陆情绪和两岸文化的明显相似性来给台湾更大的统一动力。2010年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概述了两岸经济的逐步统一，并将市场和货币统一作为统一进程的切实机制。 经济和金融统一被视为一种吸引力，这样一来，到军事”威逼”实现时，台湾早已被深深拉入大陆的势力范围，台北的对抗念头也就微乎其微了。 两岸统一比朝韩统一的优先级更高，尽管它们的一个共同因素——美国的安全保证——给人的感觉是，解决其中一个问题会对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不过，尽管中国愿意与台湾统一，但它有点不愿意看到朝韩统一。一部分原因是，一旦朝韩统一，美国军队将部署在如今的中朝边界上。另一部分原因是，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或许会对中国东北的朝鲜族聚居区提出领土要求。 尽管在公开场合，北京对平壤的战友般的支持并未改变，但有迹象显示，中国高层规划者正在重作打算。随着中国继续崛起，在遏制朝鲜的问题上，它的利益反而与华盛顿和东京、而不是平壤更接近。鉴于六方会谈没有结果、朝鲜高层版图又发生巨变，北京显然需要重新研究它的朝鲜战略，并且为提高其地区领导权威起见，必须明确提出一种可行的长远办法并付诸实施，以确保化解掉一场潜在的重大冲突。 除这两个统一问题以外，北京还尽力去清晰连贯地阐述它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意图。总的来说，最近的官方规划文件比先前的文件提出了范围更广的领土要求。同时，中国在亚洲沿海的强硬举动正与它的不干涉内政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摩擦。的确，文件所传达的明确信息是，北京认为整片南中国海都理应属于中国，而它正通过持续不断的军力建设（包括大肆宣传的”蓝海”海军能力）以及经济主宰战略来争取。 家门口的对手：俄罗斯和印度 在中国的战略考量中，十分突出的两个周边强劲对手是：俄罗斯和印度。中国对这两个庞大邻国的做法截然不同，这既反映出北京面临挑战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它正在研究不同的战略来对付潜在的外部地缘政治威胁。 在过去十年，中国解决了与俄罗斯的所有边界争端。这减轻了中国的一部分边境线面临的压力，中俄两国关系已经从军事对抗转变为经济合作。现在，在北京的考量中，俄罗斯作为能源资源供应者的长期价值占据着主导。而在面临美国穷兵黩武和中亚恐怖主义方面的共同利益也使两国地缘政治关系得到加强。近年来的规划文件撇开了两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分歧，把俄罗斯描述为中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际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盟友。 尽管俄罗斯在历史上曾是强国，但它的衰落或许是中俄关系和睦的根本原因。鉴于莫斯科和北京在朝鲜局势上的利益密切相关，而中国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也在减轻，横亘在两国关系改善道路上的地缘政治障碍正在逐步消失。此外，双边的力量对比已经向中国倾斜，北京因此得以制定两国外交议程，这还是近两个世纪来的头一次。可想而知，在大国交往中，这一位置对北京更有利。而且历史经验表明，这也是北京在国际谈判中克服其历来的固执立场的关键因素。 印度和俄罗斯的情况不同。它是唯一一个有潜力抗衡崛起后的中国的国际角色。北京的战略规划者认为，印度不仅在与中国争夺亚洲的统治权，它的经济发展也将增加它与中国在全球资源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而这已经在中东初见端倪。印中关系已经十分复杂，涉及目前仍未解决的边境争端、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以及第三方核力量——巴基斯坦的存在。最近几年，北京一直在殷勤地与巴基斯坦修好。 北京和新德里之间在根本上的互相猜疑制约了两国经济合作，而由于北京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关系迅速发展，再加上北京企图根据”珍珠链”战略加强其对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影响力，它和新德里之间的猜忌更深了。此外，中国对印度洋通道的重视是因为它渴望减少在海上贸易方面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但这同时也代表它明显想要遏制印度。几乎不用怀疑，中国将印度视为真正的威胁，认为它会威胁到中国在21世纪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霸主地位。尽管有迹象显示中印两国在进行更具建设性的经济合作，但印度仍然是中国最需慎重处理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 远方竞技场：非洲和拉美 中国长期战略规划的两个新重心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过去十年，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利益迅速扩大。中国之所以能够受益，一方面是由于这两个地区渴望减少对西方援助和投资的依赖，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战略资源需求和这两个地区的供给禀赋一拍即合。但是，就像中国决定在亚丁湾部署打击海盗巡逻舰艇所表明的那样，和这些地区打交道给国家资源带来了新负担，并且给战略考量又增添了一个新因素，而中国对战略考量的表述原本就含糊不清。 