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人气颇高的新浪微博向用户发布新通知，要求用户自觉遵守周一推出的按积分衡量用户行为的体系。这一规则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名推特用户 @StKonrath 称这是中国版”奥威尔式”的社交媒体采用游戏化的方式来控制信息。（译注：奥威尔是知名的反极权作家，他在小说中以”老大哥在看着你”来隐喻无所不在的监控。） 《华尔街日报》一直关注中国微博发展的记者Josh Chin发表文章（ 中文译文 ）称，这个名为”微博信用”的体系鼓励用户相互举报从骚扰他人到发布不实信息等各类行为，用户每次遭负面举报将造成其信用积分降低，最终会在其微博首页等位置显示丢人的”低信用”图标，甚至可能会被删除帐户。 新浪在微博社区管理中心的一份通知中解释了这一规则的基本内容： 微博信用是新浪微博为了维护良好的微博社区氛围，而建立的一套用户信用体系；目的是依靠广大用户的举报，有效降低不实信息、泄露他人隐私、人身攻击、内容抄袭、冒充他人、骚扰他人等信息，以净化微博环境，维护良好的微博秩序。 据通知说，每位用户的初始积分将为80分，”低信用”被定义为积分在60分以下。对于发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扣分将根据相关信息直接转发数计算：比如，相关信息直接转发数不超过100次的，扣两分；直接转发数超过1,000次的，扣10分。 当然，用户也可通过采取验证身份的行动来赚取积分，如呈交身份证号码（加10分）、将手机号与微博账户绑定（再加10分）等。 有意思的是，对广泛散布不实信息扣10分是通知里列出的最严厉处罚。其它如公开暴露他人个人信息或公开攻击他人等违规行为均只扣5分。(如通过评论攻击，仅扣2分) 此外，零分账户将被删除的规定出现在新浪网旗下新闻频道新浪科技的另一份公告中，原因尚不完全明了。 长期以来，中国有关部门一直用”不实信息”指责那些质疑政府路线的消息。新浪表示，”不实信息”指的是明显有误、夸大事实或隐藏部分事实导致信息残缺的内容。 这套信用积分体系发布的同时，还出台了其它规定，惩罚那些一再发布”敏感信息”的用户。依据这些规定（已于周一生效），累计发布5条及以上敏感信息的用户，禁言48小时，删除相关内容；恶意发布敏感信息的用户，禁言48小时以上，甚至注销帐号。 现在的问题是，”微博信用”体系是不是向中国宣传机构的要求再次举白旗？还是说新浪试图采用迂回战术让审查更透明？ 鉴于中国信息政治的复杂性，最佳答案也许是两者都沾边吧。 ~~~~____~~~~ 法新社2012年5月29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原文 ）：由于受到政府要求限制微博言论的压力，中国最著名的微博网站出台了新规定，对发表攻击性言论的博主予以惩罚。 这一措施是在政府对微博影响不断扩大感到不安之际推出的。近年来，这种类似推特的微博风靡全国。 微博流行对这个一党制国家政府控制信息传播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超过5亿人，为世界之最。 北京利用一种庞大的在线审查系统，即所谓的”中国防火长城（国家网络防火墙） “，经常封堵互联网搜索，而且给新浪及其主要竞争对手腾讯施压，要求它们限制用户的发帖内容。 不过，当局一直在极力控制微博内容——从抗议消息到有关政治领导人的谣言，在今年晚些时候领导层换届前，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3月份，当局关闭了16家网站，逮捕了6人，因为他们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薄熙来被撤掉重庆市党的一把手职务后传播军事政变谣言。 在这种谣传出现后好几天，新浪和腾讯被勒令停止用户发表任何评论。 根据新规定，新浪微博用户将获得80分初始信用积分，每次违反规定，都将被扣分。如果积分低于60分，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不得再违规，如果积分为零，将被删除帐户。 很多人过去利用巧妙的办法规避审查——比如利用代码字来讨论敏感问题。 有人用”肖申克”来指代盲人律师陈光诚，他最近摆脱软禁，现在到了美国。 ~~~~____~~~~   俄罗斯的报纸5月30日也有报道，有意思的是俄文报纸更多地从对比的角度认为中国的信息管控超过了俄国。如《独立报》在《中国给微博安上计分器》一文中说： 新浪微博28日开始使用新的用户管理规定——用户信用积分制，此举将涉及其3亿微博用户。专家认为，中国当局甚至比俄罗斯当局更害怕网上的公开论争。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服务网站，相当于中国的推特。该网站宣布，散布不道德或谋反言论的用户将受到惩罚。每位用户有80分初始信用积分，若发布违反规定的言论，则将被扣分。积分降至零，则将被注销账户。 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指出，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些言论是被禁止的，因此出现了一种亚文化——讽喻。例如，喜欢谈论政治的用户经常用”天朝”这个词指代”共产党”。大学生有自己的俚语。 卡尔涅耶夫说：”受欢迎的社交网站设立新规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这在中国已不止一年。国家为防止不良思潮的渗入投入了大笔的资金。美国CNN网站，以及美国和台湾的一些被认为有敌意的报纸网站都曾被屏蔽。社交网站的时代到来后，在脸谱和推特之后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网站，对国内网站的控制更加容易。共产党同时也开始积极利用互联网引导舆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观了坚持爱国主义路线的强国公司。爱国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通常都爱在网上辩论。共产党利用各种手段，对那些呼吁巩固国家的人给予鼓励。” 在谈及网上限制议论薄熙来一案时，这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这起案件让中国人震惊。北京努力借助互联网引导舆论，向民众灌输这只是个案这种意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利用自己的一种”放”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但总体上看，中国当局害怕网上的公开论争，他们立马感到自己甚至比俄罗斯当局还薄弱。 