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中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神话”
“批评与自我批评”被中共看作是三大优良作风和党建“法宝”，现在，它被当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武器”出现在了省级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时对这一“武器”提出了要求：“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中共日前下发的有关贯彻习讲话精神的通知中，则要求各地以整风精神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亮丑揭短，直指问题要害，为班子其他成员做示范、立标杆。而在习的亲自监督下，河北省委常委每个人都互相“揭短亮丑”。 目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省级党委和市县层面都已经展开。在中共七大常委的督促和强大舆论的监督下，各省纷纷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个别省委书记甚至在民主生活会上要求常委们“向我开炮”。 不过，对习发起的这场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尽管官方媒体在不遗余力鼓吹，但民间却冷淡对之。另从各地报道来看，除河北省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因有习的督阵而被详细披露外，其余各地都把省委常委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应“四风”要求概括为几个方面，内容基本大同小异，公众从这些报道中，根本看不到哪个官员做了哪些自我批评，互相之间又揭了什么样的短、亮了何种丑。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众相信其会取得成效，加深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感情，从而更好地为民服务，确实很难。 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走出中共整风的“自娱自乐”，从其欲借鉴的延安整风来看，就似乎是注定了的。在延安整风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作为主要手段来使用的，中共和习这次重新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希望能够达到当年延安整风的效果。不过，延安整风能够取得“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中共的效果，考察历史，并不真的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 今天来看，延安整风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似乎是搞得很好，自由批评的氛围浓厚，自我批评的主动性很高，“治病救人”的导向明确。根据《陈云文选》记载，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首先集中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开展批评。周恩来把自己封闭半月，写出了5万字的学习笔记，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张闻天等也对自己曾经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不是为了整人，而是“治病救人”。因此，对受到批评的人不轻易进行组织处分还给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如王明，尽管其推行的左倾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仍被推荐为中央委员人选并当选。 然而，关于延安整风中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神话”，近年来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通过还原那段历史以及亲历者的回忆，实际上真相与此相去甚远。例如，根据已故历史学者高华的研究，延安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成效”，与毛泽东采取的以下两项措施密不可分：一是为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要求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它的好处是，可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并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以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二是为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这些文章包括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以及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四种类型。再结合组织措施的落实，其中主要是康生领导“抢救运动”，从而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有了这一系列“触及灵魂”的配套措施的实施，思想和作风不想改造成功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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