中国与这些地区的交往主要建立在资源和基础设施协议的基础上。为了给这一交往创造便利，北京特别建立了一种模式，中国金融机构可以借助这种模式为拿下了项目合同的中国企业提供项目融资。通过这些方式，特别是在非洲，中国迅速发展为替代传统西方援助的一个诱人选择，受到地区政府的欢迎，这使北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非洲实际上的中央银行。中国还不顾西方的批评，向独裁政权提供武器，把不干涉政策作为抓住一切机会促进经济关系的理由。 隐约有迹象表明，中国和这些地区打交道的手法正越来越老练。北京正努力通过宣传中国的软实力并增加直接援助，把经济关系延展到资源和基础设施协议以外。但是出于上文提到的原因，中国的战略规划文件并未明确表达任何确定的战略意图。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在遥远地区的利益正在增加，它当前的一些做法受到质疑。比如对索马里海盗作出的反应，更不用说对”阿拉伯之春”的应对了。缺乏长期战略架构将对北京越来越不利。 发达世界：欧洲和美国 尽管北京可能会觉得和本地区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相比，自己的国土面积和经济实力相对占优，但是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它就不具备这些优势了。尽管近期遭遇困境，但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创新能力仍然远超中国，同时，西方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仍然拥有绝对优势。 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显然是北京的目标，至少它流露出了这个意思。根据中国当前的预测，这将在2030年前后实现。不过，即便中国届时的经济总量与美国持平，但它的人均收入将只相当于美国的大约五分之一，也就是大致与罗马尼亚或哥斯达黎加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中国当前军力落后于美国一代到两代，世界上每换代一次技术，中国军力与美国军力的差距就缩小半代左右。以此速度推算，至少也需要等到2030年，中国军力才能追平美国。 有鉴于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稳步削弱美国对亚洲的支配。在国内，中国大力刺激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少中国对美国投资和需求的依赖。在地区范围，中国积极扩大用人民币代替美元结算，并鼓励对关键资源应用以人民币计值的定价机制。 正如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一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军事政策也是发展威慑能力。在外交上，北京似乎正在逐步改变不结盟政策，以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它还加紧与全世界的小国修好，此外更是与美国高度重视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加紧修好。这表明，北京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别国的支持，侵蚀美国的地位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萌芽中的”中国－欧盟”轴心是中国遏制美国的战略之一。但是，这种看法似乎夸大了北京和欧洲关系的牢固程度。尽管欧盟不像美国那样构成强大的军事威胁，但中国规划者仍然对欧盟的权力结构不甚了解，而且无法确定欧盟今后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倾向于与欧盟在国家的层面上维持双边关系，其战略重点是要欧盟继续充当中国产品的购买者和先进技术的供应者。有些迹象表明，中国将欧洲视为物流中心（如果提议修建的欧亚铁路建成，欧洲尤其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尽管欧洲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来说不是特别有吸引力。 从根本上讲，中国似乎不愿接受有关西方、特别是美国将衰落的说法。北京清楚，推翻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在诸多领域都会发生战略巨变，而且正如上文所言，关于如何推翻美国霸权，目前尚无清晰的表述。 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中国似乎不愿意承担华盛顿的许多全球地缘政治负担，它眼下满足于在国际舞台上坐享其成，一面伺机揪住美国的错误不放，一面又从美国的战略失败中受益，这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投机行为。 这种做法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在非武力和不侵略的中国式世界秩序中，将不会像现在这么需要国际警察或国际干预。但是，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活动以及它在国际水域的试探性部署行动来看，上述想法似乎太理想主义了。 此外，中国的不侵略政策显然没能增强它在亚洲的软实力——非但如此，北京公开表态和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还加剧了外界对它的猜疑。这使美国得以巩固在亚洲的地位。而且，中国在非洲和中亚等地的扩张招致越来越强的反作用，这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在别处惹上类似麻烦的风险还是较高的。 