而俄罗斯《生意人报》在《中国用长城围住互联网》中则说： 新浪微博启用新规，以防止通过网络发布传言和呼吁搞抗议活动。新规是北京为监管互联网——民众表达对执政当局不满的主要平台——而做出的又一努力。 针对新浪微博用户的新规从本周起实行。3.24亿的新浪微博用户每人都将获得80分的初始信用积分，违规将被扣分。 罚分制标志着对新浪微博的监管进入新阶段。 专家认为，新浪微博使用新规表明互联网审查出现强化态势。早先已有报道说，北京为升级互联网”防火墙”体系投入了1000多万元（约合158万美元）。这样做是为了在秋天领导层大规模更换前期减少对共产党不利的言论。 但网民仍能找到空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中国网民经常利用同音词，即发音相近或相同但写法和意义不同的词。例如，中国异见者”艾未未”在网上被称作”艾未来”。盲人律师陈光诚在网民的笔下成了好莱坞大片《肖克申的救赎》中的主人公。因此，中国的网上”长城”未必能完全堵住这些裂缝。 不过，俄网络专家安东·诺西克认为，北京对网络言论无需过分担忧，因为网络不满言论并非主流。中国几千年已形成很好的经商氛围，人们更看重工作和赚钱的机会。 在谈及借鉴中国经验时，诺西克表示，希望俄当局向中国学习反腐经验，而不是网络审查经验。 另外，CNN和《纽约时报》都对新浪微博的新规则进行了报道。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曾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台湾媒体报导称，从贺国强下令将薄家之家臣王益“双规”、判处死刑；以至薄熙来藉由“打黑”，将贺国强昔日干将文强送进大牢，判处死刑，其中暗藏不为人知的核心内幕。包括薄熙来与妻子谷开来涉及毒杀英商伍海德及多条命案，贺国强指挥中共中纪委侦办案件等等。 　　贺国强曾于1999年至2002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而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高调开展打黑，并将贺国强过去在重庆倚重的人马，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列为“黑社会头号保护伞”。 　　台湾中国时报近日报导认为，薄熙来打黑具有强烈的斗争针对性，同时，薄熙来真正目的，则是为反制中纪委在2008年侦办“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贪腐案件”所采取的报复行动。 　　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王益，曾任职中顾委办公厅，担任薄一波的秘书，被视为薄家“家臣”。后来王益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10月，王益被调至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之后王益开始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发行、基金等重要业务，1999年之后并出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政商网络，傲视北京。 　　王益在扩张政商版图之后，不断传闻涉及受贿、内线交易等违法事证，其核心成员“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还惊爆跳楼自杀事件。2008年6月，刚接掌中纪委的贺国强立即下令将王益“双规”；2010年4月，北京中级法院以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百度百科介绍，王益从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七年间，因工作关系，得以与闻政要。一位接近王益的人士称：“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中国时报报导，王立军事件爆发以来，中共中纪委调查组，兵分多路，并已控制涉及杀人案件的相关人士；主导侦办行动的指挥官是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据《动向》杂志报导，4月9日下午2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何勇、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随行4名中央警卫局特警乘坐两辆中办专车押送薄熙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当日下午，由贺国强、李源潮及中央办公厅令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薄熙来作出宣布，即时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即双规），并通知已就英国商人海伍德死亡案依法复查结果，将犯罪嫌疑人谷开来逮捕法办。 　　当贺国强、李源潮及中办令计划向其宣布处理决定的时候，薄熙来接受不了从“薄泽东”到“日薄西山”的落差，而情绪失控对前来调查的人员大喊大叫，大骂调查人员，要求见江泽民、胡锦涛、周永康，但是无人理会他，随后，薄被送往北京卫戍区招待所监管。 　　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从一开始就运用大量现代传媒技术造势，不讲法律程序公正。因此，运动之初，就含有薄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为竞争下一届中央核心领导做准备。薄熙来为了夺权做了大量部署，包括借“唱红打黑”大量抢夺民营企业钱财；用金钱美女收买毛左文人为其歌功颂德、鸣锣开道；监控窃听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电话及建立私人武装等等。 　　薄熙来的打黑运动，有几个特点：从来不在自己的势力地盘，如辽宁、大连打黑；只在他人的政治地盘——重庆打黑；薄熙来打黑彻底砸烂重庆原有公、检、法人事系统；将打黑形成运动，在重庆官场搞人人过关，形成红色恐怖。 　　南方人物周刊曾报导，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一个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因为涉黑，纷纷落马。 　　前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长文强，是重庆公检法的实力派人物，被薄熙来列为“打黑”头号目标，随后被重庆高院以涉嫌受贿、强奸等罪名，判处死刑。