结论 几乎可以肯定，整体而言，中国战略规划圈子还是清楚21世纪的主要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的。它正在提高——通常是迅速提高——自身能力，以克服诸多弱点——包括海上供应链依赖带来的制约、资源匮乏以及欧亚恐怖主义或网络安全问题等等。 但是，在太多情况下，战略辩论和战略实施都是杂乱无章的，而且通常是以政治派系为原则，而不是经由条理清晰、实事求是的讨论来进行。中国利益的海外扩张也使不干涉政策面临存亡威胁（这一政策是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规划立场的主要意识形态基础），从而为中国应对诸多威胁的努力带来内在、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战略实施同样是前后脱节的。仅靠中国对特大工程项目和硬性目标的钟爱，似乎并不能理想地应对21世纪的强大挑战。 考虑到这一大堆困难以及中国战略规划所面临的种种艰巨挑战，明显需要找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办法。北京有些人清楚这一点，而这些人没准会在政府内获得更大的权势。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仍然是被邓小平的循序渐进论和毛泽东的革命斗争论把持。两种论调都在中国的战略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表率作用，不过它们如今似乎都过时了。 Iain Mills为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我们无处可逃，我们也不想推诿遁形，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他，社会不是 ‘ 我 — 他们 ’ 结构，而是 ‘ 我们在一起 ’ 。” 编者按： 1952年，美国影响正如日中天的《党派评论》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题目是《我们的国家与文化》。目的是“考察美国知识分子用新方式看待美 国及其体制的明显的问题。”去年秋天，另一杂志召集知识分子作了一场讨论，这次的题目叫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和文化都是关系紧 张的竞技场—不管这紧张关系预示了民族复兴、衰落还是维持原样。 数字技术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获得信息、相互交流和娱乐的方式，但许多人担心它将把所有形式的表达琐碎化，担心美国人普遍遵循的那些价值观随着原子化的个体而溃散，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 我们看上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联系”紧密了，博客、twitter、微博，及各种即时通信工具，都在使我们“唾手可得”。但我们却又感觉 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松散了，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民间社会，各说各话，看似彰显多元价值，但事实上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个国家和她的苦难仍然使我们不能不对潜在的危险持以警惕，担以责任。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唤起最深沉的哀痛和历史责任感？恐怕没有比我们的下一代遭受人为灾难更让人心痛和无力的了，也没有什么 比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更容易达成共识了。这是几位知识分子一次自发的讨论，无组织无预谋，他们谦虚地称，不敢妄称代表知识分子，但发出的，的确是作为知识分 子之一员的声音。直面近期这些巨大的人为灾难，恐怕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道义责任。 我们无处可逃，我们也不想推诿遁形，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他，社会不是“我—他们”结构，而是“我们在一起”。   不能让社会变成 “ 高压锅 ”   崔卫平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直接的原因就是最近频频发生的校园学童和幼儿园孩子被砍杀的事情，这是近期最重大最突出的事情，它太大了，需 要我们一起来谈谈。我个人几次提笔，每次都觉得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力气去面对这种事情。这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个社会总是有罪恶的手，伸向最没有能力保 护自己的、最为脆弱的生命。 对于行凶的个人，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之处。然而一连串的事件，它像瘟疫一样正在流传，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们像病灶，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潜流。这些个人，此前多数没有暴力犯罪的历史，周围的人们说起来，都会说想不到这个人会做出这种事情。 想想看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那是在他的语言失去效力之后。