文强曾在贺国强麾下担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被视为贺在重庆公检法系统的重要人马。 　　薄熙来打黑火已经烧到贺国强，看到薄熙来就要支架不住，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据英国媒体报导，薄熙来拥有一支46人的私人卫队，年龄在23到27岁之间，身高都有一米八以上。这些人从技术上来讲属于重庆市国内安全保卫局，但实际上只服从于薄熙来的命令。 　　而香港《亚洲周刊》报导说，由于追查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王立军的五名心腹和司机被薄熙来秘密抓捕，其中三人遭刑讯逼供后死亡，王立军感觉到自己命在旦夕而仓惶出逃美领馆。薄熙来如果被证实是这些命案的主谋，可能会被判死刑。 相关日志 2012/05/29 — 旁观者昏－－为什么薄熙来要危险得多？ 2012/05/29 — 薄熙来重庆打黑- 抹黑律师李庄会议实录 2012/05/28 — 传今晚新闻联播将公布中纪委对王、薄、谷的处理 2012/05/28 — 明镜:江泽民：薄熙来案突破了底线 2012/05/27 — 中共定性薄熙来下台是因“孤立刑案” 2012/05/26 — 德国之声:中共高层欲淡化薄熙来事件 2012/05/25 — 路透社独家：消息人士称薄案被定性为刑事犯罪，无大清洗 2012/05/25 — 路透社独家：三名消息人士称，近200名中共官员本月早些时候在京西宾馆开会，胡锦涛说要将薄案控制为“孤立”案件和刑事案件，避免大规模清洗，减少对18大的冲击。 2012/05/25 — 薄瓜瓜毕业留美暂不返国 2012/05/25 — 薄瓜瓜从哈佛大学毕业

郑永年：中国党内民主向何处去？ 进入专题 ： 党内民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五年前，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公式，即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里所说的“人民民主”就是一般学术界所说的社会民主。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注意。第一，从发展的过程来说，党内民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社会民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党内民主，顾名思义，局限于党内，属于精英民主，而社会民主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的，是大众民主。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说以精英民主领先大众民主这一过程基本上吻合民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逻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主历史也是如此。民主在西方最先产生和发展，但在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实践的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仅半个多世纪的事情。西方早期，对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有很多的限制，民主局限于少数社会群体。马克思把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是说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是资本家，而是说，政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早期的民主基本上是传统政治阶层（例如贵族）和资本阶级分享政权。而“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是后期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二战之后得到普及。例如美国，尽管是西方民主的象征，但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才为少数族群争取到了政治权力，使得美国进入大众民主政治阶段。当然，即使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并不是说不是精英政治了。究其本质来说，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大众民主时代，对统治精英来说，他们的社会阶级（或者阶层）基础从原来的少数扩大到所有合格选民；对大众来说，他们获得了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权利。     所有政治都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之间的妥协非常重要。在民主产生之前，一旦政治精英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不能妥协，政治往往表现为暴力。即使传统上的王权制度也是如此。尽管王权基于个人和家族，但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也经常表现为暴力。而对于要争取“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来说，这个过程只能通过暴力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是一大进步，它使得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变得文明起来。民主的本质就是妥协，政治精英通过民主的机制而得以妥协。再者，因为不同的政治精英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精英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的妥协也表示着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     所以，历史地看，中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提法具有相当的历史理性。          自下而上的民主有负面政治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提法也吻合了中国政治的现实。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非常有必要，在中国也已经实行了数十年了，但从实践层面看，社会民主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第一，社会民主往往缺少法律基础。以乡镇选举为例，到现在为止还不具备法律地位，只是在“试点”的基础上说才具有“合法性”。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的“试点”各地都有，但如果不修改法律，直接选举很难扩展到全国范围，成为一种新的制度。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主有其本身的负面政治效应。这种民主很容易导致合法性下移，即下级政府的合法性远较上一级政府高。在中国，它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党政关系。如果政府官员是选举出来的，而党的干部则不是，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党政冲突。尽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级政府，但村里面党和村民委员会（政）之间的冲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而党支部则不是。这样，两者的冲突很难避免。第三，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的过度分散。当政治合法性下移的时候，地方就有了很强大的理由来抵御中央政府。在一些极端的场合，地方民主甚至可以导致国家的分裂。美国从早期极为分散的邦联体制过渡到权力集中的联邦制就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尽管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相当民主，但国家的统一就成为大问题。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阻碍着中国社会民主的顺利发展。那么多年里，从制度上说，可以说没有多大的进展。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民主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巩固阶段”。例如在村一级，这些年主要围绕着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姓家属和小姓家属之间的关系、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关系等等在进行调整和制度创新。这个巩固阶段非常必要。在早期，很多人相信选举制度的引入会导致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确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基层的问题并非仅仅是选举问题，单纯的选举产生不了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     在社会民主遇到了极大困难的同时党内民主则显现出其紧迫感。在邓小平最后一代“强人政治”过去之后，党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首先是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在强人政治时代，领导层由单纯的任命方式产生，党内竞争无从谈起。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必须变化，从任命过渡到竞争，而制度化的竞争就是民主之本质。第二，强人政治之后，领导方式也必须发生变化。在强人政治时代，尽管也强调“民主集中制”，但很难制度化。只要有强人政治，不管怎样强调党内民主，最后还是强人说了算。强人政治之后，集体领导才有了可能。“集体领导”不可避免成为权力顶层的运作方式。     今天，中共十八大即将来临，外界对党内民主的关注也越来越甚。很多人都在问，十八大在党内民主方面会取得多大的进步？全球媒体都从各个角度、各种信息来源猜想着这方面尽可能的细微的变化。不过，实际上，五年前的中共十七大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幅度的党内民主实践，十八大的进步必然会基于十七大的实践之上。因此，了解十七大的党内民主过程有助于人们洞察十八大的可能进展。     2007年十七大一结束，10月2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的报道。因为这篇报道透露了当时党内民主的实际情况，这里非常有必要加以部分详细引述。报道是这样的：     “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 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这样的推荐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提出了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条件。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胡锦涛指出，党中央决定进行这次民主推荐意义重大。这样做，有利于选准选好优秀人才。我们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中央政治局。同时，这次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不仅要能够胜任领导党的十七大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而且还要从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考虑，充实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早受锻炼、加快成长，以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     为搞好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民主推荐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认真审议工作方案，研究确定推荐工作原则、推荐人选条件和结构要求以及参加推荐人员的范围。