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他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他需要有人听进去 他所说的，对他的话有反应，让他感到自己被吸收被接纳了。而如果长时间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任何人愿意听进去他的表达，那么他便可能处于彻底的绝望状 态，因绝望而虚无，而疯狂。 暴力是无声的，这个人已经很长时间处于“无声状态”了，这有可能成为暴力的诱因。这些行凶的人们当中有医生，也有教师，这些职业都是养育和扶持生命的，最终这些人反过来对幼小无辜的孩子下手。这个现象太反常了，这个问题太大了，背后的东西太沉重了。 夏业良 ：最近连续发生的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性事情，如果我们把它们仅仅看做犯罪现象，可能会低估它们对社会的持续的破坏力。单纯地指责当 事人，说他道德方面丧失了基本的人伦，这个没有错，但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中短短几年时间里会突发那么多事件？我们讲“改革开放”的30年，其实这四个字里面 对“改革”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界定，但“开放”是大家比较接受的共通的理念，开放了社会就会有进步，但不是一开放就一帆风顺一直开放下去。 比如在刚开始搞市场化改革的那些年份里，大家总的来讲还是对明天有一种更好的期望，觉得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社会在一天天进步，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连对明天的憧憬都快丧失了，觉得明天不一定是美好的。 丁东 ：中国古人治水有两个思路，鲧的思路就是堵，最后失败；禹的思路是疏，他成功了。治理国家，也面临两种思路的选择。 现在偏向于鲧的思路，我认为回到禹的思路比较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上世纪80年代有大禹治水之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放言路，减少了敌人，缩小了对立面，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使国家出现了中兴景象。 前几年，有些事件的处理还比较得体，不是强力地支持冲突两极的一端，而是站在两极中间，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现在有些地方官似乎又回到了鲧的思路，以堵截求稳定。 所以人们看到恶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恶性事件具体地考察，每件事都有具体的起因。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治理得像高压锅似的，那就要从总的思路上反思了。高压锅还有一个排气阀。如果连排气阀都堵死了，就有爆炸的危险。   中国对心理疾病和精神病认识不清   夏业良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加以重视，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精神疾病，按照西方精神病学的标准我们是大大低估了，我们只把那种武疯子当作需要 控制的，把他们送精神病院，并强制服用抑制性药物，控制其行为；但是对数量庞大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却置若罔闻，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心理临床医师。 另一方面，比如对待上访人员，某些部门对上访人员所采取的则是另外一种手段。其实上访人员并没有危害社会，没有激烈行为，但某些部门把本来可以挽救的、通过心理诊断抚慰，可以引导的行为激化了，就是缺失一个最后通道。 很多人之所以作出极端行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最后通道，如上诉的通道，或者是表达情绪、不满，提出诉求的通道，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现实世界，都彻底堵死了。两个通道都堵死的话，这个社会到底是越维越稳还是越维越不稳啊？它会激发很多人的情绪。 不用说普通人，就连知识分子当他实在没有表达渠道时，知识分子都可能在语言的强度、烈度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强，包括我本人，有人问过去怎么 没见你那么强烈地表达？你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言行？你们这些人这么猛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有西方在支持你们还是 你们个人家庭出现了哪些不幸啊？我说都没有。而是容忍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忍了。 郭于华 ：这些事件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家看到这类案件往往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身上：精神病啊、反社会 人格、极端暴力倾向等等，想到此就为止了，但是有没有更早的信号值得注意呢？如夏老师所说的，在发疯之外，就是我们称为精神分裂之外的那些心理病症，是否 得到了疏导？ 