民主推荐之后，党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多次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200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同意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10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名单，决定提请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了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2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这个报道透露出几个重要的信息。首先，中共的党内民主在强人政治之后，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并且至少从十六大开始，党内民主加速。第二，党内民主的制度重点在于确立党内“票决”程序，也就是党内选举程序的制度化。第三，就被选举的领导层来说，党内民主的重点在于选举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第四，党内民主还必须考量到培养新的接班人。就是说，下一代领导人的核心人物必须由这一届领导人来选拔和培养，以保证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和政策执行的能力。     实际上，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就在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大胆的实践，即引入了政治局的差额选举。当时被人们称为保守派的邓力群落选，而邓力群也接受这一事实。这表明，党内选举是有好处的。不管如何，人们必须接受票选的结果。从党内民主的规模和程序确立来说，十七大的党内民主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党内民主必须超越票决制度概念          那么，党内民主的下一步是什么呢？除了票决程序的进一步制度化和透明化，还能够做什么呢？     票决和票决的程序很重要，这一点在所有的民主和选举理论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不过，党内民主要深化，必须超越票决制度的概念。也就是说，党内民主不仅仅是票决制度。票决只是一种工具，即产生领导人的工具。但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或者选举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和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人的竞争主要是关乎特定的候选人有没有能力来实施其政策。     无论从对人的选举还是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党内民主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结构，不仅仅是选举。如果仅仅侧重于选举，民主会导致无穷的负面问题。如果光强调选举，那么党内民主最后可能会演变成庸人政治，那些能够讨好政治同仁、官僚同仁的候选人必然受到欢迎，而那些真正能够做些事情，但要得罪很多人的利益的人则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从各国民主实践来看，民主经常显现出其极端保守性，也就是说，民主往往成为各种利益维持现状的工具。各种利益推选出最保守的候选人来维持现存利益格局。而这是目前的中国所必需避免的。中国需要的是改革和进取，而不是维持现状。或者说，一种意在维持现状的党内民主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党内民主是要产生一个有能力改变现状的领导集体。     在另一端，如果光强调选举，党内民主也容易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民粹主义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因为党内民主产生了过多的互相制衡，领导层的改革进取变得不可能，那么一些领导人可以采取面向人民的办法，通过获取人民的支持来引入变化。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民粹主义。第二种情况是一些领导人以所谓的“民意”来求得其个人政治资本，而忽视地方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明显。     要减少和控制庸人政治和民粹政治，党内的政策辩论变得非常重要。庸人政治和民粹政治往往是一体的，庸俗政治人物不能用有效的政策来获得政治支持和合法性，就诉诸于讨好其他官员、讨好社会的短期利益的方法。党内政策辩论因此必须注意到政策的可持续性。在任期制下，很多领导人都倾向于追求眼前和短期利益，而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同时，政策辩论也需要具有公开性，让老百姓知道领导人要做什么。党内政策辩论实际上可以成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联点。     党内民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领导结构的顶层设计问题，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顶顶层”设计。例如，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政治局常委扩大和党内民主有关，但过大了就很难产生效率和明确的政治责任。任何政治制度下，政治责任是最重要的。常委过大，权力就会过度分散，不能有效协调，政治责任就会变得不明确。怎么办？如果规模不能缩小，那么可以引入委员会制度，根据功能成立几个委员会，常委不仅要有分工，更要交叉任职，以形成全局观和责任。     