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个人性的同时就是社会性的，其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或者说社会弊端。一些人利益受损，表达无门，上访被当成精神病等，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的社会性根源。 这些施害者所为是非理性的，岂只是非理性，完全是疯狂、暴力、血腥的，而这类极端性的背后是绝望，绝望带来的是内心极度的扭曲、极度的黑暗。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中绝望的不是几个人，而是很多人都绝望，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绝望导向的丛林社会   王东成：从表征上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要是法律事件就简单了，谁犯罪就处罚谁。从这些恶性事件中能看出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全社会的绝望感越来越严重了，许多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希望，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痛苦感很强。 一个社会向上走的时候，会形成一些积极、健康的共识性的东西，大家都有盼望，都愿意活下去，都愿意为活下去恪守一些什么。相反，如果大家 都感到自己受损害、受压抑，而受损害、受压抑又得不到解决，得不到缓解，久而久之，就会感到没希望，心理就会发生畸变，就会产生“我不活谁也别想活”、 “我活不好谁也别想活好”的非理性变态心理，这样整个社会也就“失范”了。我看，发生这些恶性事件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安排不给人以希望和盼望。 如果公民的表达受到抑制，没有表达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信仰的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行动的自由哪来的尊严？没有公正、平等哪来的尊严？这些现象是中国人当下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郭于华 ：而且这个可怕在于，伤害常常指向弱者。杀害孩子事件后有家长打出旗号：“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是英雄去杀贪官，不 要杀孩子”。这个报复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威权之下人们惧怕权力、崇拜权力，不敢触动权力，也无力去触动那个权力，因而就引发我们一直在谈的问题：为什么 是孩子？为什么又是孩子？为什么总是孩子？孩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小、最脆弱的。这就成为强者抽刀向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逻辑。弱肉强食，这就成 了丛林社会了，这是特别可怕的东西。 王东成 ：所以只好铤而走险，因为他没有团体的帮助。（郭于华：这还不是铤而走险，如果真铤而走险他就直接找加害于他的人了。）   人性的溃败在社会溃败之后   夏业良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暴力事件，还有一个现象是现在自杀事件也非常多。自杀也属于心理上比较懦弱的，当他（她）没办法克服时，就会 选择这种逃避方式：眼不见心不烦。还有一种是抑郁症，离精神崩溃不远了。这与文化程度还有关系，文化程度越高的比例越高。现在很大比例的人是这样，这样的 人再往前激化一点就有可能成为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人。 崔卫平 ：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被广泛接受了，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说明这种现象，就是“人性的溃败”或者“人性的全面倒退”，倒退到反常，这发生在社会溃败之后。 我们说人性中那些基本的东西，有关生命的基本信念，对生命的信任、信赖（你信赖自己的生命就会对他人生命有同样的感觉），其中必然包含一 些基本价值，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一旦拥有了生命，他就自然会拥有尊重、怜惜、同情这样一些基本感觉。但是现在的情况仿佛是反着来的。 我听一个心理专家说过，一个人当他想要杀人和具体地去杀人，是两回事。他想杀人是脑子想，但要真杀人看到冒血他会有一个当下的反应，他连续砍很多人，而且是幼儿，他都没有当下的基本的人性反应，可见他的人性溃败、失败、倒退到什么程度。 我都不用“恶”来形容这种情况，恶还是有形状的，恶还是个什么东西，而这种缺乏基本人性反应的人，他整个失掉了人的形状，他的人性就一点 框架都没有，他就整个溃败。（郭于华：没有形状就意味着没有边界，没有底线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形状的，文明（语言、秩序）都是赋予人以形 状，而这些行凶的人们，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的人性，变成一团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一团疯狂的混乱。   精神价值的崩溃亟需社会自救   王东成 ：社会崩溃最根本的还是精神价值的崩溃，在这种状态下，人都不能体面地工作和生活。总书记胡锦涛不是在“五一”节表彰劳模的讲话中 说，要劳动者体面地工作吗？我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我的破房子，“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可是，地方无赖就要进，就要扒你的房子。没办法，没法活，就 只好把自己烧掉算了，用这种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这些人没有什么尊严。 崔卫平 ：让我们还是尽量把话题围绕在眼下的这件事情上，这个事情太特殊了。社会学家提出“社会的溃败”是特别有意义的。 很长时间之内，我们对于“社会”这个词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而一个共同体的组成，除了从上到下这个垂直的面向，还有一个水平的面向，这就是“社会”的面 向。人们之间不通过权力，而互相面对，互惠、互助和互救。任何人都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但是他周围有一个网，能够在他最为艰难的时候，将他托起来。这个网 络包括亲人，朋友，单位上的人，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这是属于一个人自己的那个小社会。（ 郭于华 ：这就是社会支持网络social support） 一个良性的秩序，应该容忍水平面向各种关系的存在，包括各种结社，宗教的或者非宗教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归属，在一定范围之内得到承认和 接纳。现在对于这个水平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基本上是采取排斥打压的态度。那么人越孤立，价值观越容易模糊，因为得不到周围人的支持。 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一方面需要呼吁上下要通气，民间的声音要传到“上面”，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呼吁社会本身应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联合的团体，以便一个人不至于孤立到非要走上那样一条道路。   刚性维稳消灭了社会缓冲地带   夏业良 ：我觉得官方的不明智在于他们消除了一个社会缓冲地带，这个社会缓冲地带应该包括像宗教和民间慈善组织等社会救助力量，宗教可以帮 助缓解你心理上的压力，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譬如基督教营造一种氛围：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而中国官方特别忌讳民间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它觉得你很危险，非 把你纳入官方体制之内，实际上消除了中间的缓冲地带。一个社会如果存在这个缓冲地带，它就可能化解一些矛盾冲突。 郭于华 ：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能起到这个（缓冲）作用的，公民社会越强大，发育得越好，这个社会其实是越稳定的。而没有中间的这个公民社会， 刚性的稳定是很脆弱的，说出问题就出问题。咱还不说公民社会，就是刚才卫平说的这些公民的自组织，很多时候被地方官员视为洪水猛兽。 王东成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是个人自由，一个是群体自治。没有群体自治的个人自由非常脆弱。这么多年思想解放的一个成果，就是意识到公民社会的建设太重要了。公民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提升自己。 郭于华 ：现在的情形是一些权力打着社会建设的旗号在占领社会空间，在侵占社会。现在的“社会建设”，一方面是增加政府机构，如成立社工委等，典型地是冲着社会去的；各种各样的维稳办遍地开花，你说它这腿要伸多长吧？这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完全是南辕北辙。 崔卫平 ：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你就是最好的动机和出发点，也不可能包办代替所有的问题，满足所有的要求。 说实话，每回听到年幼的孩子受到伤害，作为一个成年人，都会感到非常可耻。   民间信仰的重建应鼓励   丁东 ：人们需要精神支柱，需要终极关怀。宗教在民间发展很快，但有些人担心这会分散他的权威，分享他的权力，总想阻止这种趋势。其实，凡 是教会比较发达，信众较多的地方，公众的心态比较平和，道德比较善良，犯罪比较少，社会恶性事件也比较少。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优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王东成 ：举一个例子就说清楚了，温州是经济很发达的地方，温州甚至出现了民间和官方的关系都比较松弛。我知道凡是有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信仰的地方，人的心理状态就好得多。至少有发泄的地方，比如星期日做礼拜，听牧师讲怎么做好人等。 郭于华 ：民间信仰也有同样的作用，至少人们相信你做了坏事还天打五雷轰呢。多神信仰都能起制约作用，但社会把这些全部作为封建迷信搞掉了。所谓无法无天指的是什么？法是法律，天就是信仰啊。 夏业良 ：宗教有不可替代的力量。在1949年之后，消灭了乡绅，本来地方的自治组织，除了行政机构，这些权威，族长，城市中的士大夫阶层，都有一定的制衡力量，可以缓和官商矛盾，也可以缓和官民之间的矛盾。把这些全部消除了，认为权力可以取代一切。 崔卫平 ：论及“宗教”，其实我们可以换个世俗的词汇，即“价值”。一个人如果按照良知生活，他这个人是讲价值观的；人与人要互相交流通 气，这中间也有一个价值的认同和交换、认可共同价值。