无论就中国文化还是具体政治现实来说，党内民主引导社会民主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大方向。同时从实践来看，中国也在形成一种统合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meritocracy)和西方的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制度。贤人政治就是选拔，而民主政治就是选举，中国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整个社会来说，党内民主就是做好选拔。从长远来看，党内民主就是要选拔出一个好的候选人群体，然后再交给社会进行选举，从而实现社会民主。如果党内民主不能结合社会民主，选举就会成为精英之间互相投票的封闭政治游戏，民主就会演变成一种极其保守的机制。很显然，从党内民主的发展、巩固和完善，再到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结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个方向非常有助于中国探索一条能够超越西方单纯强调票决的选举民主的民主化道路。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内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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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倾向的八九大街文章本月12日刊登了曾经是解放报驻京记者的哈斯基的文章，标题是：奥朗德与中国 从威胁到实用主义。文章介绍说，奥朗德三月三十日在同记者杜鹏共进午餐时曾经就中国问题表示：现在是应该是点名谁是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了，前一阵子，我已经点出了金融界，下一步该轮到中国了。奥朗德解释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他们什么多造假，他们不仅在货币问题上作弊，而且在科研领域也抄袭。不过，奥朗德分析说，问题是许多大企业的生存都依赖于同中国的经贸合同，也正是这是大企业阻止西方国家政府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持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要同中国对抗必须首先获得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支持，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德国等国在中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而其他欧盟国家则与中国没有重大的经贸来往。 文章评论说，将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的中国公开当作对手这对即将担任法国这个贸易赤字严重的国家的首脑的奥朗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之举。不过，与上述激烈言论大相径庭的是，奥朗德在当选之后的第一天就会见了中国驻法大使孔泉，并不属于温和派的孔泉向奥朗德递交了一封胡锦涛的亲笔信。应该说，中国政府十分平静地看待奥朗德的当选，对他们来说，稳定沉着的奥朗德或许会比浮躁多变的萨科齐更容易相处。至于奥朗德针对中国的上述攻击性的言论，中国政府自从危机以来也已经习以为常，美国政要经常将中国作为美国经济衰退以及就业下滑的替罪羊。 作者最后就奥朗德提出的欧盟应该统一面对中国的提议评论说，萨科齐当初在达赖喇嘛问题上就是因为单枪匹马，没有事先与各国协调立场就一马当先会见达赖喇嘛，这才落得事后在中法外交上一再处于被动的局面，奥朗德将法中关系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协调一致，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立场，下一步要看的是，欧盟是否有可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也就是说，法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服欧盟其他成员国？这一点，从眼前法国能否在希腊债务危机上成为主导国家就可以略见分晓。 不知从何时开始，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突然成为西方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产生分歧的重大因素，法国新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期间曾经就是否会见达赖喇嘛问题回答说，达赖喇嘛既然已经退出政坛，他看不出有什么原因阻止他与达赖喇嘛会见。法国新任总理埃罗更是达赖喇嘛的无条件的支持者。法国今天中国网站本月21日刊登了2008年作为南特市长的埃罗在市政府会见达赖喇嘛的巨幅照片，相关报道文章的标题是埃罗的亲达赖喇嘛的过去是否将威胁法中关系。文章介绍说，2008年，就在中法外交关系波涛汹涌的时候，埃罗在悬挂着西藏雪山狮子旗的南特市政府会见了达赖喇嘛，双方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分钟的会谈，埃罗向达赖喇嘛表示，南特历史上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发表有关宗教自由的赦令的所在地，他说，在南特，达赖喇嘛就像是在自己的家中一样，他还说，达赖喇嘛捍卫藏人权益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向支持达赖喇嘛的原因。确实，2004年，胡锦涛访问巴黎时，作为法国国民议会社会党团主席的埃罗也曾经向胡锦涛递交了一份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恢复谈判，为持久的民主开放创造条件。 文章评论说，虽然中国媒体目前对埃罗的亲达赖喇嘛的过去避而不谈，对他的评论仅仅局限于他的亲德立场，但是，埃罗积极支持达赖喇嘛的过去可能成为未悬挂在中法双边关系之上的一把悬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