价值在一个团体内是共同的价值。而实际上所有这些反而都被认为是危险的，不管是有价值的个人还是小团 体，甚至被视为危险的来源，是要提防的对象。 王东成 ：奥巴马给29个死难矿工的悼词说得多好，学生都大受感动：“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仅仅因为工作就付出生命。”我们要问，为什么 我们的孩子正常地在幼儿园里生活，我们的学生正常地在学校里上课就得失去生命？我认为应该问责。仅仅把学校门口把住，完全不解决问题，防不住。 夏业良 ：刚才讲的问责，当这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孩子被残害之后，是否应有部门向民众公开表示歉意，承认失职，以后要避免这样的事件再发 生。这些事件在升级，大头娃娃奶粉，毒奶粉，毒疫苗，一步步在升级，现在已经到了直接刀砍了，要从根源上实施变革，否则等于放弃下一代。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丁东， 原山西省社科院编辑；郭于华，清华大学社学会系教授； 王东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原文链接：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0-05-13/106976.html ）

由于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英、美两国生活奢华，行为堪比花花公子，连带的官二代太子党们也纷纷曝光，登上美国媒体版面。五月十八日那天的《纽约时报》在头版显著报导太子党利用父辈的关系大事敛财，成为暴富，上榜的有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温家宝的太太张培莉、儿子温云松、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恆、孙子江志成（英文名Alvin Jiang），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女儿李小琳、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等，这些太子党无不靠他们老子的余荫主持国营企业或经商而利市百倍。 《华盛顿邮报》也不甘示弱，立即跟进，第二天也在头版刊出一篇中共领导人子女在美国名校如哈佛等就读图文并茂的特写。这篇特写锁定了即将继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习女目前化名就读于哈佛。前些天哈佛的费正清中心召开了一次关于薄熙来事件的研讨会，习明泽坐在听众席上，薄瓜瓜避之唯恐不及，自是没有在会上露面，但就读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小薄，现在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不得已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哈佛的傅高义教授求救，傅高义颇为同情他，对外宣称有关小薄是花花公子的说法，未免太夸大其词了，替他缓颊。 华盛顿邮报指出，尽管中国当局强调一律平等，可是他们选择子女就读美国大学的标准，却和他们的教条大相逕庭，连著名的州立大学都不在他们的眼中，非进名牌的私立大学不可，最好是像哈佛的长春藤盟校，所以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毕业于哈佛经济系、被罢黜的赵紫阳的孙女赵可可是哈佛的ＭＢＡ，其他像陈云的孙女陈晓丹、前外长黄华和李肇星的儿子也都念过哈佛。现任外长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去年进入耶鲁。 美国名校一年的费用最少五万美金，像薄瓜瓜念的肯尼迪学院，一年的费用是七万五千元，中共高官的正常年薪，以薄熙来为例，不过二万美元而已，怎么能负担得起这样昂贵的学费，薄瓜瓜声称他有奖学金，加上他妈妈当律师赚的钱，支付学费不是问题，是耶，非耶？外间恐怕永远难以得知真相，因为哈佛当局拒绝回答这类问题。 报道猜测不能排除美国大学知道这些太子党的出身背景，给予奖学金作为政治投资，以期将来有所回收，所以外间传言美国大学入学要求的考试如ＳＡＴ，ＧＲＥ等，中国的太子和公主多数并不合格，但美国学府还是破格录取，这就是政治考虑了。 美国官方政策则是鼓励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尤其是太子党，有朝一日，他们如果能进入权力阶层，甚至掌权，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他们受美国教育的影响，总是比较容易交往，如对美国具有好感，美国对他们在教育上的付出，就有了收获，当然这是长程目标，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也。 报道回顾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美国建交及派遣留学生是同步进行的，如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回忆中国早期外派人员是不准携带家属的，有人千方百计把子女弄出来，结果酿成悲剧。新华社首任驻华盛顿分社主任彭迪有个女儿钱红，彭迪费尽力气把女儿弄了出来，在一家社区学院念书，可是此女好玩爱慕虚荣，书没念成竟和一中餐馆的厨师同居，后来发生金钱纠纷，闹得满城风雨。最大的悲剧莫过於九十年代英年有为的新华社华盛顿分社主任魏国强，因私自把女儿弄到华府美利坚大学读书，引起社内一些人的忌妒，居然告魏思想动摇，有意叛逃，以致被押回北京，不久即上吊身亡。这些都是今日在美逍遥自在、养尊处优的太子党所无法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